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民运工作
1936年1月刘贤权调到红1军团2师任民运工作队长。这期间他带领工作队在直罗镇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款，不到一个月就筹集到可供部队吃两个多月的粮食，随后东征进入山西。4月改任师政治部敌工干事后，他又随部队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在反复征战中，刘贤权积极开展民运工作和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甘肃营川地区，他多次到东北军中举行火线联欢，送慰问品。通过座谈广交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东北军的中下层军官和士兵纷纷表示：不能再打共产党了，只有共同抗日中国才能统一，东北军才有出路。12月刘贤权任师政治部民运科长，并被派往甘肃宁县，担任早胜区委委员。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他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动员青年参军，为民运工作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经历了8年土地革命战争锻炼，刘贤权由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中级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奔赴抗日前线，掀开了个人历史上新的一页。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实现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主张，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陆军第115师、120师、129师和总部直属队。第115师由红1方面军之第1、第15军团及陕南74师编成，共1.55万人。115师下辖343、344旅和独立团。刘贤权调任115师教导大队民运股长。
改编后的八路军立即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9月25日，115师主力在山西灵丘平型关地区设伏，一举歼灭日本侵略军精锐部队坂垣师团1500余人。首获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更是鼓舞了参战部队的士气。
战斗结束时，师教导队受命打扫战场。刘贤权负责组织人员清点收集战场物资。他满怀喜悦，精心细致地同大家一起将缴获的九二步兵炮l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千余支，弹筒20余个，战马53匹，汽车百余辆，大车两百余辆，还有电台、电话机、地图等大量军用品及粮食，分片包干，分类统计送往上级指定地点，圆满完成了任务。
兵民是胜利之本。刘贤权懂得只有让人民群众认识到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为支援战争打下很好的基础。因此，尽管民运工作麻烦而且困难很多，他还是愉快地尽心尽力去做。不久，刘贤权升任为115师343旅政治部民运科长，受师政委聂荣臻的委派到灵寿县陈南庄开展群众工作。那时军队的群众工作流动性大，突击性强，军队打到一个地区，就要趁热打铁，迅速开展群众工作。特别是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组织抗日武装这些任务的落实十分艰巨和繁重，为此，刘贤权动了很多脑子。为了工作方便，他练习口才，下力学会了骑自行车。披星戴月，走村串户，经过他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青年、妇女、儿童各种抗日组织终于建立起来了；一支武器参差不齐但却雄纠纠、气昂昂的抗日游击队出现在陈南庄的大地上；抗日区政府的大牌子挂了起来。陈南庄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之一。
1937年底，刘贤权随部队南下到达晋中地区，受343旅肖华政委之命，率工作组，到吕梁山区的隰县开展工作。当时，县城住有阎锡山的部队，保长均系阎锡山所派。我军只有一个工作队进驻，开展工作极为困难。有一天，工作队分散活动时，其中的一个工作组被隰县政府连人带枪扣押起来。刘贤权冒着危险，蹬上自行车，独自一人进到县政府找到县长，经过半天的据理交涉，终于把人和枪全带了回来。这次“磨擦”给刘贤权留下很深的印象。其自传中写道：“当时情况是很危险的，虽然我只是一人一枪，可就是不怕死，凭着一身正气和他们严正交涉绝不让步，最后使他们不得不放人。”此后，阎锡山的军、政人员再不敢干涉工作队的行动，刘贤权在隰县也很快打开了局面。他在这里收缴了当地散兵游勇的步枪、冲锋枪200多支，轻机枪20余挺，动员了300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后来隰县一带成为当时主要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春，343旅进驻孝义县石相村一带休整。刘贤权立刻大力开展群众工作。8月初，他突然接到紧急命令：马上与地方交待好一切工作，回旅部接受新的任务！
战争年代，调动工作，接受新的任务，犹如一日三餐，习以为常。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才11个月，刘贤权的工作职务变了三次，由民运干事变为科长，中间还有两次兼任地方行政职务。接到这一通知时，他又在暗暗琢磨，不知这次又要到哪个县去开展群众工作呢？
东进 立足冀鲁边
这天，刘贤权风尘仆仆地赶到旅部驻地兑久峪村时，已是太阳西照的下午。一打听，肖华政委正在一个老乡的大院里开干部大会，就直接赶到会场。他见肖政委和大家一起，席地而坐，正在讲话，他便悄悄地坐在了后面。
“同志们！我们将迎接一项新的战斗任务。这个任务只有两个字：东进！”肖政委话一出口，大家就开始猜测起来。有的想，兑久峪在晋西南，属吕梁山区。从这里东进，很有可能是过同蒲路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晋东南的太行山区！刘贤权也猜测。不过，他凭多年的工作经验判断，这次东进的任务，不同寻常，可能走得很远，但到什么地方去，他也说不准，根据当时抗日形势估计很可能要到敌后去开辟新区。
看着大家猜测的眼神，肖政委继续讲：“这次东进，到山东去！”原来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决定，以343旅直属队和686团为主，组成东进纵队，去开辟山东根据地。纵队由肖华任司令兼政治委员，邓克明任司令部参谋长，符竹廷任政治部主任。师部决定周贯伍任政治部组织部长兼锄奸部长，王辉球任宣传部长，刘贤权任民运部长兼统战部长。
8月上旬，东进纵队出发了。
他们越过同蒲路到达襄桓附近一个小村，村子距八路军总部只有二三里路。在这里，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和军委秘书长杨尚昆接见了东进纵队的领导，作了重要指示。首长们明确指出，东进纵队有三项任务：第一，打垮日、伪、顽、匪的四面围攻，整顿、改编冀鲁边区的31游击支队，迅速发展、扩大抗日武装；第二，培养大批坚持抗战的地方工作干部和军队干部；第三，宣传抗日救国政策，放手发动群众，逐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冀鲁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只要在那里站稳脚跟，就等于在敌人的心脏插上一把钢刀。所以首长们强调指出：纵队一定要在那里坚持下去，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刘贤权和东进纵队的其他干部一样，听了肖政委传达首长们的讲话，心里热呼呼的。他为执行这一光荣任务而高兴；同时，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到山东打游击！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东进纵队于9月27日进入鲁北平原。刘贤权在东进中，负责组织人员，筹粮、筹款，保证部队顺利的挺进。大家望着宽阔的平原，绿油油的庄稼，感到心境豁然开朗了，一些熟悉山地作战的同志，立刻从军事的角度对这里的地貌议论起来，讨论起平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肖政委骑马赶上了政治部的队伍，听到大家的议论后说道：“平原作战对我们会有许多困难，但是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古代许多名将都在这里打过仗，像齐国的孙膑、赵国的廉颇，还有宋朝的抗辽名将杨延昭，都在沧州、东光一带打过仗。穆桂英大战洪州城，洪州就是沧州的旧城名。我们挺进纵队，要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出比前人更加威武雄壮的史绩来！”
听了肖政委的一席话，大家禁不住热血沸腾起来。刘贤权此时此刻却在思谋着，如何才能在新地区、新情况下开展好民运和统战工作。
东进纵队于1938年9月到达冀鲁边区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斗争形势。
冀鲁边区共有24个县，包括河北沧县、东光、吴桥、盐山等8个县，称为津南；还包括山东乐陵、惠民、无棣、平原、禹城、临邑、商河等16个县，称之为鲁北。1937年9月以后，津南、鲁北相继失守，日军占领了各大县城，频繁“扫荡”，各式各样的杂牌武装也蜂拥而起，仅临邑一县就有大小杂牌队伍72股：什么何狗子、赵瞎子、马大疙瘩……真是名目繁多，无奇不有。当时群众中流传一句口头禅：“兔子乌龟满街跑，土鳖司令多如毛！”这些杂牌武装，不是抗日，而是专搞盘踞，明争暗斗，鱼肉群众。生活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在这混乱时期，肖华率领东进纵队进入冀鲁边的乐陵，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肖华任军政委员会书记、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这里，上下一致努力，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和组织发动，合编并掌握了该地区的武装力量万余人，共产党的组织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东进抗日纵队在冀鲁边区逐步站稳了脚跟。
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把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在冀鲁边区的落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密令乐陵县长牟宜之“务必统一军令政令于国民党政府，必须独揽党、政、军三权，一切事务不允许八路军、共产党插手”，以迫使共产党和八路军无处存身。
刘贤权作为东进抗日纵队民运部长兼统战部长、乐陵地区动员委员会主任、乐陵（靖远区）分区政治部主任，身兼数职，任务繁重。他在担负全冀鲁边区的群众、统战工作，组织培训大批地方干部、自卫队、青年、妇女群众骨干的同时，把目光注意到党外人士中的上层人物，逐个了解和分析他们的情况。他深知团结、争取其中的开明人士一道抗日，是统战工作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关系到东进纵队站稳脚跟的一项重要工作。
他在河北临津县亲自组织收编了千余人的杂牌武装后，又以统战部长及乐陵动员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两次去惠民与沈鸿烈、高树勋等人联系，探讨联合抗日之事。他还亲自登门做乐陵县县长牟宜之的工作，向牟宜之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我党统战政策及大敌当前团结抗敌的道理。在地方同志的配合下，经过多次接触，牟宜之县长深受感动，更加靠拢共产党，积极参加抗战事业。对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刘贤权更是注重策略，弄清底细，伺机行事。11月，纵队领导筹划了同沈鸿烈的一场斗争。按照肖华的指示，刘贤权带领魏玉和同志先到惠民见沈鸿烈，亲自摸透了沈排斥八路军的思想动向，同时告诉他肖司令将在近日与其会面共议抗日大事。刘贤权返回纵队后，对王辉球、周贯伍部长讲了与沈鸿烈接触的情况，三人一致认为火候已到，需肖政委出面了。肖政委听了刘贤权汇报后满意地说：“收获不小，我准备去。”并送给刘贤权一本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还在书皮上盖上了自己的图章。几天后，刘贤权等随肖政委在牟宜之的陪同下来到惠民。这场谈判是我军与顽固派的一场说理斗争，也是我军抵制顽固派排斥抗日力量的一场舌战。我方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处处主动。牟宜之在这场舌战中也是态度鲜明，配合肖司令，义正严辞，驳得沈鸿烈理屈词穷。这次会见之后，沈鸿烈深知在谈判桌上不是对手。他决定以武力给东进纵队施加压力，一方面，他约请肖司令到乐陵洽商政务；另一方面，他调集一个旅的兵力随行，大有摆“鸿门宴”之势。肖司令与纵队领导同志偕同牟宜之接待，刘贤权则负责组织地方同志发动群众作为后盾。在谈判过程中，沈鸿烈大耍省主席派头，直截了当地威逼东进纵队撤出山东，被肖华一一驳回。沈鸿烈恼羞成怒，转向牟宜之，要他“回省政府”。话一出口，立即上来两个彪形大汉，把牟宜之架上了汽车，随沈鸿烈扬长而去。但是，沈鸿烈绝未想到，汽车开到城南关，突然发现成百上千名群众拦在前面，随后便把汽车团团围住。几十名年逾花甲的老大爷、老大娘跪在路上。一片“留下抗日的牟县长”，“拥护抗日的牟县长！”……的口号声响彻云天。面对此情此景，被挟持在汽车里的牟宜之热泪盈眶。沈鸿烈却面如死灰，不得不打开车门放走牟宜之。群众一见牟县长下了车，立刻闪出一条路，而沈鸿烈则从夹道中悻悻地回到惠民。这一威武雄壮的请愿活动的导演者，正是刘贤权。
刘贤权在肖华的领导下通过团结牟宜之，开展对沈鸿烈的斗争，学会了许多过去不熟悉、不懂得的事情。他从斗争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我党“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斗争策略的巨大威力。艰苦的斗争使他一天天成熟起来。1939年2月，他被任命为东进纵队5支队政治部主任，成为独当一面的部门领导。
血战大宗家，击毙安田旅团长
5支队，是在平型关大捷后，由115师343旅685团2营扩编的，代号叫永兴支队。1938年9月底，肖华司令员带领的东进纵队到达乐陵后，5支队由原来的三个营扩编成三个团，曾国华同志任支队长，王叙坤同志任政委。
这支部队在肖华司令员指挥下，首战南黑牛王庄，歼敌500余人，收复了盐山地区，再战宁津，又歼伪军500余人，生俘伪县长张伯荣，威名大震。日军把5支队视为心腹大患，而友军则把5支队视为可靠的依托，每当有难，总是向5支队靠拢。刘贤权到任不久，就遇上国民党伪军于治良部与日军配合攻打地方民团“18团”。在急难中，“18团”向5支队求授。5支队立即出兵，在陵县仓上村与于治良部队激战，生擒了于治良，使“18团”转危为安，并将于部1千余人歼灭。1939年3月，地方武装“曹五旅”被日寇追赶，无力招架，又向5支队求救。5支队派5团1营助战，在与日军激战中，1营营长谭瑞志同志壮烈牺牲。
1939年3月底，曾国华、刘贤权率领5支队机关及所属5团大部（王叙坤率5团2营随肖华司令员另有任务），集结在大宗家一带进行短期休整。5团团部及团特务连、3营12连驻大宗家村；支队机关及骑兵连、警卫连、3营11连驻大宗家东面的侯家村；1营的4个连及机炮排（重机枪1挺、轻机枪8挺），驻大宗家南面的阎福楼村，各村距离均在3华里左右，我军总兵力大约2000余人。
由于5支队在近期作战中连战连胜，再加上大宗家周围几十华里内没有日军，因此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部队在大宗家一带一连驻了3天。为了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第3天晚上，在大宗家村东南一块大平场内搭了戏台，举行军民联欢。周围几十里路的群众都赶来看戏，因而暴露了我主力目标。次日晨，部队因为昨晚看戏，推迟到8点开饭。饭菜刚刚准备好，突然发现德州方向的路上升起了冲天的烟尘，马蹄声和汽车马达的轰鸣不绝于耳。接着便发现敌骑兵散兵线，黑压压地朝大宗家冲过来，敌步兵则分乘几十辆汽车，紧跟在骑兵的后面。刹那间大宗家和侯家庄被敌包围。日步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步步向着村子逼近。
这时，支队领导已从情报中得知，这次偷袭是由日军旅团长安田亲自指挥的，安田旅团属坂垣师团。他集结了德州一带的日军主力，步兵、骑兵各500余人，汽车60余辆和炮兵，组成了快速部队，扬言要报平型关之仇，一口吃掉5支队。面对如此严峻的敌情，支队领导一方面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方面商讨这个仗的打法。支队长曾国华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看来又要和坂垣师团见个高低了。”参谋长刘正不无焦虑地说：“安田旅团是日军的主力，武器装备和数量都优于我们。这里无险可守，现在已来不及转移，应该立即组织突围。”曾国华赞成突围，问题是突围的时机如何选定，他说：“我们现在即使能突围出去，但转移也不容易。鬼子有汽车、骑兵，机动能力强，我们很难摆脱。”
这时，刘贤权急切地提出建议：“只有消灭敌人，打乱他们的部署，才能保全自己。我们部队近二千人，兵力不算少。这里虽无险可守，但有房屋村落可以凭借，比起暴露在野外的日军还是有利的。应当组织部队进行就地抗击，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待天黑再突围。那时，敌人丧失了元气，想追也不敢追了！”
曾国华同意刘贤权的分析，立即拍板定下决心。他马上抄起电话命令1营从侧后向敌人骑兵发起攻击。随后又用电话把支队的作战决心向5团团长龙书金作了交待，并叮咛说：“你们要坚持住！”
按照支队的命令，1营营长温先星率部，立即向滞留在侯家附近一座沙丘处的日骑兵压了过去。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血战，也是双方指挥艺术的较量。安田原以为，只要包围了大宗家，我军一定会向大宗家运动增援。出乎意料，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支部队竟然向他的骑兵发起了袭击，于是他匆忙指挥骑兵迎战。然而，等他部署好了，已为时过晚，只见我八路军战士在急促的近距离交火后，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已经和日军骑兵展开了白刃格斗。日骑兵纷纷落马，负伤的战马拖着挂在马蹬上受伤的敌人落荒而逃。曾国华见时机成熟，一声令下，我骑兵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投入战斗。敌人骑兵在我前后夹击下，伤亡大半，元气大伤。
在沙丘附近枣树林中指挥的安田大佐，眼见日骑兵难以招架，便打旗语命令包围侯家的日军步兵赶来增援。不想被我支队领导发现了敌人指挥所，立即抽调整一部骑兵和步兵，分两路包抄，向敌指挥所迫近。安田见势不妙，翻身上马，在卫兵的簇拥下夺路逃走，被我步兵一排手榴弹打得人仰马翻，一块仇恨的弹片，钻进了他的脑袋，敌骑兵一看安田丧命，纷纷夺路溃逃。
大宗家村是日军进攻的重点，也是最先打响的。战斗十分激烈，3营10连奉命急赶大宗家村支援团部。团领导分头率队占据村周围的有利地形，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龙团长亲自带领10连大部，由村内迂迥到村外围歼敌人，这样在大宗家村形成村内、村外两个战场。战斗到下午，村内即展开了巷战，双方逐屋争夺。被包围的我5团团部特务连、12连和11连一部，同日军反复冲杀30余次，大宗家阵地始终在我军控制下。日寇尸体遍布村内外，我军伤亡也很惨重。
战至黄昏，支队长曾国华要刘贤权带领机关、直属部队迅速向东北突围，他率部分兵力，突破敌人的防线，赶来增援5团。龙团长左臂负伤，见到曾国华赶回救援，二人喜出望外。他挣扎着被扶上马，终于随曾国华在夜幕的掩护下，奔东北而去。
在我军大部队突围时，一连指导员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奉命执行掩护任务。他们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吸引了敌人的火力。当大部队胜利突围后，他们却陷于敌人的重围中，与十几倍的敌人血战到天黑，子弹打光了，刺刀拚弯了，就用板凳、桌椅与敌人死拚，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大宗家之战，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主力部队与日军快速部队之间进行的一场规模最大，最为激烈的战斗之一。我军以伤亡400余人的代价，歼敌500余人，击毙安田旅团长，最后胜利突围。这一仗，我军虽是被迫仓促应战，教训是深刻的，然而由于我军作战英勇顽强，应变措施得当，因此不但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在冀鲁边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日本政府受到震惊。事后，日本东京广播电台专门报道了这一次战斗，并为安田的毙命发出了哀号。
不久，敌人组织了大规模的“扫荡”，日、伪军包围了东进纵队驻地的村庄。5支队负责掩护纵队机关突围，一直战斗到下午，肖华政委看到突围不利，命令刘贤权带一个营冲上去助战。刘贤权奋不顾身，率领部队英勇冲杀，完成了掩护纵队机关转移的任务。后来肖华政委表扬说：“刘贤权是个作风沉稳、工作细致的政治干部，这次突围还具有一股军事干部的拼杀劲头。”
1939年8月，支队长曾国华另有重任，由刘贤权代理5支队政委，奉命率5支队进入禹城地区继续扩大战果，又歼灭伪军一个自卫团。
12月，5支队开赴长清、平阴、东阿等地坚持斗争。在东西桥楼战斗中歼灭石友三部一个团，一直打到濮县地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
第二年5月，5支队奉命改编为鲁西军区运河支队，曾思玉接任政委，刘贤权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