赵润普，原名赵霜菊。1915年出生于河北省赵县赵刀奇村的破落地主家庭。1938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高陵县县长。在吉林省工作期间，曾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经济计划处处长、通化钢铁公司经理、省经委副主任、省国防工办主任等职。
赵润普家有地百余亩，房30余间，18口人。从赵润普记事起，家道便日益衰落，土地典当贻尽，家人靠租地过活。他6个月时，父亲因病早逝。1921年，祖父与叔父为能使过早失去父爱的赵润普得到家庭温暖，赵家不顾生活窘迫，决定送他进本村小学读书。入学后，他深知家人用心良苦，故孜孜不倦、倾心苦读。四载寒窗，他终以优异成绩初小毕业，并顺利考取了本县县立高小。对此，赵家甚喜，倾全力供赵润普继续读书。但由于高利贷盘剥，此时家已债台高筑。无奈，赵润普勉强读完高小，便闲居家中。
1927年末，他祖父去世，家境愈加窘迫。为缓解家境并使赵润普能继续读书，赵母常找些针线活贴济，叔父更是没黑没白辛勤劳作。
1928年，在母亲和叔父的全力支持下，赵润普考入赵县乡村师范。这时，赵县已有共产党的活动。在党的影响下，赵润普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活动。
1929年，赵润普得知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即邢台师范）是有名的红色学校，遂进该校补习班学习。半年后，在众多考生中，他以全优成绩名列榜首而正式进入邢台师范就读。
赵润普进入邢台师范后，大量阅读革命书籍，诸如《资本论》、《列宁主义问题》、《社会科学概论》和一些唯物辨证法等著作。他革命的思想日渐成熟。
1931年春，新任邢台师范学校校长胡勤业，由于思想反动，仇视革命，所以，压制学生的思想自由。一次，王泽俊等两名同学（共产党员）向进步学生宣传革命思想，胡勤业从一位教师口中得知情况后，将王泽俊等两名同学扣押，并欲送警察署处理，引起全校学生的不满，在进步学生的组织下，遂于当日夜鸣钟集合，掀起学潮。全校学生一致行动，砸开关押王泽俊等人的房门，将其抢回。同时，将告密的教师关了起来，并集体罢课，要求撤换反动校长胡勤业。胡勤业见势不妙，与学校事务长携带学校钱款仓惶逃走。与此同时，警方为镇压学潮，将学校封锁，致使学生无粮米可食，以树叶充饥。当时，赵润普作为学潮的领导人之一，主要负责对外交际工作。他不顾追捕，经常偷偷离开学校，深入外县，揭露此事件的真相，广泛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当得知邢台驻军军长石友三外出归来的消息后，赵润普便和学生代表冒杀头之危险到车站截住石友三进行交涉。石友三表面敷衍，佯派唐邦治、程希贤两位参谋到校了解情况。后在学生强烈要求下，迫使唐、程二人与县府交涉，较快地解决了学生吃饭问题，使学潮坚持了两月有余。最后，河北省教育厅被迫撤销了胡勤业的校长职务。改派进步民主人士孟夫堂任校长（解放后曾任武汉市副市长）。至此，学潮获得全胜。
孟夫堂任邢台师范学校校长后，该校进步思想日益活跃，不仅学生读书自由，教师中的进步人士也经常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公开介绍鲁迅著作，公开讲解《共产党宣言》。此时，赵润普十分注意接受新思想，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他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东北大好河山，全国掀起抗日热潮。对此，他和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驱赶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日救国思想。课余，他还步行数十里，到乡村宣传抗日，做唤起民众的工作。
1936年8月，赵润普从邢台师范毕业。由于他各科成绩优秀，文体皆佳，所以在全校毕业生中，他唯一被选为平汉铁路扶轮小学教员。至此，他告别了学生时代。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面对中华民族之危急，赵润普不忍坐视。1938年1月，他弃职赴山西，经原邢台师范学校校长孟夫堂介绍，于山西晋城县入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正式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由于他从小生活在一个被高利贷盘剥而破产的地主家庭，亲身体验了地主阶级的凶残，又由于他在学生时代接受了进步思想，所以，此时的赵润普有了较高的阶级觉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奋斗目标。他不仅努力学习所设课程，掌握指挥作战方法，还积极靠近共产党的组织，主动找党员谈心。故入学不久即被介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5月14日，他被第一批分配到豫北武陟县一带参加游击队，任太行南区第四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豫北进行游击战期间，他所在的四支队靠近国民党军九十七军朱怀冰部。因该部顽固坚持不联合，不抗日立场，经常与我抗日部队发生磨擦，致使我抗日游击队难以壮大。更为严峻的是，赵润普所在的四支队支队长王致中是个早期叛变革命，伪装混入我革命队伍中的国民党分子。王致中暗地里经常与朱怀冰勾结，并妄图在时机成熟时，将部队拉人国民党军。为此，王致中在赵润普所辖的一大队安插了很多亲信，在新组建的二大队干部中全部安插了他的亲信。当时，一大队有150人，二大队只有40余人。为了叛逃方便，王致中几次借口想把一大队仅有的一挺轻机枪调给二大队。在事关部队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润普不顾个人之安危，与两名搞政治工作的同志一方面尽量稳住王致中，一方面争取下层，争取士兵，并及时与司令部取得联系。司令部派员速来到四支队，以检查工作为名，带领二、五支队在武陟县水寨村将四支队缴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住了这支刚刚形成的革命力量。
王致中事件后，司令部决定将游击支队正式编人一二九师独立游击支队。赵润普任该支队二大队六连连长。
1940年初，赵润普随杨得志部队到冀鲁豫，任军区政治部巡视团副主任。同年5月5日，敌人对冀鲁豫地区进行疯狂的“扫荡”，占据了几个县城，并使我新编部队受到很大冲击。为适应形势，便于机动灵活的开展工作，上级决定将原来的县适当划成几个新的县。于是，赵润普被派到高陵县任县长。
高陵县地处支阳、济南、曹洲三地的结合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加之党的基础较好，那里就成了地委、军分区和专署机关活动的中心区。当时斗争是艰苦的，有两个主要敌人，一是汉奸孙步月，纠集原红枪会民团，武装占据善堂村并不断袭扰根据地；另一个是原地委组织部长、原滑县县委书记吴兰田叛变革命后，依靠敌人力量，经常暗杀我区、村干部。
高陵县成立后，他根据高陵县的实际情况，组织人员深入各村，发动群众，壮大地方武装。到1941年春，高陵县较大的村庄都建起了民兵基干连、基干排；各村还建起了抗日联防线。全县增加1000多条枪支。当时，高陵县地方武装做到了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一切服从于战备，民兵的枪支随身带，人不离枪，劳武结合，不管生产、赶集、开会、访友，都随时随地准备参加战斗。每户人家平时都有准备好的被子，一个干粮篮子，随时准备支援前线，参加抬担架，送伤员或运送军需物资，每个村的群众听到战斗讯号，在半小时内可以达到村子。高陵县的民兵在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多次打退小股敌人的进攻，使这一地区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1941年4月12日，日本侵略者纠集平汉铁路沿线及周围各县的伪军1.5万余人，在飞机、大炮、坦克、骑兵的配合下，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向我冀鲁豫地区发动了疯狂的“4.12”大“扫荡”，高陵县成了日伪“扫荡”的重点地区。
在敌人开始“扫荡”前的夜晚，高陵县委通过敌占区工作关系，掌握了敌人进攻的情报，便立即报告了正在安化城同日伪军作战的杨得志，使得军区首长迅速做出了反“扫荡”的作战部署，即主力部队向外线转移，县区组织武工队配合民兵掩护群众隐蔽转移。
按照军区首长的指示，赵润普立即通知各区、村，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同时连夜与地委、专署研究反“扫荡”措施。
4月12日黎明，敌人将高陵一带紧紧包围起来，四处寻找我军主力。下午，根据地的村庄到处是一片火海。入夜，赵润普和地、县领导一起研究敌情，认为敌人来势凶猛，我们必须想办法冲出包围，跳到敌人包围圈外。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会上决定高陵县与内黄县成立地、县行动统一指挥部，赵润普与田一民任统一指挥负责人。
晚8时许，赵润普安排各区民兵掩护群众分头疏散后，他率领地、县武装趁封锁沙岗的敌人换岗之际，迅速冲过已成为一片火海的郭桑村，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跳出包围圈，顺利到达王尉沙窝地区，使敌人的“铁壁包围”再一次落了空。跳出包围圈后，赵润普迅速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武装袭扰小组，并给袭扰小组布置了二项任务。一是进行武装侦察，了解敌人的夜间部署，并趁机给敌人以袭扰；二是偷偷摸回村庄，了解群众转移情况。通过袭扰小组的活动，赵润普等地、县领导对当时敌我双方情况非常清楚。当得知“扫荡”敌人全部撤退后，便立即返回高陵县，组织群众恢复生产。
县党政机关返回根据地后，赵润普等县委领导立即着手开展善后救灾工作。他们走遍所有村庄，组织人员掩埋尸体，修建房屋，发放贷款，帮助群众购买种子、农具，组织生产自救。他们还在一些村庄组织妇女从事织布、草编等，使群众顺利渡过了难关。
在组织救灾工作的同时，赵润普集中力量着手恢复高陵县各村的民兵武装，重新建立武装联防。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抗日力量迅速恢复壮大。1941年6、7月间，日伪军派了几十辆汽车，满载着机械化装备部队，在孙步月匪部的配合下，窜犯到高陵县境内抢粮。我高陵民兵组织的武装联防各自为战，村自为战，一处枪声响，彼此相呼应，战胜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对此，冀鲁豫边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对高陵县人民武装斗争，给予了表扬和嘉奖。
1943年1月，赵润普被调到鲁西南东垣县任县长，直至抗战胜利。同年5月，为了保卫麦收，赵润普等县领导决定将县大队和九分区民兵转移到马军营、刘楼、竹林一带活动，胜利地保卫了麦收，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当县里征收公粮时，距敌据点三里远的群众都偷偷把粮送到根据地。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赵润普奉命参加了部队赴东北，接收失地。赵润普在热河热东专署任秘书主任。
1948年9月，锦州战役开始，在地委、专署的直接领导下，赵润普全面负责战勤工作。他一方面在炮火硝烟下组织人员掩护群众转移，一方面冒着枪林弹雨组织人员为前线送粮菜、运弹药、抬担架。当时的任务是十分繁忙而紧急，赵润普忙得有时连续几天几夜不能人睡。同志们劝他多注意休息，可赵润普却高兴地说：“为了革命的胜利，就是把我的全部生命献出去也是值得的。”
1950年1月，赵润普被任命为辽西省工业厅厅长。当时的辽西工业很是簿弱。虽然我们接收了一些敌人留下的工厂和企业，但由于设备毁坏，技术人员缺乏等问题，一时无法组织生产。
应该说，赵润普这位扛了半辈子枪杆子的军人，对于工业建设实属门外汉。但他没丢掉在战争时期学到的依靠群众这一法宝。于是，他一方面大胆使用有一定业务能力的同志做他的助手，狠抓企业设备的添补、维修等工作；一方面组织人员深入外地，广泛招收技术、管理人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赵润普先后派人到上海、香港、重庆、广州等地高薪聘请了十几名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在专家的指导下，设备很快得到了修善，产品技术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原锦州印染厂当时只能印染一般色布，经专家指导，很快便可印染花布。其他一些工厂也都陆续恢复了生产，从而使辽西工业较快得到了恢复。
赵润普通过恢复辽西工业的实践，学到了很多管理工业的科学知识，积累了大量管理工业的经验。于是，他开始规划新工业经济的建设。对此，他根据当时辽西盛产棉花的优势和缺少纸张的簿弱点，向省政府提出了在锦州女儿河开发新经济区的建议。此建议符合辽西的实际情况，所以，很快得到批准。于是，赵润普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开发大军，在女儿河地区兴建纺织厂、造纸厂、麻袋厂、变电所。当时被称为有名的女儿河四大工程。女儿河工程破土动工后，人们就很难在办公室里找到赵润普，他整日整夜泡在女儿河工地，随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1953年，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56项重点建设工程陆续开工。全国人民所瞩目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也开始在长春筹建。此时，赵润普调至长春一汽任经济计划处处长。
根据毛主席“三年完成建厂任务”的指示，工厂由经济计划处牵头，制定了统一的建厂总进度。1954年，土建进入高峰期。此时的土建工程，由厂经济计划处负责主抓。为了抢时间，赵润普与厂有关部门和施工单位商定：打破常规，坚持冬季施工，高空作业，机械化施工。同时，将设备安装、调试也陆续铺开，几条战线交叉进行。赵润普和处里负责基建的同志白天在工地上奔忙，研究工程进度，检查工程质量，晚上连夜编制基建计划。
赵润普担任经济计划处处长期间，不断学习国外特别是苏联的先进经验，进行经常性的经济核算。1955年，经济计划处编制了第一部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处里组建了统计分析科，并与全厂各车间、处室建立了统计报表关系，形成全厂统计网络，各项基础管理工作全面展开。
1955年，汽车厂的土建任务基本完成，开始转入生产准备。为了全面掌握汽车生产管理和制造技术，按时出车，汽车厂陆续派出500余名技术、管理干部赴苏联学习。同年9月，赵润普经过6个月的俄文补习，带队到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冲压工厂实
习。 赵润普实习岗位是冲压工场主任（即冲压工厂厂长）。实习期间，白天他跟着苏联导师工作，熟悉工厂；晚上参加文化学习，整理笔记。他俄文基础不好，又已年近四十，学习很吃力。为此，在整个实习期间，他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了解，全面掌握了工艺流程，把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逐条了解清楚，满满地记了几大本子。为了学好俄语，他起早贪晚，夜深困倦时，就用冷水洗脸，把冷毛巾放在头上。
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赵润普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管理干部，他的导师在他的实习鉴定中这样评价：“根据赵润普同志的表现，他是j个有才干的领导者。赵润普同志的考试成绩评为‘优良’。考试委员会认为赵润普同志可以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厂冲压工厂主任。”
1956年10月，赵润普回到汽车厂，担任冲压车间主任。冲压车间担负着汽车三大总成的70%以上零部件的生产，加之刚刚投产，缺乏经验，所以，生产有些混乱。于是，赵润普狠抓生产的管理工作。每天一上班，他就穿上工作服下到车间，发现生产技术，特别是管理上出现的问题，就立即纠正。为了提高全车间职工的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赵润普指派车间技术科有管理经验的同志，专门编写企业管理的经验材料，组织全体干部工人学习。同时，还聘请苏联专家介绍管理经验。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冲压车间的生产便走上了正轨。
1956年下半年，汽车全面投产后，广大职工不满足设计能力3万台的产量，提出了利用原有设备进行改造，实现产量翻番的建议。一时间，产量翻番成了全厂上下议论的中心。
面对这种情况，赵润普没有头脑发热。他认为：汽车厂到底有多大潜力，能否实现产量翻番，要靠科学测定，用数据说话。于是，对每台设备都重新测定。
这次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测定，为汽车厂增加产量，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依据。
在工作中，赵润普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建厂初期，一汽分来不少大学生。赵润普为了充实处里的力量，他捷足先登，使经济计划处80%的职员都是大学毕业生。并在全厂处室中最早提拔知识分子任科长。
那时，经济计划处综合统计科有一位工作认真，能力很强的复旦大学毕业生任统计组组长。赵润普发现这位大学毕业生是个人才，便推荐给厂长饶斌做秘书。这位大学生就是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
1956年，赵润普在苏联利哈乔夫汽车厂实习时，结识了一位学习汽车制造金属压力专业的我国留学生郭斌。赵润普经常找郭斌谈心，同郭斌讲我国汽车工业急需人才的现状，希望郭斌毕业后能到一汽来投入建设。在赵润普的影响下，郭斌做为国家首批留苏的高材生，唯一的共产党员，回国后本来被分到一家研究院，但他主动提出到一汽工作。现在，郭斌已成为我国汽车行业有名的专家。
（四）
1958年4月，为了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通化钢铁公司在我省通化地区二道江的一片荒原上开始筹建。
为了加强对通钢建设的领导，同年8月，省委将赵润普从一汽调至吉林省通化钢铁公司任经理。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上级对通钢规划不断加码，使当时的工作十分难做。一些干部急于组织高炉、转炉、焦炉的建设，不重视其它配套生产的筹建工作。赵润普虽然当时也一心想使通钢早日炼出钢来，但他认为通钢建设不是权宜之计。所以，他提出了对矿、水电资源和交通运输的开发利用的想法。尤其在开发板石沟矿的问题上，很多领导认为板石沟矿品位低，开矿不如买矿，或者主张利用鞍钢矿，以尽快炼出钢来。赵润普从企业长远发展出发，坚持配套生产观点。在他的坚持下，通钢开发了板石沟矿。后来，当鞍钢果松矿收回后，很多当时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又都十分叹服赵润普的决定。板石沟矿至今还是通钢的重要矿石开采基地。
通钢的开发是异常艰苦的。他们昼夜奋战在零下20多度甚至30多度的严寒中，冬季施工没有保温材料，他就动员和带领职工到深山打野草，自已编帘子；在运输设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动员职工人拉肩扛运建筑材料。
在赵润普的带领下，经过创业者苦战奋斗，1959年11月5日，2' 255．立方米高炉建成投产。继后，1960年3月，1'255立方米高炉，一座6吨转炉和500/300轧钢也先后建成投产；两座42孔焦炉、板石沟铁矿正在建设中。此时，通钢已是初具规模，拥有36700多名职工的省属大型企业。
1961年6月，省委贯彻中央“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决定通钢停产。
通钢停产后的主要任务：一是进行重点工程建设，二是精简职工，三是停产的设备维护，四是维持小型扎钢生产。这四项工作，赵润普做得有条有理，十分稳妥。到1962年初通钢奉命停止建设时，通钢所有基建项目只剩42孔焦炉、三道江水源和板石沟铁矿三大工程没有竣工，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7696万元。
通钢虽然是在“大跃进”年代兴建的，但由于赵润普及其一班人的科学组织，辛勤工作，为后来通钢的重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的通钢已发展成为一个从采、选、烧到铁、钢、焦相配套的中型钢铁联合企业。通钢的崛起，不仅填补了吉林省工业的一个空白，调整和改善了吉林省工业布局，而且成为全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之一。
（五）
1963年9月，赵润普参加了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年后，他回吉林省任省经委副主任兼军工组组长，着手三线厂的建设。
根据中央有关三线建设的指示精神，三线厂要建在隐蔽的山区。经过研究，地点初步定在长白山余脉的桦甸、蛟河、辉南等县境内。
1964年冬，赵润普带队进山，开始艰苦的勘查选点工作。北方的冬季，大雪封山。那时山区的许多地方还没有公路，不通汽车。为了选择理想的建厂地点，赵润普在深山里跋涉了一个冬春，跑遍了三个县的山山水水。有时为了选择一个厂址，他竟跑十余个地点，反复比较，直到各方面条件感到满意为止。
1965年，省委、省人委同意赵润普等人选定的四处厂址。同时成立第八建筑公司，专门负责三线厂的建设。
建设三线是当时中央的指示。省里由副省长周光、军区司令员贺吉祥负责。下设山区建设局，赵润普任总指挥。为了尽快取得经验，推动整个三线建设，赵润普采取抓重点带一般的方法，首先集中精力抓了泵厂的建设。仅一年时间，泵厂建设投产。
当时，三线建设具体要求是“进山、分散、入洞”。厂房要盖的分散，相互之间的距离不得少于30米。对于这些违背工业生产规律的要求，赵润普很不以为然。他觉得工业生产有工业生产的规律，不尊重客观规律，势必受到惩罚。因此，泵厂的建设，他坚持按生产的工艺流程设计厂房，保证了工厂的正常生产。
长白山区，冬季大雪封山，经常吃不到蔬菜，只好用酱油泡饭吃。夏季，狗熊、野狗经常出没，蚊虫、野草也肆虐伤人。在这样的环境里，赵润普特别注意关心一线职工。他经常走访干部群众，每到一处，首先深入职工食堂，看看职工吃的怎么样，有什么意见、要求。遇到病号，他总是亲自探望。职工们十分尊敬他，亲切地称他“老赵头”、“老师”。
1966年初，三线其他的三个厂也相继建成。不久，赵润普因对“进山、分散、入洞”的要求进行了抵制而受到批评，被撤销三线建设总指挥的职务。同时，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赵润普更是成了批判的对象。“文革”中出现的各种现象，赵润普不理解，想不通。但他始终坚信，这一切不会长久，党最终是会解决这些问题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9年1月，他被任命为吉林省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此时的军工企业，正值贯彻中央提出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军工企业由吃“皇粮”到自己“找米下锅”。
1979年，吉林省军工企业军品比重下降了26%，各三线厂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到1980年，吉林省地方军工总产值下降了51.3%，几乎所有三线厂都“无米下锅”，处于亏损状态。
面对这种情况，赵润普组织17人参加的民品考察团，南下考察。考察团先后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参观了46届广交会等三个展览会和19家企业，对60余种民品进行了认真考察，对国内民品的生产和市场需求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由此，揭开了民品开发的序幕。
1980年，吉林省军工企业有17个民品被列入定型产品．11个民品投入批量生产。
1981年，吉林省军工企业建起了20余条民品生产线。
1982年，吉林省军工企业有18个产品投入批量生产。
在全省军工企业大上民品的形势下，有的工厂久选不决，影响了民品开发工作的进程。对此，赵润普及时召开全省国防工业企业领导干部会议。指出：“开发民品要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工艺相近、产品运销对路，立足国内，争取出口的原则，生产国内外市场缺门短线的中、高档产品。每个厂都要集中精力尽快抓出一、两个拳头产品。”
这次讲话后不久，各厂经过调整，一批新产品逐步脱颖而出，如电能表、散热片、显微镜、洗衣机等高质量产品逐步打开市场、占领市场，及时扭转了民品开发的被动局面。
在此期间，赵润普经常深入工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奋进机械厂原选定开发单筒洗衣机。他从长远考虑，指示他们直接开发双筒洗衣机，并买下外国客人留给某招待所的一台双筒洗衣机送给奋进厂。在研制过程中，奋进厂因遇到一些技术难题，准备开发别的产品。赵润普知道后，立即和工办副主任赶到哪里为他们鼓劲。为了帮助奋进机械厂尽快完成测绘设计，他还专门在工办腾出个办公室，把技术人员请来工作，并安排了两位技术干部协助他们工作。在赵润普的支持和鼓励下，奋进厂很快生产出松源牌双筒洗衣机。投放市场后，深受用户欢迎。
大量民品的问世，增加了对外交往。工办决定建立民品管理机构。为此，赵润普为该机构起了个寓意深远的名称“松源工业公司”。赵润普解释说：松源，松花江三源。愿我们的民品象松花江水一样源源不断。松源1业公司先后有104种民用产品投入市场。如电能表、自行车、钢结合金、玉米脱粒机、啤酒等。到1983年，虽然吉林省军工企业的军品任务只占生产任务总量的22%，但依靠民品，使全省军工企业摆脱了亏损的困境。
1983年3月，赵润普被选为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到省人大工作。1985年5月，赵润普突患肺癌入北京301医院治疗。
1985年10月17日，因病情急剧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赵润普不幸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 （来源/《吉林党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