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听我讲战斗故事？难得！
如今，心甘情愿坐下听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老解放军、老志愿军讲战斗故事的青年人，恐怕越来越少了。这不能全怪他们，时代不同了，眼下，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空前盛世，人们的观念变了，工人要挣钱，农民要挣钱，商人要挣钱，学生要上学，战士要训练，都是忙得要命的人，谁还有闲心坐下听我们这些老年人唠叨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忙里偷闲，听听我们讲故事，还是大有好处的，不仅是坚定信念、发扬革命传统，振奋革命精神的大道理，仅从个人前途、志向上说，听听我们这些老年人的人生经历，也是能有所收益的。
你来听我讲故事，我很高兴。你算是找对人了，你想知道的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老解放军、老志愿军，我都当过，那战斗故事更是“七八月间的葡萄——串一串的”。
好！我欢迎你来听我讲故事。前些年，军营盛传西方某个军人的名言，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那你就耐心听听我这个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放牛娃是怎么当上将军的吧！
我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大山中一个普通农户家里，1915年12月生，今年87岁了。我的故事从12岁时讲起吧。12岁以前，大多是些顽皮打架的事，山里的男孩子嘛，你想我能有多少打富济贫的英雄行为？没有。不像你们现在的青少年时代，经常出门学雷锋，寒冬腊月冻得清鼻涕进进出出，还拿着冰凉的湿毛巾到大街边擦防护铁拦杆。我们绝对没于过这种好事，最多爬到树上帮村里的孤寡老人剔剔柴呀什么的，还常常得人家的好处，吃一捧枣啊两个梨啊什么的，嘿嘿，惭愧！
可12岁以后我就不惭愧了，因为，革命的烽火、家庭的悲剧，一下子把我熏陶成了一个大人。
1927年春，我们村里忽然闹起了“黑色党”，老百姓悄悄传说，这些人都是千里眼、顺风耳，隔山隔墙都能听见人说话，好些豪绅大户人家说他们的坏话，恨他们，都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他们杀了。
就在这时，我们村里来了一家开荒种地的穷人。父子3人在村边搭个窝棚住下来，待人很和气，又极肯替人帮忙解难排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便常到他们窝棚里去玩，听新闻、听故事，就像现在的乡下人去村上文化活动中心玩似的，一到晚上就往他们那儿跑。大家问他们“黑色党”的事，他们总是含笑摇头回答不知道。大家很奇怪，他们是消息极灵通的人，外地打土豪、吃大户的事，北京、上海、广州的事，甚至外国洋人的事，他们全知道，为啥本村的奇怪事他们反而不知道呢？后来，这个谜终于解开了，原来他们是地下党员，是到这儿来发动群众闹革命的。1930年，他们在我们乡里领导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很快搞到了五六十条枪，拉起了100多人的队伍，占领了南畈、马布、东山一带十几个村镇。
初闹“黑色党”那年，我父亲就患阑尾炎去世了。知道他是患阑尾炎死的，那是很久以后的事，那时我们乡下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只知道这是一种发病后很快就会要人命的“绞肠痧”。哎，就是知道是阑尾炎，也没办法，那时乡下不像现在，区、镇医院都可以轻轻松松打开肚子，把阑尾给你割了。那时不行，那时患这病的人只有土豪富绅才能快马往大城市送，穷人只有等死。
父亲去世后，丢下我们母子7人，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我们兄弟6人最大的刚满15岁，最小的才6岁。我排行老二，刚满10岁。我父亲就两弟兄，生前没分家，我们和叔叔家一起过，加上爷爷奶奶，一大家人，很热闹。父亲死后，起初我们仍和叔叔一起过，可很快婶婶就有意见了，嫌我们6兄弟个个都是吃长饭的，—个比一个吃得多，说，不分家，他们全都会被我们拖死。没办法，爷爷奶奶只好依着婶婶，把家分了。分家后，爷爷和叔叔一家人过，奶奶和我们母子7人一起过。你说，我们这样老的老小的小，尽是妇女儿童，怎么租种别人的地呀，因此，只好尽力保住祖传的微薄山地辛勤耕种。地少，收成少，活不下去，母亲和奶奶常常带我们外出要饭……好了，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今天的年轻人，许多人烦我们忆苦思甜，许多人也不愿说自己从前如何穷的事啦，就是那些本来是贫苦出生的人，也常常在人面前感叹：哎，我们家解放前要不是被土匪抢了，肯定也是地主、富农！你瞧，他们怕说穷呢！
当然，我决不是说越穷越好，就是穷人活不下去的年月，我们也不只是靠要饭过日子。我稍大一点，就和哥哥—起上山开荒种地，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了。还未满15岁，我就离家帮人放牛了，每月工钱两个大洋、四尺布。这活儿累啊！全不像歌曲唱的那样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笛子就是放牛。我们一群放牛娃每天天不亮就得将牛赶上山吃露水草，众人吃过早饭上工了，我们才能回家吃早饭。吃过早饭后，赶紧就得上山割牛草，一直割到众人回家吃午饭后，我们才能回家吃午饭。下午，又在山上割草，一直割到天黑，才把牛赶回家。天天如此，风雨无阻。
我当放牛娃时，革命闹到了我们村里，村里办起了苏维埃夜校。我白天帮人放牛割草，晚上便去上夜校学文化。学了一年多文化，摘掉了文盲帽子，我心胸一下子便
开阔了。我想，我年纪轻轻的，为啥要困守在山沟里当放牛娃啊，我也得像红军一样闹革命。于是，我立刻暗自联络村里5个胡姓兄弟去参军。就这样，1931年2月的一天，我带着胡姓5个兄弟，避开大人，把牛全拴在树上，便跑到本县的游击大队当红军去了。
这一跑，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初到游击队，日子比在家里更难过，食住无常规，转着圈儿和国民党正规军及地主武装打仗，稍不留神，就有掉脑袋的危险。与我同去的5个胡姓兄弟，不久便跑回去3个。我没跑。这时，无论是自身的主见，还是我的家庭情境，都不允许我跑回去。因为，就在我参军的第二年，我那在家当赤卫队长的哥便被敌人杀害了。我听说后，大哭了一场，然后，横下一条心，永远当红军，要为哥报仇！你说，我一个人单枪匹马跑回家乡能报什么仇？那只有送死！
我参加县游击大队后，先在保卫局看押土豪、处置土匪，后调皖西北游击大队给司令员吴宝珊当警卫员。我们在皖西淠河上游打下了几个县、镇后，留下3个团坚守根据地，和当地的地主武装打仗。有个和尚带领的地主武装很厉害，好几次把我们搞得很紧张，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抓住杀了。
打下淠河之后，部队整编，我们游击大队编人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坚持皖西北斗争。
刚编人七十四师，我们便经历了一次重大险情。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带部队到城外收割稻子，突遇国民党军追杀，割稻部队损失很大，邝军长跳湖游走。部队潮水般涌向湖里，从水草丛中快速游走，才突破敌人的封锁射杀。战后，师长让我到警卫营当保卫连长，我说不会当，师长说，学着当吧！没办法，我只好去了，那年，我才十七岁。真是战争培养人啊！现在的孩子们十六七岁还跟大人撒娇呢！不同时代的人根本没法比。
抢稻战斗后，紧接着就是霍邱保卫战。
1932年7月中旬，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迅速向霍城发起进攻。午后，敌军攻入北门，守城红军与敌军展开巷战。旷军长手持大刀，和部队一起与敌人拼杀，他身边4个警卫员全部壮烈牺牲。我保卫连战士奋不顾身保卫机关干部，伤亡很大。战后，我所在七十四师减员过半，剩余部队分别编入七十三师和七十五师，我的保卫连没有了，我被编到四方面军总部交通队当警卫员，负责保卫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领导同志的安全。
那年月的警卫工作，既危险又简单。说危险，的确很危险，枪一响，随时都得准备用生命保护首长安全；说简单，的确也简单，白天跟随首长外出，首长骑马你骑马，首长步行你步行，没有任何排场。晚上陪着首长睡觉，首长睡哪儿你睡哪儿，电话机接上长长一段线，什么时候电话响，要找谁，就送到谁的被窝里去。每到一处新住地，我们先进屋清除干净一切可能伤人的器物，给首长们铺好床位和简易办公桌就行了，用不着考虑住几级宾馆和什么规格的房间。
霍邱保卫战失利后，部队退向鄂豫皖中心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由燕子河南下英山，经团陂、新州、八里湾等地返回黄安老根据地。我离开总部，带一个警卫班护送王平章同志到皖西组建二十八军。二十八军组建后，廖荣坤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部队在河南商城南一带山区活动。初建时，只有两团一营，后发展到3个团，坚持在皖西一带活动。不久，王平章在河南商城门坎山牺牲，为集中红军优势兵力，二十八军两个主力团急向鄂东新二十五军靠近。
1932年10月初，根据地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胡宗南部以三四个师的兵力围攻我黄安地区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身负重伤牺牲。他接任旷继勋担任军长不到两年就战死了，这是当时鄂豫皖红军的重大损失。蔡军长牺牲后，形势十分危急，10月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带主力转移外线作战。会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二万余人，立刻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向川陕边界大巴山去了。这样，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部队被留在了鄂东和皖西两地阻击敌人，不知主力去向。
主力撤走后，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形势立刻变得更加严重了。根据地的面积大大缩小，留在根据地的主力团只有5个，兵力只有5000余人，加上地方游击队武装力量总共也不足一万人。这样的军事实力要对付敌人重兵“围剿”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鄂豫皖省委立刻在湖北黄安植树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补足被张国焘带走部队后的空缺兵员。
新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下辖七十四、七十五两个师，七十四师由原二十七师改编，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七十五师系老二十五军部队，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次年4月，我们红二十八军主力由皖西回到麻城北部大畈，扩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我担任该师二一九团三营七连连长。
红二十五军扩编为3个师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好，很快发展到了两三万人。可是，郭家河反“围剿”战取得胜利后，鄂豫皖省委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贸然攻打七里坪，于是，我们再次陷入更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