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抬回一个游击队的伤员，都像见到家里的亲人似的，非常关心他。吴子南院长和小余赶紧给他清理伤口，把仅有的一点草药粉也给他敷上包扎了。可惜，这位游击队员伤势太重，吴院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救活他。
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即便是一般过路人被救了，没有暴尸荒野，内心也会存感激之情的，何况，游击队战士和正规部队之间本身就存在极深的战友情、同志情呢？
于是，这位游击队战士临断气前，向我们吃力地吐露了一个让我们兴奋不已的秘密：游击队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座大山上，埋藏有枪支弹药和粮食。这是鄂东北游击队埋藏的。
我一听，高兴得跳起来，这不是武装我们医院掩护连的最好本钱吗？这时候，枪支弹药和粮食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有了武器，我们掩护连就如鱼得水，还愁搞不到粮食吗？
可是，片刻之间，大家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这事难办。未经请示，就动用鄂东北游击队埋藏的武器弹药和粮食，惹恼了游击队的领导，可不是闹着玩的。此时，又正是“左”倾路线扩大化动不动就肃反杀人的时候，私自取了这些枪和粮食，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吴子南院长想了想说，听说他们正在附近活动，我们派人向他们请示动用这批枪支弹药好不好？
管理员这个人很直爽，反对说，游击队领导的脾气倔得很，那是他们留下的以防不测的老本，你给他们要，他们肯定不会给你。再说，他们几百人神出鬼没地在大山密林中转，和敌人藏猫猫呢，你一时半时怎么找得着他们。现在，我们一千多人要活下去，只有冒这个险，赶紧去把枪支弹药挖出来，把我们的掩护连武装起来搞粮食自救，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坐在这里等死！管他娘的，咱们先斩后奏，如果上面追查，就说是我干的，要关要杀我一人承担！
听管理员这么说，我也忍不住站出来说，也算我一份。
大家见有人承头，都涌上前表示，真出了事，我们大家一起顶，要活活在一块儿，要死也死在一块儿，我们在这儿已两次险遭敌人杀害了，也不怕再冒这一次风险。
大家统一意见后，立刻派人按那位被狼咬伤的游击队员所指示的暗号，去把那四五十条枪和弹药挖了回来。
掩护连武装起来后，冬天来临，恶劣的天气便开始下雪了。满天鹅毛大雪很快把山林地面覆盖了，我们再也挖不到野菜，找不到野果充饥，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到白区搞粮，挽救山上一千多伤病员的性命。
我带着掩护连隔三插五摸到白区去搞粮。从我们隐藏的深山到有粮的白区，大都要走好几十里路，有的地方，甚至要走上百里。我们衣衫单薄，腹中饥渴，打着赤脚在雪地里赶路，一次最多也只能搞三四百斤粮食。
那段日子里，搞粮食真难啊！穷苦人家哪有多少粮食借给我们啊，我们也不忍心挨家挨户去要穷苦人家的救命粮，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去富裕户和地主家取粮或借粮。每次在一个村里不敢停留久了，放好掩护哨，冲进大户人家弄上二三百斤、三四百斤粮食，便赶紧撤退，以防地主、民团武装追来难以脱身。
我们在不同的方向搞了一段时间粮后，勉强维持了一千多人的生活。其间，有两次碰上大户，我们还搞到了两三头肥猪。我们的动作之神速，令常人难以想象，仅用十几分钟，就割下猪头，把猪当场砍成四大块，扛着冲了出来。在我的印象中，这几十年来，最好吃的猪肉就是那年冬天吃的那战斗猪肉了。大家都是大半年没见油晕的饥饿之人了，把那带毛猪肉用热水洗干净，放在火上把猪毛烧掉，把猪皮烧黄，再拿到山泉水里冲洗干净，砍成小块，丢在清水里煮好，放少量盐，啊，整个山林都飘逸着让人流口水的鲜猪肉香味。
打粮队在雪地里跑了一个冬天，慢慢地都穿上了地主老财家的鞋，行动就更方便了，无论多苦，都坚持出去弄粮。就这样，终于渡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把一千多伤病员保存了下来。
大约是次年四五月份，我们终于熬到了头。一天深夜，山下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琢磨大概可能是游击队打回来了，忙派出侦察人员下山打探虚实。次日上午，3名侦察员兴高采烈回来报告：主力部队打回来了，在沙窝以西的高山寨一带，和敌人打了一仗，消灭了敌人—个营。胜利的喜讯立刻传遍了整个山林，大家立刻把篝火烧得熊熊的欢庆胜利。
我立刻带人下山去见首长，一看才知道是我们红二十五军的副军长徐海东带着一个团打过来了。原来，这大半年间，他们也经历了一场大难。七里坪战役失利后，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皖西中心苏区保卫战中又遭失利。1933年10月初，全军向东运动，通过黄麻公路时被敌人分割，军长吴焕先带几百人上天台山、老君山一带打游击；副军长徐海东带1000余人转战皖西北地区又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和敌人战斗01934年4月16日，吴军长和徐军长两军在河南商城东南部豹子岩会师，红二十五军才又获得新生。会师后，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头天夜里这一仗，就是徐海东军长指挥打的。
我见到军长，像久受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娘，眼泪忍不住啪达啪达往下掉。军长拉着我的手说，小家伙，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啊！妈的，你们真是铁打的汉子，创造了奇迹。现在山上还有多少人？
我回答说，掩护连有两百多能打仗的了，还有一两百也快恢复健康了，剩下的七八百人身体还很虚弱。
徐海东军长高兴地说，昨夜这一场，我们也伤亡了一两百人，你的掩护连正好补充进来。能带走的，这次都带走，不能带走的，继续留在山上养病，军里马上派人送医务人员和粮食上去。好啊，因祸得福，你们为革命保存了实力啊！
随后，第一批伤病员有500多人归了队，剩下的七八百人，不久，也很快归队成了战斗骨干。
我归队后，分配到二二三团任五连长，从此，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回到部队，结束了大半年的苦难生活，这本来应该是件很高兴的事，可是，归队不久，我就倒霉了。我组织连队上山砍柴时，不慎把刀砍卷了，“左”倾肃反组的人认为我有抵触情绪，应当算是“改组派”分子，便把我关了起来。
今天你听说这种事，可能会觉得很好笑，这算什么事儿嘛，也要被抓关押。可那年月，这种事一点也不可笑，很严肃的，被关押、罚苦力，算是最轻的惩罚了，有不少人还不明不白的就掉了脑袋，很痛心的被自己人处死了。就在这段时间里，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政治部主任陈启波、独立第六师师长姚家芳、皖西北游击司令吴保才等领导同志，都被杀害了，像我这样的小连长被关一关，根本不算什么事。
我大约被关押了4个多月，放出做苦力背粮跟部队行军。有一天，突然被徐海东军长发现了，问：你们抓这个娃娃干什么？肃反组的人说，这家伙是‘改组派’o徐海东军长说他是改组派？不会吧！他在邱家畈成立掩护连，保护伤病员可立了大功啊！我了解这孩子，把他放了吧。
肃反组的人当即把我放了，让我重新回到连队当兵。不久，连队派我到根据地西边信阳一带筹粮，打一仗大获全胜，顺利完成任务，又恢复了我的连长职务。
这一时期，我们打商城、奔太湖，在根据地中和边缘白区与敌人转圈打，不断补充自已，保卫苏区，有力地牵制了敌人。
1934年11月初，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向皖西葛藤山运动，突然收到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来信，告诉我们说，党中央派程子华同志来鄂豫皖工作，已到道委，望二十五军速返鄂东北，研究作战行动计划。
军领导接到秘信后，立刻调头冲破敌人重兵封锁，快速往鄂东北道委驻地靠近。我们又途经商城，接连与敌东北军-o九师、一O七师战斗，补充武器弹药和给养，昼夜西进。
我们经过两天一夜急行军，行程100多公里，且战且走，连续突破了敌人4道封锁线，来到了商城以西、白雀园以北的胡山寨一带。部队连打两天一夜，已经十分疲惫了，本打算暂时休息一下再前进，可很快便被敌人11个团的兵力包围了。
敌人很想一口把我们吃掉，敌“剿纵”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亲临战场督战，并派飞机反复轰炸红军阵地，气焰十分嚣张，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我二十五军又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和各团领导商议作战方案，研究撤、打良策。军长徐海东认为，眼下，已被敌人重兵围住了，撤退突围，必死无疑；主动出击，尚有生存的希望。因为，只有打垮了敌人，才有我们的逃路，否则，根本冲不出去。
大家认为徐军长的分析很有道理，立即形成决议，决心和敌人拼一死战。
会后，我军七十四师英勇坚守胡山寨制高点，箝制和消耗敌军两个支队的进攻力量。我军七十五师二二四团则从寨北迂回敌后，协同我二二三团突击敌后突然发起猛攻。敌人突遭背击，支撑不住，遂往后退。尔后，我正面守军七十四师乘机出击，使敌三面被夹，很快乱了阵脚。我军勇猛冲杀，歼敌40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战后，省委率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在河南光山西南部的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会合。随后鄂豫皖省委立即在花山寨召开省委第14次常委会议，传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的重要指示。会议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传达程子华同志带来的口头指示。大意是：鄂豫皖省委当前的任务是保全革命的力量，寻找新的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新的红军队伍，不能再固执死守老根据地和敌人硬拼，否则，极有可能再大量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力量，葬送我们的事业。
会议认真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决定从老区转移出去创建人力财力更好的新苏区。
会上，徐海东同志向省委提出，程子华同志是中央派来的，应由他担任军长，自已改任副军长，省委同意了徐海东同志的意见。程子华同志推辞，省委未同意。
花山寨会议后，我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领导下，开始作战略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