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红二十五军以七十四、七十五两师之力，在豫南鄂北中心根据地郭家河、潘家河一带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又扩编了七十三师，兵力实力很快恢复到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走之前的良好状况。负责总指挥鄂豫皖根据地军事斗争的鄂豫皖省委，对敌情作了错误地判断，向党中央报告，鄂豫皖根据地已粉碎敌人第四次反“围剿”，敌军已处于守势，再无力进攻。
这时，我党中央正是王明“左”倾路线猖厥之时，一听这消息，立刻命令红二十五军举行“反攻”、“夺回中心城市”，“首先夺回七里坪”。
在这种错误命令导向下，鄂豫皖省委立刻号召根据地广大军民“起来！趁热打铁地起来”，“夺回中心城市”，“首先夺回七里坪、黄安县、新集、宣化店”，然后再“恢复整个苏区”，把“夺回新集、七里坪、黄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家寨等城市”，作为了这一反攻时期的主要任务。
如今看来，那时也不只是省委头脑发热，部队官兵和地方干部、群众也一样发热。今天你们觉得我们当时的行动很可笑，那时我们可一点儿也不觉得可笑，甚至企盼这目的早日达到。
1933年5月，鄂豫皖省委下令红二十五军12000余人包围七里坪，向七里坪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
此时，国民党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的总兵力有15个师、4个旅，加上民团等反动武装，兵力超过红军近20倍。你说，以这样敌我悬殊的力量去进攻，能达到目的吗？
七里坪位于湖北黄安县城以北20公里处，是鄂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集镇。镇南有大小雾嘴山挡道，形成突出制高点，镇西、北两侧有倒水河作天然屏障。敌军占领七里坪后，立刻在镇周围碉堡、围墙、壕沟外设置鹿砦、铁丝网，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具有很强的守卫能力。镇内，敌人有敌十三师3个团6000余人防守；镇外，四周均有敌增援部队，随时可以增援，对我攻镇部队构成重大威胁。而我军围城的全部家当只有12000余人，既无增援围城阻援的足够兵力，又无攻坚设防的优势火力。加之，根据地屡遭敌军洗劫，元气大损，人力、物力、财力等均十分缺乏，战时又值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时，天时、地利我们都占不了优势。
但是，省委强调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强调夺回七里坪对恢复苏区的作用和意义，坚持一定要打。仗就这么盲目地打开了。
我们围镇二十几天，连攻不下，粮食便吃完了。群众省下口粮，一碗一升地集中往前线送，根本填不饱一万多人的肚子。没办法，我们只好到镇外山上挖野菜、摘树叶充饥。现在吃罐头，吃压缩饼干，吃脱水菜都苦不堪言，能体会到我们吃野菜、树叶打仗有多苦吗？
为了补充粮草，我们不得不派出部分围城部队到白区去搞粮食，拿命去和敌人抢粮。那段日子里，我们常常牺牲一二百人，才能从敌人手中夺二三十袋面粉。这样又拖了一个多月，我们坚持露宿野外，吃野菜、树叶，把附近的野菜根、树叶都吃光了，仍打不下七里坪。镇内敌人有的是粮草，根本不怕我们围。
6月中旬，部队围七里坪已达40余天，由于缺粮、长期露宿、疾病蔓延，再加战斗伤亡和“左”倾“肃反”扩大化，部队减员过半，只剩下6000余人了，省委才不得不下
撤出战斗，向北转移。
部队撤出七里坪后，我们生吃了一些地里的芹菜和豆角，便去打沙窝。没打下，吃了半碗半生不熟的炒面，又去打黄土岗，也没打下，继续饿着肚子北上打福田河。饿着肚子行军打仗的味道真不好受啊，有的同志饿死在路上，有的同志离开了部队，有的同志实在饿得走不动受不了了，竟然开枪自杀了。和我同期担任连长的六连长就是饿得走不动受不了自杀的。
我挺过来了，既没自杀，也没开小差，不然，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给你讲故事了，对吧？不过，我随后所受的饥饿罪可真比死了还难受。我很不幸，部队打黄土岗未胜再北上打福田河后，与红二十八师会师，日子便开始好转了，可我却倒在黄安（今红安）县境内由黄土岗去福田河的路上，脱离了部队，在荒山野岭里艰难地度过了270个日日夜夜。
离开黄土岗不久，深夜北行。我饿昏了，拉痢虚脱，一头栽倒在地，便滚下山沟昏迷过去。醒来时，连里司务长坐在我身边，急忙对我说，连长，你饿昏倒摔下山沟来了，你有病，现在又摔伤了，不可能跟随部队走了，我身上还藏有两小块干牛肉，原本打算留着救急用的，现在给你留下。你顺着这山沟往西走，翻山，钻沟，再翻山到邱家畈（今湖北红安县境内），那儿有个野战医院，你在那儿养好伤养好病，再来找我们，我现在得赶快去追赶部队了。
司务长说完，把两小块牛肉塞进我胸口里，便匆匆忙忙赶部队去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眼泪忍不住就滚了出来。我知道，我无法要求他搀扶我去追赶部队，我体弱有病又摔伤了，根本走不动，弄不好就会落在敌人手里，连累他也送了性命。我只好眼巴巴地望着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
司务长走后，我赶紧按他所指方向，顺着山沟往里爬。山沟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森林里不时传来野猪和狼争食咬扯的响声，叫人听了毛骨悚然。
我连爬带滚往邱家畈方向走，路上又碰见几个伤兵饿倒在地上呻吟。我赶紧掏出身上那两小块牛肉和他们一起分着吃了，带着他们一起继续赶路。我们几个人打起精神，咬牙硬撑着，互相拉扯搀扶着跌跌撞撞往前摸，互相鼓励着：坚持走吧，到了邱家畈就好了，那里有粮食，有药品，有医生，我们千万别在路上倒下，倒下就没命了，不饿死也会被狼吃了。
经过一夜的挣扎，次日拂晓，我们终于在邱家畈找到了二十五军的野战医院。我们高兴极了，赶紧连滚带爬向医院奔去。
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让我们充满生存希望的医院竟然已名存实亡。
邱家畈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座落在两山之间的一个山冲里。自从二十五军医院跟随部队攻打七里坪迁到这儿后，这个鲜为人知的小山村顿时变得热闹起来。我们走进村里一看，屋里屋外，村里村外，房前屋后，一切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到处都躺着缺胳膊断腿扎满绷带的伤员，空气里到处散发着一股股令人发呕的血腥味，绿头苍蝇到处成群结队乱飞，伤员们嘈杂的呻吟声、吆喝声、叫骂声连成一片，却不见医务人员忙碌奔走的身影。今天你们听说这样的场面，可能会埋怨我们的伤员和医务人员，可在那年那月那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你是不会埋怨他们的。蚂蚁尚想活命，何况人呢，他们都想尽快得到饮食、得到治疗，能活命站起来，重新走向战场啊！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浑身冒着虚汗，在一间黑暗的草屋内找到了院长。问明情况，才知道这儿现在只有一名院长、一名女护士、一名男管理员，可伤员却已增加到3000多人。
院长叫吴子南，时年大约三十三四岁。女护士叫余国清，大约二十出头。管理员大约三十几岁，记不清姓名了。
院长向我诉苦说，眼下主力部队不知去了何处，伤员已达3000多人，所剩口粮、药品无几，不知道如何是好，现正派人与主力部队联系解决办法。
我说，能不能找当地群众想办法？院长说，原来上级曾考虑把伤员分到老百姓家里去，可现在我军败走七里坪，敌人追逼得紧，稍有些钱财的百姓都逃走了，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群众自身都难保，根本无力照看伤员，更难解决他们的治疗和食宿问题。眼下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3000多人很快就断粮了，我真不知道咋办啊！派出去寻找部队的几个人都未回来，不知道是牺牲了，还是出了什么其它情况，我们正在焦急地等呢！
我见医院已到这种地步，不想再给他们增添麻烦，决定自己到后山森林里找处遮风避雨的岩洞住下休养。
吴院长也没啥办法，给了我点盐，让我在山上挖些刺黄连根叶熬水喝，慢慢恢复体力，吃的问题自己想法解决。
我体弱无力，不仅拉痢，身上还长满了脓泡疮，又痒又痛，站都站不稳，到哪儿去找吃的啊！没办法，为了生存，我还是得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喘往后山爬。
我气喘吁吁爬到半山腰，坐在一间烧毁倒塌的茅屋下休息，忽然在一处断墙处大树下发现一堆新土。我凭感觉意识到这儿可能埋有东西，赶紧弯腰去刨，越往里刨，越觉得下面似乎有东西，一双长满脓泡疮的手刨得血淋淋的，也不愿停止。刨了半天，终于刨出了一个瓦罐，打开一看，里面装了一罐金灿灿的谷子。我如获至宝，迫不及待抓了两把生谷塞进嘴里嚼了起来。压住饥渴的火焰后，我赶紧把罐里的谷子全部倒进了自己身上的口粮袋里。
你看你看，我干什么了？我违犯部队纪律了！革命军人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我竟拿了老百姓的谷子，这谷子可能是主人留下的稻种啊！我吃了他们回来咋办？
那一刻，我内心矛盾极了，把谷子反反复复倒进罐里几次，最后还是给人家写了张“七十三师二一九团三营七连长胡继成吃”的纸条装进罐里埋了，把谷子全部倒进了自己的口粮袋。
我给自己找了许多理由：这家主人可能远走他乡了，可能被敌人杀害了，可能也参军了，可能回来时已用不上这谷种了……我先背着，要是这几天他就回来了，我可以还他。
我背着谷子继续往大山上爬，在密林深处一个岩洞里住了下来，岩洞周围还住着许多伤兵。我们挖野菜、摘树叶、捡蘑菇、砍葛藤吃，用山泉水洗伤口和脓泡疮。
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大约到了七八月间，敌人八十八师知道邱家畈住有红军伤兵，立刻派一个团的兵力血洗了邱家畈。他们烧、杀、打、砸，把小小的邱家畈弄得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他们扫荡村子后，又派部队上山“清剿”，许多跑不动的伤员，全被他们砍死在林中。经过这场屠杀，3000多伤病员，只有一半退进了深山老林，另一半全被敌人杀害了。
1000多名伤病员全部涌进山林，吃的问题更困难了。医院完全失去了群众的帮助，根本无法活下去。不几天，上山的伤病员又饿死了不少人。有一天，林子里有个战士爬出来找吃的，碰上我要吃的，我忍不住把背了许久的谷子舀了一碗给他，他生吃了几口便断了气。这时我已饿得无力挖坑，只好将他拖进树林里，用树枝树叶掩埋了。
1000多个伤病员生命危在旦夕，得有人站出来，组织他们与饥饿、与疾病、与敌人作斗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