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邢子平同志与五女儿邢军和外孙刘海舟留影
我是爸爸的第六个孩子，一九四三年生于沂南县小独墅村。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匪军占领了我的家乡。为了逃难，妈妈领着我们姐妹四人（二姐邢前，三姐邢进，六妹邢权及我）过沂河，爬荒山，夜宿山洞或柴草垛里，受尽了艰辛和磨难。屋漏偏逢连阴雨，在逃难于燕子湖山中，三姐和我与妈妈、二姐、邢权失散了。当时三姐才十岁，我仅四岁。我们在茫茫的荒山里见不到亲人，能不着急吗？特别是夜间，狼的嚎叫声，磷火的闪显更增添了我们姐妹俩的恐惧感。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以求解脱心灵的忧虑与惊吓。在那漫漫长夜里好像过了几十年才天明。残破的衣衫，蓬松的乱发沾着草叶，脏兮兮的小脸上挂着泪珠，这就是我们姐妹俩当时真实的写照。所以在我的记忆中，不是温馨甜蜜欢乐的童年和故乡美丽的山水田园风光，而是硝烟弥漫的战火，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
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匪军败退，爸爸回到门家庵子村来看望我们。看着我们姐妹二入骨瘦如柴和穿的破衣烂衫的凄惨景象，听着我们姐妹述说苦难的遭遇，他老人家流下了眼泪。感慨万千地说：“爸爸对不起你们，为了革命我保了国家舍了小家，让你们受苦了。但困难是暂时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现在离全国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希望你们再熬一段时间，经得起艰苦生活的磨练，迎接新中国的到来！”爸爸感人肺腑的话语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坚定了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一九五一年，我由家乡来到了南京，在爸爸的身边开始上学。当时上学的有哥哥邢锐和我们姐妹共五人。弟弟邢毅还在襁褓之中。爸爸是供给制待遇，生活上比较困难。衣、食、住、行均因陋就简。爸爸经常教育我们求学阶段艰苦，能激发上进心。历史上许多有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都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努力学习积累知识，然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是你们学习的榜样。你们应好自为之吧。
一九五四年，爸爸调到南京市郊的中国水泥厂任厂长。妈妈担任家属委员会主任，但无工资待遇。九口之家，五人上学，仅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维持，负担是相当重的。尽管有大姐支援，生活条件仍是低水平的。记得那时三姐的衣服小了不能穿，传给四姐，四姐穿了我再穿，最后轮到六妹邢权穿时，不仅补丁摞补丁，连衣服原来的颜色都看不清了。作业本我们是双面用。爸爸身为厂长，仅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并且只有外出参加会议或在重大节日时才穿穿，平时是穿带补
丁的旧军装或工作服。爸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应保持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本色。”爸爸的言传身教，使我们这个大家庭养成了勤俭持家，艰苦朴素的良好家风。
一九六零年，爸爸由中国水泥厂调到江苏省计量管理所任所长，全家搬到南京市峨嵋路17 -11号住。搬家时，厂里的工人师傅惊奇地说： “邢厂长来厂六年了，一点家具都未添置，就这个大包袱，还是包着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他当领导干部那么多年，至今还保持了老八路的本色，难得啊！”
是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位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计量管理所配给爸爸一辆金鹿牌的自行车，我看在眼里，馋在心中。我们学校有几位同学，上学骑自行车，逍遥自在神气得很，我非常羡慕。心想：何时我也能骑上自行车上学呢？现今，家中有车了，上学骑车谈不到，先抽空学会，星期天骑上兜兜风，还是满潇洒的。当时不仅我有这个想法，几个兄弟姐妹均有这个愿望。大概爸爸有所觉察，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专门把我们六个人召集起来，严肃地说：“这辆金鹿牌自行车是单位配发给我上下班用的公车，你们是无权力动用的。学习上你们应该向高标准努力，争取在德、智、体各方面全面发展；在日常生活上，绝对按低标准要求自己。这样当你们走向工作岗位时，才能够自立于社会。”
哥哥邢锐当时在南京医学院读书，有一个星期天，学校里组织去雨花台活动。哥哥想骑一下自行车，被爸爸断然拒绝了。我暗想：自行车闲置在那里，骑一骑又何妨，爸爸未免太厉害了。只有弟弟邢毅和小妹邢建还有点福份，在爸爸下班回家上峨嵋路的高坡时，他们帮爸爸推车，这时才能摸摸自行车过一把瘾。爸爸看着孩子们帮他推车，享受着天伦之乐，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一九六三年春节，爸爸约我们几个不会骑车的姐妹弟弟来到了市委大院，借了一位同志的私车，叫我们学车。半天时间我们都学会了。在回家的路上，爸爸边走边说：“学车我支持，但用公车我反对。你爸爸尽管是个领导干部，但目前咱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宽裕，只供应你们六个人上学我就够紧张的了，要不是你大姐帮助，有时水电费我都无钱支付，买车更不可能。希望你们今后不要骑组织上配给我的自行车。我这样要求，可能你们认为我不通情达理，你们应该理解，做事必须公私分明，这是原则问题。你们要明白，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件小事能体现一个人的品德和素质。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我边听边思索着爸爸的教诲，我认为爸爸说的有道理，今后一定做一个廉洁奉公的人。
一九六四年，我在南京高等动力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前有的同学家长，托朋友，找关系想把子女安排在大城市好的单位工作。而爸爸却嘱咐我： “响应党的号召，服从组织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听从爸爸的教导，写了申请书，交给学校领导，积极要求到最艰苦、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不久，组织上分配我去祖国的北疆齐齐哈尔市。临走前，家中无钱置办御寒的衣被。爸爸叫妈妈用旧棉絮和旧被单给我做了棉衣和棉被。最后还是没有钱买床单，实在无奈，也就算了。我这个在南方长大的人，到了齐齐哈尔市，真正饱尝了北国的风雪和严寒。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爸爸被“造反派”残酷地揪斗，戴着六公斤重的帽子游街。不仅遭受了人格的污辱，而且对肉体的折磨也是相当厉害的。什么走资派、黑帮、叛徒、特务等等的帽子强加在爸爸的头上，长时间无休止的揪斗。由此还株连了我们这些子女，单位把我当成“黑五类”子女下放到车间劳动，还剥夺了我参加基干民兵的权力。因而我茫然、困惑、很想不通。爸爸是一九三二年入党的老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建国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一心为公，保持和发扬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现在如此对待，叫我如何理解？爸爸身处逆境，仍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顶着压力，据理力争，保护同志和战友，充分体现了爸爸坚定的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一九七四年，我回到南京看望爸爸妈妈。爸爸已在“文革”中被折腾了八年。漫长的八年岁月，使爸爸的身心受到巨大的摧残。说话不再那么幽默风趣了，沉思多于言谈。日渐消瘦的身躯，灰黄的脸色，带有哮喘的语音，零乱的花白头发，爸爸衰老的太快了。交谈中我才得知爸爸患有心脏病，我哭了，哭得特别伤心。爸爸苦笑着劝导我： “邢军，莫哭泣，不要悲伤，我仍然坚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最终会讲实事求是的。说假话搞阴谋的人，最终没有好下场。你要坚强些，不唯心，要唯物嘛！我这一辈子光明磊落，扪心无愧！你们兄弟姐妹九个人均已抚养长大，分布在全国的六个省市，都干得不错，我高兴，我知足。至于我嘛，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经得起考验的，只是有生之年不多了。 ‘文革’期间，不仅摧残了我的身心，也浪费了我的年华，我遗憾啊！”
这次谈话，不曾想竟是我和爸爸最后的永别。
爸爸病逝二十七年了，他一生做人的准则，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拼博，不断前进！
（写于二00四年五月八日，作者是邢子平同志的五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