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架贴“红膏药”的日本飞机，整天“嗡嗡”地在林子上面转。传单像雪片一样从飞机肚子里吐出来，散落在树梢、山头、坑洼地里。记得有一次，我们拣来一张传单，上面有一幅漫画，画题叫“归顺前后”，画面分上下两格。上格把我们一个战士画成个瘦猴子，穿一身破衣烂褂，真是糟蹋人!旁边还注明：“归顺前”。下边一格是画一个投降了鬼子的叛徒，穿一身崭新的协和服，脸上又肥又胖，身边还有两个妖道娘们儿陪着他，旁边也有注明，叫“归顺后”。
看了这幅画，我们愤恨极了。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过八月节的时候，在烂泥沟子，杨靖宇司令召开了抗联第一路军干部战士大会。会议一共开了三天。开完会，我们心里像开了两扇窗，亮堂堂的，信心也足了，一个个眉开眼笑地唱起了歌。部队更加团结了，准备迎接敌人冬季大“讨伐”。
下第一场小雪了，杨司令说：“穿暖和了再和敌人干。”就带着我们到错草顶子领棉衣。今年的棉衣又肥又厚，简直可以当被子盖。可是我们没有被子，不盖它，又盖啥呢!此时，便衣队回来报告，说他们把电话线接在敌人的电话线上，从电话机里听到：“讨伐队”田团，明天要从梨树沟子去王家店野战仓库领给养。
这是个卡道的好机会，杨司令决定打。同志们听说要打仗了，高兴得直蹦踺。有的说：“我这颗枪上岁数啦!该换换了。”我们一班的同志，都要求参加冲锋队。五号小万最起劲儿，瞪着两只大眼，像要和我打架，说：“每次冲锋总没我们机枪连的份儿，瞪着瞅人家缴枪抓俘虏，这回我可不干了，我坚决要求参加冲锋队。”我心里也怪痒痒的，我把同志们的请求，其实也就是我的请求，汇报给李连长。李连长就去请示韩参谋长。
参谋长和杨司令研究后，答复了我们的请求。同志们听说司令员答应了，乐得嗷嗷叫，五号不知从Ng)L弄来一把麻皮，大家分着把脚上的鞋绑得紧紧的，以便冲锋奔跑。二班同志见我们参加冲锋队了，都眼馋地说：“你们算走运啦!”傍黑，部队悄悄地出发了。
东方发白，我们就进入了战斗阵地一七号桥。七号桥是那尔轰往北去王家店公路上的一座桥，一丈多宽的小河像根常春藤，弯弯曲曲地缠着公路。这段二三里长的公路，两边没有树排子。路东是泥塘，有一里宽；路西是荒地。敌人怕我们打埋伏，把泥塘里的磕头甸子草和荒地的杂草，都放火烧了。东边和泥塘并排躺着的是一座不很高的山。我们这支六七百人的队伍，一字儿摆开，有三里来长，都趴在公路西侧的沟沟洼洼里。我们冲锋队在当问一桥两边。我和我们班十二个战士趴在桥南河坎下面的拐兜里。我寻思：“敌人的官是不敢领头也不敢在后的，我们正好在当间，抓个团长什么的，哼，够意思的。一中队和二中队在我们左边，三中队和四中队在我们右边，指挥部在对面山上。南北两头都有四连的四挺机枪卡着。太阳从东山爬上高空，慢慢地，像蚂蚁一样滚进西山。
等了一天，敌人没有来，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有的同志埋怨便衣队报的情况不确实，有的人担心敌人知道了我们的埋伏了。第二天，又整整趴了一天，敌人还是没有来。大伙急了，我其实心里更着急，不过我还是对班里的同志说：“我们就是干这行买卖的，等就等呗!”晚上，便衣队又出去把铁丝搭在敌人的电线上，在电话上听了听，说：“明天上午八点指定能来。”
第二天，农历十月初一，天麻麻亮，我们又进入了阵地。我在枪膛里押上了五颗子弹，又顶了一颗，怕冲锋时不够用，现押又不赶趟。太阳一杆高的时候，从左面悄悄地传来了口令：“来啦!准备!”我心里“咯噔”一跳，想：“奇怪，田团在梨树沟子住，怎么会从北面来呢!不对，不能是田团，兴许是高旅(高旅在王家店住)。那是怎么搞的，难道敌人发觉我们了吗?不会吧，我们的行动真说得上神不知鬼不觉呀!”我使劲顶住枪托，右臂夹得紧紧的，手指头搭着扳机，心里发了狠：“管他妈田团高旅，谁来就打谁。”
过了十来分钟，大道上“喀哒喀哒”响了。听脚步声，敌人不像知道我们在这里。估摸四五十敌人过桥了。突然，在北边老远的地方，响起了号声。我的心又“怦怦”地跳起来，咋回事?敌人向我们发起冲锋了?!听声音，公路上的敌人，还是老样子，不慌不忙地走着。我竖起耳朵又听了听，不觉心里暗笑起来：原来是吹的休息号。号声刚停，听得一个官长的口气喊：“休息了!”这一声喊，伪兵们像小鬼得到阎王爷的赦令，散开了。接着传来“操爹操妈”的叫骂声，枪支摔在地上的“噼里啪啦”声，敲盆砸碗声，“妹呀郎呀”的色情歌声，叫人恶心透了。一个小子，是个瘦长条，一手拿着茶缸，一手拿着个饭盒盖，朝我右边十一号王大愣趴的地方走去，看样是到河里去舀水。他走到河坎上，正抬起腿要往下跨，突然，茶缸饭盒从手里“哨啷”一声跌落下来。他失魂地大叫一声：“不好了!”扭头就跑，没出去三步远，只听得“砰”的一枪，那个小子身子摇晃了两下，滚在哪儿了。
枪一响，同志们像一群小老虎，从河坎下、拐兜角、错草堆底下和坑坑洼洼里蹿出来，刺刀像闪电样放光，不约而同地高喊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缴枪不要命!”直向敌人扑去。我操起枪，和大伙一起蹦到岸上。我往北面一瞅，只见公路上黄乎乎的一片，像是一大群蝗虫。这一阵呐喊，像是在蜂窝口扔了一块砖，敌人乱成一团。有的扔下饭碗，慌忙去抓摔在地上的枪；有的趴在地下，用背包捂着脑袋；有的双膝跪下，两手举起；有的搁下枪不管，撒腿往泥塘里跑，边跑边往后扔手榴弹。
一个往泥塘里跑的敌人，扔过来一颗手榴弹，手榴弹滚在路边冒白烟。我蹦过手榴弹，向一堆正去抓枪的敌人奔去。“放下枪!”我大声吆喝。有几个敌人不听话，还一个劲儿抓枪。我火了，“砰”的一枪，把一个家伙给掀倒了。我没有拉栓退弹壳，一步蹿上去。这时，二号也赶来了。我照准一个已经把枪抓到手里的瘦猴，就是一刺刀，瘦猴“妈呀”叫了一声。我抽出刺刀，血溅了一裤腿，把新棉裤给糟蹋了。
二号把我左边的一个敌人给刺翻了。我一手搂过三支枪，交给了和我一起冲上来的六号，并对他和二号说：“你们押俘虏，枪可以叫他们背。”我和五号、七号往泥塘里追赶逃跑的敌人。五号边跑边放枪，放了四五枪，打倒一个。我侧过脑袋，对他说：“不要白放枪，瞄准了再打!”“哒哒哒!哒哒哒!……”
东山上指挥部的五架机枪响了，子弹像瓢泼大雨向泥塘里浇来。敌人像割高梁似的一片片倒下。被机枪打伤的敌人，躺在泥塘里鬼哭狼嚎。前后夹攻，敌人走投无路。有的撅起腚子，趴在泥塘里一动不动；有的往回跑，老老实实地做了俘虏。只有五个不要命的家伙，不顾机枪扫射，一股劲往山上跑。只见七号老张，一条腿跪下，举起枪，“砰!砰……”那五个已经穿过泥塘，眼看就要进树排子的敌人倒下了。有一个敌人，瞎窜乱闯，跑到山上我们的指挥部去了。少年铁血队的小孩们，高兴得跺着脚叫道：“抓活的!抓活的!”都哄了上去。
那个狡猾的家伙，退到一棵大树背后。“砰!”子弹从小周的左太阳穴穿进去，从后脑勺飞出来。小周当时就牺牲了。少年铁血队员看小周牺牲了，一个个气得脸孔发紫。十来个人把那个家伙紧紧围住。那个家伙一看跑不掉了，就举起双手。小鬼们一拥而上，你一刀我一刀，把他扎死了。
指挥部的机枪一停，同志们嗷嗷叫着到泥塘里捉俘虏。我和班里的七八个同志也奔去抓。在北边，卡子外面，敌人的迫击炮响了。炮弹在泥塘里，公路上，小河里爆炸。一股股浓烟向蓝天飞去。两架贴“红膏药”的飞机，从东山上俯冲下来，“哒哒哒”扫了一阵机枪，擦着头顶往西飞去了。这一阵扫射，打死了一些俘虏，我们二排的薛班长也牺牲了。不过十来分钟时间，卡子里面的敌人，全部解决了。
北边一卡子外面，敌人的机枪、小炮一股劲儿往这边打。指挥部命令尽快离开战场。同志们枪都没来得及拣完，背着伤号，赶着俘虏，分几路飞快地撤退了。我和班里的同志，赶着十九个俘虏，跑步奔指挥部。杨司令高大的身躯站在石砬子上，胸前挂着望远镜，望着泥塘里撤退的部队，正和站在他身旁的韩参谋长说什么。见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奔去，便迎上来，没等我向他报告，便笑着问：“怎么样?”我兴奋地回答：“报告司令，我们抓了十九个俘虏，全班同志无一伤亡!”司令笑笑说：“打得好!”说完，那和蔼的目光在我身上打量着，那神气像是我丢了什么。我低下脑瓜周身瞅了瞅，子弹带、腰带、鞋子一样没缺。我又在裤兜里摸了摸，战斗前装下的两颗手榴弹，不多也不少，还是两个。我心里有些疑惑，杨司令笑着问：“你的帽子呢?”我一摸头上，可不!帽子丢了。我嘿嘿一笑，回答：“报告司令，下落不明。”司令微微一笑，朝远处晾望，说：“帽子回头再说，先交给你一个任务：到北山头去，告诉李连长，赶快撤!”“是。叫李连长赶快撤!”我打了个立正，转身就走。
北面山下，敌人的冲锋号正响。三架飞机还装模作样地在山头上打转转。我带着九号、十二号快步前进。翻过岗，穿过一片小树林，找到了李连长放卡子的地方。可是，李连长他们都已经走了。地上留下许多杂乱的脚印和一大堆弹壳，我一摸有的还热。显然，他们刚走不久，我们就顺着他们的脚蹭子往南撵。走进荒地不几步远，一抬头，吓得我心猛地一抽，汗毛根直立起来。黄乎乎的一大群敌人，手里端着枪，刺刀寒森森放光，一个个哈着腰，贼眼四处乱瞅，像一群胆小的狼。
我急忙转身回走，敌人“吱吱哇”地叫开了：“抓活的!”“放下枪!”“跑不了啦!”“抓活的!哼，那么易，你手里拿的是枪，我拿的也不是烧火棍。”我从裤兜里掏出手榴弹，照准敌人撇了过去。“轰!”手榴弹爆炸了。我没顾得上看炸死多少，飞身就往林子里跑。我进了林子好久，听到后面敌人还向我“噼里啪啦”开枪呢。
我和九号、十二号一直跑向集合地点，到地方一看，李连长和杨司令他们早就在那里等候我们了。这次战斗，要不是那个到河边舀水的倒霉鬼先发现了我们，我们准能把高旅整个吃掉。被我们打死打伤的敌人说不上有多少，我只知道被我们活捉的有三百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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