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2年在通化市龙泉区龙泉街上，有一家中国人开办的汽水公司开张了。这家汽水公司的经理名叫王占元。那时，整个东北都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黑暗统治之下。汽水公司开张以后，苛捐杂税繁重，日伪警察，宪兵和官吏等还经常到这里白吃、白喝、白拿，企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挣扎，职工的收入微薄，吃的是橡子面，常年过的是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当年夏天，有一个名字叫姚黎明的人经常到汽水公司里来。他虽不是公司的职工，但来公司一住就是几十天，和职工一起吃住，一起干活，许多职工成了他的好朋友。在劳动之余，他经常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秘密地谈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话题。他常常从日伪官吏对工人和汽水公司的敲诈勒索等行为说起，联系说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屠杀中国人民，以及全国抗战共产党八路军英勇杀敌，神出鬼没打击日本鬼子的故事。姚黎明和这个公司的青年会计李鹏飞（当时名叫李志舜）关系最好，谈论这些问题也最多。李鹏飞在他的启发教育下，觉悟提高了，他向姚黎明表示要到关内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问姚有没有办法介绍。姚说：“要抗日在东北也一样能做到，我现在就是在做抗日工作。”姚黎明这时才向李说明了他的身份。
原来姚黎明在安（丹）东市一家中国人开办的字号叫“长顺永”的店里当店员，这个商店的经理就是后来到通化开汽水公司的王占元，通化龙泉汽水公司的好几个职工，包括李鹏飞在内，都在安东市这个商店工作过，所以都和姚黎明熟悉。姚黎明是山东省荣城县马台汪家人，在家乡当过小学教员。日本侵略军打到山东以后，学校在日寇的炮火下无法存在下去，姚黎明因此失业了。1939年他跑到东北的安东市谋生，经人介绍到“长顺永”。1941年年末，他回到家乡过年。在这个期间里，他和其他一些在东北做工回家乡过年的人一起被共产党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邀请去参加“海外（即东北）归乡人士座谈会”，并且参观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在座谈会上，统战部的领导人向他们报告了全国的抗日斗争形势和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绩，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领导同志号召参加座谈会的同胞，再回到东北以后，要向敌人后方的东北人民进行抗日宣传，并动员更多在东北工作的山东人往家里寄钱寄物，支持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这个座谈会，是中共胶东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为了开展东北的抗日宣传动员工作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山东省，特别是胶东地区，很多人家都有人“闯关东”做工当店员谋生。每到春节这些人都回山东家乡过年。党的统战部门就利用这个机会，利用拜年、访问、组织座谈会和参观等形式，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团结和扩大抗日力量，并通过他们开展东北沦陷区的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姚黎明在座谈会上表现进步，散会后被留下来。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海外工作部副部长于谷莺同志接见了他。于谷莺同志告诉姚黎明：胶东区党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动员和发动东北人民的抗日战争，决定成立海外抗日动员委员会。林一山和于谷莺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动员姚黎明参加这个抗日组织，回到东北开展抗日工作。
姚黎明欣然同意，从此他就成为抗日动员委员会的一名会员。他的任务是：(1)秘密地向东北人民进行抗日宣传动员丁作；(2)积极而谨慎地发展会员， 团结东北人民进行秘密的抗日救国活动；(3)动员在东北工作的山东同胞向家乡寄钱寄物或向抗日根据地投资，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姚黎明接受任务以后，于1942年的春季回到东北。这时他原来在安东工作的商店——“长顺永”已经倒闭。经理王占元带领李鹏飞等几个店员一起到了通化市新开办了一个汽水厂，即龙泉汽水公司。姚黎明在安东没有落脚的地方，就只好和他的爱人由安东搬到辑（集）安县良民甸子村其岳父家里居住。因为他和王占元、李鹏飞等人有过去在安东一段同伙关系，所以就经常由辑安到通化在龙泉汽水公司里住些日子，在这个工厂的职工中开展秘密抗日宣传动员工作。经过一段工作之后，他认为李鹏飞表现很好，所以当李鹏飞表示要他设法帮他去参加八路军时，他就向李鹏飞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动员李鹏飞参加抗日动员委员会，和他一起在东北搞地下抗日工作。李鹏飞很高兴，就在当年的秋季，被姚黎明发展为抗日动员委员会的会员。1942年的年初，李鹏飞的弟弟16岁的李剑云（当时名叫李志禹）是从他的家乡来到通化市找职业，寄居在龙泉汽水公司，经李鹏飞介绍认识了姚黎明。
李鹏飞和李剑云家住山东省长岛县南城村（解放前长岛是蓬莱县的一个区，解放后改建制为县）。抗日时期的长岛是日伪占领区。它在地域上属于当时共产党领导的胶东行政公署和胶东军区的辖区之内，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海中孤岛，共产党和八路军始终没有公开进入过这个岛屿。由于敌人的封锁，加上当时的交通和通讯不便，所以岛中的居民对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情况，对于全国的抗日战争形势是知之甚少的。长山岛的居民在解放前，多数家庭的男人都要“闯关东”做工当店员或经商谋生，李剑云的家也
是这样。李剑云的父亲名叫李中和，也曾在东北谋生过，就在姚黎
明当店员的那家商店——“长顺永”当过店员和副经理，并和后来到通化市开汽水公司的王占元经理是同乡好友又是同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中和回到家乡务农。由于农业收入不能维持生活，他的两个儿子李鹏飞和李剑云又先后到东北投靠王占元谋生。李鹏飞先在丹东和姚黎明一起都在“长顺永”当店员，后随王占元迁到通化市开办龙泉汽水公司当了会计。后来李剑云又投奔而来，在汽水公司里临时干点零活，等待就业。李剑云认识姚黎明后，经常受到革命和抗日思想的教育，觉悟提高了，于1942年4月间被发展为抗日动员委员会的会员。
在此期间，姚黎明同志还在辑安县良民甸子村发展了林钧镇、王德宽和曲永学等三同志参加地下抗日工作。这三位同志都是山东省胶东地区人，他们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八路军，在胶东军区被服厂工作。在与日寇作战中被俘，日寇把他们押解到东北，在通化地区的大栗子矿山里做苦工。他们三个人秘密地商量着伺机逃出去。有一天他们乘下夜班后敌人看管疏忽的机会，弄坏了铁丝网连夜跑了出来。一路上，他们三人饿了就向村民讨点饭吃，困了就在野外互相依偎着休息。经过几天的奔波，跑到了辑安县的良民甸子村。在讨饭时，遇上了姚黎明的岳父，从谈话的口音中知道都是山东人。他们三个人诡称是逃荒到东北的，路费花光了，只好讨饭为生。经介绍，三个人到了良民甸子村伪村公所和村长家当了工人，在这里落下了脚。不久，姚黎明同志携带家属到良民甸子村居住，他们之间从老乡关系慢慢地成了好朋友，经过一段相互了解，彼此亮开了身份，于是三人同时参加了地下抗日组织。
在这期间，姚黎明同志还到大连市发展了他的老乡张寿山参加了地下抗日活动。张寿山在抗战前曾在山东省荣城县当教员，还曾当过一段国民党的乡长，日寇侵占山东后，他跑到东北的大连市，开了一个叫“兴隆茶庄”的小商店。姚和张在家乡时期相识为友，姚黎明到大连市就住在张寿山的茶庄里。
（二）
1943年的冬天，姚黎明同志准备回山东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王德宽等三位同志要求姚黎明带他们一起回家乡去。这三位同志被俘以后，虽然从敌人的魔窟里逃了出来，但是家里的亲人还在日夜挂念着他们，他们也非常想念家乡的亲人，想念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他们多么希望能一起回到家乡去啊！但是当时他们提出这个要求后，姚黎明却没有同意。他对三位同志说：“你们回家的心情我是非常同情的，但是这里的抗日工作不能中断，你们都和我一起走，也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你们既然说是逃荒来东北的，为什么又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回去呢？如果因此引起敌人的怀疑，那就对我们很不利了。”他和三位同志商量说：“你们三个人派一位同志随我回去，由他代表到三家去看看，报报平安，好不好？”思念亲人，归心似箭，这是他们三个人的共同思想，但是为了人民利益，他们服从了决定，只有林钧镇一人随姚黎明回家乡。
李鹏飞和李剑云也要求随姚一起到胶东去，他们要求回山东参加八路军，直接打击日本鬼子。经过反复的要求，最后姚黎明只同意李剑云一个人随去。
7月下旬，姚黎明带着林钧镇和李剑云回到了姚黎明的家乡山东省荣城县马台汪家。三个人只在这里住了两天，就徒步二百多里到海阳县的桃村附近找到了胶东区党委统战部（也是海外部）。副部长于谷莺和组织科长丛振东同志接见了他们，对于他们回到解放区表示欢迎。李剑云当时向统战部领导表明了自己从东北回到解放区的愿望是参加八路军，直接打击日本鬼子。于、丛两位领导并没有直接答复可否，他们笑着说：“你的愿望是很好的。不过在哪里都可以抗日。”第二天丛振东找三个同志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让你们三个同志留在部里学习一段时间。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习方法主要是自己阅读，部里同志给予必要的辅导。三个同志遵照组织的安排，住在统战部机关进行学习。从8月中旬，至第二年的2月末，共计6个多月的时间。学习是在游击战争的环境里进行的。区党委统战部机关的驻地经常转移，三个同志也跟着转移。秋收时，三同志和机关干部以及战士们一起
帮助农民秋收。他们住在老乡家里，每天还要帮助老乡扫院子、挑水。在此期间，胶东区党委接到了中央关于加强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的指示。中央要求迅速加强东北沦陷区的群众抗日动员工作，寻机实行武装暴动，开展东北地区的游击战争，配合我军主力的大反攻，收复东北全部失地。根据中央指示，区党委和海外部研究决定：改建海外各界抗日动员委员会为抗日同盟会f简称“抗盟会”），并建立抗盟会辽东总会，总会设在通化一带（当时把伪通化省所属各县都视为辽东地区）。总会的主任委员由姚黎明担任，组织委员由罗衡担任，宣传委员由李剑云担任。抗日同盟会设大连、安东、沈阳和通化等分会。为加强辽东地区的抗日工作，胶东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分析了东北沦陷区的形势。 区党委认为：辽东特别是通化地区是日寇在东北的后方，那里工矿较多，物产丰富，是日寇侵华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日寇必然要全力保住这个地方，因此这里可能成为我们收复东北最后决战的战场；那里山多林多，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那里工人比较集中，而且大都是矿山工人，革命精神较强；抗日动员委员会又在那一带发展了一些会员，有一定的工作基础；那一带有很多山东人，我们派去的干部社会关系多，容易掩护，容易站住脚跟。
为了加强党对辽东地区抗日工作的领导，胶东区党委同时决定成立党的辽东特别支部委员会，派刘子祥同志任支部书记，罗衡同志任组织委员，吕荣任宣传委员。
上述决定之后，由统战部的领导同志分别找上述同志谈话，并安排他们先后潜赴东北。
1944年2月末，统战部的领导同志于谷鹰和丛振东找李剑云、姚黎明、林钧镇三同志谈话，对于他们三人的学习收获和学习态度，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扬，并动员他们回东北工作。姚、李二人表示服从组织决定；林钧镇提出自己身体不好，回到东北应付不了地下工作的艰苦紧张的局面，请求组织上批准他留在解放区工作。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随后组织上向姚黎明、李剑云二人传达些区党委和统战部的上述决定精神，并向他们交待了抗日同盟会辽东总会的任务：“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大反攻阶段东北三省将是我军收复全部失地的最后战场，敌人也将以东北作为最后挣扎的阵地。做好东北工作，对于牵制敌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非常重要的。抗日战争以后，内战可能爆发，国民党必争东北，我们必须确保东北，东北对中国整个革命战争的成败，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国民党已在东北有些活动，我党也必须迅速发展东北工作，配合我军主力反攻，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从这个总的任务出发，抗日同盟总会的任务是：深入工农群众，采取小鸭式的工作方法，稳妥而紧张的活动，发展积蓄力量，待机暴动，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后方，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壮大我党我军影响，配合大反攻。武装暴动的时间最好选择在苏军对日宣战之时”。统战部领导同志语重心长地说：“组织上派你们担任辽东总会的负责人，不是要你们去完成一个任务就回来，而是要你们在东北生根、开花、壮大，准备长期斗争。做地下工作，不但十分艰苦，而且要准备做出最大的牺牲。因为在敌人统治区里，特务侦探到处都是，工作一旦不慎，就会被敌人捕获，敌人对待抗日志士是什么残暴手段都会使用的，一个革命者在敌人的酷刑和杀头的威胁下，要宁死不屈，要保守机密，不能出卖组织和同志”。在这个期间，统战部的领导还和姚、李二人研究了抗盟会几个分会的负责人选问题。决定大连分会由张寿山任主委员；通化地区是总会的所在地，为了便于工作，可由总会的一个负责人兼任通化分会的主任委员；由谁兼任留待总会在东北开会时再决定。安东和沈阳分会，待刘子祥、吕荣二同志前往东北开辟工作后再定。对于姚、李二人到东北后如何与刘子祥、罗衡等人接头，也作了交待和安排。 当时姚，李二人还提出了入党的申请。组织上对此进行了鼓励，告诉他们到东北后由辽东支部予以解决。
接受任务后，姚黎明和李剑云离开了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准备分别从威海经烟台进入敌占区。李剑云于3月初从烟台顺便回到了他的家乡长山岛。正巧，李鹏飞也在家里。他是于春节前从通化汽水公司回家度年假的。李鹏飞在了解了李剑云去胶东区党委的情况后，提出也要亲自去区党委一趟。他说：“我虽然经姚黎明介绍参加了抗日动员委员会，但总觉得只有到解放区参加八路军才算真正地参加抗日革命工作”。在征得了父母及家属同意后，李剑云决定亲自送李鹏飞到解放区找胶东区党委。同时，李剑云还动员本村的一个叫田永佳的同学一起去解放区参加革命。3月末，他们到达胶东区党委统战部，于谷鹰和丛振东两位领导接见了他们。经过部里研究，决定分配田永佳到“胶东抗大”学习；李鹏飞和李剑云一起回东北工作，但是为了保密，此事没有告诉田永佳。李在起
程以前，统战部还安排他们二人与将要去东北担任辽东特别支部书记的刘子祥（化名方子舟）会面。统战部决定，刘子祥到东北后与罗衡，姚黎明等人接头，由李鹏飞，李剑云负责介绍。三人会面时约定了到东北第一次接头的地点和方法。
（三）
辽东特别支部组织委员，辽东抗盟总会宣传委员罗衡是1944年6月由山东出发，8月到达七道沟铁矿。他的原名叫张致清，到东北做地下抗日工作之前曾化名张坚，到东北后化名刘剑鸣，解放后改名罗衡。他1924年出生于山东省荣城县，在小学念书期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参加了我党领导的群众抗日组织——“青救会”和“民先”，曾任镇“青救会”宣传委员、县文协会长和胶东《大众日报》助理编辑等职。胶东区党委决定加强东北的地下抗日工作后不久，组织上决定调罗衡到东北做地下工作。行前，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领导多次找罗衡谈话，向他讲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战争形势。讲了加强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的必要性和党的辽东支部、辽东抗日同盟总会的任务，工作方法和联络方法等。为了到东北后与总会的其他同志接头便利，组织上决定让他在解放区的荣城县先和
姚黎明会面（过去他们不认识）。
因为罗衡过去未到过东北，组织上决定由抗盟会员刘仁宏和王锡礼二人负责路上护送和到东北后的职业安置。刘仁宏和王锡礼也是山东胶东人，刘仁宏1940年到通化七道沟铁矿当杂工，后来改当事务员。王锡礼在大连一个洋行里任职。在他们由东北回到家探亲期间，于1944年春节前后参加了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召开的“海外（即东北）归乡同胞座谈会”，由于他们表现很好，就在这次会上被接收为抗日同盟会会员。由于他们在东北很熟，社会关系较多，所以组织决定要他们二人负责护送罗衡到东北并安置职业。到东北需要有敌伪机关的证明，经研究，决定让罗衡借用别人的证明，用冒名顶替的办法混昆人东北。罗衡有一个亲属叫刘剑鸣，在东北牡丹江经商。那年他回家探亲，持有敌伪政权发给的往返通行的“劳工证”，本人不愿意再回东北，罗衡就借用这个“劳工证”，冒名刘剑鸣，和王锡礼、刘仁宏一起到达大连。在大连住了一些日子，罗衡会见抗盟会大连分会的主任委员张寿山，听取了张寿山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了大连的工作，并发展了张寿山入党。
经过王锡礼等人的介绍，罗衡认识了一个叫邢殿忠的人。这个人是一个特务警察的腿子（即特务的耳目），也是胶东人。从接触谈话中，罗衡发现这个人还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为了侦察敌特机关的情况，了解国民党在大连是否也有地下活动，经过教育，罗衡把邢发展为我们的情报员，把上述两项任务交给了他。不久，罗衡和王锡礼离开大连到了沈阳，住在王锡礼的本家爷爷王兴昌家里。刘仁宏有一个拜把兄弟刘仲民，在沈阳当宪兵补。通过这个人，在沈阳给罗衡办了户口，并办了去七道沟铁矿就业的手续。在沈停留期
间，罗衡在与王兴昌接触交谈中发现这个人表现很好，有爱国思想，罗衡与王锡礼、刘仁宏商量后，把他发展为抗盟会会员。为了安排罗衡在七道沟的住处和职业，刘仁宏先回到七道沟矿山，经过一番活动，有了一些眉目后，写信告诉罗衡。1944年的8月上旬，罗衡和王锡礼离开沈阳到达七道沟矿山。
王锡礼在完成了护送任务后，又按组织的决定回到大连开辟港口工作，建立大连交通站，以便接运往返于辽东和胶东的干部，并负责地下党与胶东区党委的联系。
罗衡刚到七道沟时，为了隐蔽与安全起见，暂时在刘仁宏的把兄弟刘逸民（是个特务腿子）家里住。为了迅速安排罗的职业，由刘仁宏备了厚礼，带罗衡去见矿山劳务系主任、日本人松岗。松岗把罗安排在劳务系当外勤，主要负责工人宿舍卫生检查，每天到十八里外的果松火车站去取报纸、信件，回来分发。从这时起，罗衡就由刘逸民家搬到工人独身宿舍里居住。
李剑云和李鹏飞二人于1944年7月到达通化市龙泉汽水公司。姚黎明也于7月初到达辑安县良民甸子，与其夫人住在其岳父家里。不久，姚黎明到通化汽水公司与李鹏飞及李剑云会面。三人研究了开展工作问题、就业问题以及与罗衡会面问题。研究认为：根据抗盟会的任务，我们必须在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重点对象应当是工矿职工，因此，要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就业问题必须为工作任务服务，必须便于接近工农群众。姚黎明已经在农村岳父家落户，便于接触农民和开展农村工作，可以暂不就业，过一段以后，再到工矿单位找个职业。李鹏飞原来就在工厂当会计，可以仍在龙泉汽水公司不动。李剑云要抓紧就业，最好能在较大的矿山中找到职业。至于与罗衡接头，为了安全和隐蔽，可先由姚与罗取得联系，等李剑云找到职业后，再同去七道沟矿山与罗会面。
李剑云当时还没有户口，为了找职业方便，必须先落下户口。离龙泉汽水公司不远，有一个日伪警察派出所，这里的警察经常到汽水公司白喝汽水，李鹏飞和这些人也都很熟，给他们送了一些礼，花了几百元钱，把李剑云的户口落了下来。
李剑云在找到职业以前，仍然在龙泉汽水公司寄居。通过李鹏飞在通化的一些朋友和乡亲，积极谋寻职业。有一个叫丛福海的山东老乡，在通化市官道岭一个石灰窑里当职员。李剑云和李鹏飞经常去到他家里串门。他们之间友谊日深，几乎无话不谈。丛福海经常在谈话中大骂日本鬼子，对于日伪官吏欺压中国人的行为非常愤恨。李剑云和李鹏飞也经常对他宣传关内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故事和抗日的政策主张。经过一段教育和考验，丛福海被发展为抗盟会员。8月末，经丛福海的亲友转托其在铁厂子煤矿当职员的朋友高敬斋介绍，李剑云到铁厂子煤矿洗煤厂当了一名洗煤工。
（四）
1944年9月初，辽东抗盟总会主任委员姚黎明按照预先约定的接头方法，和宣传委员李剑云一起赴七道沟铁矿。经姚黎明介绍，李剑云和抗盟会组织委员罗衡第一次会面。随后在铁矿的一座工房内召开了抗盟总会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鹏飞和刘仁宏。会议开始时，各自汇报了在离开胶东之前区党委和统战部的一些指示、返回东北途中的情况以及就业情况。会议中间，罗衡考察了姚黎明、李剑云、李鹏飞和刘仁宏等同志的入党申请，经过个别谈话，分别吸收他们入了党。
会议根据胶东区党委的指示精神，讨论并决定了以下问题：
1．抗盟总会正式成立并开始领导各分会的工作。除张寿山已被任命为大连分会的主任委员外，会议还决定任命李剑云兼任通化分会的主任委员。除由区党委已经决定建立的几个分会以外，为了便于地下工作的领导，可以视各地工作开展情况再设立一些分会。
2．要求每个抗盟会员都要积极稳妥地开展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展会员，积蓄力量，侍机暴动，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工作的基本对象是工农群众，但应把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这是因为通化地区矿山较多，矿山职工受剥削压迫最深，生活和劳动条件最苦，最容易接受抗日救国的革命思想，一定要把他们的工作做好。但是，农村工作也不能放弃，决定由姚黎明负责开展农村工作。
3．由李鹏飞担任总会的交通工作，交通站暂设通化龙泉汽水公司。外来与总会接头人员一律先通过李鹏飞同志：决定由王锡礼负责与胶东区党委的联络工作委的联络工作。
4．要特别注意地下工作的隐蔽与安全，高度警惕敌人的破坏活动。
1944年的冬季，大连分会的主任委员张寿山来通化地区向总会汇报了大连工作情况，同时向罗衡汇报了大连分会会员宋天鹏入党问题（经张寿山介绍）。罗衡批准了宋天鹏的入党问题，并向张传达了抗盟总会第一次会议的精神：根据大连分会的工作情况（会员多数在商业界），罗衡特别强调了抗盟会的工作重点要深入工农群众和隐蔽安全问题。
11月末，刘子祥由沈阳来到通化，首先与李鹏飞同志接了头，然后又与李剑云见面，彼此交谈了潜入东北的情况。12月初，由李鹏飞陪同刘子祥到七道沟。由李鹏飞介绍，刘子祥以“智母”为代号，罗衡以“乐恒”为代号，两人接上了关系。同时，召开了第一次党的辽东特支会议，姚黎明，李剑云、李鹏飞等列席了会议。会上，刘子祥首先传达了胶东区党委关于形势的分析和建立党的地下辽东特别支部的决定；罗衡汇报了吸收党员入党的情况；姚黎明汇报了辽东抗盟总会的成立和第一次会议的工作布置情况。刘子祥对抗盟总会工作及发展党员情况表示同意。
经过讨论，特支会议决定了如下事项：
1．党的辽东特别支部正式成立，由刘子祥任书记，罗衡任组织委员，吕荣为宣传委员。
2．会议同意并批准由罗衡发展的所有党员；同意辽东抗盟总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和工作部署。
3．支部委员明确了分工：刘子祥负责沈阳地区党和抗盟分会的工作；吕荣负责安东地区党和抗盟分会的工作。为了安全起见，原已和罗衡接触过的大连地区党和抗盟分会的工作仍由罗衡负责。
4．决定成立党的通化分支部，领导通化和大连的工作。分支部的书记由罗衡担任，组织、宣传委员由李剑云担任。分支委员是否还要增加，由分支部根据工作发展情况再定。
5．要积极慎重和稳妥地发展党员。首先要在抗盟会老会员中发展，发展党员要以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为主。吸收入党前要先人抗盟会经过考验再吸收入党。入党的方式要适应地下工作隐蔽安全的要求，不填表，不集体宣誓，不写誓言，没有候补期，不留名单。由党员在同盟会员中物色对象，进行培养教育和考察，条件成熟后，经个别谈话宣布吸收入党，单线联系并向上汇报。
6．关于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问题：沈阳、安东方面由刘子祥负责；通化、大连方向由姚黎明、罗衡、李剑云负责。
7．支部之间的联系工作由李鹏飞负责；支部与胶东区党委的联系，由王锡礼负责。
会议还强调了隐藏和安全问题。
会后，刘子祥仍由李鹏飞陪同护送离开七道沟，回到沈阳和安东进行传达和贯彻，姚黎明回辑安传达贯彻，其他同志各回岗位并向有关同志传达。李剑云留在七道沟与罗衡举行了第一次分支部会议，研究决定了以下几件事：罗衡除了负责分支的全面工作以外，大连分会的工作仍由罗发生关系并进行领导。李剑云一般不再和大连分会发生直接联系，以防意外。李剑云侧重领导通化分会的工作。重大事件由二人商量后再分头向下布置。通化分支下设四个党小组。姚黎明任辑安小组长，杨德广任七道沟小组长，张寿山任大连小组长，李剑云任交通站及通化市小组长。由于地下工作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罗衡提出要往好处努力和往坏处准备的要求。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和抗盟会员、党员数量的增加，地下党和抗盟会组织被敌人破坏的可能性增加了。因此，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一旦罗衡发生了问题，就由李剑云接替担任地下党的分支部的领导工作。罗衡还讲了林祥谦等革命英雄人物的事迹，要求李剑云一旦被敌人逮捕时，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要不怕牺牲、坚贞不屈，保持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如果罗衡一旦被捕，就要挺身而出，把通化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担负起来。
分支会议还研究了今后各种接头联系和会议如何保证安全问题。由于总会和分支的同志们都是独身，接头开会没有一个隐蔽的安全地点，这是很危险的。另外地下党的活动又需要一定的经费。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决定成立一个完全由我们自己掌握的以商业为掩护的地下交通站。建站工作由李剑云和李鹏飞二同志负责，建站地点决定在辑安县。
分支会议后不久，李鹏飞根据分支的决定去了一趟大连，向他的姐夫袁国英借了五千元钱。到辑安县找到一个叫战孚英的乡亲，请他帮助建立一个饭店。战孚英是山东省长岛县人，和李鹏飞住在一个村，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在辑安县烧酒组合里当职员，交往较广，颇有点神通。李鹏飞求他在辑安县城租赁了一处停业的饭店，重新起了饭店许可证。店名叫“兴亚饭店”。李鹏飞任经理兼会计，1945年的1月间正式开张对外营业。这里有单独的客店间和宿舍，很便于地下党的联系和集会，对于党的活动经费也起到了一定的补助作用。为了加强交通站的领导，经分支部和抗盟总会研究决定，调李剑云到交通站工作，公开职业是跑堂的（服务员），就这样，李剑云离开了铁厂子煤矿。
在这个期间，在李剑云的家乡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威胁着李鹏飞、李剑云以及地下抗日组织的安全。事情发生在上面提到的李剑云回家乡时，动员他的同学田永佳参加革命的问题上。田永佳被李剑云于1944年3月带到胶东区党委被分配到“抗大”学习后，他的母亲突然向李剑云的父母索要儿子。她在李家大哭大闹，说是李剑云把她儿子骗去当了“八路”，要李家把她儿子田永佳找回来。她还向敌伪警察机关告了李家的状。伪警察即把李剑云的父亲李中和逮捕，追查李剑云和田永佳的下落。这时李剑云和李鹏飞已经到了东北，如果被敌人知道，就会立即遭到逮捕。李中和顶住了敌人的拷打审问，坚持说：“不知道”，始终没有供出李、田等人的去向。他卖了自己的家产，花钱运动敌伪警察，缓和了对李剑云等人去向的追问。可巧，田永佳在胶东“抗大”期间得了重病，组织上决定让他回家休养。他回到了家里向敌人说：“出去做买卖，因身体有病才自己回来的”。这时李中和才被释放出来。田永佳的母亲怕儿子再去当“八路”，就把他送到东北。1945年初，李剑云和李鹏飞二人筹建的辑安县地下交通站——“兴亚饭店”刚刚开业，田永佳突然来到了辑安县城。李剑云、李鹏飞这时已经初步知道了家乡发生的事件，正在研究对策，以防发生问题。当得知田的到来，颇为震惊，立即进行了紧急磋商，确定临时对策。与田永佳见面时，李剑云对田说：“自从你去抗大后，我们在那里呆了几天，看到八路军的装备不好，不像个军队样子，生活又太艰苦，所以就不辞而别，跑到东北开饭馆了”。田永佳也说：“在抗大太艰苦，身体有病回家了。现在到东北来找职业，到辑安是为了探望亲戚”。经过多次接触谈话，发现田到辑安确无恶意，才放了心。不久，田永佳离开了辑安县，一场风波平息下来。（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回胶东参加了我军。建国后在铁道部队总部当处长，师级，现在北京已离休）。
自从党的辽东特别支部和辽东抗盟总会的负责同志分别进入东北后，由於正确地执行了党的地下抗日工作的方针政策，忘我地工作，辽东各地党和抗盟会的工作都有较快和较大的发展，尤其是通化地区发展的更快。通化的同志大都深人工矿，和工人吃住在一起，劳动也在一起。他们和独身工人共同住在简陋的大工棚里。一个工棚对面大炕，几十个人挤在一起。这里空气污浊，夏天热如蒸笼，冬天冷若冰窟。他们和工人一样，吃的是咸菜和橡子面的窝头
（那时吃大米饭犯罪）。日寇在东北实行掠夺式的生产，工矿里的劳动条件极端恶劣，伤亡事故经常发生。工头、汉奸、特务、警察对工人动辄打骂相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工资极低，经常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地下党员和抗盟会员们，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紧紧地扎根菸职工之中，与工人同甘苦。他们在劳动中，在休息时，与广大工人密切交往，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利用各种方式，向他们宣传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激发职工对日寇的仇恨；宣传共产党八路军与全国人民浴血抗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启发与鼓舞大家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和战胜日寇的信心。经过培养教育，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就个别地吸收他们人会入党。党员和抗盟会员的队伍迅速扩大。至1945年的3月间，发展的党员就有杨德广、杨秉秀、王德宽、张玉阶等二十多人，抗盟会员五十多人。
东北人民长期受日寇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对敌人十分痛恨。经过我地下党员和抗盟会员对周围工人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觉悟，一批爱国职工围绕在党和抗盟会的周围。这些职工群众一方面把自己的反日爱国思想再向周围的职工扩散，另一方面又自发地用各种消极怠工的办法与敌人展开斗争。比如有的故意忽视对机器的维修，造成机器的损坏；有的故意把电线接混，造成停电停产甚至火灾事故；有的对小型生产工具故意用坏或偷偷拿走；最普遍的一种方法是消极怠工，监工来时装模作样地干一干，监工不在时就停下来休息。
在这一阶段，国际国内的战争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战场，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的末期，局部的反攻已经开始：在苏德战场，苏军的大反攻取得了节节胜利；英美等国军队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开始了向德、意、日法西斯的全面进攻。敌败我胜的局面已经清楚：
在这种形势下，一部分干部产生了骄傲轻敌和自由主义情绪，对于工作中的一些不同意见和看法，不能正确处理，互相埋怨，影响团结。这些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将会影响工作，甚至会造成重大损失。为此通化分支部于1945年3月，在辑安县“兴亚饭店”召开了分支扩大会议（第二次分支部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加强团结；二是分析和研究当时的敌情、形势和任务。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有罗衡、姚黎明、李剑云、李鹏飞等。会上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的斗争形势，一致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我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在望，我们的地下抗日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敌人在东北的势力还很强大。斗争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再接再厉，不能骄傲自满，不能麻痹轻敌，要加强团结，更加积极稳妥地发展党和抗盟会的力量，为武装起义做好准备。会议分析了七道沟矿山的工作情况。认为这里我党和抗盟会的工作发展很快，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应当把这里的力量适当向别的矿山转移，扩大我们的阵地。在会议之前，罗衡同志曾和刘仁宏同志商量，准备让他向北面的一些矿山转移，正好有一个日本人要调转到八宝矿去，刘仁宏同这个日本人疏通，要求跟随他一起转到“八宝”去，这个日本人已经同意。会议经过研究，同意刘仁宏转到八宝矿去开展工作。
会上李剑云提议，考虑到罗衡是党的负责人，在七道沟的时间已经逾半年，对外接触较多，在七道沟很不方便，容易被敌人觉察，应当转移到交通较为方便的通化市工作。七道沟的工作交由杨德广负责是可以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会议同意了这个意见，并决定由李鹏飞和李剑云负责为罗衡在通化安排工作。
李剑云还曾提议，为了加紧在矿山职工中开展工作，自己要求离开辑安交通站，转移到矿山工作。会议认为交通站的工作刚刚建立，不能削弱，所以没有同意这个意见。
会上就姚黎明对罗衡的不满和埋怨情绪进行了讨论分析。姚黎明对罗衡的主要意见是关于大连邢殿忠问题。姚黎明认为罗衡把邢殿忠发展为情报员是不对的，邢是一个特务腿子，不可靠，对地下党特别是大连地下党的组织威胁很大。因此姚在一些同志面前埋怨罗衡，散布罗衡不懂地下工作，领导地下工作不行等不信任情绪。会上，同志们对此事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邢殿忠虽然是一个特务腿子，但他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他的一部分家属住在胶东解放区，在我们的掌握控制之下。当前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很好，人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即将赢得最后胜利的曙光，敌人营垒内部必然产生分化，一些人可能向抗日营垒靠拢。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形势，从敌人队伍中拉出一些人来，为我所用，这对了解敌人内部情况，防止敌人对我地下党的破坏，以及更好地打击敌人都是十分有利的。邢殿忠自从当了我们的情报力量以后，没有任何不轨行为，表现较好，不能认为已经对我党的安全产生了威胁。姚黎明同志要求对这个人提高警惕，要我们在工作中更加谨慎稳妥，以确保安全，这种愿望是好
的，也是对的。但应当注意团结，在同志中散布对一个领导同志的不满和不信任情绪，则是不对的。通过同志式的诚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终于统一了认识，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团结。这对于进一步地开展地下抗日工作，为武装暴动做好准备，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和审查邢殿忠的表现，以防万一，并且对大连的地下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分支部决定由罗衡亲去大连一次，把上述工作处理好。
1945年4月初，由李鹏飞和李剑云通过抗盟会员丛福海介绍，罗衡由七道沟转到通化市官道岭石灰窑工作，职务是账房先生（会计）。与此同时，刘仁宏也由七道沟转到八宝矿工作，职务仍是事务长。
罗衡在通化石灰窑就业后，熟识了一段情况后，于1945年4月末根据分支部（扩大）会议的决定前去大连。他住在抗盟会员刘惠仙家里。经过与分会主任委员张寿山同志谈话，找邢的亲朋了解情况及与邢殿忠直接谈话等正面和侧面的审查了解，证明邢殿忠表现较好，没有问题。罗衡对邢又进行了一次思想教育，鼓励他要努力工作，将功赎罪，为祖国的抗日事业贡献力量。对于大连党和分会的工作，罗衡在听了张寿山的汇报后，作了如下布置：一定要把工作深入到基层工农群众中去，要大力发展工农群众人会、入党，要向党员和会员进行武装斗争的教育，做好武装暴动的思想和组织的充分准备，一旦苏军对日宣战，我八路军开始向东北大反攻，我们就要立即举起红旗，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开展游击战争。对邢殿忠要抓紧教育，大胆利用，严密掌握，注意他的工作表现和思想动向，一旦发现他有背叛问题，要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处置，以保证地下党的安全。
1945年5月，苏军攻陷希特勒的老巢——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国已经被打败了两个，只剩下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研究形势确定对策，党的分支部和抗盟总会于5月末6月初在通化召开了联席会议（分支第三次会议，抗盟总会第二次会议）。会上，罗衡首先向会议汇报了去大连审查邢殿忠和检查大连分会的工作情况。经过讨论，澄清了事实，各自又一次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团结。
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力量已被摧毁，苏联红军可能很快挥师东进，对日宣战，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陷于极端孤立的地步，它兵力分散，四面受敌，彻底失败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加紧工作，做好武装暴动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会议决定：第一，要求各地党和抗盟会组织，开展一个宣传攻势，向周围群众宣传抗战的大好形势，鼓舞群众的斗争信心和勇气，第二，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首要的是组织准备，当时已经发展党员和抗盟会员60多人，联系和团结的可靠群众力量约五六百人；要争取在半年以后，把党员和抗盟会员发展到一百五十至二百人；周围联系和团结的工人群众要达到一千至二千人。其次是划分了暴动区域，指定了负责人，确定以七道沟为中心，联结铁厂子、二道江为第一暴动区，也是暴动的中心区，由罗衡，李剑云负责；以辑安县良民甸子为中心，联结上套，辑安县城一带为第二暴动区，由姚黎明、李鹏飞负责；以八宝为中心，联结大栗子等矿山为第三暴动区，由刘仁宏负责。第三，查明敌人兵力、警力和武器情况，查明敌伪及汉奸的主要头目名单，查明敌人粮食弹药储存地点。第四，各地党和抗盟会的负责人要抓紧各项准备工作，要检查督促，进展情况要及时向上汇报。第五，暴动的时机是苏军对日宣战。 因此要求：一旦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要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各地区负责人要主动到辑安县“兴亚饭店”集会，研究暴动的具体安排。第六，暴动成功后，队伍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日游击纵队”。姚黎明和罗衡为总指挥，姚为司令，罗为政委，李剑云负责统战外交等工作，李鹏飞负责后勤及通信联络工作。第七，暴动的主要力量是矿山工人，矿山与农村紧密联系，暴动成功以后立即转入农村，包围城镇并积极收复城镇。具体的集中和转移问题，待紧急会议上再定。第八，暴动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组织群众，扩大我武装部队，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系统，破坏敌人储存在后方的弹药与粮食，惩办敌特汉奸的首要分子，摧毁敌人的政权组织。打乱敌人的后方，配合我军主力和苏军对日寇的最后决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