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受尽苦难的流浪儿能走进学校上学，我认为就是从地狱走进了天堂。使我变成流浪儿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把我送进学校读书的是我亲爱的爸爸。爸爸送我上学的路途艰难、曲折而又漫长。
从我记事起，就听说我的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三位伯父都上过私塾，我的爸爸不仅上过私塾，还上过洋学堂，他是沂水城师范讲习所的毕业生。后来我亲眼看到我的几个堂兄、堂姐也都在上学读书。我就在这种祖祖辈辈读书求知识的浓厚氛围熏陶和影响下，认识到上学读书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当我看到大姐邢敏上学时，心里非常羡慕和着急。大姐聪明、俊美，她看书写字时的那份文静更可爱。我期盼着有一天和大姐一样背着书包走进学校。
当我看见大姐领着比我小的弟弟邢锐上学，二姐在姥姥家也开始上学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已有兄弟姐妹七个人，妈妈身材矮小，又是“三寸金莲”的农家妇女，家里，地里，孩子们的吃穿样样都要她管。她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实在有困难，于是我就成了这个家的重要劳动力。看孩子，洗尿布，割草，拾柴……等，我都要去干。
有一天早晨，我听见学校里响起了催促学生上学的锣声，我就蹑手蹑脚地穿好衣服，悄悄地打开门，溜进学校。我第一次听见课堂里“大羊，小羊，山上跑……”的朗朗读书声，心里特别高兴。我慢慢地顺着墙边向课堂门口靠近，当我瞄准了一个空坐位时，趁着老师转身不注意之际，我急忙溜进教室内坐下来。当老师发现我时愣了一下，他立刻又平静下来了。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已经承认我这个学生了。当时我心里特别激动和高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在课堂里，仿佛身上添上了翅膀，在空中翱翔。学堂就在村东头的古庙里，过去从这里给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不少的人才。我也梦想，有一天从这座庙里飞出去。
我正在高兴时，妈妈抱着孩子闯进了学校，我一看情况不妙，立刻钻到桌子底下藏了起来。老师听我妈妈讲述家中的情况后深表同情，但又不忍心把我交出来。我在桌子底下听了妈妈讲的一席话之后，对妈妈很是同情和理解，我哇的一声哭了，从桌子底下爬出来就往家跑。回家后，一边洗尿布，一边流眼泪。心里想，这样下去，上学是难上加难，唯一的希望，只有企盼着爸爸回家来设法给我开辟一条求学之路！
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内战，一九四七年的秋天山东沂蒙山区变成了战场。在逃难的人群中我和五妹邢军与妈妈失散，从此我们就变成了流浪儿。当时我十岁，五妹邢军只有四岁，我们流落在荒山野地里。吃的是树皮、野菜，住的是山洞和土沟。白天跟随着逃难的人群跑动，逃避国民党反动派和还乡团的追杀；夜里被狼嚎、鬼火吓得不能入睡。
有一次，我领着五妹在沂河堤岸上挖茅草根吃，手指磨出了鲜血而全然不顾，只是低着头一边挖，一边吃。当我抬头看天色时，才发现夜幕已经降临。这时，我的忧愁涌上了心头，不知如何熬过这漫长的黑夜。我转身发现在河岸上有一个被河水冲刷成半圆形的土坑，上面一半被茅草秧子掩盖着。我先爬进去用手摸了摸，没有发现什么可怕的怪物，顺手就把五妹拽进来，把她放到最里面，上面有茅草盖着，外面有我挡着，五妹不会被狼叼走的。把五妹安顿好了后，感觉稍稍轻松了一点。五妹很害怕，她紧紧地趴在我的后背上。这时大地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静悄悄的。我在想：如果爸爸妈妈这时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该多好啊！白天在逃难的人群中，许多人都是扶老携幼互相照顾，这时我是多么羡慕人家的孩子有爸妈在身边照管啊。可是我们俩个人不但没有亲人照管，而且有的熟人怕受连累假装着不认识我们。想着想着心中十分难过，久久不能入睡。当我向土坑外边眺望时，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光亮，我很高兴。我想这么黑的天，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还有人打灯笼，真是好极了。这时我的胆子也大起来了，眼巴巴地望着灯笼向我们这边靠近，闪烁和变幻着各种不同的颜色，我目不转睛的瞅着它，企盼着是人打的灯笼。我看到这个“灯笼”一会儿是火红色的，一会儿又变成紫红色的，有时还发出蓝绿光。我认真地一瞅，啊！不是灯笼，我情不自禁地喊出：“鬼火！鬼火！”吓得我心惊胆战。妹妹被我的喊声惊醒了，她贴在我的背上，我翻了个身，张开我的臂膀保护着妹妹。这时，我闭上眼睛不敢再看了。但我又怕喊声把鬼火引过来，不得不鼓起了勇气一轱辘滚出了坑外，抓住两个鹅卵石准备和鬼火拼斗。我心里在呼喊着：“爸爸妈妈啊！你们在哪里呀！为什么不管我们了。现在国民党要杀我们，狼要吃我们，鬼火在纠缠着我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怎么办啊？！”我的两只手紧紧地攥着鹅卵石，心想只有豁上这条命与鬼火拼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鬼火慢慢的变成了淡淡的桔红色，渐渐的消失了。我忽然发现天快亮了。这时，我已经支撑不住了，全身发软，一头倒在坑里睡着了。因为我的身体挡住了五妹的去路，她爬不出坑来，把裤子尿湿了。她开始晃动我，打我，直至着急的哭起来：“三姐呀！你别死！别死！你死了谁管我呀？你也看不见爸爸妈妈了。”最后，我终于被五妹打醒了。
天亮了后，我背着五妹走到鬼火出没的地方，看见有一堆白骨和小孩子的颅骨，我怕五妹看见了害怕，很快就离开了。到了中午，我们又累又饿，挖了路边地里的两个地瓜生吃了，喝了几捧沂河水。我们又继续向山里走去。我知道山洞里夜间不很冷，在里面还能遇见熟人。我们刚走到山洞口就遇到一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老人向我打招呼。他头上戴着一个破毡帽，帽沿压得低低的，驼着背，还背着一个破柴筐，看不清他的脸是什么模样。老人说：“小丫头，在哪里过的夜？冷不冷？我认识你，你是门家庵子村的人，你爸是邢子平，你们回家吧。”
“你是谁？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非常机警地问他。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话，他接着说“天气快要下霜了，你们穿这点衣服，饿不死也得冻死。我送你们过河。过了河通过东边那个庄就能看见你们的村，白白的沙丘，一眼就会认出。” “坏人杀我们怎么办？”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杀小闺女的很少，要是你弟弟在家那就危险了。”
之后，他把一根木棍递给我过河用。这个人说话的声音有点熟，我们家的事他还知道的不少。后来才发现他不是个老人。
十几里路，我背着五妹足足走了一天才回到我们村。走进村里没有看见什么人，一片寂静。我的家已经不成样子了，被敌人抢劫一空，锅碗瓢盆砸落了一地。一捆高粱秸斜靠在屋檐下，根底部已经烧了一半，可能是敌人想烧房子被雨水浇灭了吧？是老天爷保住了我家的房子。可是房门都被人扛走了，高粱秸编制的篱笆墙已经是千疮百孔，多处可以出入。我们在院子里找到一个南瓜，用火烧的半生不熟的吃了。夜晚，我们不敢在堂屋里睡觉，感觉比睡在山洞里还可怕，锅屋里还有半截草门，里面还有柴草，我们俩人钻进柴草堆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我见到了堂嫂，她告诉我，我家的谷子、地瓜、花生还在地里没有收回来，她催我把谷穗采回来，把地瓜、花生挖回来好过冬。我每天像蚂蚁搬家一样，一小篮子一小篮子地往家运。有一次我正在地里采谷穗，有一个人走过来气凶凶地讲：“小黄毛丫头，这地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了，这谷穗你不能采，小心你的脑袋。”
我很不服气地说： “这是俺妈种的粮食，是俺家的地，我就是要采。”
“你知道现在是谁的天下吗？你妈为什么跑了？你爸到哪里去了？你等着瞧吧！”这个家伙说完就走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嫂子，嫂子说：“他算什么，没有良心的东西，过去吃咱家的，现在又另找靠山了，墙头上的草随风倒。三妹，不管他怎么样，没有粮食，这个冬天是过不去的。把该收的粮食都收回来，地瓜叶子也要搂回来，这都是些救命的粮食啊！”
我按着嫂子说的话去做，坚持天天到地里去采。但是，我年幼力气小就是累死我，也采不了多少。
有一天我和妹妹刚出门就遇到几个人，其中一个胖子指着我家的房子说： “这不是邢子平的家吗？”
另外一个身上挂着匣子枪的人说：“是他家。邢子平是个好人，就是走错了路。我们是同班同学，他是一九三二年参加共产党的。他们共产党的组织保密的狠，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邢子平参加那个共产党到底图个什么？听说他老婆也是共产党员，是妇女干部，工作积极的很。可是他母亲却被共产党开了斗争会。现在，他一家人都跑了，听说家里还有两个小丫头。”
“我也不明白，你哥为什么参加共产党，他路过家门都不入，连爹妈都不要了。你嫂子还同邢子平的老婆曹淑兰一起到咱们村里开我的斗争会。我恨你嫂子，恨曹淑兰，恨所有开我斗争会的人，捉住她们必须杀掉。抓住曹淑兰的儿子拽着两条腿劈开放在墙头上凉着，解解我的心头大恨。”
说这个话的女人是还乡团头子的老婆，太凶恶了。
听了这个女人的话我明白了，爸爸妈妈为什么很早就把弟弟邢锐带走了，要是在家里早就没有命了。
有一天，伪保长突然派人来我家要钱。他说：“你家有两个人共交二十块现大洋。”
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现大洋，我也没有见到过，后来听别人说现大洋就是银元。
在国民党统治的日子里，他们大搞白色恐怖，天天抓人、杀人。有一次，我亲眼看见有几十个国民党的兵用绳子捆绑着十几个老百姓，其中还有两个中年妇女，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血流满面。听说很快把他们活埋了。十几个人埋在一个坑里。后来，才知道被国民党和还乡团残害的这些人都是村干部。我想幸亏妈妈走了，要是不走，叫他们抓住非被砍头不可。想起来真是太可怕了！从这时起，我在家里天天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在外逃难的奶奶知道我和五妹回家后，托人很快就把我们接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和奶奶及小姑一家人住在一起了。这时，我才发现四妹邢蔚也在奶奶处。奶奶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姐妹三人与奶奶相依为命。我和四妹跟着姑夫天天过河到我家的地里挖地瓜、花生和收割倒在地里的谷子。这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们还穿着短袖小褂和短裤，赤着脚。过河后，我们的脚和腿被西北风一吹，立刻裂开了许多小口子，渗出鲜血。因为我们天天过河到地里挖地瓜、花生，我们的脚和腿反复的被冻裂出血，后来皮肤就像粗糙的枣树皮一样。四妹的脚上生了冻疮流脓淌血，走路实在疼痛难忍，过河时跪在地上爬，有时我实在不忍心就背着她过河。有一次到了河边，她不让我背，跪在地上哭着说：“三姐呀，你在河滩上挖个坑把我埋了吧，等爸爸妈妈回来你告诉他们再把我挖出来。”听了她说的这些话后，我们两个人抱在一起失声大哭。
因为天气太冷，河水结了一层薄冰，我们过河就更遭罪了，冰凌把腿划出了一道道的血口子，西北风一吹更是疼痛难忍。万般无奈呀！奶奶这才带着我们回到了门家庵子村老家，从此就不用过河了。奶奶年近七十，又是小脚，五妹年龄太小干不了活，我和四妹是主要劳动力。白天把地瓜秧子拉回家来，夜间又到树林子里搂树叶子和拣小木棍当柴烧。
有一次，我正在地里搂地瓜叶子，有个老人走到我的面前说：“三妮，我有事找你。”
我抬头一看就认出他是送我们过沂河的那个“老人”。我已经知道他是好人了。他把一个小纸条扎在我的小辫子里，告诉我在沂河边有人等着我，并告诉我如何接头。我到了河边，有一个叔叔喊我：“你是三妮吗？你姓邢吗？”
我还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就声泪俱下了，我问他：“您告诉我，我爸妈在哪里？他们还活着吗？大叔您快说。”
“你是三妮吗？你姓邢吗？”叔叔又重复了那句话。
“我是三妮，当然姓邢。”我激动地说。
他纠正我的回答说：“你应该这样回答我：‘我是三妮，我姓邢’。”
之后，叔叔还对我说，据他们知道的情况，我爸妈离这里很远，叫我不要担心，相信他们会回来的。叔叔从我的小辫里取出小纸条看过后说：“你很勇敢！”并送给我三个高梁煎饼。我实在饿的不行了，就狼吞虎咽地吃了大半个，留着两个半煎饼回家后交给了奶奶。
奶奶知道我送信的事后，显得非常紧张，对我说：“三妮啊！干这种事太危险了，如果走漏了一点风声咱们全家人都没有命了。国民党封锁得很严，大人行动不便才叫你这个孩子去送信的，以后再有这种事要告诉奶奶。”我低着头没有吭声。
我一共送过两次信，第二次是个大雪天，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很厚的雪，我没料到地下会有一条深沟，走着走着我突然掉到沟里，把我吓坏了。我定了定神，用尽吃奶的力气才爬上来，终于按时完成了送信的任务。这一次送信不敢告诉奶奶了，怕她老人家担心。
全国解放以后，以上那俩位游击队员找到奶奶，叫奶奶转送给我一只钢笔和一个口琴。一九五二年春节，我放寒假回老家时，奶奶才交给了我。我非常高兴和感激他们。
在国民党占领期间，寒冬腊月我没有鞋穿，脚冻得已经麻木了。有一次我到井上打水，井台上的冰结得很厚。我把水罐子从井里提上来，脚却冻结在井台上抬不起来了，我用力一拔，脚上的一层厚厚的黑皮粘在冰上了，脚底下鲜血直流，把一个水罐子也摔碎了。我的脚疼得走不动路，就趴在井沿上。我从井水里看到我的影子，已经不像个人样了，我真想钻进井里了却此生，但又想到年迈的奶奶和幼小的妹妹没人照顾，这个念头闪电似的消失了。我用力爬起来，提着另一个罐子，拉着钩担一跛一拐地回了家。我什么也没有和奶奶说，从锅底下抓出一把灰按在脚上，把血止住了。
我曾经有一双非常漂亮的鞋，是爸爸部队上一位姓王的叔叔给我做的。这位叔叔心灵手巧，用钩针钩的小包和身上穿的背心都很好看。他还会做针线活！他看我夏天赤着脚丫在地上跑，脚底下磨出厚厚的一层老茧，就给我做了一双凉鞋。鞋底是碎布条编制而成的，鞋面是用细线绳钩出来的，还钩出了一朵朵带孔的小花，美极了。我如获珍宝，根本不舍得穿，把两个鞋带拴在一起挂在脖子上感觉无限美。晚上把它放在头下面当枕头，生怕被人偷去。我知道有人看上我这个宝贝了，说什么我也不会给任何人。谁能想到我这个品竞被人偷偷地给烧掉了。当我第二天早晨发现时，已经变成了灰烬，但模样仍然显现，我多么心痛呀！我双手捧着变成灰的宝物，那个滋味谁能体会到！这就是夺宝不成动杀机呀！
伪保长又派人来摧钱，原来交二十块银元，四妹邢蔚回来后变成三十块。奶奶说：“三个闺女，这个冬天不一定能熬过去，哪有钱呀！”
来人在院子里转了个圈后走了。第二天，他们来把院子里的一棵大秋树锯倒运走了。从此以后，保长才不来要钱了。奶奶双手合拢说：“破财免灾，破财免灾，老天爷保佑你们，别被抓走就行了。”
什么叫度日如年，在那个万恶吃人的社会里穷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还没有过春节，粮食已经吃完了，时刻都有断炊的危险。有人来劝奶奶：“大婶子，让三妮跟着我去要饭吧？到人家门口，不要孩子开口，我替她向人家要。谁不知道她爸是好人，你这个奶奶也是个有名望的老人嘛！”
奶奶当时没有答应，她对来人讲：“你是好意，我再考虑一下告诉你。”
晚上，奶奶坐卧不安，半夜里唱起小曲来了，音量很清脆，我完全听懂了。奶奶唱的意思是给我树立信心：“小小花蓉别难过，别伤心。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神灵会保佑你过难关……”，后来奶奶就越唱越不对劲了，好象是神灵扶着她说话，吓得我全身哆嗦，无处躲藏，最后我一头钻进柴草堆里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也不敢起来去看奶奶，怕她变成神仙、鬼怪的模样。奶奶知道我害怕了，起床后也没有喊我，一个人出去了。不久，奶奶带着我爸妈的几个朋友来了，他们拿着铁锹，进入早已坍塌的小西屋，挖开地面，立刻喷发出了一股霉味，后来看见一个埋在土里的缸，上面有两条花被子，下面是高梁。被子已经烂了，一拽就碎，高梁长出长长的白毛，结成一个大疙瘩。就是这些烂东西奶奶一点也没有舍得丢，她说：“再烂也是粮食。先晒，后炒，再磨成粉和老地瓜叶混在一起蒸饼子吃。烂被子晒干了和树叶子混在一起做被褥，晚上钻进去总比树叶子暖和。”
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严冬。春天来了，我们吃野菜、柳芽……。
国民党败退的那一天傍晚，我正在树林子里拾柴，有人告诉我：“三妮，苦日子熬到头了，你爸回来了，赶快回家吧。”
我有点半信半疑，没有立刻回家，我怕有人骗我。上午有几个还乡团员从村西头往东走，二奶奶认为他们是游击队员回来了，忙向前说： “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可滚蛋了。” 话音还未落，其中一人就讲：“毙了你”。另外一个坏蛋说：
“别高兴的太早了，我们还会回来的，先割下她一只耳朵做记号，回来再收拾她。”
这时枪声四起，接着有人喊：“游击队进村了。”
那几个还乡团员像兔子一样跑了。
我拾满了柴筐才往家走。从篱笆墙的缺口里看见院子里有人。我背着沉甸甸的柴筐走进家门，首先进入我眼帘的是两匹白马拴在我家的杏树上。这时我真的相信爸爸回来了，而且是两个人。我也真的相信国民党败退了。院子里围观的人为我走向爸爸的身边让开了一条通道。我看见爸爸坐在磨台旁边的板凳上，五妹坐在他的腿上，四妹站在他身边。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没有立刻跑到爸爸的面前，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就像被铁钉子钉住了一样。我慢慢地低下了头，心里的酸、甜、苦、辣全都涌上了心头。但是我没有哭。几个人把我向爸爸的面前推拉，我差点倒在地上。此时爸爸已经站在我的面前，双手晃动着我那瘦弱的肩膀，可能看我像个小鬼怪吧！爸爸的眼里滚动着泪花。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爸爸的泪水确实让我感觉到他并没有忘记我们，没有想遗弃我们。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亲眼看见爸爸流泪，也是唯一的一次。爸爸让我面向他，非常着急地说：“三妮！说话呀，说一句也行，你哭吧，大声哭。我知道你受苦啦。”
我还是没有说话，就像木头人一样，麻木了，傻了。奶奶在一边很生气，急忙走到我面前，几乎要打我，她说：“三妮子呀，你怎么啦，怎么不说话呢？你爸爸回来，咱们有救了。我的傻孙女，受苦受难的孩子啊！”奶奶说着说着眼眶里涌出了止不住的泪水。
爸爸说：“娘别难过了，咱们进屋吧。”
爸爸把我拉进了屋，两个妹妹跟在后面。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了。
跟随爸爸一起来的叔叔端水给我洗脸，他说：“你爸爸一直惦记着你们，部队里的同志都知道你奶奶和你们在敌占区生死不明，很不放心，敌人刚退出你们这个地方，你爸爸要我同他一起来看望你们。我们是沿着沂蒙山崎岖的小道骑马飞奔而来的，明天早晨我们还要去追赶部队。你怎么不和你爸爸说话呢？他看见你们这个惨样子，心里能不难受吗？今天，我看见你爸爸流泪，我都受不了。谁看见你们这个样子都会心酸、难过。你爸爸每当提起你们老少两代人的处境，就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你有什么话就说嘛。”
王叔叔继续给我做工作：“你爸爸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受苦的人民，才没有顾得上奶奶和你们的，这就是‘忠孝不能两全’。你奶奶懂这个道理，她老人家一点都不怪儿子，等你长大了后就会明白的。三妮，敌人刚退出这个地方，你爸爸就赶回来看你们，有什么话赶快和你爸爸讲，要不然就没有时间了。”这个叔叔很会讲道理，好象在哪里见过。
有几个人帮奶奶做饭，看样子奶奶也不生我的气了，她很高兴的喊我：“三妮，快拿碗、筷子吃饭。”
小米稀饭，高梁煎饼，白菜炒豆腐，这些好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香气扑鼻，使人垂涎欲滴。大家开始吃饭了，我们三姐妹都低头不语，一个劲的狼吞虎咽。奶奶和爸有说不完的话，其中谈到二伯父家的继业三哥、我大姐邢敏、二姐邢前在部队上都表现的很好，全国胜利以后一定回来看望奶奶。奶奶亲切的喊着：“儿啊，咱们祖上烧了好香，积了德，神灵保佑我的子孙都平安。娘再也经受不住什么闪失了。你三嫂与宝珍她们娘俩个为抗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时我的宝珍孙女才十六岁，是一朵未开的花朵，活生生的就没有了，能忘了吗！几年来，她们的影子在我面前经常显现，我能不难过吗？”
奶奶还担心地说：“儿呀，天已经黑了，你和王同志不能在咱家里睡，咱家住的地方太偏僻了，连个院墙都没有，反动派离这里太近不安全，还是到村里你堂哥家去睡吧。”
爸爸接着说：“娘，你放心，国民党是败退的，不可能再回来。现在就是防止残留的敌人捣乱，我们俩人都有枪，也带足了子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再说我还要看看三个孩子。上级知道咱家的情况，给了一部分粮票，留给您。这些粮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吃糠咽菜是难免的，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爸爸说：“娘，您受累了，操心了，多亏了您照顾，这几个孩子才能活下来。只要活着就是胜利，我很知足了。原来我以为看不见她们了，可能在深山里被狼吃掉了，或是在冬天里冻死、饿死了，也可能是被国民党带走了。我有几个同学在国民党部队里，虽然在学校读书时关系还不错，后来因为我们各自走的道路不同，早就听说他们很恨我。为了惩罚我，我担心他们拿孩子出气，把孩子给带走了。”
奶奶说：“儿呀，孩子是你的，也是我的骨肉，我是甘心情愿照管她们的。孩子们也是命大，没有出什么事就是万幸。”
天色已经黑了，大家开始休息了。奶奶不放心，她在大门口放哨，以防敌人偷袭。王叔叔睡在奶奶的床上。两个妹妹睡着了。爸爸端着小油灯轻手轻脚地走进了我们睡觉的屋里，先用灯照着妹妹看了又看，仔细端详着，用手轻轻地摸着妹妹的头，然后爸爸的手在五妹的头上停了一会，他还有点发愣，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第一次亲眼看见爸爸对女儿这样疼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当发现爸爸向我这边走来时，我不自觉地翻过身，面向墙，爸爸发现我没有入睡，手里还端着那盏小油灯，坐在我身边轻声细语地说：“三妮，我知道你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的罪，你是姐姐，还要保护妹妹，像个小大人，很懂事。奶奶一直夸你呢。你承担了大人难以承受的重担。有了这段经历，以后你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以后我会送你去上学的。”
没有等到爸爸把话讲完，我立刻从床上爬起来，不知道是太兴奋了呢，还是难过？泪水像决了河堤一样倾泻而出。我问道：“您真送我去上学吗？”
这那里像父女久别重逢后女儿对爸爸说的第一句话呀！看样子爸爸对我的举动和言语有些莫名其妙，也可能他以为我神经受刺激，精神有毛病。爸爸没有生气，表现出一位慈父的耐心。他非常亲切的说：“三妮，爸爸曾经说话不算数吗？你说吧。”
自从我记事起，爸爸这是第一次专门坐下来和我谈话。按道理来说我应该知足，可是我还是高兴不起来。我对他的信任，还没有达到言无不尽的程度，只能用泪水述说我内心的苦衷。我还是哭个不停，就是不说话，弄得爸爸束手无策，他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我高兴。最后，他猜想可能是因为上学的事吧，爸爸说：“这次我说话算数，一定送你去上学，而且是一个好学校。”
爸爸说出的这句话，真算是灵丹妙药，真正治好了我的“心病”，哭声立刻就停止了。
其实，当时兵荒马乱的，那里还顾得上上学的事呀，当务之急是如何度过灾荒的问题。就是因为两年前在我心里结下的结还没有解开。爸爸妈妈送姐姐、弟弟去上学，不让我去，把我留在家里拾柴、割草、看孩子。爸爸妈妈忽视了我要读书的心愿。这次答应送我去上学，说明爸爸心里已经有我这个闺女了。我的直觉告诉我，爸爸会让我去上学的。
后来我观察，爸爸不但没有生气，好像还轻松了许多。爸爸说：“三妮，爸爸马上就要走了，奶奶年纪大，妹妹还年小，你就是咱们这个家的小大人了，要听奶奶的话，照顾好妹妹，你妈不久就会回来的。”
听了爸爸说的话之后，我就点点头表示按他的嘱咐做。
爸爸两手向天空伸展了一下，活动了一下筋骨，好像是了却了一件心事，轻松地向奶奶身边走去，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对奶奶说：“娘，现在是鸡叫三遍了。我小的时候，每天就是您在这个时间叫醒我起床后大声读书的，我知道娘不会忘记。”
“儿啊，怎么能忘？现在鸡、狗、猫、鸭都被那些坏蛋杀的一千二净，长时间听不见鸡叫了，真是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呀！儿啊，没有什么好吃的，喝碗稀饭、吃个煎饼垫垫饥好赶路。现在兵慌马乱的要多加注意安全，常捎信来，书信值千金啊！”
奶奶的眼睛一直瞅着他的小儿子，上下打量，一会儿拽拽衣服，一会儿摸摸后背。奶奶内心里肯定不舍得儿走，可是嘴里还一个劲地催促：“儿啊，时间来得及吗？在路上一定要提高警惕，要多注意安全啊！”这才是真正体现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呢。
爸爸和王叔叔一走出门，我立刻跟出来，奶奶看见我说：“三妮也是一夜没有睡了！”
爸爸拍拍我的头说：“听奶奶的话！”
我点点头，心里真舍不得他们走。
叔叔喊我：“三妮！你什么时候再来我们部队，我再给你钩一双更漂亮的凉鞋。”
这时，我才认出来过去给我钩凉鞋的就是王叔叔。我急忙想告诉他，那双宝贝凉鞋的经历，可是出发时间己到，他们两个人骑上马，立刻扬鞭策马，两匹白色的骏马迎着黎明的朝霞飞奔而去，倾刻间消失在遥远的天边，只留下两条飘沸的沙尘。我站在门口很长时间，久久不愿离去。看见黎明的曙光，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心情无比兴奋，心中充满了希望。
后来生活仍然很艰苦，吃野菜、树叶充饥。但心情不一样，感觉有盼头了。从此以后，村里的干部有时还来我家看看，村里的人不但不冷落我们，而且还帮我们打井水。我很高兴。
过了一段时间，妈妈和弟弟邢锐、小妹邢权都回家来了，生活立刻就变了样，吃的好多了。不久传来了爸爸送我上学的消息，而且和我的弟弟邢锐同进一所学校，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与弟弟平等了！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和弟弟邢锐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共走了三天多的时间，终于来到了我心目中的天堂山东省鲁中南直属小学。找到校长，他看了介绍信后就问谁叫邢进？
“她是我的三姐，叫邢进，是我爸爸给她起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邢锐，也是爸爸起的。”弟弟抢先告诉校长。
校长亲切的问我：“你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三妮。”我脱口而出。
校长笑了，笑的那样慈祥，那样亲切。他在以后很长时间内看见我就喊我“三妮”，我感觉很亲切。
校长叫刘国祥，中等身材，有些消瘦。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身上多处受伤。他是大家的长辈，同学们都喜欢他。
当时学校是在农村，同学们分别住在农民家里，教室设在大庙里或者地主的大院子里，桌子都是用木板加上砖头或者石头垫起来的，板凳同样是窄木板垫起来的。大家在一起学习、生活的非常开心。学校转移过几次，行军时和部队一样，自己背被包、水壶、书包。岁数较小的同学坐独轮车，大哥哥、大姐姐帮助他们背被包。年龄大的同学还要扛枪、夜间站岗放哨，负责保卫工作。
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比爸爸妈妈对我还亲，使我感觉到真的进入了天堂。有时感觉好像在云雾中飘飘欲仙，早晨醒来还要定定神，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品味一下这甜蜜无比的快乐生活。同学们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密无间。全班的女同学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在被窝里互相钻来钻去地快乐极了。大家都穿用公家统一发给的被子、鞋子和衣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有一次吃牛肉沫炒辣椒，油晃晃的，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每人一分，吃起来味道美极了。直到今天还回味无穷。后来，我曾去过天南海北，再也没有寻觅到这道菜，有的样子很像，就是没有那个美味。
好景不长，我到学校不久就病倒了。开始在老师家里养着，后来进了学校医务室治疗。我患的这种病就是全身疼痛。起初我忍着不说，怕学校不要我了。后来疼得整夜整夜地不能入睡，学校把我送到山东省的大医院里治疗。经过打针吃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重。经过四个半月的医治无效，学校通知家长准备后事。爸爸知道后很难过，他说：“在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山东的那段时间里孩子遭的罪太大了，把她给毁了。”最后爸爸同意把我送回家。
学校的三个叔叔，用了一付担架和一辆独轮车送我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大部分时间我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们对我照顾得很好、很周到。可是他们已经把我看成是死鬼了，很少和我说话。他们把我送到家里，向家人交待清楚后，立刻就返回学校去了。
回到家后，大家见我骨瘦如柴，面如土色，奄奄一息，都对治好我的病不抱希望了。只有奶奶不放弃，把我背到她住的地方，想尽一切办法给我看病，死马当成活马医。
奶奶认为我身上有邪气，她燃烧着桑柴烤我的身体，想赶走我身上的邪妖。结果无论怎么烤，身上都不出一点汗，可是头和脸上的汗水就像瓢浇过的一样。我昏迷过去醒过来以后，奶奶给我糖水喝，我喝了几口，奶奶感觉有希望了。后来又请人用针灸从我的脚心扎到头顶。这时，我已经失去知觉感觉不到疼痛，奶奶看着难受，一个人到屋外，眼泪夺眶而出。
在我的生命将要终结之际，老天爷保佑了我。有人介绍了一位姓徐的中医，他给我诊断：“‘大寒’，血脉不通，积淤时间久，耽误时间太长了。”
徐中医还说：“我不敢保证能治好，先开三付药能打开积淤还有救，打不开就没有办法了。”
当时我没有完全昏迷，感觉徐中医能治好我的病，我还能重返学校。
第一付药服了后没有感觉，紧接着服了第二付药，全身的筋骨开始有些松动。当我看到六妹出洋相逗我笑时，我的神经抽动了一下，好象是笑神经已经复活了。吃完了第三付药后，就上吐下泻，排泻出一些脓状物。这种现象持续了半个多月后，开始闻到香味了，先是能吃鸡蛋花，紧接着就能吃挂面了。再去请徐中医看时，他说：“已经化淤了，无需再吃药。这个孩子的命也大，积淤这么长时间还能化开！”
这位徐中医简直神了，他是华佗的再现，他果真把我的生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了。我还没有完全康复，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学校。我到学校后找到刘校长，他不相信是我回来了，认为又换了一个孩子。他说：“这是那个邢进吗？”
我马上说：“刘校长，我是邢进，我的病真的好了。您忘了吗？我的小名叫三妮。”
校长笑了：“是她，孩子真的好了。真是个奇迹！过几天把她送到疗养院，把身体养结实点再回来上课。”
我在疗养院住了三个月就返回了学校。老师们看到我在运动场上蹦蹦跳跳生龙活虎的样子，都感到非常惊讶！都为我的身体康复而高兴！送我回家的三个叔叔根本不相信我的病会痊愈。当我去感谢他们的时候，他们惊叹不已地说：“我们以为你早就进入坟墓了，真没想到你还活过来了！”
我上学晚，生病又耽误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必须穷追猛赶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加倍努力，刻苦学习才能赶上其他同学。爸爸曾经说过，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我必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晚上少睡点，白天少玩点，见缝插针刻苦读书，不耻下问请教同学。功夫不负有心人，用了没多长时间终于把拉下的功课补上了。我有几次考试成绩在班上还是第一名。
有一天，夜里坏人闯进了我们的宿舍，老师捉坏蛋的喊声把我惊醒了，我从窗子跳出去追赶坏人。当我把坏人抓住了时，因我人小力气差，坏人把我摔倒在地上逃跑了，但我很机灵地把他的背心拽下一块作为证据交给了学校。第二天朝会上校长表扬了我。至今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同学们见面时还谈论起这件事。
我们班上共有四十二名同学，到现在我还能一一叫出名字来，其中有不少的同学是烈士子弟。我们的经历都差不多，都是很苦的，能活下来走进学校也是很幸运的。有个小同学的父母相继牺牲了，姓名都没留下来，她只好取名叫和平。我的同学刘毅和她姐姐刘魁、张元潭和他弟弟张元清都是烈士子女。有一次，刘毅想念爸爸哭起来了，她越哭越伤心，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和刘毅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我深深地体会到，此时她想起母亲一个人在农村老家很不容易，更怀念她的父亲。是呀，我们经历了那么的多苦难，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之间的情感，别人是难以理解的，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
前几年母校的王老师和窦老师来北京有事，我和弟弟邢锐约了在北京的八位老同学一起到火车站迎接老师。当我们相逢时，师生们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两位老师在北京的日子里，事情办得很顺利，玩的愉快，吃住都舒服。王老师说：“我没有白教你们一场，在‘文革’中我是属于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不能随便到医院里看病，当时我前列腺肿大，尿道堵塞了，肚子涨的像个大鼓，随时有生命的危险，王玉玲同学知道后跑到学校里问：‘有问题的人，有病就不给治了吗？’经学校同意后，她就把我送往医院，办好住院手续，并要求抢救。最后开刀救了我这一条命。我以后很难再遇到像你们这样一群好孩子了。”我们这种师生之情是其他人难以理解的，也是我们永远难忘的。
爸爸送我到山东鲁中南直属小学上学，求学之路艰难曲折而又漫长，但最终还是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在这期间，我在生死线上挣扎，已经触摸到另外一个世界。因为我爱我的学校，学校使我魂牵梦萦，是我生存的力量，经过与死神的反复较量和医治，终于战胜了病魔，使我重新返回到我那可爱的学校。
学校使我感受到人间的真爱。我能进到这所学校受到启蒙教育，是我的幸运，是我的福分。这是爸爸对我最大的关怀，最深的爱，我永生难忘，永远感激我的爸爸。
我很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小学毕业后，因为爸爸在南京工作，我有机会考取了南京大学附中（原南京十一中学）。进了这所学校后，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对学校充满了爱。我把学校当成了家，对学习、体育锻炼、社会工作都投入了我全部的精力。我曾被评选为三好学生、南京市中学生优秀运动员，为学校评选为全国体育先进集体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在学校里还担任共青团的团委书记。不论干什么事情我都尽心尽力地做好。高中毕业后，学校把我作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圆了我军旅生涯的梦。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在工作中因为完成任务出色多次受到嘉奖，两次荣获三等功。一九八七年“文革”后首批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一九九三年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技术级别定为五级，正师级。
一种使命感催促我努力学习、工作。在爸爸离开我们的那一刻，我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在无比伤感之后，我的大脑渐渐地清醒了：爸爸妈妈养育我们兄弟姐妹九个人，他们付出了全部的艰辛和无限的爱。爸爸那种坚定不移并为之苦苦地奋斗了一生的伟大革命理想和他那高尚的革命情操、人品、人格魅力，一定要像种子一样深深地播种在我们的心田里，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发扬广大，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爸爸他还活着，他的九个儿女九个宝贝，就是他生命的延续，在延续……
（ 二00四年六月写于北京，作者是邢子平同志的三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