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饱经磨难，经过8年抗战的军民还没来得及坐下喘口气，蒋介石便加紧调动部队，准备发动内战了。
国民党政府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他们一面命令我八路军、新四军就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伪军收复失地；一面把全国划分为16个受降区，委派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处抢地盘。一面假惺惺请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内战。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国民党迅速从抗战大后方将其最精锐的部队运到华北和东北，准备发动内战。
东北，一时成为了我党我军和国民党军队争夺的关键区域。
我党中央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立场，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告诫全党全军，不要对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抱任何幻想，时刻警惕国民党军向我解放区进犯。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党中央对控制东北，保卫抗战胜利果实非常重视。抗战后期，我党中央即派大批干部和部分部队进入东北。先期进入东北辽宁、吉林两省的冀热辽军区东进委员会所指挥的西、中、东3路部队，已在东北打开缺口、站稳脚跟。山东军区万毅同志已带4个团3万兵力进入东北。在平型关大战中受伤的林彪，经过5年治疗，刚恢复健康，本欲从延安赶回山东组织津浦路战役，突然接到党中央“万万火急”电报，让他速去东北。他带着肖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将领，马不停蹄，立即扭头北上，星夜兼程往东北赶。
为了加强东北地区我八路军兵力，1945年9月下旬，解放淮安的战斗刚结束，我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同志即接到我党中央军委命令，要求我三师主力3万多人立刻开往东北。
部队接到转移命令后，当地地方政府和部队听说东北武器装备甚多，要求三师给他们留下武器弹药装备，轻装北上。三师师长黄克诚等领导同志不敢轻信传言，怕部队大转移中遇到特殊情况，怕部队到东北后弄不到武器没法打仗，仍要求我三师北上应全副武装。但考虑到地方的关系，还是不得不留下了不少武器弹药装备送交地方和其他部队。这样，我三师就必须派人率先遣队，先期进入东北搞装备。
就这样，黄克诚同志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让我和师参谋处长率师侦察队、七旅骑兵连和八、十旅侦察队组成先遣队，先行出发，到东北去搞武器弹药、物资器材，补充部队装备。
我们于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命令两天后出发。
大部队只比我们晚3天出发。
1945年9月28日，我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率三师七、八旅和师直机关干部战士和家属，从苏北淮安出发，十旅从胡集出发；10月10日，三师独立旅作大军后卫跟进。
部队进至山东，行程不到半月，粮食便吃完了，不得不在临沂地区休整两天，补充粮草。
离开临沂后，大军继续快速北进，急过胶济铁路和黄河故道，于10月底到达渤海区域。随后，从东光以南穿过津浦铁路，入河北，过永定河，于廊坊地区越过平津铁路，于10月上旬抵达冀东的三河、玉田一线。这时，时逢连日阴雨，道路泥泞难行，部队既无雨具，又缺粮草，许多人都生病无法行走了。
随军北上的部队团以上领导干部家属小孩才苦啊！大军从淮安出发时，行动紧急，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稀里哗啦被赶上了牛车。许多人家的孩子都小，大都尚在吃奶还走不得路，需要专人照顾，补充婴儿食品。可部队走得紧急，行动又保密，走时，她们无法携带保姆，购买婴、幼食品，这阵就只有每天凑合喂养孩子。随军北上的孩子十有八九缺奶，没办法，他们的母亲只好在车上口嚼馒头、米饭、饼干，口对口喂。每辆牛车上挤几个妇女，半躺半坐把孩子裹在被盖里捂在自己胸前抱着，换下的屎尿布无法及时洗晒，全都只好堆在牛车上，熬到晚上宿营时洗净烘烤。
部队在三河、玉田休息两天补充粮草后，继续向山海关开进，可尚未到达山海关，国民觉军汤恩伯部5万余人，已逼近山海关和我山东部队杨国夫师接触，即将开战。
我三师闻讯情况有变，速电告中央军委，改道由山海关以西绕道经冷口出关入东北境内。
当年11月25日，我新四军三师3万5千余人，徒步行军，历时两月，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5省，行程万里，到达锦州附近江家屯，胜利完成了由苏北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由于长途跋涉的艰辛和缺衣少食等原因，部队到达东北时，减员3000余人。
回头再说我们先遣队情况吧。
我和师参谋处长带领先遣队由淮安出发，经山东临沂，过胶济路，穿津浦路，人河北。再从廊坊东过京津路，向北至玉田，即到达山海关北边西界岭脚下。
离西界岭一天多路时，与我同行的参谋处长决定不走了，说，我们只有一个先遣连加骑兵排、侦察队，翻过山敌情就复杂了，冒进危险，应在这里等主力部队上来后再
走。
这时，我是八旅副旅长，他是师部参谋处长，我没法叫他必须走，但我认为应该走。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先行去搞装备，不尽快赶到前面弄到装备，大军出关人东北后，用什么补充部队给养和装备呢？于是，我和他商量，他留在这里就地等大部队，我带一个侦察排和一部电台先走。他同意了，于是，我带着一支50余人的侦察队和一部电台，继续快速前进。
我们在玉田和参谋处长分手后，就全部骑自行车沿公路前进。开初，我还能跟上小伙子们，可上西界岭爬山时，我就跟不上他们了。那时，虽说我亦不过刚30岁出头的人，可30岁的人体力就是比20岁的年轻小伙子差。我骑得满头大汗，跟上他们还是很吃力，又不能停下，只好咬紧牙跟进。正在我感到十分艰难举步维艰时，发现路边有个遛马的老头儿，正牵着一匹黄骠马在吃草。我灵机一动，忙把自行车推上去。笑着对他说，大叔，我骑不动这车了，用这车和你换匹马如何？
老头一看我那个自行车是一辆崭新的名牌车，比他那马值钱，当场便十分高兴地和我换了。我骑着黄骠马，轻轻松松地便翻过了西界岭。过岭下山后，我觉得骑马赶路大不如骑自行车方便，又用马向老百姓换了一辆八成新的自行车骑。
我率先遣队（这时真是远离大部队的先遣队了）向前大约赶了二十几里路，老百姓见我们穿着八路军服装，便告诫我们说，小心啊，前面一带就有红胡子兵了。老百姓说的红胡子兵，就是被八路军打散的伪满州国兵，成份很复杂，常聚常散，袭击八路军和当地群众。
我们拉开距离，小心翼翼平安无事。从山海关北面过绥中，碰上了苏军南下拉煤的火车，我们很高兴，把自行车扔上去，便爬火车北上。
煤车可真不是人坐的车，这时，东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寒风夹着雪花不断吹刮我们的肌肤，煤灰不时飘起吹打我们的脸颊，真不好受啊！
我们到锦州后，找到我新四军驻锦州办事处说明情况，他们急领我们去见这儿的总负责人——锦州城防司令。
我向司令报告我新四军三师北上时，给当地部队和地方留下了许多武器弹药和装备，到东北后急需补充，请他设法解决，特别是粮草和冬衣。
这位城防司令听后，没正面回答我给还是不给，很平淡地说，这儿到处都有，你们自己去收吧。我说，你是城防司令，有责任给我们提供啊，怎么能让我们去收呢？
这位城防司令仍不温不火地说，飞机场有1000多伪满散兵，有枪，你们去缴吧。说完就走了，什么也没给我们。
我觉得这事儿有问题，我们50多人怎么能去缴伪满兵1000多人的枪？那不是拿生命去开玩笑吗？咱50多人牺牲了是小事，没完成黄克诚同志交待的任务，让全师装备不足，那可就是大事了。于是，我赶紧给黄克诚师长发急电，报告情况。
黄克诚师长接电后，立刻向此时已先期到达沈阳的林彪报告。大约七八天后，林彪带着几个人来到锦州。我把情况向他报告后，他立即给我写了张条子，让我再去找锦州城防司令。
我收好条子后，林彪对我说，你把你带的电台给我吧，我要用来指挥北上途中的三师，在黑山打国民党的先头部队。我急了，说，装备还毫无着落，就把电台给了你，我联系不上黄克诚师长误了大事咋办？我在陕北上红军大学时认识林彪，说话就随便些，他也不在意。林彪说，没关系，我再给你写张借电台的条子，将来万一有什么事你也就没事了。于是，他就这么连哄带令的把我的电台带走了。
林彪走后，我拿着他写的条子去找城防司令要装备，他仍然坚持原则不松口，没给一枪一弹，还是那句老话：你们自己去缴吧。这个司令啊，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结果，倒霉的是我，失了一部电台，得了两张条子，真不划算。用成都的俏皮话说，我才是真正的给多了（吃亏的意思）。
不过，林彪有了电台，的确是起了作用，他指挥我新四军北上部队，在黑山与国民党先头部队打了一仗，重创了拥有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大大减低了国民党军抢占东北的速度。
但是，国民党军还是来得很快，黑山阻击战之后，国民党军迅速北进，很快就逼近锦州，先头部队很快与锦州城防部队交火。双方打了不到一周，城防司令即离开锦州不知转移到哪儿去了。
这时候，我们十分为难，想走，不甘心，我们是来搞装备的，什么都没弄到，怎么能走？可不走，又该怎么办呢？城防司令在，可不断向他陈述理由，要！现在他人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们向谁要去？
我左思右想，还是决定不走，我发现锦州这儿的确是有东西的。大军北上等着要装备，天气日渐寒冷，我们不赶快搞东西，是要误大事的。我这么一想，便和大家商量说，我们现在是被逼到胡同里了，不能老呆在这儿等人恩赐，我们得自己设法搞东西了。以前有城防司令，他不给我们没办法，现在没城防司令了，我们还没办法吗？这地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成国民党的地盘了，咱们得赶快下手。
大家觉得是这个理儿，说，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有五十几个人五十几条枪呢，不能打大仗，押列火车运货还不行吗？干，马上动手找火车自己装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