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见邱家畈烈火熊熊，我们知道出大事了，早先上山的伤病员赶紧互相搀扶着向大山深处转移，三五成群地寻找藏身之处。
几天后，我在密林深处找到了院长吴子南和女护士余国清以及那个管理员。
吴子南院长说，接到群众报告有敌人来袭击的消息后，他们就赶紧组织伤病员往山上转移，可惜，伤病员太多，有的伤情又太重，费了很大的劲，才转移出来一半的人。
敌人撤走后，我和吴子南等几个同志悄悄地摸出树林，又回到邱家畈察看。这时，整个村子全被敌人烧光，变成了一片废墟。夏季，尸体腐烂得快，没掩埋的红军战士遗体屋内屋外、田头地角、树上树下，到处都是。我们找群众挖坑埋了两三天才埋完。
眼看这种情况，邱家畈是不能再返回去了，敌人既然血洗过这儿，肯定还会不时派兵前来袭击的。再说，回到这儿仍然解决不了粮食和药品的问题，那反而不如藏在深山老林里安全些。这一带深山老林经过敌我双方反复交战，早已变成无人区了，伤病员藏在山上，一时半时敌人是无法跟踪追杀的。于是，我和吴子南院长又带领下山的伤病员回到了山上。
经过这次大难，上山后的伤病员们思想大都很沉闷，不知道部队在哪里，不知道省委在哪里，只知道山外有敌人，谁也不敢出去。
邱家畈被敌人袭击后，外面的同志并不知道，我们上山后，陆陆续续还有些同志从山外找了进来。不久，山上的伤病员很快又增加到了近两千人。
两千人每天都要吃饭啊，一人一天吃一斤粮，也得要2000斤。可山上哪有粮，一颗也没有。没办法，大家只好在密林深处先搭窝棚住下，继续挖野菜、摘树叶、挖葛根、捡蘑菇充饥。不到一月，许多伤病员缺乏营养，开始出现浮肿，连挖野菜的力气都没有了。
为了躲避敌人追杀，为了寻找食物，伤病员在深山老林里藏得很分散，很快就在人自为战的落后环境下生存了。一旦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不用派一个团，派—个营摸上山来，我们恐怕也难逃出山林了。
情况万分危急！
你可能会埋怨我们的主力部队，可能会埋怨苏区的党组织。但你不能埋怨他们，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军正追着新二十五军剩余的部队进攻呢，他们也在和敌人作殊死斗争。当时的鄂豫皖省委领导一直跟着新二十五军转战，根本不知道邱家畈一带大山里还有这么多伤病员。说实话，在那种条件下，即便知道了又怎么样？能打回来带着这两千伤病员和敌人作战吗？当然不行，要是那样的话，红二十五军恐怕就没办法保存革命力量和敌人战斗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只有伤病员们自救！
那一年，我刚满18岁，看到情况危急，忙去找吴院长商量自救办法。
在一个野草茂密的山坡上，我找到了吴子南院长。这时候，他只有靠草药救护伤病员了。他上山后，每天都上山采药，自制自配草药救护伤病员，身体已枯瘦如柴。
我说，吴院长，我们不能这么像一群无头鸟似的躲在这里，我们得组织起来，一边坚持斗争，一边寻找部队和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取得密切联系，不时出击打击敌人，补充粮、药，才能生存下去。
听了我的话，吴院长十分高兴，连连点头，但片刻之间又皱紧眉头说，哎，谁来组织指挥呢？我们医院3个人没法挑起这副担子啊！
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受伤来医院前是二一九团三营七连连长。现在，我们这里一两千伤病员和部队及地方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面临众多困难，生存环境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我们绝不能悲观绝望。我们这些人都是很有战斗经验的老兵了，只要能设法活下来，等到能出山时，就是革命的宝贵力量。现在，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和干部应当勇敢地站出来，挑起组织指挥的重担，把山上所有的伤病员团结起来，坚持斗争！
吴院长听了我的建议，非常高兴，说，我知道，这山上除了你我，还有几个党员干部，我们马上找他们一起开会商量自救办法吧。
次日，我们在山上找到5名党员干部，在密林深处一块空地上，召开了第一次自救会。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和一个掩护连，由吴子南同志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由我担任掩护连连长。
会后，我们几个人分别找人谈话，组织队伍。经过几天的努力，100多人报名参加了掩护连。我把掩护连分成3个组：一个组负责驻藏地四面山上的警戒，一旦发现敌人进山“清剿”，立刻燃烧烟火报警，通知伤病员向密林深处转移；一个组负责出山侦察，打听我主力行动方向和敌人活动情报，掌握敌人行动方向；一个组晚上出去活动，到白区搞粮食。
成立掩护连后，我每天晚上都带人下山搞粮。开初，不敢走得很远，因为既摸不清山下敌人情况，我们体力又都很差，走远了，一旦被敌人发现，恐怕就很难返回山上了。我们只好去找群众借粮、借盐，说等部队打回来后再还他们。
这时候，山下靠近敌人的群众，许多人家都被敌人盯得很紧。敌人威胁老百姓说，谁窝藏红军或为红军送粮、送盐，就立刻处死。敌人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去找老百姓，有些胆小的群众就给我们跪下，求我们离他家远些，以免遭杀身之祸。原来和红军关系好的群众，也没法拿出粮食给我们，只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弄些酸菜，并叫我们到他们地里去“刨青”，弄些尚未成熟的红苕、玉米和菜什么的。我们知道，这种代价是很沉重的，“刨青”弄走了群众地里尚未成熟的粮食，就等于断了群众的生活口粮了，不忍心去弄。可好些群众焦急地说，先把山上伤病员的命保下再说吧，只要有人在，将来什么事情都好办，还怕没饭吃？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这些话，心里都还热乎乎的，一碗米养恩人啦，当年要不是老区人民给我们出主意，给我们饭吃，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活到现在？更别说当什么官了。
就这样，在群众的指点下，我们每晚都避开敌人，到老百姓地里去“刨青”，弄些红苕、玉米、豇豆上山救命。
可是，这样的日子不长，便被敌人发现了，发现地里有大面积“刨青”的痕迹，就知道山上还有伤病员。于是，敌人立刻出动一个营的兵力上山“清剿”，在山上追杀了好几天。他们捣毁了我们的窝棚，冲散了我们的队伍，杀死了我们好几百跑不动的重伤病员。还好，由于我们的侦察兵和警戒哨提前发现了敌人的行动，我们将大部分伤病员都撤进了深山老林，在这次打击中才没受到灭顶之灾。
敌人撤退后，我们清点人数，还有1300多人。大家幸免大难不死，正聚在老林深处欢跳，突然吴子南院长慌慌张张跑来叫我：小胡，胡连长，小余，余国清不见了！
众人一听，大惊失色，惶恐不安，都急着要去找。
当时，这位只有十七八岁的小余，是山上一两千伤病员中唯一的一个女性，所有的伤病员对她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她个头不高，身体结实，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活泼、善良，走到哪里，就给哪里的伤病员带来银铃般的笑声，鼓舞着伤病员们浑身充满战胜千难万险渴求生存的强烈愿望。眼下，大家都逃出来了，她却不见了，同志们怎么不着急呢？更重要的是，没有她，这逃出虎口的一千多伤病员的护理问题怎么办啊！
我听老院长一说，立即通知掩护连集合，下令全连分成3人一小组，立刻分头到周围的山上去找。
第一天，回来30多个人，没找着余国清。
第二天，回来几十个人，仍然不见余国清的踪影……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6天6夜没合眼，在营地四周踱来踱去，焦急地等候她的消息。哎，你千万别怀疑我们有什么爱情关系啊！那时候，就是真诚的同志关系，最多潜意识里有种兄妹似的关系。那年月，我们单纯得很啦，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复杂。
第7天上午，我坐立不安地等待最后几个小组回来，从早上一直等到天黑，才见几位同志满头大汗抬着小余回来。
原来，敌人搜山时，小余一早就上山采药去了，不知道敌人进山了。等到下午返回营地时，忽然听见枪响，才发现营地里到处都是敌人，树林里的窝棚正在燃烧，山谷里到处传出阵阵嘈杂声和叫骂声，同志们一个也不见了，只远远看见一些躺在林子里的血肉模糊的伤员尸体。
她知道出事了，赶紧背起背篓往林子深处跑，可始终未见战友们。没办法，她只好割了几把葛藤，爬上一棵老树，把自己拴在枝叶茂密的树丫上藏了起来。就这样，她躲在森林深处，白天在林子里采野菜、野果充饥，寻找同志们，夜晚，把自己绑在老树丫上睡觉，一直躲藏了6天，饿的奄奄一息，再也走不动了，直到营救小组的同志找到她，才把她抬回来。
经过6天的生死离别，小余激动万分，和大家一见面，就忍不住放声大哭。可就是这么一位好女孩、好同志，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竞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泼了许多污水，含冤离开了人世。我们这些幸存者，一想到此事，就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移居新的营地住下后，找遍一千多人的身上，都找不到火种了，这可是一件大事，咱们不能像动物一样天天吃生的啊！必须马上到山下弄火种。我们从山下弄回一个装有炭火的瓦罐，终于把火升了起来。有了火，日子就好过多了。不料几天后，老天开始没完没了地下绵雨，把大部分火堆都淋灭了。为了保住最后一堆火种，我特别派了两名战士昼夜值班守候火种。他们怕有闪失，把自己的床单、被面撕成布搓成布绳，点燃备用，火堆被雨水淋湿了，再用床单、被面火绳续火，始终保住了火源。
不久，有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来山下活动，我们掩护连便下山跟随他们去白区搞粮。一段时间里，我们每晚能弄回三四百斤粮食，伤病员吃了细粮，身体便开始慢慢好转了。
可惜，好景不长，游击队怕被敌人缠住，没住多久就转移了。
游击队转移后，我们没枪没刀，又不敢去白区搞粮了，日子又开始过得艰难起来。就在我们再次陷入饥饿的严重威胁时，忽然又遇上了生机。有一天，我们的伤病员在森林里救回了一个被狼咬伤的游击队重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