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子平同志与小儿子邢毅留影
云山雾罩，秋雨绵绵。这是一个气压很低，无处可去的星期天。整个宿舍大楼静悄悄的，就像只有我一个人似的。虽然临近上午十点，我仍感到烦闷。既没有看书的兴趣，更没有欢乐的欲望。耳边传来的只是有节奏的屋檐上流水滴哒的响声，它有时唰唰的不间断，有时又点点滴滴的几乎停止。
我托着下巴，无聊地向窗外望去，欣赏秋雨带来的景色。这大概是我今天唯一的趣味了。
牛毛般的细雨随风摆弄翻卷而下，浓厚的晨雾，此时已经凝聚成大块大块的云团，向山顶移动，一旦冒出山巅，便被秋风吹向东方。
整个山都已经黄了，唯有松柏还是绿色的。但绿针之上，落满了黄色卷曲的枯叶，有时随风吹掉，接着又吹落来一片片。还有一棵棵参天的大树，这时只剩下零落的残叶，光秃秃的。
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不知凝视了多久，以致我的手托得都发麻了。
我记得，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八号，是爸爸离开我们第十五个月的日子。
拿着爸爸的像片，仔细地端详着。看着看着视线渐渐地模糊了。闭上双眼，只听到屋檐上流水的滴哒声。
爸爸宽阔的额头，安祥的嘴唇，魁伟的身躯，和蔼可亲的笑容，就像活着一样，又涌进了我的脑海。我对他诉说十五个月来的学习和工作，诉说对他的怀念。告诉他，我们不能离开您，不能没有您。睁开眼睛后，一切都没有了，眼前仍是不尽的秋风，不尽的秋雨。
我曾说过，爸爸去世一周年，一定写一篇文章，缅怀爸爸的一生。到了这天，我又不相信爸爸真的是去世了。他好像仍然“坐石城，举拐棍，谈形势，有风声。”他好像正在“挥絮笔，叙父情，教育吾，怎做人。”
今天，我相信了，相信爸爸已经去世，火化于清凉山，真正离开了我们。
爸爸死后，娘把爸爸的三件遗物交给了我，一件是太空棉大衣（是外孙子谭益、外孙女谭欣用节省的钱给爸爸买的，爸爸风趣地称之为‘三代衣’）；一件是刮胡须的刀和一本爸爸在受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迫害时的笔记本。这三件东西太平常了，几乎谁都可以买到，谁都可以拥有，然而爸爸这三件遗物，却是我终身的伴侣，无价珍宝。我可以从中感受到爸爸的气质，看到爸爸的品质，感受到爸爸的温暖。对爸爸的所有一切都能从中体验到。
在爸爸的追悼会上，我说过：“爸爸他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梦中和幻想思维间。”这话现在看来一点都不假，我们这一代对爸爸的高尚品质、完美的人格是了解的，但后代子孙呢？我想在这三件遗物中重点介绍爸爸在“工作笔记本”中他所记载的部分内容。也就是介绍爸爸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及其刚正不阿，实事求是，坚持正义，坚持真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精神，让后辈人有个大概的了解。孩子们虽未见过爷爷，她们看了以后，也会为有这样的一位爷爷而感到无比自豪。
工作笔记本是一本黑皮硬壳的簿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记载着爸爸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要说我对爸爸的了解，是爸爸从小对我的钟爱，不如说就是这本笔记本里所提供的情况。
翻开这本黑色的笔记薄，使我惊讶！从中展现出一九六七年那黑云压城城欲摧，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南京城。向前看去，鼓楼食品公司的玻璃橱窗上，糊着厚厚的大字报，杂乱重叠。在白底黑字之上，贴着一张醒目的海报：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三反分子”江渭清大会。落款是“八二七造反兵团”。在海报的右下角贴着一张铅印的通辑令，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上重重地打了个叉。全文这样写道：我局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周平，因抗拒群众审查，畏罪潜逃，特通辑全省捉拿。此人身高一米八二，长方脸，讲话是苏北口音。希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协助……。
“镗！镗镗！”锣声骤起，一串游街的车队由远而近，看热闹的群众蜂拥而上。在车厢里，站着一排戴着高帽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反革命黑帮、叛徒”。看得出来他们面容憔悴，高高抬起的手臂早已失去知觉。一个三十岁开外的人，左胳臂上戴着水印的“省级机关八二七造反兵团”袖标，跳上车头，拿着手提式的半导体话筒，声嘶力竭地大声喊着什么“打倒叛徒、特务、走资派XX”的口号，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马祥兴饭店下面的墙上，贴着由三张报纸拼成的大标语，写的是：“郭兴福拒绝交待罪行，自绝于人民，罪有应得！”郭兴福几个字同样重重的打上叉。
游街的车队刚过，又接二连三的来了几批，数不清的人和车一起挤在鼓楼广场的中央。紧接着宣传车上尖叫着： “走资派必败！”、“打倒”、“炮轰”、“绞死”、“砸烂狗头”云云。
在朝阳门外，明古城墙雄伟耸立着。从城墙边的砖缝里延伸出来的树枝婀娜多姿，护城河的水面平静如镜，反映出对岸的一片塔松林。江苏省计量研究中心大楼就座落在这美丽寂静的环境中。要知道这个研究中心大楼工程，浸透了爸爸的多少心血，而今这里却变成了爸爸受迫害、受摧残、被关押的地方。俗话说“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过去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投机钻营的人，如今一跃而成为“造反派”的勤务员。且看他们是如何勤务的：一条条打倒革命干部的大标语，一条条打倒专家的大标语布满了大院；一台台进口的精密机械设备和科研设备被搬出恒温室，抛在露天地里，风吹雨淋；一个个的科学技术人员被赶进了“牛棚”；“造反派”一天天的不上班，可以照样拿工资。这一切，叫人怎么不痛心呀！一个老人，拿着扫帚从厕所出来仰天长叹！这个人就是我的爸爸。晚上，他在黑色工作笔记薄中写到： “跟随党工作多年的人，成了罪人。为国家创造财富和培养人才，成了罪过。公理何在？！”
爸爸继续写到：“我遭到这帮人的围攻漫骂，遭到他们吐向我脸上的无数口水，他们的手指点在我的头上，让我站上六个小时向他们请罪。他们让我不停的打扫卫生。他们扣发我的工资。他们强行给我戴上六公斤重的高帽，在我的脖子上强行挂上四公斤重的方牌，揪住我的头发，扳住我的手，游遍了全南京城。他们不让我回家，不让我看看孩子。他们不让我写信给亲人和同志。他们做的这一切，剥夺了我做人的权利。这些我想都没想到，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国家里会有这样的事发生？！难道历史就这样被颠倒，唯物主义就这样被混淆了吗？”“事实会做出回答！时间会做出公判！”
一年过去了，两年、三年、五年过去了，“孩子因我受株连不能参军而痛苦”，“大孩子不能解放，而遭罪……”，“老九被分配到苏北，九个孩子一个也不留。”爸爸怀疑了，爸爸绝望了。
一个花白头发和长了满脸胡子的老人，走上楼顶的平台，焦虑不安地走来走去，然后又费力的攀上城墙。爸爸他想干什么？他此时哪有闲心去观景逍遥呢？
是的，爸爸不是在散步，他的心如同海潮一般地汹涌澎湃；他站在生死线上，决定着自己今朝的命运。他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和软刀子的宰割。抽烟已是他唯一的想头。此时他不停地抽着烟，眉头紧锁着，两颗豆大的泪珠溢出了眼角。
爸爸以往是个乐天派，非常热爱生活，他始终向往着美好的未来。抗日战争中，他坚决不当亡国奴，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枪林弹雨干革命，出生入死打击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中，他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坚决打倒“蒋家王朝”，置自己生死于度外。和平建设时期，他呕心沥血为振兴中华忘我地工作。困难时期他和我们一起吃过豆渣，咽过糠，工作劲头从来没有低落过。他经常满怀信心地对孩子们讲： “我是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他生活欲望总是越来越旺盛。今天，他恍惚了，生命的火花暗淡了，他想把它熄灭。爸爸向城墙的边缘走去，他昂着头两眼凝视远方……。
“老邢！老邢！你儿子来看你了，快下来！”
“造反派”的勤务员对我说：“只允许你看半个小时，抓紧时间。”
不知这个“热心”的人是怎么知道爸爸会在城墙上的，他呼呼地喘着气爬上城墙，眼睛直盯着爸爸。爸爸怔住了，他慢慢地转过身来，两眼直愣愣地看着研究中心大楼门前的一个黑点，眼睛渐渐地看清楚了，这个黑点不是别人就是我——爸爸的儿子。于是他高兴地向后抹了抹零乱的头发，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向我走来。
我亲眼看见爸爸是怎样从城墙上走下来的。我感受着他是怎样紧紧地搂住我的。尽管他当时极力的想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我还是看见爸爸第一次在我面前流下了痛苦而又心酸的眼泪。他没有擦掉，而是强带着笑容，认真地看了看我。
在笔记薄的第七页中，爸爸以极小的字，潦草地写到： “我战胜了死亡，是孩子挽救了我。”“相信群众、相信党、真理终会见太阳。毛泽东思想万岁！！”而对“毛泽东思想万岁”七个字，则重复写了“十多遍。”
是的，爸爸有着九个孩子，如果不是考虑到孩子的前途，我相信爸爸一定不会活到一九七七年。
在那所谓“斗批改”的年月里，也是残酷地折磨革命老前辈的苦难日子。爸爸这时被强迫迁移到一个不出名的小镇——江宁县竹园镇，住在一间用土坯围成的黑暗潮湿的“牛棚”里。在这个“牛棚”里，白天黑夜都点着一盏小油灯，爸爸在笔记里这样写到：
“我已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日，更不清楚是星期几，漫天的大雪告诉我，这是冬季。也许到了春节，我仿佛听见了几声爆竹的响声。”
从这里可以看出爸爸多么盼望春天的到来。可是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大雪仍然下个不停。这天晚上九点多钟，狂风呼啸，气温很低，非常寒冷，爸爸很早就睡了。深更半夜“牛棚”的门突然被踢开了，两个家伙走进来突然揭开在爸爸身上盖的被子，吼叫：
“快！快！找你有事。”爸爸把衣服穿好，被他们带进了一个非常暖和而又灯光通亮的大屋子里。屋里桌子上的鱼刺、鸡骨头一堆一堆的，整个空气充满了酒精味，遍地都是香烟屁股。桌子旁边，坐着一个陌生人，他脸色因喝酒过量被酒精刺激的略有些发紫，说起话来舌头有些发硬。“你……你是邢……子平吧？”这家伙眼睛都没睁开，他又说： “我们来……来，找你……你，了解……这个人。”他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到爸爸的身边。手里拿着一卷材料，上面贴着一张两寸的照片，“你……你看，他是个叛徒，你认……认识吧？”说完，他嘿嘿嘿的奸笑起来。
这样的事，爸爸已经遇到过几次了。爸爸干脆回答：“这个人，我不仅认识，而且在一起工作多年，关系也不错。我可以说，我对他是很了解的。他不是叛徒，相反的他是一个党的忠诚战士。他工作几十年，一直是党的领导干部，对党忠心耿耿……”
不等爸爸把话说完，那个陌生人便撕破嗓子地叫着，“什么！什……么！……什么！他不是叛徒，告诉……你，他和你是……一样的，不……要包……庇了。”
“我实事求是，不会弄虚作假，他不是叛徒”。爸爸慷慨激昂地又一次给予回答。
酒鬼，是喝多了酒，面部都胀得通红，眼底也在充血，现在更加突出。如果他是个高血压患者，血管一定会暴破。他把烟头一甩，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你……你……你不说，我……我……我枪毙……了你！”
爸爸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愤然答到：“枪毙，来吧，现在就执行。”
爸爸遭到“造反派”无理地审讯，在愤怒之中，经寒风一吹，他病倒了。爸爸发着高烧，昏昏睡去。房东老大爷进屋拿柴时，听见爸爸说胡话，才发现爸爸病了。好心的老大爷喊了他的两个孙子，把爸爸抬到竹园镇医务所。
医生说：“温度很高啊！送县医院吧？”
爸爸用微弱地声音对医生说：“不用送，打一针就会好的。”
医生按爸爸的意见打了一针，并说服爸爸躺在病床上静养。这时，医生把老大爷拉到一边叽咕了几句，医生沉默了一会，很坚定地不知对老大爷说了些什么。这时，突然从门外闯进来几个人，把医生团团围上。一个家伙冲上前： “他真的病了？”
医生回答说：“是的，而且比较严重。”
医生的回答使这帮家伙很不满意，他们进一步逼迫医生说：“要划清界限，你是‘为人民服务’的”。
另一个家伙接着说：“要知道，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我不知道什么是仁慈、残忍，我只知道人道主义。”
“嗯，好吧！你如在两天内治不好他的病，我们就把病人转走。到那时，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说完这帮家伙转身走了。
爸爸吃力的坐起来。他紧拉住医生的手说：“医生同志，让我走吧，我不要紧。你还年轻，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不能连累你。”
医生没有马上做出回答，他死死的盯着爸爸，嘴唇有些颤抖，他好像在爸爸身上看见了什么。他说：“你不能走？我有把握治好你的病。”
“医生，我的病我有数，不大要紧。”
“不！你不能走！你的心脏功能不好，可能有心脏病，刚才我听出来了。你虽然患的是感冒， 一旦感染到肺部出了毛病，是有生命危险的。”
房东老大爷看着这一切，一直没说话，他不知应该说什么。后来，他把大衣脱下来，披到爸爸的身上，说：“老邢同志，治病要紧。”
两天后，爸爸回到“牛棚”里，爸爸的病经医生治疗，已经好了。从此，房东老大爷常送些鸡蛋、饼和肉菜过来。有一次老大爷很神秘的对爸爸说：“他们说你是‘黑帮’、‘三反分子’、还是什么‘国民党’，开始我是相信的，我对你态度不好，使你受了不少委屈。过后，我看到这帮家伙偷鸡摸狗，连门前自留地里的菜也偷。腊月三十日晚上，他们借拜年为名，糟踏军人的媳妇，第二天还说是刘小娣调戏他们。我看这帮家伙才像国民党。”
爸爸接着说：“唉，不能这么讲，他们是‘造反派’嘛。”
老大爷愣了一下，接着大声笑起来：“是的，专造共产党反的右派，哈哈哈……。”
爸爸以后给我讲这段经历时，特别介绍了那位医生的情况。那位医生是个大学生，在毕业分配前，他的爸爸是浙江大学的副教授，经受不住“文革”中的冲击而自杀了，紧接着他妈妈的精神也失常了，只剩一个妹妹在农村插队。爸爸很同情这位医生，一九七四年帮助他调回了杭州。因为这位医生的爸爸是自杀的，所以医生调动的事，爸爸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
以上所叙述的两件事，深深地记在我的脑海里。前一件事，是反映爸爸因忍受不了不白之冤的残酷打击和无情地折磨，欲死不舍。爸爸不是舍不得自己的一把骨头，而是怕株连孩子的政治生命。
第二件事，可以看出，爸爸是藐视死亡的。为了保护同志，澄清同志的历史真像，爸爸以死作证，充分体现出爸爸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
当我准备放下笔时，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天空中布满了闪烁的星斗。云雾何时消散，黑夜几时降临，我全然不知。
此时的仙女星座，显得格外明晶透亮，十五颗星一齐发出光辉，仿佛向我说，睡吧！不要苦思了，你想念的人，他会在你今天的梦中相会。
爸爸，我想念您！
（写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八日深夜，作者是邢子平同志的小儿子）
★1977年邢子平同志去世后，曹淑兰率子女合影。前排左起：林淑娟怀抱邢小平、邢前、刘海奕、曹淑兰、邢小兰、邢敏、邢鲁娜、邢蔚；中排左起：项新、邢建、李伟、张京武；后排左起：邢军、邢毅、邢锐、邢进、邢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