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见锦州城里枪炮声稀落后，立刻赶往火车站一带仓库察看。发现这一带有几个仓库堆放着日军投降后收集的枪支弹药和衣服，我们马上去找来火车司机，商量运货。
这时，日本军队刚投降不久，东北的部队非常混乱，我们收编了部分伪满州国的军队和警察，这些人情况很复杂。有从此弃暗投明再没有与人民为敌的；有见风使舵投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有纠集地痞流氓上山为匪的……散兵游勇，到处都是，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火车司机也不大清楚我们是不是真八路，开初，怕出事，不敢给我们拉。我们反复给他们讲，我们是从苏北上来的新四军，是毛泽东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是来帮老百姓打江山、过好日子的。
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知道八路军、新四军不欺负老百姓，但心里还是有些怕国民党的部队，担心把货拉出去后碰上劫车的，把小命丢了。多数人不敢帮我们。后来，我们跟他们说，我们的大军马上就到，我们就是给他们拉去的，路上有我们这么多人押车，给你们当保镖，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们听我们讲得有理，便想通了，就有人说，我们是司机，给谁拉都是拉，工钱怎么算？我说，我们现在是没有钱给你们，但决不能让你们白辛苦，你们每天跟着我们吃，然后，按日子算，每天一匹好布，任凭你们挑，怎么样？他们见我说得实在，就答应了，很快开了两个车头，挂了三四十节车厢，开到了仓库外铁轨上。
几十节车厢摆在那儿，只靠我们自己装当然不行，而且还有警卫问题，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这是第一的问题，一旦出了问题，别说保住枪支弹药和物资装备，恐怕连命都丢了，还完得成什么装备任务？于是，我们便动员投降日军、伪满兵和车站上的民工给我们装货，也以布为工钱给他们。那年头，布拿出去一卖就是钱。大家很高兴，装得很卖劲。
大概刚装到一半时，车站不远处突然响起了枪声，也不知道是谁和谁在打。装卸工们听见枪响，“哗”地一声作鸟兽散，全吓跑了，连布都没顾得上要。
我看情况紧急，怕出意外，忙对记帐的人说；给大家把工钱记上，我们会回来付的。说完让火车司机马上把车开出城。
我们五十几人荷枪实弹飞身上车，火车长鸣一声，很快“吐噜吐噜”冲出了车站。
出城后，司机问我往哪儿开呢？我见车厢没装满，还想着车站里那些东西，便说，先停在城外看看动静，有情况，咱们向北走，没情况，咱们再回去。
就这样，我们找个小站停了下来，静观锦州城里动静。
我们在锦州北一个小站上停了两三个小时，听见城里枪声稀落了，又大胆把火车开回了锦州货站，叫回装货的人继续装货。
我们当天搬空了货车站的几个军用仓库，满满装了两列货车，了结了搬运工人们的工钱，办好交接手续，连夜北上，将火车一直开到了西阜新。
我琢磨，我新四军三师大部队应该上来了，把货运到西阜新等比较安全，越靠北，我军的兄弟部队越多越安全。可是，我们在那儿住了两天，也没有打听到我们大部队北上的消息。我意识到部队还没有上来，又赶紧把火车开回锦州方向打听。
我带着火车南下时，听说我三师大部队已进至义县以西地带，我赶紧又带着火车南下至义县往右转，往西边开。
我们一路走走停停，打听部队消息，往西开了一二百里，仍不知道部队北进至何地。于是，我决定带着火车在这一带来回游动，等候大部队上来。
就在我们到北票停留时，又意外惊喜地发现，这儿竟然还有锦州的军用仓库。我想，如果请示锦州城防司令，这东西肯定是拿不走的，林彪让他给，他都不给，给他要等於是白费口舌。但是，我三师3万多人等着补充装备，我怎么能不要呢？要想得到这批军用物资，只有“借”。我和大家一商量，大家都点头表示同意，说，只要能保障大部队补充装备，错了，写检讨、受处分都干！
锦州城防司令部，在这儿放了一个伪满降兵连守护仓库，我们先礼后兵，派人去给这儿的负责人说明情况。负责人坚决不同意，说，没有城防司令的签条，任何人也不准动。我说，我是三师八旅的副旅长，官比你大，出了事我负责。动用你们保管物资是林彪都写过批条的，你不信，打电话问问李司令，问他是否有这事？仓库负责人说，现在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联系不上。我说，不是我们不联系，是联系不上。现在军情如火，我们的部队许多人还没棉衣穿，不少人弹药缺乏，你怎么能这么死板呢？便下令缴了伪满降兵的械，动员老百姓给我们装货。
就这样，我们又在这儿装了一二十车皮武器弹药和物资器材。
我们在北票装好货还未出发，山东军区的第一师师长梁兴初，从海上登陆过来了，我新四军三师供给部长刘炳华同志，也带了几个人跟着来了。我很高兴，忙说把这两列车装备交给他。可他不接，说，我带的人少，没法接，再说，我还有更重的任务，到北边去安排部队的驻防诸多问题，你带火车在这一带等吧。
我没办法，又不敢在这一带久停，怕被伪满散兵或土匪发现攻击，我们寡不敌众有误，只好带着火车又往西开，去接应部队。
我们行至热河省省会（现在朝阳市）车站，忽然发现林彪身边的一位随从，从沈阳带来一列半火车军用物资。我急去向他要，他当然不给，说要报告林彪后，再作分配。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说不通，我又连说带哄把他也
“抢”了，收了他手下三十几个伪满降兵的武器，说服这两列火车的司机跟我们走，待遇与前面为我们开车的司机同等。司机很高兴，开着火车就跟我们走了。
我们在这一带打听到，我三师主力部队尚在黑山地区艰难行进，先头部队已接近锦州以北。于是，我们又赶紧回头东进，往锦州方向走，去迎接部队。
这时，我们已筹积3列半火车武器弹药和大批军用物资装备，目标已经很大了，五十几个人护卫，已经很吃力。我怕出事，急于想找到部队交货。
列车行至义县，又听见枪炮响，我们很高兴，以为是大部队上来了，赶紧把列车开过去。可走近．看，才发现不是，而是土匪和伪满兵在交战。我怕列车装备被抢，赶紧扭头北上，到义县北面一个叫九龙坡的小站停下来观察。
在那儿等了一天，枪炮声停了，我们才慢慢把列车开了回来。万万没想到，行至义县城外，城里枪炮声又激烈地响起来。没办法，我们又赶紧开着火车向北走，开至西阜新停了下来。
原以为这儿是最安全的，没想到这儿当天晚上又枪炮声大作，我们又赶紧回头南下。那时我想，只要列车运动着，货物就比较安全。
加上我们五十几人全部挑选了最优质的冲锋枪、轻机枪、步枪，手枪在车箱里防卫，一般土匪是不敢轻易接近火车的。这儿不是夹皮沟那种深山老林，是东北平原，我们心里对自己的防卫火力有底。
从西阜新再次南下到九龙坡时，我们终于碰上我三师七旅一个团的先头部队上来了。我对七旅的那个团长说，我是八旅的副旅长，奉师长黄克诚同志命令，带先遣队先期入东北筹备武器弹药和部队军用物资装备，现在，搞了3列车半，我带来了。这些东西是补充全师的重要物资，不能只给我们八旅，你们七旅和九旅都有份。现在，我把这3列半火车货物交给你，你一定要守好，听命师部分配。
这位团长很高兴，当即和我办了接交手续，接管了这批东西。我认为，有一个团护卫这批东西，万无一失了，便带着先遣队五十几人赶紧归队去了。
我在西阜新北面40多里的东突麦特王府，找到了我八旅指挥部驻地，赶紧向还在后面的黄克诚师长发电报，报告了筹备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装备情况。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会让我带那么一支小先遣队冒着危险搞装备，实际上也是让两个人逼出来的。
首先，是让参谋处长逼出来的，先遣队行至西界岭下，他突然决定不走了。我当时真把他没办法。他是师机关的处长，我是下属旅的一个副旅长，从组织原则上讲，应归他指挥，他说不走，我只能服从。但是，我当时认为不走显然是不对的。大部队在后面等着要补充装备，你却畏难不前，在这儿等着，那你这先遣队还叫什么先遣队？
在我的力争下，他给我出了一道难题；要走，你带一个小分队先走，和我们保持联系，不要拉得太远。日军刚降，东北的敌情相当复杂，小心伪满散兵和土匪武装。人家这话也没什么错，只是胆子小一些。你说，人家这样说我还好意思呆在那儿吗？当然不行。可带50多人前出，的确也有危险，不说别的，任随在哪里碰上一支几百人的土匪武装袭击，我们都凶多吉少。但是，既然我坚持要走，参谋处长又给了我条件，那我就没什么可犹豫的，坚决走！
事实证明，我走是正确的。我现在说这些，不是和谁争正确，而是觉得一个军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把执行主要任务放在首位。
其次，是锦州城防司令激将了我。他这个城防司令没有强大的后力，主力部队要用以阻击国党军北进。守城部队多为伪满降兵和警察组成，这样组合的队伍战斗力哪能有多强，不出事，能用心守好他所管辖的地盘，就不错了，哪能企盼他为部队再作多大贡献？帮我们多少忙？
他当时不给我装备，是他不对，但他可能有他的想法难以启齿。我揣磨他是不相信我带的这五十几个人。他不相信我这五十几个人能把东西运到合适的地方交给大部队。他是从冀热辽军区东进的老领导，考虑问题谨慎，才不敢轻易给我那些来之不易的武器弹药装备和军用物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可能是出于某种难处，不好给我们明说了。
当时，没考虑很多，年轻气盛，只想尽快为大部队弄到装备，以免影响部队战斗力。因此，现在看来，有些作法可能又不怎么科学。
哎，战争年代很难把事情处理得十全十美啊！如果锦州城防司令不激将我，我恐怕还很难完成任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