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泰（山）西
1940年7月，刘贤权调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泰西军政委员会书记，到1942年12月奉命调任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为止，在泰西地区整整工作了两年零3个月，也度过了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岁月。
泰西地区总面积14000多平方公里，辖泰安、肥城、长清、平阴、东阿等10个县。黄河、运河、大汶河流贯全境，区内有三大片山区：泰安西南与肥城南部相接的泰肥山区；肥城以北与长清南部相连的大峰山区；东平北部与东阿、平阴南部相交的平阿山区。泰西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华北与华中的结合部，又是华中平原、鲁西平原、冀鲁平原的战略依托。日军占领了这一地区的城市和县城，多次重点进攻，进行铁壁合围，拉网式“扫荡”，仅泰安五个区就设了36个据点，肥城设了44个据点，妄图把我泰西根据地蚕食掉。
1939年冬季以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日本侵略者也由以往的短促突击式的进攻转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分散的小股兵力的“扫荡”转为集中优势兵力“扫荡”，由长驱直人的进攻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在军事上，战斗频繁、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很大。华北平原地区相继失掉，变成游击区。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经济上极端困难，有些地方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没有钱、没有米，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
刘贤权就是在这严重困难的时候来到了泰西。能不能把泰西地区的抗日斗争坚持下去？怎样才能坚持下去？这是摆在他面前头等重要的课题，也是对他革命意志、领导能力、斗争艺术的一次全面的磨炼和考验。
消灭红枪会
刘贤权到任后，与地委书记李冠元、袁振等地方同志密切配合，很快建立了党政军民的各种组织，组建了分区的组织机构，迅速开展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
红枪会是泰西地区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会道门组织。骨干分子为反动地主和会道门头子。他们用欺骗、威胁手段，拉拢了一部分群众，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并成立了“长（清）肥（城）平（阴）红枪会总团部”。这样一来，这个会道门组织，成为封建地主的一支武装别动队。他们仇视抗日民主政权，认贼作父，充当了日寇的帮凶。他们自恃人多、枪多，又有日本侵略者作后台，气焰十分嚣张。一方面，他们到处骚扰百姓，强取豪夺，群众敢怒不敢言；另一方面，又袭击抗日组织，设关设卡，杀害抗日干部、群众，割断了泰西三大山区的联系，阻挠我军由黄河以北进入泰西根据地。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早就希望消灭红枪会。刘贤权听取了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反映，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确实感到红枪会已经成了泰西地区抗日斗争根据地的心腹之患，红枪会的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于是，他毅然下定决心，首先彻底解决红枪会，但是，解决红枪会，毕竟不同于对日军作战，红枪会的骨干分子是反动的，可是被他们裹胁的群众是被迫的，必须把这二者区别开来。针对这种情况，他确定了解决红枪会的总方针，即采取“军事压力下的政治攻势”，就是对其骨干分子和反动武装，主要实施军事打击，而对一般分子，则以军事打击为辅，政治攻心为主，采取瓦解、争取的斗争策略。
1940年9月，刘贤权指挥部队在夜幕中开始行动，向以坊山为中心的东赵、前赵、前胡、后胡、东义、西义、李庄等红枪会盘踞的据点开进。参加这次行动的有“陕北营”，这是主力部队，红军干部多，战斗力较强。给“陕北营”的主要任务是攻打红枪会的总团——妨山，消灭反动武装钢枪队。另外，还有我长清、肥县两个县独立营，他们的任务是，每连包打一个红枪会势力较大的村庄。
战斗是从进攻总团部开始打响的。这些平日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飞扬跋扈的所谓钢枪队，一旦动起真格的来，就一个个变成了“洋蜡枪头”。仅用一个小时，就彻底解决战斗，总团4个头目，无一漏网，全被生俘，击毙敌80余人，俘获180余人，红枪会总团彻底土崩瓦解。其他各村据点解决得也很顺利，有的头子在睡梦中被活捉，有的村一枪未放就解决战斗。
战斗结束后，各村普遍召开了群众大会，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抗日，不要当汉奸”，“不要上朱小辫的当”（朱小辫是红枪会总团团长朱纯贞的外号，他一直留着一条清末的辫子）等口号深入人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抗日斗争。
“隐蔽战线”
解决了红枪会之后，刘贤权转过手来，领导同伪军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的伪军，从总体上来说，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但是，伪军的成分比较复杂，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死心塌地地充当日寇的鹰犬。这一类，多由社会渣滓、流氓无赖、反动骨干组成。他们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以卖身投靠日寇为荣，是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二是相当一部分出身行伍的旧军人，或受所谓“曲线救国”谬论的影响，或在国民党溃退时遗留下来的，或出自个人原因等。他们虽然当过伪军，但并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当斗争开始发生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变化时，就有被我争取的可能；三是下层士兵。他们大多出身贫苦，为养家糊口被迫加入伪军，或被抓了来的。
做过统战部长的刘贤权深知，尽管对一部分伪军人员可以争取过来，但他们不会自动靠拢我党我军，必须首先给予重点军事打击，“杀一做百”，才有分化瓦解的可能，况且军事打击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分化瓦解手段。于是，在他指挥下，一系列军事打击行动开始了：一战夏沟伪据点，吓跑了平阴二区刘绪安；再战蒋庄据点，全歼伪军百余人；三战西介据点，全歼警备队，击毙铁杆汉奸伪队长裴兆庆；智取灌庄警察所，活捉伪区长和警察所长。这一系列军事打击之后，使伪军闻风丧胆，人人自危，政治瓦解的时机逐渐成熟了。在瓦解伪军中最富有故事性和传奇性的是争取陆文丙。
陆文丙是泰安城日伪的“剿共司令”，经泰西区敌工部长崔子明多方了解，此人虽被日寇委以要职，但在汉奸中为非作歹较少，不是最坏的，把他争取过来，较为有利，也有可能。刘贤权决定对他一拉一打，双管齐下。首先，是对陆文丙施放“侦察气球”，以便进一步摸清情况。陆文丙不仅是伪军头目，还是青红帮的人。我们通过青红帮头目马希贤做引线，先和陆文丙通了气，陆文丙也没有明显拒绝，这就表明有争取的可能。
3月的一天，崔子明同志得知陆文丙将要带一支手枪排到各县去巡察，其行动路线是，从东家上辛出发，途经河东上辛，最后到夏张据点。获知这一情况后，刘贤权立即决定派特务营王雷同志带一个加强班，敌工部长崔子明同志带一个手枪队，以武装截获的办法对陆文丙进行面对面的教育，并详细交待了具体行动方案。
陆文丙从东家上辛上路后，骑在马上晃晃悠悠颇为惬意。当他来到三岔路口一座关帝庙的门前时，王雷同志像神兵天降一样出现在他的面前，把手枪一举，说：“陆司令，不许动，有话对你说！”陆文丙一看是穿便衣的人用枪对着自己的胸口，一下子摸不清对方的身份，以为遇到了土匪，于是，他勒马站住，把胸脯一挺，满不在乎地说：“你们是什么人？要钱，要命，尽管说话，陆某决不含糊！”这时，崔子明从庙里出来说：“我们是八路军。不要钱，不要命，只要你有一颗中国人的心！”陆文丙一听此话，挺着的胸脯缩回去了，心虚地问：“此话怎讲？”崔子明说：“你现在是日本人的‘剿共司令’，我们不难为你，你可以马马虎虎应付日本人，但是，不要诚心为鬼子办坏事，尽可能帮助中国人抗日就行。今天和你第一次见面，放你过去。如果你不听教育，要考虑考虑自己的下场！”崔子明的话一说完，王雷把手一挥，示意放行。缺口终于打开了。
过了几天，崔子明派人送信给陆文丙，约定第二天晚上在上辛东山脚下见面。这次陆文丙轻装简从，如约而来，按时到达，并送上两支驳壳枪和几十发子弹作为见面礼。在这次会面中，崔子明提了三条要求：第一，及时给我军提供情报，特别是提供日军大规模行动的情报；第二，设法为抗日武装购买枪支弹药；第三，教育下属官兵设法掩护我军干部和抗日家属。陆文丙一一应允。这次会面以后，陆文丙按照三条要求一一照办，及时提供情报。我军干部家属在困难时，可以到他们的据点隐蔽起来。泰西县长武圣哉同志和军分区政治部吴涛主任的家属，在敌人“清剿”时，就是在他的据点里安全隐蔽下来的。
以争取陆文丙为缺口，瓦解伪军的工作全面展开，陆续争取了一批伪军中队长、小队长，还发展了一大批“里红外白”的伪保长、甲长，甚至区长、乡长。由这些人组成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使我军对于日本侵略者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而使日军陷入盲人骑瞎马的困难境地。
反“蚕食”与反“扫荡”
在解决了红枪会和争取伪军的工作明显见成效的同时，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清剿”，放手发动群众，刘贤权把主力部队、地方抗日武装和群众各种抗日组织紧密地结合起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效地展开了“反蚕食”、反“清剿”武装斗争。
在泰肥山区有一个村子叫杨树林，又称八里沟。从肥城到宁阳的公路打这里通过，是日伪军南北过往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形狭长，东西两侧有磨山、望鲁山两个制高点，是一个设伏的好地形。刘贤权决定在此打一次伏击战，派军分区的侦察分队在这里设点观察日伪军的动向和行动规律。战机终于到来了。刘贤权从一份情报中得知，安临站的日伪军要到安驾庄领军火，杨树林是必经之地。他立即命令军区独立团在此设伏，并交待独立团王团长，一定要等敌人领完军火返回时再动手，切不可操之过急。这是一个秋天，独立团利用树林掩护在此隐蔽下来，当敌人由安驾庄返回安临站时，进入我军伏击圈。一声令下，猛然开火，把敌人压缩在杨树林窄小的地区内，这一仗打得速战速决，敌人大部被歼，击毙日军20余名，缴获了十多辆军车、一部分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
1940年底，为了打击敌人的伪化活动，坚定根据地军民的斗争信心，泰西分区决定发动汶南战役。
汶南是指大汶河以南地区，这里群众基础较好，在1938年就开辟为抗日根据地。1940年日军对汶南实行重点“扫荡”，我军撤离了这一地区。随后，日本侵略者在汶南强制推行伪化活动，企图把汶南地区变成“治安区”。因而，发动汶南战役，不仅可以在军事上打击敌人，在政治上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侵驻汶南地区的敌人总兵力，除驻东平、汶上两县的日军部队外，还有汶上县大汉奸王鸣绍的4个伪军中队共400人，还有东平伪军中队100余人。根据敌我双方的兵力态势，刘贤权决定先打弱敌，从彭家集开刀。这里没有日军，只有伪军一个中队约60人，还有一个警备队30余人。战斗在夜晚9时打响，“陕北营”分两个梯队进攻，很快全歼守敌，只有少数几名伪军化装逃跑。汶南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首战告捷。
战役的第二阶段，重点是拔除敌人的碉堡。以沟头、李集、松山3个据点为主要作战目标，仍由“陕北营”担任主攻，每连包打1个据点，同时发起攻击。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一夜之间连克沟头、李集、松山3个据点，全歼守敌。太白山炮楼的敌人见势不妙，弃点逃走。第三天，宁阳县的周庄、罗山两个据点的敌人，慑于我军的威力，也撤点收缩。
汶南战役，连战皆捷，使泰西地区的军民人心大振，敌人惶惶不安。有些同志高兴地按耐不住，主张乘胜扩大战果，再打几个碉堡“过过瘾”。刘贤权从泰西地区敌我态势的全局分析，耐心地对一些有急躁情绪的同志说：“持久战，三阶段，目前抗日战争正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们虽然打了几个胜仗，拔了几个碉堡，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泰西地区总的形势仍是敌强我弱，我们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敌人吃了苦头不会善罢甘休，很可能伺机报复。现在我们不是要继续扩大战果，而是应该立即转移。”最后刘贤权与地委领导研究决定，地委、专署机关和军分区机关立即转移到平阿山区的狮猴山一带。为了掩护机关转移，刘贤权带领“陕北营特务连的一个排的兵力，携带一部电台，在汶南地区坚持斗争，与敌周旋，牵制敌人。
斗争形势的发展，果然像刘贤权所判断的那样。我军分区、地委机关刚刚转移，敌人就扑上来了。
1941年元旦，我军驻在代村一带。这一天拂晓，天气突变，大雾弥漫，能见度很差。敌人在雾夜中悄悄向我军驻地代村包围过来。一声清脆的枪声报警之后，在代村西面发现了日军。因敌情不明，刘贤权立即率队向东转移，涉过小汶河，刚到泗汶村，就和从东面围上来的日军打响。同时，在南面也发现了日军。我军处于敌东、南、西三个方面的包围中，惟独北面没有枪声。他果断地指挥部队占领吉市街，凭借街道、房屋架起机枪阻击敌人。这时发现，日军不仅出动了步兵，还出动了十几辆坦克、装甲车，并配备了拖着钢炮的汽车。刘贤权立即动员群众把大车、石碾、桌椅搬上街口，筑起路障，一边指挥阻击敌人的轮番进攻，一边组织向北转移，在敌人两次冲锋的间隙，借助大雾的掩护，迅速撤出泗汶村，安全转移。日军的坦克、汽车不能在狭小的村巷里通过，等到他们绕到村北时，我军已在大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日军头目看着正在着火燃烧的一辆坦克和一辆汽车，气得哇哇乱叫，沮丧地抬着被打死的日军尸体撤回去了。
泗汶村战斗结束后，我军俘获了一名日军侦探，通过审问得知，日军已经开始对冀鲁豫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扫荡”，在汶南与分区部队遭遇，企图一举消灭泰西分区部队于汶南。刘贤权立即指挥部队投入反“扫荡”斗争。这次战斗前后历时8天，消灭日伪军400余人，拔除6个据点，缴获了大批枪支、军用物资。但我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在战斗中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等30余名同志壮烈牺牲。
1941年6月，泰西抗日根据地遭到一次最为严重的战争考验，这就是虎门突围战斗。
虎门，是五虎门的总称，共有东、西、南、北、中五门，三面环山，周围环境对我开展抗日斗争非常有利，是泰西分区机关常驻之地，也是敌人早就想除掉的一块“心腹之患”。日军纠集的国民党石友三部队的33集团军以及泰安、宁阳、汶上、东平等十几个县的伪军共一万余人，于24日清晨，以“拉网”的形式向虎门一带逐山、逐林、逐村地“围剿”过来。我泰肥山区和平阿山区各县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逐渐被逼缩到虎门山区。敌人的包围开始收缩，形势越来越严峻，大家一边进行战斗准备，一边把焦虑的眼光投向刘贤权，做为分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书记的刘贤权，自然十分清楚目前的危险处境，更知道自己决策的重要。他现在需要的不仅是焦急，更需要冷静地观察思考，正确地分析判断敌情，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撕开一个口子，带领大家突破重围！这时，敌人虽然在逐渐缩小包围圈，但是慑于我军的威力，特别是我军几年来瓦解敌军的工作成效，使得伪军们虽然乱喊乱叫，但行动却并不很快，这就为我们突围赢得了时间。
刘贤权一边派人侦察周围敌情，一面思考定下突围决心。通过侦察发现，虎门北面临安站据点北侧没有敌情。他一面派人通过地下党员赵绪斌到临安据点找到同我军有关系的伪军头目赵绪常，把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一边令部队占领制高点，佯为坚守，阻击敌人，延缓其收缩包围的速度。
一个正确的作战计划决定了。24日夜晚10时，包围搜山的敌人十分疲惫，在篝火中东倒西歪，刘贤权却指挥部队翻越东南大崎山，沿王家台、河套洼、站北头、马山口疾速行进，从敌人的夹缝中，机警地突围而去，安全地转移到了大峰山区根据地，为泰西分区的抗日斗争保存了宝贵的骨干力量。
进入1942年，泰西地区抗日斗争形势更加困难。为了开展反“蚕食”斗争，扭转根据地被迫收缩的不利局面，115师和东进纵队采取“敌人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的“翻边战术”，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斗争形式结合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与敌人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挤“地盘”。在敌我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形势下，刘贤权和地委同志在领导泰西地区抗日斗争创造出许多新方法，新形式。
肥城县9区有一个大窑据点，是封锁黄河的桥头堡。这个据点，是敌人利用一家地主的四合院修筑的，院内修了4个炮楼，组成居高临下的火力点，院外挖了一丈多深的外壕，壕内注满了水，水下插有木桩。进出据点的惟一通道是吊桥，它白天放下，晚上吊起，由伪军l中队驻守。由于这里地处要道，又比较坚固，肥城日军特务队经常在这里落脚。特务队在伪军中接近日本人机会多，常受日本人的直接派遣。因此，他们趾高气扬，根本不把一般伪军官兵放在眼里，到了据点，大吃大喝一顿，稍有不周，还要发脾气。而特务队的活动又无固定规律，不管白天黑夜，他们只要在桥外一喊，伪军就得乖乖地把吊桥放下来。我军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决定巧夺大窑据点。正值大窑村赶集那天下午，在人群中出现了20几个打扮得特别的人，有的戴着墨镜，有的叼着洋烟，有的敞胸露怀，腰带上插着手枪，大摇大摆地串过集市。赶集的人们见了都胆怯地东躲西闪。不一会儿，这些人直奔伪军据点墙外，喊喊骂骂地叫放吊桥。
“干什么的？”守吊桥的伪军哨兵突然高喊，对他们进行盘查。
“嗬，他妈的！你倒是顶好的眼力，几天没来就认不得老子了？”正当伪军哨兵一迟疑，领头的一个边骂边闯上了吊桥，其余的人也跟了上来。
“慢一点，先别过。”伪军哨兵见这伙人来势汹汹，不再敢高声地盘问，边说边端着枪迎到吊桥上。
“他妈的，什么慢一点，先别过！”领头的这个人左手撑着腰，右手拿着枪指着哨兵的脑袋说：“你把枪放下，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你老老实实交了枪，我就饶你一条命。”话音未落，后面上来的人缴了哨兵的枪，与此同时，武工队按预先规定发出了信号。从夜间就隐蔽在据点附近庄稼地里的我军分区基干团指战员，见了信号，立即冲上了吊桥，进入据点各院宅，只有在炮楼上的伪军打了几枪，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打伤，其余的伪军被这种神速的突袭打得晕头转向，全部束手就擒。
拔除大窑据点后，在清查俘虏时，发现一个名叫卫泰梅的伪军班长，一个月前才调到袁道口据点，他经常来往于大窑和袁道口据点之间传送信件。经过教育，他表示愿意协助我军拔除袁道口据点。
肥城县8区的袁道口据点位于黄河东岸，与西岸的大窑据点互为策应。驻守在这里的有一个伪军中队，中队长叫李德熬，外号李黑子。这家伙平时为非作歹甚多，民愤很大。他自知罪孽深重，所以防范甚严。巧取大窑据点后，我军严密封锁消息，所以李黑子并没有发现大窑据点已为我拔除，毫无戒备。刘贤权与军分区政委李冠元研究决定，立即乘机拔掉袁道口据点。当天夜里，卫泰梅出现在袁道口据点门口，大声叫门说：“我是卫班长，送信来了。”哨兵发现还有几个人跟着，就问道：“那几个是什么人？”卫泰梅按照预先商量的口径说：“和我一起来找李队长商量事的。”哨兵一听，不敢怠慢，立刻放下吊桥。我武工队员和尖兵班的战士便疾步冲上吊桥，顺手缴了哨兵的枪，紧接着先头连和武工队员也冲上了吊桥。围墙上的伪军哨兵发觉情况不对，便向我尖兵班开了枪。此时，我基干团预先架在周围老百姓房顶上的几挺机枪向敌炮楼猛烈开火，压住了敌人的火力，隐蔽在村内的部队按战前分工，分别抢占了炮楼，冲进了伪军住的几间房屋。梦中的伪军，一听枪响，乱作一团，压根儿没有来得及抵抗，就当了八路军的俘虏。
口琴和“打渔杀家”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战斗频繁，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根据地军民能够团结一致地坚持下去，靠的是一股坚强的信念和满腔的爱国热情，是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刘贤权已锻炼得更加成熟，经验不断丰富，懂军事，又懂政治；既能指挥打仗，又善于做政治工作。做为一名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武工干部，他深知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越是斗争环境残酷、物质条件困难的时候，就越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而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抗日斗争的路线、方针、理论、政策、策略贯彻下去，使之深人人心，并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所以，他在领导泰西地区抗日斗争的艰难岁月里，只要稍有间隙，就仔细阅读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其它有关文件。一本《论持久战》他反复阅读，翻碎了’边，再用纸糊裱起来，反复思索领会。他也很注意搜集报纸、书籍，只要打了胜仗，有了缴获，他的警卫员第一件事，就是到处为他收集报刊、书籍。他拿到手，立刻像着了迷一样，顾不得吃饭和休息，仔细阅读，从中了解事态信息，不断充实自己。他也喜欢看历史和武侠小说，还在书上画些圈圈作标记。刘贤权性格比较内向，不善言辞，但很喜欢音乐。有一次战斗胜利后，他正抓紧时间读书，忽然听到了一阵悦耳的口琴声。他不觉寻声而去，只见警卫员赵轩（赵子轩）正握着一只口琴在吹，虽然听不出调调，但声音还是蛮好听的，他从来没有学过音乐，也不懂乐理，但却被这充满磁性的美妙声音深深吸引了。“小赵，你吹的什么？给我试试。”他欣喜地说。警卫员一见首长要“试”，马上递了过来，说是口琴。刘贤权一下子就迷了上了口琴，他居然可以用舌头打着拍子，用手控制回音吹出几首高低双音的抗日歌曲。有时警卫战士也高兴地跟着唱。他学口琴无人指点，全是自己摸索，所以吹法与别人大不相同，是按毛笔字的顺序，从右向左排列音符，就是倒拿口琴，吹出曲调，直到晚年时还能给儿孙们吹出不少当年的老歌曲。
刘贤权一向待人和蔼，从不发脾气，但有一次他发了脾气。那是在抗战末期，渤海军区一、三分区打了胜仗开联欢会，为了庆祝胜利，群众请来了个戏班子唱戏。一听说有戏看，部队和群众早早地坐到了场子里，交头接耳地谈论着，盼望早点开演。一分区司令员傅继泽同志早到几分钟。他因为开会，晚到了一会。只见戏台上汽灯高悬，演员们唱得有板有眼，观众们听得津津有味，警卫员赵轩给找了个空地方，他便悄悄席地而坐，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味了。原来这出戏文里唱的是：“小燕向南飞，跑腿的无家可归……”这出戏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庸俗，听了让人软绵绵的。他实在听不下去了，站起来大喊一声：“停下来，不要唱了！唱什么小燕向南飞！乱弹琴！唱《打渔杀家》！”于是，几分钟后“小燕向南飞”的软绵绵的声调，换成了《打渔杀家》高亢的旋律。大家看杀了渔霸都高兴地鼓掌叫好。刘贤权也消了气，一直看到演出结束。大家说第一次见刘司令发火。
来去匆匆的王晴
1940年7月下旬的一天，刘贤权忽然觉得肚子阵阵刺痛，忙不迭地跑厕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加上工作繁忙，就没去卫生所医治。过了两天，腹泻没有见轻，而且发起烧来。警卫员魏玉和着急了，立即请分区卫生所的医生诊治。那时的卫生所设备十分简陋，缺乏必需的检验设备，真正从医科专业学校毕业的医生很少，绝大部分是从连队卫生员发展起来的。这些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但医治一些大病症却力不从心。他们接诊后，按痢疾进行治疗，不料病情愈见严重，有时发高烧说胡话，不省人事。鲁西军区卫生部长范英武同志得知后，立刻派来一位女医生为刘贤权诊治。她，就是王晴同志。
王晴原姓李，名新晴，河北安国县大李庄人，1918年出生。其母早逝，父亲“闯关东”一去不归，她从小与姐姐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贫苦。姐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心地善良，但性格刚强，凭着自己没白没黑地干活，发誓要把苦命的妹妹带大成人。她让妹妹也参加了基督教，送她在教会学校，读完小学。1934年，姐姐出嫁了，为了让王晴能够安身立业，她多方托情，终于把妹妹送进北平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附设的助产学校学习。
从偏僻的农村到了北平，王晴十分兴奋，头几天居然激动得睡不着觉。从此，这个衣着朴素，性格开朗，聪明活泼的小姑娘，发奋苦读，成绩优异，深受林巧稚校长的赏识。在当时的旧中国，妇女地位低下，能够读书上学的极少，特别是像她这样一个来自农村的女孩子，能够在著名的林巧稚校长的助产学校学习更是难得。像所有的年轻女孩一样，她心里也在编织着未来的梦。的确，只要她坚持苦读，只要她学到医术，那么，等待她的将是花一样的锦绣前程。
但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她的梦，使她从梦中惊醒。1935年北京爆发了“一二·九”抗日爱国救亡运动，“偌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书桌”的呼声和汹涌澎湃的爱国激情，把她卷入抗日救亡斗争的浪潮。虽然教会学校校规严厉，控制很严，但难以关住她的一颗爱国心。她利用实习接生的机会，与社会各界人士接触，终于与党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的烽火遍地燃起，她已经按捺不住了。第二年6月，她即将毕业的前夕，毅然下定决心，放弃城市的舒适生活，离开了北平，跟随河北省委交通员邸玉栋来到冀鲁边区，参加了人民救国军31支队任医生，活跃在抗日斗争第一线，不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9月，肖华同志率东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区后，她所在的31游击支队改编为东进纵队6支队，她也从6支队调到纵队卫生部当医生。那时候，卫生部工作环境很艰苦，条件十分困难，没有病房，没有床位，缺少医药和设备，特别缺少经过正规医院校训练的医生。伤病员都是分散安置在群众家中。她来到后，没有城市姑娘的娇气，穿着一身土布制成的便装，挎一个装着药品器具的篮子，走村串户，叩门诊治，冬天一身雪，夏天满脸汗，晒黑了脸庞，练红了心灵。几年来她在枪林弹雨之中，以一颗火热的心和精湛的医术，救死扶伤，挽救了无数战友的生命，使他们重回到抗日斗争前线。
就是她，奉命给刘贤权治病了。她轻轻掀开盖在刘贤权身上的被头，摸一摸他发着高烧的额角，闻一闻从被子中散发出来的汗臭味，听一听他的心跳和呼吸，立即确诊为伤寒。这是一种很厉害的传染病，即使侥幸不死也得脱层皮。鉴于分区卫生所条件有限，她立即把刘贤权接到卫生部休养所，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亲自打针、喂药、洗衣、拆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硬是把昏迷不醒、头发都掉光了刘贤权，从死亡线上夺了回来。当然，她和他都没有想到，这次治病，竞成为他们后来结为革命伴侣的机缘。
刘贤权终于从重伤寒的昏迷中醒过来了。和煦的阳光，静寂的病房，使他恍然有隔世之感。他挣扎着病弱的身体用力掀了掀被子，忽然发现被子被洗净了，散发着一阵清香，衬衣、裤全洗换过了，一位年轻的女医生静静地站在一旁微笑地看着他。当他知道是她所做的一切时，一股暖流在他心田中潺潺涌动，不善言辞的他，只说了三个字：“谢谢你！”王晴同志高兴地微笑了。她虽然过去和刘贤权没有直接往来，但对他还是有好感的。他待人和气、慢声细语，可打起仗来，勇敢机智；他虽年纪轻轻，但已是老红军；她听过他的许多传奇性故事……
1940年9月，刘贤权还没有恢复健康，就主动赶赴新的工作岗位。有一次到军区开会，与邓克明副司令谈起：“这次闹伤寒，幸亏王晴医生及时治疗，不然，早就见马克思了。王晴医生确实有学问，有经验，技术也好，我在卫生部干过，像她这样的医生在红军中是少见的。”言谈话语中，自然流露出一种感激之情。言者无意，听者却有心。邓副司令眨了眨眼睛，以他那特有的豪放，直截了当地说：“人家说爱上你了，你还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看上她了？我给你们介绍介绍怎么样？”“她是我的救命恩人还有什么说的。”邓克明同志的爱人朱益民与王晴同志也很熟悉，两口子热心地当起了红娘。
以共同的革命理想为基础，以治病为机缘，两颗年轻的心终于结合在一起，他们结为了伉俪。后来，王晴同志也调到分区卫生所当所长。当时，卫生所招收了一批十六七岁的男女青年，大多数不懂医，王晴自编教材，亲自讲课、示范。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后来这些同志都成了医务骨干。几十年后，这些同志对王晴同志仍念念不忘。原长清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李欣同志回顾说：“我参军时才16岁，在一分区卫生所当卫生员，什么也不懂。王晴所长是我学医的第一位启蒙教师，手把手的教我打针、包扎伤口，做伤员的思想工作，她还给我们讲课。几个月下来，我们这些新兵都成了技术熟练的卫生人员了。”
当年泰西分区后勤部的战士葛立坤老人回忆五虎门突围的情景时说：“敌人一万多，把我们包围了，打得很激烈，伤员很多。转移到葛家台以后，王晴所长从早忙到晚，为了抢救伤员，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天黑以后，部队要突围，王晴所长指挥把伤员转移到安全地方，没有发生一点纰漏。几十年过去了，我一想到过去，王晴所长就像站在我眼前一样！，她给我们同志和群众治病的恩德，她的面貌，我永远忘不了。”
1942年12月，刘贤权奉命调回冀鲁边军区任政治部主任。辞行时，杨得志司令员关切地说：“你在泰西主持工作，太辛苦了。我们不希望你走。但冀鲁边斗争形势更严峻，部队化整为零，深人群众之中打游击，那里更需要你。现在与那边迟迟联系不上，我们不放心你自己走，所以派些人护送你们过铁路，一定要提高警惕。”由齐（河）、禹（城）县县大队副大队长李达、分区特务营教导员张治安（后为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带人护送刘贤权夫妇过津浦铁路。一天中午，来到了齐河县内的李家庄，再走几里地，就可能通过津浦路到冀鲁边了。可就在他们刚吃完午饭时，突然村南枪声大作，200多名日军在机枪、掷弹简的掩护下冲进了李家庄。护送队伍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终因敌众我寡，李达和不少战士牺牲。刘贤权和王晴及警卫员孟宪治边打边突围。鬼子冲得很近，射中了刘贤权的胸部，子弹从背后飞出，他大口吐血不能行动。这颗罪恶的子弹同时击中了刘贤权身后的王晴左胸，她血流如注，倒在血泊中，艰难地说：“不要管我了，你快走……”语音未落即闭上了眼睛，鲜血染红了她身下的黄土地，光荣地牺牲了。齐禹县县长孙馨远赶到，与张治安继续组织大力掩护，刘贤权失去战友和爱妻，泪水夺眶而出。他来不及掩埋李达等战友和王晴的遗体，强忍伤痛和悲痛，被警卫员魏玉和拽扶着向北冲去。终于脱险了！跑到了大黄乡李庄一位贫农高大娘家。这位大娘见是自己人，急忙取出一些棉花洒上白酒，轻轻堵住刘贤权胸前背后两个伤口，又找些旧布紧紧扎好，把他隐蔽在家中。张治安同志和两名战士，在第二天拂晓找到了他，用担架抬着负伤的刘贤权返回冀鲁豫养伤，转年1月，伤好才到冀鲁边赴任。王晴同志却永远长眠在她战斗过的地方。事后，当地的群众分别掩埋了王晴和其他烈士的遗骸，并在坟头上留下了标志。
40年后，1979年4月，任济南军区顾问的刘贤权，专程回到大黄乡寻找掩护他的高大娘，村里人说：“高大娘早去世了。”刘贤权听后心里十分内疚，幸运的是他在县武装部和群众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找到了早在1958年埋在黄土地下三尺深的王晴同志的遗骨，火化后骨灰送进了齐河县烈士陵园。从那以后，每逢清明节，他都专程到齐河县烈士陵园，去凭吊当年的革命伴侣，缅怀先烈，寄托哀思。
1992年6月15日，刘贤权同志逝世了。不过，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并没有忘记王晴同志。每逢清明节，她都携儿、孙们去齐河烈士陵园，凭吊刘贤权同志的救命恩人——战争年代的伴侣王晴同志。安绍杰常向子女们讲：王晴没有生育儿女，她救了你们的爸爸，是有恩于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好母亲。我们要永远怀念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