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突麦特王府旅部休息了一周,黄克诚师长带大队人马赶到了西阜新。我听说后,急忙赶到那里向他汇报了筹备部队装备的详细情况。
黄克诚同志听后很高兴,免不了鼓励了我一番,说,你为三师立了大功了,有了这批武器弹药和物资装备补充我们现有装备,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了,但还不够,趁现在国民党大军海运尚未到来,南满可能还能搞些东西。现在,我给你一个团,你带去南满活动,尽快再弄些装备回来,我们必须多备粮草,以应付恶劣环境啊!
我深知黄克诚同志的心思,我三师3万多人马走得太急,现在已减员两三千,作为师长,他对部队的装备保障,是看得很重的。但又怕辜负了首长的期望,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
黄克诚同志见我犹豫不语,笑笑说,不要担心老婆孩子,我会安排人好好给你照顾好的,保证给你顺利带到目的地。
我说,我不是担心这个,是考虑任务怎么完成的事。
黄克诚同志说,你不考虑,我们也要考虑啊,团以上干部的家属子女跟随大军急行军很受罪,不少领导同志的家属小孩都生病了,有的还很有可能有生命危险,缺衣少食,营养不良,水土不服气候恶劣,好多问题都难解决,也正因为如此种种的问题,所以才想再次派你去打粮草啊!
我说,请师长放心,这次我有一个团,腰杆更硬了,保证完成任务。
黄克诚同志笑笑说,这次没硬任务,也无法给你规定任务,要你搞回多少什么什么,你尽力而为吧!
大约是1945年12月上旬吧,东北已是冰天雪地了,我告别师、旅领导和家人,带着一个团和一部电台,由西阜新出发,南下南满。
我们进至沈阳南苏家屯,守护此地的苏军向我们开枪,但没朝我们人打,只是打一路警戒线,或朝天放空枪,示意不让我们靠近。
我们赶紧停下,派人去给他们交涉。他们耸肩摊手说,他们总部有令,现在中、美、苏为接管东北问题,已闹得很厉害,国民党政府和美、英政府都不断给苏联施加压力,强烈要求苏军将铁路沿线占领城市移交国民党军,我们不能让你们进大城市了。
苏军表示歉意之后,又当场送了些子弹给我们,还热情地请我们坐他们的火车走。盛情难却,我们只好上车走。谁知,火车开了好长一段路,我们才发现搞错了,我们要向南,火车却撒着欢儿往北跑。我赶紧传令司机停
车,又带着部队回头往南走。
那时,苏军之所以用这种态度对我们,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利益关系造成的这种于我不利的条件。
众所周知,二战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美英、苏等国家是同盟国01945年,根据中、苏、美、英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英、美、苏联军击败德国3个月后,苏联出兵远东。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次日,苏军150万人组成的诸兵种合成部队,沿中苏、中朝、中蒙3500公里边境线,向日本侵略中国的70万关东军和卖国投降日本的30万伪军,发起猛烈进攻。
与此同时,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种抗日武装力量,亦向日冠全面发起反攻。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冠的最后一战》,宣布全国抗日大反攻。
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一号命令,号令各解放区部队八路军、新四军、民兵、游击队,向日伪军举行大反攻,积极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伪军,收复失地。
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又发布第二号命令,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驻地,向察哈尔、热河开进;原东北军张学思(张学良将军之弟)所部,由河北、察哈尔驻地,向热河、辽宁开进;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驻地,向辽宁迸发;我八路军驻防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开进。
冀热辽区党委和冀热辽军区接到朱总司令电令后,立刻抽调8个团、一个营、两个支队13000余人,指令李运昌同志负责,由4个军分区司令员、4个地委书记兼政委和2000多名地方干部组成“东进工作委员会”和军事行动指挥部,指挥靠近东北热河的十四、十五、十六3个军分区组成的大军,分西、中、东3路,北出长城各口,迅速进入东北、热河。
十四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委李光率冀热辽军区十三、十六团一部和北进支队2000余人,组成西路军,从冀东平谷出发,经兴隆向承德、围场进军;
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政治委员宋诚率军区十一团和青(龙)平(泉)支队2000余人,组成中路军,经喜峰口、平泉,直奔赤峰;
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政委唐凯率军区十二、十八团和朝鲜支队2500余人,组成东路军,从抚宁台头营地区出发,沿石门寨、九门口,迂回山海关达缓口,进攻山海关。
曾克林部克山海关,乘火车9月初入沈阳时,苏军不让进城,并迅速派部队包围了曾所率部队。经过多次交涉,苏军才让曾克林部驻在离沈阳30公里外的苏家屯。
曾克林部人沈阳引起沈阳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苏军非常震惊,驻沈阳市苏军最高指挥官才接见并宴请了曾克林司令员和唐凯政委,并建议八路军应换个称呼,以便适应当时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9月30日,我党中央正式下达命令,我军进入东北的部队,一律改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番号,取掉原“八路军”、“新四军”佩章。10月30日,我军在东北正式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总司令,肖劲光兼任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
我三师到达东北后,全军到达东北的总人数已达11万多人。这么多部队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补充,靠谁解决,当然是在东北各地解决。这就引起了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不满,不断通过外交手段,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于是,为了缓和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的矛盾,我东北人民自治军便主动撤出铁路沿线及各大城市。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再进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向苏军管辖城市要装备而要到南满一些小城市搞装备的原因。
我带部队南下至本溪,碰上伍修权同志。
我向他报告我三师进东北后的困难,他说,不是听说你们已经搞了两三火车装备了吗?怎么还不够?我说,我们走得急,在苏北做的棉衣太薄,来东北难以御寒。部队出发时,给苏北部队和地方武装留下了许多武器弹药,带进东北的不多,人东北打仗又消耗了不少,如不及时补足,部队再往北开,搞装备就更难些了,已经搞到那两三火车根本不够啊!他说,我现在也想不到办法,苏军管住的各大城市都有不少优质装备,但他们不给啊!你到本溪去找张学思吧,兴许他能想到办法。
就这样,我们跟着他进本溪城。苏军不让我们进,伍修权同志帮我们做苏军的工作,苏军说,那你们晚上再进吧。哎,你看,自己的城市弄得自己不能进,要经过人家同意,窝囊吧?可那时我们得忍着。
我们进本溪找到张学思,当时也就算找到家了。他时任本溪市市长,手下有六七百兵,多系收编的,缺骨干。他很高兴为我们出力,说,我把多余的武器弹药都给你们,冬服也尽量多想法搞些。但你也要帮帮我,给我9名班长作骨干,好好训练一下我的部队。
我答应了他的条件,就把部队安在他城南的一个公园里住下,以本溪为立足之地,派部队分别到附近去搞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装备。
我派战斗骨干为张学思训练了200多名伪满降兵,他很满意。后来,我担心这些兵素质很难巩固,又对他说,给你训这些兵出生复杂,我们走后,你恐怕一时很难管好啊!他说,哪咋办?我说,你干脆给我算了。他无可奈何笑笑说,你真行啊!后来我就连人带枪,把这200多人也给他带走了。
在本溪没筹集到多少东西,不是别人不给,而是这儿的确没有。我看再住在这儿也难完成任务,又带着部队去丹东找肖华。当时,肖华是山东军区第一批率队进东北的领导。他率山东军区司、政、供、后机关干部1000多人,从蓬莱县滦家口乘船出发,渡海在大连登陆,去东北局向彭真同志报到,住丹东市指挥山东军区4个师北上。
山东军区4个师此时均已到达东北。
第一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毕业,率一师从陆路进至锦州以西;第七师师长杨国夫和渤海军区副政委刘其人各率3个团,先海路后陆路,已达山海关、古北口地区;第二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率二师渡海,在辽宁庄河登陆,已达沈阳以西地区。
山东军区比我新四军三师大队人马先到,物资准备更充分一些,我想,找肖华同志,也许能弄到一些东西。于是,便直奔丹东而去。
我去丹东后,肖华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说,现在大城市不让进,装备难搞了,要想在一个地方筹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装备,恐怕是很困难了。这样吧,我给你几十台车,再给你一批棉布、棉花,你装上,带着车到其它地方再找就方便多了,你看这样好么?
我非常高兴,当即把这些东西接了下来,后来,这批棉布、棉花对解决我三师过冬解决了大问题。
有了汽车,我们行动就方便多了。我们开着汽车到处要装备,有啥要啥。这样,又在大连要了些冬衣。
离开大连,就再没要到什么东西了,到鞍山,到抚顺,都未再找到什么对部队有用的东西。因为,国民党派往东北的接收大员已派兵守住了所有的军用仓库。
1946年春节前,我带着部队和车辆,在沈阳城外转了几圈,想弄点东西回去给部队过年,可惜白转,苏军什么也不敢给了,我只好给师长黄克诚同志发电,简告筹备情况。
这次就不如上次弄两三火车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装备那么风光了,就二三十台汽车零货,大多数东西都是肖华同志给的,我很败兴,不好意思回去。
黄克诚同志知道了我们的难处,让我速带部队归队,别在外面乞讨流浪了,我只好归队了。
我先把二三十车货物送到吉林四平以西郑家屯师部驻地,后带部队回吉林西边边界洮南我八旅驻地归队。
至此,我为三师搞装备之事历时三四月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