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集战斗后，部队很是闹热了一阵子。战后，地方政府给我们部队送来100多头猪慰问，军民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根据地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军再也未派部队来陈集修据点，苏北盐阜区内除阜宁外，均恢复了各级政权。为了纪念陈集战斗中牺牲的抗日烈士，我们还在陈集建立了一个四五丈高的纪念塔，我们部队在当地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部队威信高了，就有不少姑娘嫁给我新四军干部，不少团以上领导干部都在这时候成了亲，唯我没娶妻。
我16岁参军，17当连长，20岁出头当营长，25岁当团长，此时不过二十六七岁，已是旅参谋长兼团长，在同龄人中，应该算是优秀干部了。那年月，老百姓子弟再穷之家，到了这个年龄，父亲当牛作马，也要给儿子娶媳妇了。那时候人的寿命似乎要短得多，一般人家，老人活到五六十岁就病死的不少，二十五六岁就算活了一半了，还有好大一堆生儿育女的事要做呢？还不该娶妻生子？该。
可我那时却不想，不是因为我觉悟如何如何高，不是因为我眼光高看不起人，不是因为我长相有什么缺陷，姑娘们找我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都不是，而是我怕麻烦。你觉得好笑吧？可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我觉得那时候整天行军打仗，有了老婆就是麻烦。我看见不少团以上领导干部，有了家室就有了麻烦，真是不如我们当单身汉的团长、政委们执行任务痛快。我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来去自由，毫无羁绊。他们就不行，总有些拖累，婆婆妈妈的事儿不少。
总之，我那时是不愿意结婚后被婆婆妈妈的事缠着。有人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革命故，二者兼可抛。这是小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感受，这当然是对的。但我是农民出身，是放牛娃出身，是低文化程度出身，没有这种感受。在我看来，生命、爱情、革命是3个问题，根本不能摆在一起比较，爱情算什么啊，真要在中间加一项重要内容，恐怕应是“吃饭”，如果说，生命诚可贵，吃饭最重要，若为革命故，二者皆不要。那时候，如果有人这样说，我可能会接受，会觉得这话实在。一个饿昏的快要断气的男人面前站个女人，放块烤红薯，二者只准得其一，你说他会要女人，还是会要烤红薯？好了，不说这个了，这事好像有点扯不清，对女同志也有些不恭敬。
我讲这么多闲话，无非是想给你打些比方，说明我当时的确比较憨，也许是被不断行军打仗的残酷现实搅昏了，真的不想娶妻成家。
我有这种言行，错过了许多成家的机会。
可这又毕竟是人生中的大事，我傻乎乎地不想，领导和年长的同志们要为我想，那年月，我革命军营内同在枪炮下生活的同志，亲如父兄。陈集之战不久，我奉命率二十三团北上山东滨海军区作战，师长黄克诚同志竟派人给我送妻。
1942年年底，我奉命率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去山东归滨海军区指挥，打击叛徒王宏明所率日军特务大队。
王宏明原系我八路军某团团长，因其受托派思想影响，错杀了不少优秀共产党员，后被组织清查，觉得自己前途暗淡，便在山东叛变投敌了。
我带部队由苏北阜宁出发，行至苏北边界快要过敌大运河封锁线时，师长黄克诚同志派两个通信员全副武装，把苏北根据地随部队行走的一位地方财务部的女税务科长送来了。通信员跳下马向我报告说，首长，黄克诚师长让我们把税务科张科长送来交给您，请您签收。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把客人从马上接下来，奇怪地问，张鸣燕同志，你来干什么？我去师部办事。多次见过她，认识，但不熟，不知道她跟来干什么。
张鸣燕同志递给我一封黄克诚同志给我的亲笔信，红着脸说，你看了师长的信就知道了。
我拆开信一看，原来是介绍张鸣燕同志情况的信。从这封信上，我知道了张鸣燕同志是上海市人，姐姐是上海我党地下工作者，为了她的前途和安全，把她送到苏北抗大读书。毕业后，她被分配在苏区财务部税务科工作，先当税务员，表现很好，不久就当了税务科长。黄师长说，这是个好女孩，我已和她谈过话，就让她给你当妻子吧。
我看完信，十分吃惊，根本没有又惊又喜的感觉，就是吃惊。当场就埋怨黄师长说，哎，这个老头子真烦人呢，我又没求过他找对象，他怎么就给我送了一个来呢？现在马上要过封锁线了，谁有心思成什么亲嘛？你回去好了。
张鸣燕同志一听我这么说，又羞又急，噙着眼泪说，又不是我自己跑来的，是首长硬逼我来的，还说是组织决定，你不要我我咋办？以后我咋见人？
随后赶来的另外几位团领导见状，赶紧打圆场说，哎，团长，这可不能随便开玩笑啊，把新娘子吓跑了，小心师长找你算帐。
我猛省过来，觉得自己是有些失言，好歹也是师长送来的人，怎么能当场退回去呢。再说，人家一个大姑娘，服从命令来，就很不容易了，你让人家回去，人家今后怎么见人？就让她跟着部队先走走看吧。于是，我赶紧派兵保护，给她单独安排了个住处。
此时，团里几个领导就我没结婚，副团长和后勤部长都带着妻儿跟随部队走，我再带着妻子走，那不更麻烦了吗？说实在话，我当时就是怕麻烦，怕有了拖累执行任务行军打仗受影响。
几天以后，部队深夜暗渡运河，我带着张鸣燕同志通过封锁线，在运河上拉条绳子，让她坐在木桶里拉了过去。
通过封锁线后，我忙着指挥部队准备打仗，一直顾不上和张鸣燕同志成亲，就让她一个人单住了半个多月。后来，形势有些紧张，副团长和后勤部长对我说，团长，你老这样让张鸣燕同志这么单住着算什么啊？既不安全又没人情味儿，再忙也不在乎那么一两天，抽个空，我们帮你们把亲事办了吧。我看张鸣燕同志也挺委屈的，思想好，人也长得还可以，就同意了。就这样，我和张鸣燕同志在行军途中成了亲，直到今天白头到老。那年月，我们成亲很简单，我们成亲哪能讲什么排场啊，让司务长多买几斤猪肉，加几个菜，就算宴席；在我住的破房子里贴了一个大红纸剪的双喜字，就算新房。
张鸣燕同志和我成亲后，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啊！哎，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我率二十三团通过大运河封锁线后，在陇海路南接防原王宏明团防区，准备打击王宏明所率日军特务大队。
我先到山东滨海军区西部和滨海军区四团接头，然后带二十团东进至赣榆县，打探王部情况。我在赣榆县城头镇查明王部兵力情况后，不太放心，马上北移板里村驻，再派兵侦察王部活动情况，仍然未查出具体情况。我再东移，进至胡庄集、王集，终于查明王部特务大队具体位置了。原来，王投靠日军后所组建的特务大队据点设在海头镇。这儿离海已经很近了。
我在王集驻了一周，发现海头镇西北龙王庙，有王部特务大队一个小据点，离镇中大概有八九华里，便一夜之间给他摧毁了。
打掉龙王庙小据点后，我们让地方政府派群众放哨，围住海头镇，说，只准进，不准出，出来一个抓一个。地方干部说，抓错了咋办？我说，我作主。抓错的，赔礼道歉放了；抓对的，先关起来。
我们打掉王部龙王庙据点后，王宏明又在赣榆县城外修了个小据点，我们又一夜之间又给他打掉了。之后，他再没敢修小据点。我打掉王部赣榆县小据点后，怕日军增援，连夜北撤，王部速派兵追击。我与其追兵交战，佯败撤走，敌退守海头镇外马头镇，我杀他个回马枪，歼其马头镇之敌150余人。敌惧战南撤，修一个围子坚守不出。
随后，我带部队转到赣榆城西，打掉他一个小围子，俘敌—个班长。我审问这个班长后，觉得此人基本条件尚可，叛变纯属裹协，便给他做工作，让他做内应，协助我部攻打赣榆县城，与他约定，有把握就用烟头画圆圈，没把握就上下晃动烟头。
赣榆城护城河水极深，河里扔满了带刺的野柚子树枝，硬冲很难突进去，只能巧取。
我按约定时间，将部队带到东门外埋伏，等待那班长发信号。这里有敌300多人守卫，没把握我们是不能冒然硬攻的。
约定的时间到了，那班长上城楼站哨，点燃香烟，在城墙上走了一圈，既没画圈，也没上下晃动，弄得我们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那班长转完一圈，走到东门城墙上，立刻用烟头画了3次大圆圈，紧接着，便迅速放下了吊桥。
我带部队迅速冲进城，势如破竹，很快将守城之敌全俘虏了。我们把俘虏全关了起来，把那个班长也绑了推进去，和其他俘虏关在一起，押往后方。
经过一个多月教育后，我们将这批俘虏全放了，把那作内应的班长也放了，临走时，奖赏了他5万伪币，以后，没听说他出什么事。
打下赣榆后，王部就只剩下大官庄炮楼和海头镇据点两处部队了。大官庄修有一个三四十米高的炮楼，在赣榆和海头镇之间，硬攻亦很难打。我们一个团不敢去碰，只好撤走了。我们走后，敌军又乘虚重新占领了赣榆县城。最后全歼这三地之敌，是滨海军区组织赣榆战役打的。
1943年春，滨海军区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发起赣榆战役，我率二十三团参战。此时，我是滨海军区参谋处长兼二十三团团长。
战役首先攻打赣榆。滨海军区部队直攻东门，我带二十三团攻南门。我攻进南关，用炸药炸开南城门，配合滨海军区部队东、南两个方向夹击，一夜之间，便打下了赣榆县城。
打下赣榆后，我们把根据地方向的东西北三面城墙全拆了，只留南城墙阻敌增援部队。赶来增援的日军攻不下城，只好退了。我们俘敌旅长以下俘虏1500余人、毙敌200余人，大获全胜。原以为敌首王宏明在内，结果未在。
我们打下赣榆后，利用俘虏旅长的关系，连夜攻打敌大官庄炮楼。我带二十三团和滨海军区六团，利用降我的旅长喊话，一口气打掉了炮楼。
赣榆、大官庄被破后，海头镇成了海边孤城。叛徒王宏明见大势已去，弃城乘船从海上逃走，我军速破海头镇。
扫清叛徒王宏明所率日军特务大队后，我主力撤走，我二十三团转移大吴山与敌周旋，后住王集，到海边修盐田100余亩，自己造盐，为我新四军和根据地供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