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我向县委汇报完工作，从秦家台返回七区时，沿途看到在敌人炮楼附近、交通要道、各村残垣断壁上，张贴着一些“告示”和标语。在“告示”和标语下有一些人围观，我也挤了进去，看了两眼。原来鬼子在行唐又搞起了一个“灭共委员会”。这些“告示”和标语就是他们搞的，内容就是要共产党员、干部去它那儿“自首”，若不去，说是要杀光、烧光、血洗什么的。
“告示”下的人群中，不时传出这样的话语：“‘灭共委员会’是嘛玩艺儿?”“嘛玩艺儿，与治安军、警备队是柳条穿王八一一路货色。”“看来这家伙挺歹毒。”“灭共?!谁灭谁还得骑驴看唱本一走着瞧呢!”在“告示”下，这样的话语飘入我的耳中时，我的心里不禁泛起一阵阵热浪。乡亲们的话语是脱口而出的，既简短又朴实。它表达了敌占区人民对日益发展的党的力量的信任，也表达了对色厉内荏的日本侵略者的藐视。
到了贾庄，吃过晌饭，区委其他几个同志找到我，讲了“灭共委员会”的来龙去脉。原来，行唐县本是日本鬼子“强化治安”的模范县。可是行唐地区党组织日益发展，游击斗争规模越来越大，行唐城的日本鬼子受到了上司的训斥，就下决心要消灭这个地区的共产党，专门成立“灭共委员会”。一个名叫佐藤的日本人担任这个组织的头目。佐藤是个“中国通”，刁钻狡猾，阴险毒辣。他一上任就发了“告示”，并在每一个炮楼设一个情报组。同时，他还限令我们区委经常活动的村子，第二天去一名党支部成员“自首”，如不去则血洗村庄。听小季、小魏、小田他们讲到这里时，我的心“咯噔”一下，心想佐藤这家伙真是心黑手毒。我忙问：“你们考虑怎么办好?”“我们正犯愁呢，肯定不能去，可也不能眼看乡亲们受损失啊。”他们说。
是啊，他们讲得有道理。我点燃一支烟，沉思了片刻，想起一个“缓兵之计”。他们听了也都同意。当天晚上，我们把贾庄附近的十几个村的保甲长都请来了。那阵子，七区的保甲长基本上都控制在我们手中。他们表面上支应敌人，背地里给我们办事。当我把应对办法给他们讲了以后，他们都答应下来了。我说：“这样诸位就辛苦一些了，明天赶到行唐，可能还要吃点苦头。”“为共产党办事，吃点苦也值得。”这些保甲长异口同声地表示。
第二天一早，这些保甲长赶到行唐城“自首”去了。晚上回来，又陆续赶到贾庄向我们讲述“自首”的经过。他们到了行唐城，十几个人一起找到“灭共委员会”。一进门，就都说自己是来“自首”的。特务们一见这么多人来，以为是“告示”起的作用呢，忙把佐藤请了出来。佐藤一见，也得意地说：“好!你们自首得好!”接着就逐个地问了起来。先问贾庄的保长：“你的说，什么的干活?”“我的支部的。”佐藤一听，本来就小的绿豆眼，眯缝成了两个小点，追问道：“好，你的管几个人的干活?”“四个。”贾庄的保长伸出了四个指头。“他们什么的干活?”“支部。”问了两遍，还是这话。翻译在一旁不耐烦了'插嘴问：“太君问你，在支部里管什么?”“就是管织布。”贾庄的保长还做了一个织布的动作。翻译明白了，告诉了佐藤。佐藤那张脸气得变成了驴肝色，骂了一句“八格牙鲁”，扬起手来给贾庄的保长两个耳光子。
佐藤急于知道共产党的线索，就把他先丢在一旁，往下一个个追问，结果都是这一套话。佐藤气得直跺脚，把这些保甲长都押了起来。一查这些人都是他们的“保甲长”，只好把他们放了回来。听了这些保甲长绘声绘色地讲述戏弄佐藤的过程，我们一个个都笑得前仰后合。是啊，我们与“灭共委员会”第一次交锋，就把狡猾的佐藤捉弄了。一天中午，我从寨里回到贾庄李大娘家。一进门我就喊上了：“大娘，我饿了。”喊了两声，没人答应。家中没人怎不上锁呢?我有些纳闷。推门进屋一看，把我吓了一跳，炕沿上坐着一个穿着一身黄皮的伪军。我的手警觉地伸到腰间摸枪。“李区委，是我。”这时，我定睛一看，这个二十多岁、白净面庞的小伙子，原来是我们打入警备队的张孝中同志。“哎呀，我刚才进屋没看清，差点把你当敌人了。”我赶紧与他紧紧地握手。
“是啊，这身皮我可真穿够了。见我，熟人头一扭，老乡戳脊梁骨。连你都要认不出我了。”他半委屈半开玩笑地说。我感慨地说：“孝中同志，你们不容易，没有你们就没有七区今天的局面。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这些好同志的。”孝中同志摆了摆手说：“李区委，你还拿着棒槌认上真了，给我做开思想工作了，我现在有要事相告。”说着，他神色严肃起来，讲了来意。眼下，“灭共委员会”急需一个负责登记的账房先生，上头让他下来选人。他让我给选个合适的。
一听有这好机会，我高兴得一个劲儿叫好，派人打入“灭共委员会”，这是我们巴不得的事。从佐藤搞起这反共组织后，我们最担心的是党员去自首。佐藤这个狡猾的家伙，很善于搞攻心战。他今个说这个区有十名党员“自首”，明儿说那个区有几名干部“自首”，企图用这种蛊惑人心的战术，离间我们队伍。我们多么需要这里的准确情报啊。谁能胜任这工作呢?我想了半天，最后想到了河合村的党员刘罗锅(恕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他个子不高，背有些驼，四十多岁，当过账房先生，说话慢条斯理，有板有眼，很有主意。我又和其他几个区干部说了说，他们都同意刘罗锅这个人选。
当天下午，我和张孝中到了河合村。他先上炮楼，我直奔村内。在河合村支部书记家，我向刘罗锅交代了任务。他瘸陕地答应了下来。刘罗锅到了“灭共委员会”，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据说，佐藤有一次为了试探他，故意把一份写有“七区党员名单”字样的东西掉在地上。刘罗锅知道佐藤这个人很谨慎，这样的东西从不往衣兜里放。他捡起后，连看也没看，马上追出门，还给佐藤。从此，“灭共委员会”的账本落到了我们手中，对整个行唐县去自首的叛徒，我们一清二楚。一次，郑家庄的党员高老庄到“灭共委员会”自首了，并参加了敌人的特务组织。刘罗锅马上把情报送出来。在高老庄从县城回来的路上，郑家庄党支部派了几个民兵把他干掉了。
我们根据刘罗锅的情报，除掉了几个叛徒，在党内公布了他们的罪行。佐藤见他的“灭共委员会”门庭冷落，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就把他在每个炮楼的情报员召去臭骂一通，责令他们加紧活动。其实，要说他的这些走卒没活动，那可是天大的冤枉。可为什么没功绩呢?一是他们得不到我们的情报。再者它们把劲儿都用到了敲诈勒索上了，借着到村里抓共产党的名义，下来搜财索物。三天两头往村里钻，逢年过节更是大捞一把。
乡亲们对这些“灭共委员会”的汉奸恨透了，纷纷来找我们区委和游击队，要求收拾这些坏蛋。早就听说寨里炮楼那几个“灭共委员会”的情报员最能敲诈勒索，几次想收拾他们，没得到机会。
一九四二年农历正月十五那天，我带着驳壳枪，一个人来到寨里村党支部书记刘玉贵家。刘玉贵正在家吃饺子昵，见我来，把我也拉上了桌，边吃边唠：“李区委，有事吗?”“听说你们寨里炮楼那几个‘灭共委员会’的情报员每次过节都下来要礼物。今天元宵节，我想给他们送点‘小元宵’。”我指了指弹夹上的弹头。刘玉贵一听乐了，乐得嘴里的饺子都吐了出来：“对，今天那帮家伙肯定能来。”说着，我俩商量了一个办法。让这个村的屠户郑双义在村西头敌人来的路上，监视敌人。刘玉贵负责应酬敌人。安排妥当，就等着那几个坏家伙来送死。
谁知，那几个家伙这天没有来。我看没等着，心想，算他们命大，下次再找机会收拾他们吧。我准备连夜赶回贾庄。刘玉贵劝我：“再等一天吧，也许今天炮楼会餐，明天差不多能来。”我一想，既然已经来了，空手而归有些扫兴，就留下来了。又等了一整天，那几个家伙还没来。我又急又气，恨不能冲到炮楼里去崩掉那几个家伙才解气。晚上，我正准备往回走呢，突然听有人轻轻地叩门。莫非那几个家伙下来了，郑双义来报信了?刘玉贵急忙打开门，一看：“噢，是陈区长。”区长陈作云同志是来这儿布置工作的。他听了我这两天的情况后，也劝我再等一天，与他一块回去。
农历正月十七这天，从上午到中午，从中午又到日头偏西。正当我急不可耐时，郑双义跑来了，气喘吁吁地报告：“那三个‘灭共委员会情报员来了，骑着车子来的，快进村了。”“好家伙，这三天总算没白等。”说着，我让郑双义回去继续监视敌人，让刘玉贵去支应敌人。一会儿，刘玉贵回来了。他说：“那三个家伙都进村来了，眼下正在王老佛家吧。估计一会儿就能回去。”我和区长陈作云当即决定，在敌人来的路上打一个小伏击。刘玉贵熟悉地形，把我俩带到村西公路边一栋破房子的墙边，埋伏起来。
约摸到下午四点多钟，从那残阳斜照的寨里村中窜出来这三个“灭共委员会”情报员。这三个家伙离我们只有二十多米远了。我向陈区长递个眼色，然后端起枪来，两发子弹打了出去。我和陈区长一人打倒了一个。另一个家伙见势不妙，扭过身子撒子就往村里跑。我甩手又是一枪，只听“扑通”一声，这家伙也见阎王去了。我和陈区长骑上刚缴获的自行车，一口气蹬到了贾庄村东。
七区的群众见“灭共委员会”中作恶多端的汉奸一个个地被我们消灭掉了，剩下的也被我们打老实了，曾狂妄地要消灭共产党的“灭共委员会”处于瘫痪状态，无不拍手称快。有的老乡把“灭共委员会”的标语中前两个字调了个，变成“共灭委员会”，意思是说，这是一个被共产党消灭的委员会。这是七区人民对佐藤和日本侵略者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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