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八九团参加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的襄垣之战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等领导，曾亲临我团慰问，表扬我们说，你们打得好，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中国人民会为你们而骄傲的。考虑到我们团伤亡太大，总部首长便决定调我们去冀中休整扩军。
这时候，我八路军已有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率八路军东进纵队、宋任穷同志率八路军骑兵团挺进冀南隆平、南官一带活动。我部再去此地区，既可得到休整补充，又可加强这一地区的抗日力量，的确是我八路军灵活行动的良策。
1938年5月初，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和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并指挥八路军第五支队南下会合，向冀南平原挺进。
东进时，我六八九团团长仍是韩先楚，政委已改任康志强，参谋长仍是我。
我们接令后，从山西左权县出发，越平汉路，经冀南巨鹿县，到达冀南南官地区。
在徐向前同志指挥下，我们一到南官地区，立刻对驻威县的500余日伪军发起进攻。
我们晚上9点突然奇袭威县县城，由城东北角攻人城内。激战一夜，次日拂晓，相机攻占东城门楼和西城墙角。午后2时，占领城东南角，歼灭日伪军一部分，将全城日伪军压缩至县城中心炮楼及城西南角。缴获敌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和不少步枪及军用物资。
这个夜袭仗本来打得很好，可惜我们当时尚未装备追击炮，无法迅速摧毁城中敌中心炮楼，夺下全城，只好慢慢逼近硬攻。
就在这个时候，北面南官告急，我团只好放弃威县，急驰南富。开初，我们亦不知道南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到城外才知道是徐向前同志遇险。南官地区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六离会”两三万人，将徐向前同志和南官守城抗日民团包围了。此时，徐向前同志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和一个抗日民团，敌我力量悬殊很大，难以御敌进攻，情况十分危急。
我团赶到南官城外后，立刻向“六离会”展开攻击，配合我八路军七七一团、骑兵团分割、包围“六离会”信徒，赶进城外田野里扫射、砍杀，一股作气将“六离会”主力歼灭了。残逃的信徒一周之内交出长茅、大刀、土枪、主动投诚，从此再未生事。
战后，我八路军总部收编了南宫抗日民团，进一步壮大了我冀中抗日力量。
南宫解围后，我们奉令再南下威县一带抗日。我们攻下鲁西临清、夏津，歼伪军600余人，于6月初至威县、广宗、平乡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抗日武装。这一带民主抗日基础很好，我八路军所到之处，受到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欢迎。我们打下威县之后，国民党聊城地区专员范筑先先生亲自带随从赶来慰问，还派人向我军学习抗日游击战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和抗日进步人士的支持，我团在这一带工作很顺利，很快建立了一批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和发展了冀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全团兵力很快由两三千人发展到了40100多人。
当年8月人秋之际，我六八九团由平乡、广宗地区向西南挺进，先后攻占南和、鸡泽、曲周、肥乡、广平、成安诸县，歼灭了不少日伪军。在广宗、成安之间，我们强渡贾河，激战4小时，攻下敌炮楼10余座，歼灭日伪军300余人。
深秋时节，我团继续向南挺进至成安县东南的七十二杨畈（杨姓人家居住的一个个村庄），打了一次较大规模之仗。
七十二杨畈西南、临漳西北一带，驻有汪精卫皇协军—个军和一个日军小队；成安东北驻有皇协军一个旅。两股伪军分别由伪军军长李台和旅长王自全统领。这两股日伪军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极为不利，我们决定彻底歼灭他们，以扫除我军抗日的障碍。
李台所统伪军战斗力较强，装备有山炮一门，迫击炮3门，轻重机枪20余挺。李部驻守的大寒镇和另外两个村庄，是日军占领的重镇安阳东侧的外围据点。驻成安东北的王自全部，战斗力弱一些。李、王二人虽同系降日伪军统领，但两人矛盾很深。我们决定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
战斗开始后，我们绕过王自全部，突然对大寒李台部实施袭击，歼敌600余人，缴获山炮一门，轻机枪6挺，弹药、物资几十箱。
驻守大寒外的李部另两个村庄之伪军见大寒之敌败退，慌忙弃庄逃向安阳。李部主力失去外围两个村庄伪军的支撑，赶紧退向镇中心炮楼顽抗待援。这种情况，我们本可以痛打落水狗之势，迅速攻下大寒的，但突然出现了两个特殊情况：李部残军在炮楼上不断往外扔迫击炮弹炸我冲击部队，致使我军无法靠近敌炮楼；安阳日军闻讯大寒被袭，立刻派出日军火速来援。于是，我们主动撤出战斗，停止了攻击。
我们停止攻击后，大寒李部在日军接应下，连夜逃进了安阳城，闭门不出。
李部之敌逃走后，我们重兵包围王自全一部，采用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迫王部之敌不战而降。
王自全提出了3个投降条件：保证本人及全家安全；延缓3天，做部下工作；部队分3批投降。
为了防止王自全逃跑，我们限其一天决断，其余两条同意。同时，当即派团侦察股长唐清山带一个班进入王旅部督促。当天下午，王将汽车3辆、步兵100余人及部分坏枪弹投交我部。我们见王尚存有想逃跑的侥幸心理，立刻向他指出：想拖延时间逃跑是不可能的，继续当汉奸更不会有好下场。经教育警告，王自全次日又交出500伪军来降。第3日，王率余部1000余人投降。随后，我们速破成安，歼灭其日伪军。
我们攻占成安后，又迅速南下再攻临漳县扈全禄部伪军。这股伪军不经打，我们没费多大事，便歼灭一部，占领县城。扈部六、七千人被我们打散，连夜向平汉路西逃窜。我们跟踪追击，经磁县、安阳（河南省）之间，通过平汉路，次日早晨追上这股残敌。在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同志统一指挥下，我六八九团会同正在路西的六八八团及一二九师青年纵队，立刻对扈部伪军和当地日伪军发起猛烈攻击。经过5小时激战，全歼此敌，毙、伤、俘敌6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装备。
随后，我六八九团越过冀豫边境，在河南境内鹤壁市以西临淇镇，击退由河南辉县北犯余岭的200余日伪军，穿过晋豫边境，转回晋东南长子县整训。
1939年1月，冀鲁豫边区的抗战形势发展很快，但各种杂牌抗日武装颇多，这些抗日武装有地主武装、土匪武装、封建会道门武装、国民党军流散武装等等，遍地都是“司令”。这些武装力量领导、组织好了，是抗日的先进队伍，搞得不好，就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扰民生事。
为了统一指挥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抗日根据地，更加有力地打击日伪军，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奉令率两个连及部分干部，从晋东南长治县的柳林出发，离开太行山根据地，越过平汉路，赴冀鲁豫边区收编各种抗日武装，扩大八路军，成立八路军冀鲁豫支队。
同年4月，杨得志、崔田民同志将原在这一带活动的我三四四旅独立团、挺进支队、黄河支队、陇海支队，与各种地方抗日武装实行整编，成立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此时，三四四旅主力仍在太行山根据地）o支队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等3个大队。同年9月，我由六八九团参谋长调任冀鲁豫支队五大队任大队长。
说起这个大队，我颇有感触，几十年过去了，我仍对我们党当年所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到自豪。如今一说某某官员曾当过游民，有人就另眼相看，那是不一定正确的。游民改造好了，一样可以为人民做好事，为人民建功立业，我们不能脱离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去评判人。我所在的五大队，当时3个中队长都是游民出身，可收编后，经过半年训练和教育，经过八路军这个大熔炉的锻造，这些人全部都变了样，有个中队长还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原来领导这3个中队的团长更奇特，大名叫周江南，是位小脚女人。她原是一位大地主的妻子。丈夫病故后，常有恶棍抢地、盗粮欺负她，她一怒之下，把祖传田地全卖了，拉了四五百人的队伍割据一方。抗战开始后，她常让女警卫员用小车推着她行军打仗，让她的队伍学八路军纪律，唱八路军歌。整编后，她把部队和枪支弹药全交给八路军，自己到支队被服厂去当厂长。
冀鲁豫支队成立后，经过整训，很快提高了战斗力，配合兄弟部队担负较重的战役行动。我们这个支队当时主要活动于黄河两岸冀鲁豫3省交界的平原地区，不断打击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粉碎日伪军对冀鲁豫边区的“扫荡”，配合兄弟部队反击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军，保卫我根据地重要集镇。
1940年春，我们联合冀中兄弟部队讨伐顽固派丁树本、石友三，仗打得很成功。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丁树本、石友三顽军，经常和我八路军磨擦，攻击我根据地。我们首先从河南濮阳南八公桥、濮阳东濮城、濮阳3地，向石友三部发起进攻，激战3天，歼其一部，其余残敌逃到黄河南岸。之后，丁树本之部对我根据地进行袭扰，石友三又从黄河南岸北渡，抢占我濮阳、濮县部分地区。我们立即迎战，先歼灭丁树本一部，再攻石友三部，激战一夜，取得了反顽第二次胜利。
同年4月，我八路军第二纵队到达冀鲁豫根据地，我冀鲁豫支队与二纵三四四旅合编。
合编后的八路军二纵辖三四四旅、新二旅、新三旅、民主一旅、南下支队。我们冀鲁豫支队变成了新二旅、新三旅，我到新二旅六团任团长。这时，二纵的司令员是左权，政委是黄克诚。新二旅旅长田守尧、政委吴信泉；新三旅旅长韩先楚、政委谭甫仁；三四四旅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南下支队队长赵承金、政委谭冠三；民主一旅旅长朱程、政委闻允志。
二纵扩编后，在河南濮阳以南黄河南岸对丁树本、石友三顽军进行了第三次打击。这一仗把丁、石两部顽军彻底赶出了这一带，残敌逃向陇海路南。我们在这一带恢复了鲁西南抗日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