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由于积极抗战而遭到蒋介石的歧视、打击余亚农就带着一部分旧部在河南拉起一支队伍，不久这支队伍就被国民党以整编为名给吃掉了，余亚农不甘心，又拉起了一支，后得到国民党的承认，就是现在的第五路军。
第五路军下属七个支队，近一万人。这支部队由于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被派到这个离敌占区很近的地方驻防，实际上是给蒋介石的嫡系当挡箭牌。余亚农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敬佩八路军、新四军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精神，而对蒋介石消极抗日，欺压、排斥异己十分不满，但他这支队伍的成分十分复杂，有原国民党的溃兵，有土匪，也有政治态度不明朗的地方武装，缺乏训练，战斗力差，上司几次要给他派人协助训练部队，他都谢绝了，主要是担心来人夺他的军权。他认识彭雪枫，因此，他曾多次向彭雪枫提出请求，给他派几个经过训练、有作战经验的人帮助他训练部队。当然，这是秘密的，当时虽然表面上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国民党是决不允许共产党到它的部队里任职的。
在此之前，彭雪枫同志已经派了几名干部到第五路军工作，他们已建立了一个秘密支部，支部书记叫朱可平，公开职务是四支队一大队指导员。我的任务是：团结上层军官，引导他们积极抗日；收集情报，掌握战场动态；需要的时候将队伍拉出来。彭雪枫同志还嘱咐我，到那里以后，衣、食、住、行都要按国民党那一套去做，不要把共产党的作风和工作方法带出来，以免遭到敌人怀疑。
在这之前，有一个名叫洪孟东的同志被派到那里担任大队长，他在延安“抗大”当过教员，由于把抗大作风表现了出来，引起了第五路军中一些反动军官的怀疑，结果不得不离开了那儿。彭雪枫同志还为我编造了假名字和假履历：姓名叫黄滨，籍贯是广东梅县，在湖南军官学校受过训，曾是十九路军的军官。
第二天，我带着警卫员贾丁旺骑着马向第五路军司令部毫州县城走去了。到了第五路军以后，余亚农非常高兴，他任命我为第四支队第一大队少校大队长，还告诉我他已经对下面讲了，说我是上面派来的，让我各方面都要留意，不要引起反动军官怀疑。第二天，我找到朱可平同志，把组织介绍信交给了他。
几天以后，我们秘密地召开了支部会。除了我和朱可平以外还有三中队长马乃松和大队机枪排排长王某某、洪某某。我们研究了今后的工作，对于我，首先是要取得该军中的一部分反动军官的信任，从而牢牢地站住脚。有一次我召集本大队区队长以上的军官开会，在我讲话的时候，有一个区队长耷拉个脑袋无精打采的，还不时地打着哈欠，明显表示出对我不恭，我做出十分生气的样子，大声训斥：“你他妈的昨天没睡觉?逛‘窑子’去了?你看你还有没有一点军人姿态?就你这个熊样还能带兵!”那个区队长吓得立正站着，脸红一阵儿白一阵儿不敢吭气。其他军官也都面面相觑。之后部队中便流传开了，说我是军阀出身，我听了暗自高兴。以后，我就按照彭雪枫同志的指示，谨慎而又积极地工作起来：经常用打麻将(为学这玩意还下了一番工夫、请吃饭等办法接近上层军官，了解他们的思想、政治态度。特别是对余亚农，我经常以汇报军务为名找他谈话，向他灌输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逐步地、有节制地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卖国的本来面目。余亚农的态度十分虔诚、认真，还向我打听游击支队以及延安的情况，久而久之，他的思想由朴素的爱国主义渐渐转向同情共产党、理解共产党，不久他流露出在国民党军队中干没有前途，想把部队带到新四军的想法。
我考虑时机还欠成熟。因此我对他说：“你有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抗日救国不仅仅是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从你目前所处的地位考虑，如果能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进行抵制，同样也是为抗日做工作。”他表示理解我的意思。
一天，司令部的传令兵通知我立即到余亚农那儿去。当我走进余亚农的办公室时，发现他的表情很沮丧。我坐下以后，他忿忿地向我讲了一个新情况：上司通知他，要对第五路军进行整编，缩成一个支队，由原来归省政府指挥改为由阜阳专员公署指挥，还要将余亚农调往他部“另有使用”，他拒绝执行。上司说．如果不执行，就要开来一个军强行整编。余亚农的意思是坚决不整编，如果要强行整编他就把部队交给彭雪枫。
他让我给拿个主意。我想了一下：拒绝整编显然不是办法。如果把部队往新四军带，成功的可能性虽然很大，可是会不会产生其他不良后果呢?于是我对他说：“余司令，您别着急，稳住神，千万不要和他们闹僵。这件事事关重大，我回去向彭司令请示一下，你看好不好?”他同意了，让我快去快回。当天夜里，我带着贾丁旺，躲过敌人的耳目，在夜幕的掩护下回到游击支队。彭司令听了我的汇报以后沉思了一下，然后说：“目前，豫皖苏的政治、军事形势十分复杂，国民党不抗日，专门找借口制造事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行把部队带到新四军，蒋介石定会以‘惩罚叛变部队’为名向我们进攻。对于他们的进攻，我们无所畏惧，但是我们当前主要的敌人是日寇。所以，还是不要把队伍拉来，让他们整编为好。当然，这样会使我们和余亚农都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是这个损失是可以得到弥补的。余亚农的政治态度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很好，等他调到新的单位以后我们可以继续同他联系。
他走了以后，你们可以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形势还会好起来的。”最后我问，部队整编以后我们几个人怎么办?他说：“如果你们所在的部队还保留的话，你们就继续在那儿工作。如果减掉了，根据他们对你们安排再做决定。”我和贾丁旺连夜赶回毫州向余亚农转达了彭司令的意见。并且向他说明，我们很赞赏他的积极态度，以后还要保持联系，继续合作。他同意了。
几天以后，第五路军进行了整编，只留下四支队，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二大队是原四支队的，三大队过去是阜阳专员公署的。由于我们几个人都是四支队的，所以都留下了，我仍然担任一大队队长。余亚农被调走了，其他部队被解散了。国民党军官一般都有家眷，我不但没有，而且从来不到妓馆逗留，这使一些人对我的身份产生了怀疑。支部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请示了彭司令以后，决定为我物色一个“大队长夫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大家认为支队宣传队的宣传员连佩珍思想进步，社会关系清楚，有文化，可以与我结为伴侣。不久，我们结婚了。婚后，我把她调到大队部当文书(她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她除了完成公务以外，还帮助我们收集、整理传递情报。
新四军在涡阳设有办事处(当时涡阳县城在国民党手里)，我们把情报送到办事处，再由办事处的交通员转送新四军。不久，连佩珍同志便加入了共产党。支队长张浦成曾经入过共产党，做过一些工作，后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八年国共合作初期自首出狱。出狱后，他意志消沉，政治态度暖昧，没有找党恢复组织关系。他组织了一支队伍后被编人第五路军，就在该军当起官来。由于他过去曾是共产党员，因此，国民党对他也不是很信任，对此，他怏怏不乐。党支部分析了他的过去和现状，认为他是可以争取、利用的。
有一天，我在同他寒暄之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我明确告诉他：我是新四军，是彭雪枫派来的。他听了十分紧张，一下子站了起来，掏出了手枪，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我说：“告诉你，是想得到你的帮助，还想让你也参加进来和我们一道工作。”他说：“我是个军人，只想打仗，不想介入党派活动。”“你过去不是介入了吗?”“什么时候?介入了什么?”“你不是参加过共产党吗?”“你听谁说的?”他的脸有些发白。“我不但知道你人过党，还知道你进过监狱而且自首了，也知道你现在处境并不十分乐观，所以我就来找你了。”他把枪慢慢地收了起来。
我让他坐下，然后便和他谈了起来。我从目前的局势谈到国共两党的前途，从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谈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一言不发，低着头默默地听着。最后我说：“一个人犯错误甚至对革命产生动摇虽然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要改弦易辙，重新回到人民一边来，党还是欢迎的。”我说完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踌躇地说：“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我可以考虑。”
有一天，张浦成告诉我一件“喜事”，说在他和阜阳公署专员郭朝顺研究下，准备提升我为支队副，我问他：“支队长，如果我提升为支队副，那么谁当一大队长?如果新派来的大队长不听你招呼、也不听我招呼怎么办?”张浦成一愣。我说：“这不是一件‘喜事’。咱们支队的许多人是原来余亚农的人，顽固派一直想派一些亲信到这里来，以便把队伍抓到他们手里。他们让我担任支队副，这是明升暗降，大队长才是实权人物啊!到那时，一大队恐怕就连你我说话都不灵了。”他皱起了眉头，沉思半天以后说：“那你看现在怎么办?”“你就向专员说我有勇无谋，不宜担任支队副，还是换一个人好。”张浦成后来真的就到专员哪儿去，建议重新考虑支队副的人选。起初专员仍然坚持原来的安排，后经张浦成反复做工作，也就同意重新安排了。
专员是一个十分反动的国民党嫡系分子，他一直想把这支队伍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不久，他派了两个人到支队来，一个人任支队副，一个人任二大队大队副。这两个人是他的亲信，也十分反动，他俩来到支队以后，上蹿下跳，察言观色，不时地向专员汇报这里的情况，还经常找他们认为信得过的人秘密开会，研究如何挤走余亚农的人。他们俩的存在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极大的威胁，甚至会使我们前功尽弃。
党支部开会认真研究了这个情况，决定挤走支队副。我找到了张浦成，问他觉察到支队副等人的阴谋活动没有。他忧心忡忡地说觉察到了，可是束手无策。我把我的想法和他谈了。张浦成派人先找来了三大队长。三大队长是土匪出身，头脑比较简单，是个亡命之徒。张浦成告诉他，新来的支队副在整他的材料，准备到专员那去报告，撤他的职。三大队长气得脸都青了，咬牙切齿地说：“让这个混蛋王八蛋去吧!想整我?看他妈的谁能整倒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我他妈就不是人!”说完一跺脚走了。
三大队长回去以后，立即召开了军官会议，布置如何对付即将前来了解军务的支队副。第二天，张浦成对支队副说：“队副啊，你刚到任，对部队的情况了解得不多，我看你是不是到各大队走走啊。”支队副正想在下面多拉几个人，于是就一口应允。几天后便到了三大队。在国民党军队，上司到所属部队视察，部队应该列队欢迎高呼口号，主要长官要出门迎接，还要大摆宴席，走时必得还礼。可是当支队副带着几个勤务兵来到三大队时，大队部门前除了孤零零的一个哨兵以外，别无他人。支队副问哨兵：“你们大队长呢?”哨兵说：“大队长在里面办公。”支队副进了院子又进了办公室。三大队长坐在椅子上，见支队副走进来，抬了抬屁股又坐下了，然后冷冰冰地说：“噢!支队副来了，有失远迎啊。”
支队副有些恼火，但又不好发作，便让三大队长介绍部队情况。三大队长懒洋洋地说：“哎呀，这几天我的脑袋总痛，对部队情况了解不多，你自己去看看吧。”说罢便喊来一个勤务兵，让他带支队副到中队去。这时支队副说：“我想见见你们大队的军官。”
三大队长说：“邢可以嘛。”便派人把一部分中队长、区队长叫来了。这些人来了以后，都对支队副爱搭不理的，连个礼都未敬。支队副气得白眼直翻。支队副来到一个中队，向中队长询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以后，便让集合部队，说要训话。这个中队长皮笑肉不笑地说：“支队副，弟兄们都分散执行勤务去了，不太好召集。您是不是改日再来给大家训话?”
支队副憋了一肚子气回去了，见到张浦成气呼呼地说：“张支队长，你的兵带得不错啊!纪律涣散，目无尊长，简直是一群乌合之众!我要把这些统统向专员汇报!”
张浦成慢吞吞地抽着烟，说：“怎么，你要告我?早就有人把你给告了!”支队副一防，说：“告我?告我什么?”张浦成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扔在桌子上：“你看看吧。”支队副急忙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看罢后，顿时目瞪口呆。这是三大队长指使士兵联名写的控告信，控告支队副借到部队视察之机，诈取士兵钱财等等。
支队副用拳头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敲，气急败坏地喊道：“诬告!纯粹是诬告!”张浦成说：“诬告不诬告我不管，这封信是写给专员的，我可没有权力扣留!”不久，这位新任支队副便被调走了。
通过一段工作，张浦成的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对我们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的支持。比如：他把支队中比较好的武器都编到我们大队；同意我们的建议让马乃松同志担任一大队大队副。有一天，他找到我，说他想见彭雪枫同志，我让秘密交通把此事向彭雪枫同志做了汇报，彭雪枫同志说可以。我把这件事通知了支部其他成员以后，就在一个晚上带着他悄悄地来到游击支队。张浦成向彭雪枫同志讲述了他脱党以后的主要活动，对于那一段时间思想上的动摇也做了检查，最后提出是否可以恢复他的党籍。
彭雪枫同志对他前段时间积极配合我们工作给予了肯定，希望他以后能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关于党籍问题，彭雪枫同志希望他能够继续接受组织上的考验，说在以后适当的时候，组织上会考虑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我们就回到了驻地。由于他本身以及客观上的原因，张浦成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中断了同我们的联系。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时，他带领部分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投诚，他的行动，与几年前我们所做的工作有着直接的联系。
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经常以各种名目对新四军的军费加以克扣，后来甚至发展到断绝供给，新四军的经费十分困难，一天，彭雪枫同志指示要我利用在国民党军队工作的有利条件搞一点经费。一天，在河边警戒的士兵报告说扣下了几只装着大量鸡蛋清的货船。机会来了。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党支部的其他成员，研究了一个诈取经费的方案。然后，命令立即将船主押到大队部。我问船主船上运的是什么，船主开始告我说是鸡蛋，后来在我一再追问下才承认运的是十多万斤蛋清。
当时日寇大量购买蛋清用于军火工业，因此蛋清属禁运物资。我问他往哪儿运，他吞吞吐吐不愿说，我一拍桌子，问他是不是往徐州运的?他的脸顿时冒汗了。当时徐州在日寇手里，往那儿运货，特别是这种政府禁止的商品就有通敌之嫌疑。“不说实话我毙了你，拉出去!”他一下子跪在地上：“长官长官，我说实话，我说实话。是往徐州运的，可这是食品，是民用的啊!”“胡说八道，拉出去!”两个士兵拽住他的胳膊就要往外拉。“长官长官，你听我说，我不是给日本人运的，有人能证明啊!”“谁能证明?”“阜阳专员公署的某处长能证明。”
当时有不少商人与军界有着微妙的关系，借以得到保护，而那些军界人物也从中捞到不少好处。某处长是阜阳专员公署的要人，与他搞僵了，会对我们的工作带来不良影响。“那好，你给他挂个电话吧。”我让士兵放开他。他给某处长挂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这个处长果真给我来了电话，先是夸奖我一番，说我忠于职守等等，接着说蛋清这种东西既可军用也可民用，再说蛋清数量太大，真没收了也没法处理，因此让我“灵活”一点处理。我便答应按照他的指示“灵活”处理，我对船主说：“好吧，看在处长的面子上放你们走。可是，你得交一笔手续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船主答应缴一笔手续费，大概有一万多元。几个小时以后，船主把船钱送来了。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我说：“还有点事要麻烦你一下。”“长官尽管吩咐，我一定效劳。”
“在徐州买一些日用品运回来，弟兄们需要。”“好!好!我一定照办。”几天以后，他的船从徐州回来了，果真给我带回了一些毛巾袜子之类的东西。我们很快把这笔钱和日用品秘密地送交了新四军。记得以后我回到新四军时，彭雪枫同志提到这件事时说我死心眼。我问他怎么死心眼了，他说你怎么才要了这么点钱，应该狠狠地敲他一下嘛!说完我们俩便哈哈大笑起来。
国民党军官大都十分腐化，吃喝嫖赌抽五样俱全。而我却除了因为工作需要打打麻将并且由于技术不佳而经常输钱以外，其他什么都不沾，我的表现终于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一天，阜阳行署司令郭朝顺邀请分队长以上的军官到他的官邸吃饭。饭前，他找了几个军官单独谈话。开始他找一个中队长，谈了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然后就找到我。我进了门以后敬了礼，立正站着。郭朝顺坐在沙发上面带着微笑，但我从他的微笑中看出了他的阴险狡诈。他开始“谈话”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他明知故问，装模作样。“黄滨。”“多大岁数啦?”“二十八岁。”“噢，年轻有为。老家是哪儿啊?”“广东梅县。”“你的口音不大像啊?”“从小离家，所以不太像了。”“你上过学没有啊?”“在湖南军官学校学习过。”“哎呀!我也在那儿学习过，咱们是老同学啊!”我有些紧张。“你是第几期的啊?”他又问。“第四期的。”“噢，”他点点头，“我比你早一点，是第二期的。你在的时候，校长是谁啊?”对于湖南军官学校各方面情况的了解，我忽视了，可又不能乱编，万一他真在那儿待过，就会露出马脚。我做出努力回忆的样子以后说：“司令，我记不得了。”“那么教育长是谁啊?”“这……我也忘记了。”“你们的步兵教官是谁啊?”“我……专员，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他有些恼火了：“这也忘了，那也记不得了，再过几年我看你连国父国母都忘了。你是个什么军官，没上过学，就说没上过，胡吹什么!”
“专员，请容我解释。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寇时，我的头部受了重伤，以后我的记忆力减退了。请专员察看我的伤疤。”我身上有伤疤，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留下的，“我确实在湖南军官学校学习过。您可以问余亚农长官，他是知道这个情况的。”专员无话可答，眼珠转了转，脸上又堆满了笑容，说：“黄大队长啊，你还很年轻，打过仗，也有管理部队的经验，好好干，将来前途无量啊!”谈话结束了。后来知道，这次找军官谈话，主要是针对我来的。这次“谈话”他虽然没有发现我的什么破绽，但是对我还是存有疑心，所以一直想找我的毛病把我挤走。
后来他想了一个十分毒辣而又使我很难对付的招儿，准备安排我到省政府办的军官学校“受训”，根据惯例，“受训”结业后，将安排到其他部队任职，这虽然有可能会因此而得到提升，可是却回不了一大队了。另外，受训结束后，还要集体参加国民党。我立刻把情况向彭雪枫同志汇报了。彭雪枫同志指示我：可以到学校去受训，必要时可以参加国民党，这样做眼前看是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是从发展的眼光看，将来的收获会更大。一大队的工作由支部其他人继续进行。
于是，我就等待正式的入学通知，可是通知一直没到。后来一打听，原来是省长死了，学校停办了，“受训”一事也就不了了之。尽管敌人想方设法企图搞清我和其他同志的真实身份，并且绞尽脑汁地想挤走我们，但都未能达到目的。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局面越来越好：三中队长马乃松被提升为一大队副大队长，同时任命了一个我们信得过的人担任三中队长；还将大队部的勤务兵张峰发展为党员。这样一大队就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了。张浦成也曾表示如果我们想带走队伍，他会协助。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手段也越来越残酷。十二月的一天，我收到秘密交通送来的一封信，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白纸，用药水涂过之后，原来是彭雪枫同志给我写的亲笔信，让我立即返回新四军。后来知道，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进攻，新四军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彭雪枫同志考虑到我在敌军的工作已经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局面，为了加强新四军四师的工作，决定将我调回。
我立即让交通请示彭雪枫同志，是否把队伍也带走，彭雪枫同志指示说，为了不给敌人进攻豫皖苏边区造成借口，不要带部队，这项工作由留在敌军中的其他同志在以后适当的时机进行。我们立即召开了支委会。会上，我向大家传达了彭雪枫同志的指示，并研究了我撤离以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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