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邢仁甫叛变事件
刘贤权调回冀鲁边之时，正赶上日伪军加紧推行其“囚笼”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
日本侵略者针对冀中平原的特点，总结了以往“扫荡”、“蚕食”屡遭失败的经验教训，强征几十万民夫，在冀鲁平原上到处挖掘深沟，修筑公路，安设岗楼，形成了“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战略包围圈。然后出动机械化部队在封锁区内反复进行“清剿”，企图使我军陷入走不能走，打不能打的困境，这就是所谓的“囚笼”政策。到1942年冬，敌人在冀鲁边共挖封锁沟2800公里，修公路8000公里，设岗楼据点507个。
冀鲁边军区领导遵照上级指示精神，采取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和分散的游击战争，用一切手段同敌人周旋，在斗争中创造了地道战、铁道游击战等作战形式。军民依托地道等手段，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刘贤权到达冀鲁边后，从1943年1月至5月，就是采用的这样的作战方式，组织军民连续粉碎了敌人的8次“扫荡”。
严酷的对敌斗争环境，磨炼了冀鲁边抗日军民的意志，但也使一些意志薄弱者发生了动摇，变成了可耻的懦夫和叛徒。邢仁甫就是这样的人。
邢仁甫叛变暴露于1943年6月。当时，他任军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王卓如同志为政治委员，黄骅同志任副司令员，周贯五同志为副政委，刘贤权任政治部主任。6月29日，黄骅对刘贤权说，他要和参谋主任（参谋长）陆成道在军区驻地新海县（现河北省黄骅县）大赵村，召开军区侦察通讯会议，分析敌情，总结对敌斗争经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那时，邢仁甫带少数人住在远离军区机关驻地的望子岛上，王卓如下去检查工作，周贯五去山东分局开会，军区的日常工作由黄骅和刘贤权二入主持。刘贤权过去虽然在冀鲁边工作过，但毕竟离开多年，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又到职不久，所以很希望参加这次会议，多了解一些情况。黄骅十分理解他的心情，但考虑机关和会议在一起人员太集中，目标太大。为了安全，要他带机关人员到别的村子去，等开完会再会合。按照黄骅的安排，刘贤权当晚带领不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转移到距大赵村十几里的毕家王文村。军区警卫部队只留下一个连和机关少数警卫通讯人员，为会议警卫。
30日上午，军区侦察通讯会议如期在大赵村召开，到会的有：军区司令部参谋主任陆成道（参谋长），作战股长迟田、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政治部锄奸科长陈彪；一军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侦通站长齐跃庭（崔逸民）；二军分区侦察参谋兼站长刘金财；三军分区侦察参谋兼站长迟麟兆，还有管理股长谢玉山等。会开到下午6时，突然，军区手枪队长冯冠奎带着手下11个人，来到会场。他一进院门就问卫兵，黄副司令在哪儿？卫兵一见冯冠奎，因为认识，不假思索地回答黄副司令在正房里开会。冯冠奎在刹那间双手各提一把大张机头的匣子枪冲进了正房，对着低头记录的黄骅同志大叫一声：“不准动！”随即便开了枪，黄被击中身亡。齐跃庭、迟田等正要掏枪还击，被冯的手下人抢先开枪，中弹倒下。黄骅、陆成道、陈彪、崔光华、董兴根等五位同志先后牺牲；迟田、齐跃庭、刘全财、迟麟兆四位同志身负重伤。黄骅的警卫员李天佑听到枪声，疾步奔向正房，被冯冠奎迎面碰上，一枪打倒，当即牺牲。警卫战士们闻声赶到立即追击。冯冠奎等凶手边打边逃，又有两名警卫战士牺牲。这时，在外头负责警戒的警卫连长姜玉山一枪射中了冯冠奎的胳膊。冯手捂伤口边逃边喊：“别开枪！这是邢司令叫干的。”随即跑进庄稼地里，利用青纱帐的掩护逃走了。警卫战士们飞速跑到毕家王文村，向刘贤权报告冯冠奎叛变刺杀的事情经过。
刘贤权听后，感到非常痛心和震惊，立即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一方面，通知医生急速去大赵村抢救伤员，要管理员安排好牺牲同志的后事；一方面，命令警卫部队继续搜索，捉拿凶手。随后，他立即赶到大赵村现场，了解情况，指挥部队照护好负伤的同志。为了防止敌人再乘机来袭，又组织指挥大赵村的部队迅速转移。第二天敌人果然到大赵村一带“扫荡”，由于部队和伤员早已安全转移，才没有受到损失。
当夜，根据已经判明的情况，刘贤权立即责令宣传科长戴夫等同志赶写并发出了《告边区人民书》和《通辑令》，揭露冯冠奎的罪行，要求边区军民协力同心，缉拿凶手归案法办。同时，他把情况向山东分局和115师作了专门报告。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斗争错综复杂，军区的其他领导又不在位，重担完全压在刘贤权一个人身上。在做好稳定军区机关同志思想工作的同时，他又通知各军分区领导，要求他们稳定部队情绪，务必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乘隙而入。他还当面向地委书记兼1分区政委彭瑞林同志交待，务必要抓好部队，防止再发生其它的问题。
自从黄骅等同志牺牲后，刘贤权夜不能寐，一闭上眼时，这些同志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虽然他和这些同志相处不到半年，但患难与共的斗争生活，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黄骅是湖北阳新县石港区凤凰乡良上村人，和他一样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俩是同年入党，又是同年入伍。黄骅为人诚恳朴实，作战英勇顽强，敢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一身正气，军政兼优。陆成道也是红军干部，四Jf|人，身材魁梧，天资聪明，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在部队中刻苦学习，练就一手洒脱的毛笔字。为了事业，他一直没有结婚成家。特别是陆成道同志政治上十分敏锐，早在去年，他就发现邢仁甫有许多不正常的行踪，曾经郑重向组织上反映过。其他几位牺牲的同志，也都是一些难得的好同志。这些在敌人面前一个个如雄狮猛虎的同志，现在却被叛徒卑鄙地杀害了。想到这些，刘贤权恨不得立即除掉这些为人不齿的叛徒，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究竟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呢？冯冠奎为什么要刺杀黄骅等同志？他背后是否有人指使？冯冠奎口口声声喊叫是邢仁甫指使他干的，是真还是假？这一连串的疑问在刘贤权的脑海里不断地盘旋着。由于当时了解的情况不多，军区又只有他一人在主持工作，他觉得必须慎之又慎，继续做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工作，既不能放走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
正当刘贤权在调查了解之际，7月2日，邢仁甫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要他立即带军区机关到望子岛，研究黄骅被刺的事。是去，还是不去？需要他立即做出决断。按通常惯例，邢仁甫是司令员，是他的直接上级。既然有司令员的亲笔信，他就应该立即动身前往。况且，身为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也有责任把黄骅等同志被刺和初步调查了解的情况，直接向司令员汇报。可是，针对目前特殊的复杂形势，刘贤权没有这样做。他考虑必须采取周到而稳妥的措施，于是立即写了这样一封信交来人带回：“邢司令：当前我不能上岛，善后工作没有完，还得指挥部队对付敌人‘扫荡’。我带机关上岛，对部队、地方、群众影响太大，敌人也会造谣说我们都吓跑了，将会引起军内、外的混乱。”
刘贤权之所以决定不去望子岛，除去上述工作上的实际情况外，还由于他凭借多年对敌斗争经验和初步调查的情况，已从黄骅等同志被刺前前后后的蛛丝马迹中，敏锐地察觉到对邢仁甫不能轻信盲从。
黄骅等同志遇害后，刘贤权接连收到军区、地方和群众的来信，反映邢仁甫行动可疑。有人反映，部队驻扎后山村时，从天津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和邢密谈。这二人究竟是干什么的?4股股长张玉璞曾私下对人说，这二人叫郭振亚、李树凯，是邢仁甫做敌军工作的联络人员，但也有人反映他俩是日本特务。后来，邢仁甫又派张玉璞去天津做“敌军工作”，结果张一去不回。又有人反映：邢是杀害黄的主谋，是冯冠奎亲口所说。看着这些来信，他又联想到陆成道同志生前曾对他说：邢仁甫喜欢和一些来路不明的人混在一起，行动很可疑，迟早要惹出祸来。
邢仁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刘贤权从同志们的反映中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邢出身于一个当过土匪的青红帮头子的家庭，在国民党29军当过参谋。芦沟桥事变后，他回河北盐山县家乡当了抗日救国军的司令，曾为发展抗日武装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也打过仗。但他受家庭和1日军队的影响较深，恶习不改。一开始他就培植个人势力，只要与他气味相投，不管是什么人，都拉入救国军。
1939年7月，马国瑞、曾国华、孙继先等同志率八路军来到冀鲁边后，将这支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冀鲁边游击支队”（后改称平津支队）。同年9月，肖华同志率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边区后，将这支部队改编为东进纵队第6支队，仍由邢仁甫
任支队长，同时派进一些老红军和地方老干部，以加强领导。邢仁甫表面上拥护整编，实际上很不满意，照旧我行我素。他在组织上，拉拉扯扯，搞小团体培植亲信，排斥外来干部；在经济上，搞小家当，私吞公款达3万余元。在生活上，吃吃喝喝，贪图享乐，他已有妻室，但又看中了31支队的女宣传员宋奎玲。当组织上不同意时，他竟蛮横地说：“我宁愿不当党员，也要和她结婚。”硬是娶为二房，影响极坏。
1943年冀鲁边的抗日斗争极为残酷。我抗日军民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吃糠咽菜，煮蝗虫充饥，咬紧牙关，坚持斗争。但邢仁甫却贪生怕死，带着小老婆和少数亲信躲到新海县狼坨子对面海上的望子岛上，和一些收容过来的土匪称兄道弟。冯冠奎惯匪出身，1942年被邢收容，编入军区手枪队，和邢打得火热。邢还散布悲观论调，说什么“要打倒日本鬼子，等一百年以后！”区党委领导王卓如和周贯五、黄骅等同志对他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和帮助教育，邢仁甫虽然表面上表示要改正错误，实际上却一切照旧。1943年4月，山东分局决定调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由黄骅接替他的工作。他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出发，大发牢骚，错误地认为是黄骅告了他的状，组织上不信任他，调他学习是要削他的兵权等等。于是，他软磨硬泡，借口路远，敌人封锁，行动不安全，要求等青纱帐起来以后再去。后经区党委请示山东分局，分局同意他的要求。
对于这样一个屡犯错误，恶习不改、贪生怕死，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人，不能不引起刘贤权的警惕和怀疑。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刘贤权不去望子岛的决定是正确的。1952年德州市公安局来查明，早在1942年7、8月间，邢仁甫就已叛变投敌，曾经通过日本特务向日军透露黄骅的行动路线，要求日军截杀黄骅。他还曾密谋杀害其他老干部。这次事变中，倘若刘贤权带领机关上了望子岛，必然会使边区抗日斗争招致更为严重的损失，其后果不堪设想。
过了几天，王卓如赶了回来，和李启华、刘贤权共同研究了有关情况。第二天，邢仁甫又派人给党委送信，约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共同上望子岛开会。王卓如生气地说：“他是司令员，副司令被刺，他不下岛，还让我们上岛？！”这显然很不正常。经过研究后，决定不上岛而由刘贤权写回信，约邢仁甫在7月10日前到新海县毕家王文村汇合，如果遇到敌人“扫荡”，则会期和汇合地点则另行商定。过了几天，邢仁甫回信说，同意下岛开会，但又以敌人“扫荡”为借口，建议将会期推迟几天。
7月15日，王卓如的爱人朱凝突然从海上赶回区党委，真相终于大白。
原来，冀鲁边军区独立团当时正在清河区休整，团长冯鼎平带领团部和一营驻在新海县新迁户村，政委姚昌州、副团长贾乾瑞带二营驻在距团部90华里的老爷庙村。7月上旬，邢仁甫密令冯鼎平上岛面授机宜。
7月9日下午，冯鼎平返回新迁户村，按照邢仁甫的旨令，秘密找营干部谈话，进行拉拢密谋叛变。冯的反党活动引起了其他团领导的怀疑，也遭到了坚决的抵制。一营教导员刘仁贵严厉地说：“冯团长，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事！”二营长刘虎臣气愤地说：“谁让我叛变革命，谁就把我身上的伤疤给补起来！”他们还向冯鼎平指出，部队的干部、战士大多是本地人，深受日寇蹂躏之苦，大家对日寇有着刻骨仇恨。部队党员占40%以上，立场很坚定。谁想带他们叛变当汉奸，调转枪口打自己的同志那是妄想！你们不但拉不走部队，反而会闹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到那时候后悔就晚了！在刘仁贵、刘虎臣的劝说下，冯鼎平终于转变立场，决定与刘仁贵、刘虎臣分头向组织上揭发邢仁甫的判变阴谋。当晚，冯鼎平向姚昌州，刘仁贵向贾乾瑞，刘虎臣向幸易之同时作了揭发汇报，团领导立即向清河区党委报告。清河区党委向山东分局和115师作了报告。分局指示要立即转告冀鲁边区党委。
为了及时将上述情况通知冀鲁边界党委，清河区党委委托正在清河区养病的朱凝同志急速返回冀鲁边党委。朱凝冒着危险，弄只小舢板，只身划过渤海湾，绕过敌人的封锁和邢仁甫的监视，摇了两天两夜，终于赶到了。
听了朱凝的汇报后王卓如说：“邢仁甫确实是叛变了。他复信同意下岛和我们汇合开会，说明他还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将计就计，借汇合开会的机会逮捕他，送交山东分局处理。”区党委同时决定由刘贤权代理司令员，负责指挥军区警卫部队执行逮捕邢仁甫的任务。同时，把这个决定上报山东分局。
刘贤权接受任务后，反复进行了思考，觉得这是一次既特殊又复杂的任务。一来，邢仁甫做贼心虚，防范严密，他手中又掌握着一部分兵力，采取硬打的办法会增加伤亡，邢仁甫又可能乘乱溜走，必须不动声色地智捕。二来，军区警卫部队大多是本地人，地方观念较强，有些入跟邢多年，和邢有一定的感情。突然宣布邢仁甫叛变，有的人不一定相信，可能有意无意地走露了风声。再说，邢仁甫在冀鲁边经营多年，安插了一些亲信。他们与邢关系密切，到关键时刻，个别人不听党组织的话，或通风报信，或走漏消息，任务就难以完成了。因而，他认为动用军区警卫部队执行逮捕任务缺乏十足的把握，于是他向王卓如建议，立即调三军分区的部队来军区执行此项任务。
王卓如同意刘贤权的分析和意见，通知三军分区派部队速来军区执行紧急任务。谁知三军分区的部队还未赶到，情况却发生了变化：7月16日，邢仁甫带一个警卫班下岛准备来汇合开会。针对这一突来的变化，刘贤权和王卓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动用军区警卫部队执行任务，并具体研究了行动方案：由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县长刘冠英率县、区部队到毕家王文村南侧集结，堵住邢仁甫的退路；派一个连保卫军区机关驻地；另由刘贤权指挥一个连队，首先包围村庄，然后逮捕邢仁甫。并规定没有命令不准开枪。
刘贤权感到行动有点仓促，特别是让军区警卫部队执行这个任务，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但也意识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区党委决定立即逮捕邢仁甫是对的。现在自己只有把准备工作做细，保证顺利完成任务。于是，他亲自赶到毕家王文村，仔细察看了地形，进一步做了具体安排后，又和王卓如对执行任务的连队作了动员。他还参加了连的党支部会议，党员们态度明确，一致表示服从命令听指挥，活捉叛徒邢仁甫，为黄骅、陆成道等同志报仇。
当天晚饭后，刘贤权带领部分人员爬上了村子围墙，这时，警卫营教导员赵德修和军区机关指导员王新光带领部队人员正进村口。走在最前面的是警卫4连连长王爱芝，他一见邢仁甫的警卫人员出现，突然开枪射击，立即引起双方互射。邢仁甫知道情况不妙，在手枪队的掩护下乘乱逃走。没有提到邢仁甫，有些同志产生了埋怨情绪。面对这种情况，刘贤权逐级做稳定思想情绪的工作，向大家说明：这是一种特殊斗争，我们没有经验。区党委决定不开枪抓活的是正确的。行动是急了点，出现了违纪开枪的漏洞，这个教训要记取。邢仁甫这次是逃走了，但最终逃脱不了党和人民的惩罚。
邢仁甫逃回望子岛后，严密封锁消息，并散布谣言说：“黄骅被刺是托匪王卓如、李启华和南蛮子刘贤权干的，这次又想谋杀我，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同时，大耍骗术，分别给边区县团以上主要负责同志写信、发报，企图以开会为名，骗他们上岛。但遭到了这些同志的坚决拒绝，并纷纷向区党委反映汇报揭露邢仁甫的策反阴谋。后来三军分区副司令黄荣海带部队夜袭了邢仁甫常住的狼坨子。战斗结束后，查获了邢仁甫写给日寇头子谷川的一份报告底稿。这份底稿向日寇详细报告了我边区党、政、军的情况及主要干部名单、部队实力、准备情况、部队活动规律及常驻地点等。这是邢仁甫叛变投敌的铁证，证明邢早在1942年就已和日寇取得了联系。
9月17日，邢仁甫在各种叛变阴谋彻底破败之后，带上小老婆和几个死党逃到天津公开投敌，当上了沧（县）、乐（陵）等“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天津一个郊区的专员。1949年初，我军解放天津时将邢仁甫抓获。1952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将邢押到盐山县城，召开了群众公审大会，就地正法，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1989年，刘贤权在回忆这一段斗争历史时，写了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话：“邢仁甫叛变投敌绝非偶然，是其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膨胀的必然结果。他政治上悲观动摇，生活上腐化，工作上脱离群众，一心为个人和小团体谋私利。这说明他虽然组织上加入了共
产党，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入党。他虽然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却没有带领部队投入到抗日烽火中去。以至于发展到为个人谋私利，不惜杀害革命同志，最终叛变投敌，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要为党的事业奋斗，就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为个人谋私利。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还是司令员决心对
1943年7月，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杨铮侯？随邢仁甫叛变之后，上级决定刘贤权兼任三分区司令员。当时由于邢仁甫、杨铮侯等人的叛变，敌人乘机对我实施连续的“扫荡”，增设了许多据点，对整个三分区构成了封锁网，加上正值旱灾，环境极其艰险，这是刘贤权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最后一段困难时期。他在自传中写道：“（当时）我军和群众一样吃树皮、谷糠度日，日寇经常出来抢粮、捕人，部队穿便衣组成小分队隐蔽活动，打击小股敌人。有时则集中几个连利用夜间袭击敌人的抢粮队。在敌人最疯狂残酷的‘扫荡’情况下，我们一个多月没有进房子，昼夜在庄稼地活动。并且有几个月，分区和地委领导同志都去渤海军区（1943年秋，冀鲁边军区与清河军区合为渤海军区），参加整风学习，仅留我和政治部主饪李雪炎坚持。我们趁日军“扫荡”之际，把盘踞新海县几十年的封建地方武装伪自卫团打掉，打开了这个地区的局面。” 他们就是这样与日伪军作战，经过了数不清的战斗，终于在1944年间，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逐步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1944年4月的一天，盐山县城送来情报：有百多日军和300多伪军出来“扫荡”。分区领导决定要打这一仗。军分区副司令员黄荣海，也是一位老红军，敢打敢拼，人称“黄猛子”。他把衣袖一卷，狠狠地朝桌上一捶说：“狗日的又出来了，现在就动手，消灭他！”刘贤权不赞成。他说：“上午敌人刚出来，警惕性比较高，精神比较集中，我们急着打，不容易奏效，也会增加部队的伤亡。我的意见还是下午打。敌人下午返回，精疲力尽，容易松懈麻痹。我们绕到敌人侧后去，以逸待劳，打他个措手不及，胜利的把握比较大。”但是，黄荣海仍然坚持上午打。二个各执己见，争得脸红脖子粗。
政委李广文仔细听了二人的意见，经过权衡利弊，赞成下午打。军区的其他领导，也都认为下午打更合适。经过充分发扬军事民主，最后一致同意下午打，决定4点钟动手。由刘贤权率部分兵力绕到敌人侧后，在敌人回来的路上埋伏；由黄荣海率部分兵力，待侧后打响后，从正面进攻，形成前后夹击，来个关门打狗。
太阳偏西时，在崔刘阳庄的公路上出现了一队日伪军。他们有的背着抢来的大包袱，有的枪上挂着鸡鸭，还有的抬着抢来的肥猪，稀稀拉拉，吆吆喝喝，懒懒散散地走进了伏击圈。刘贤权一声令下，我军钢枪齐发，前后夹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不到两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除日军队长跟几个骑兵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我军以极小代价，夺取了这次伏击战的胜利。
在夕阳的余辉中，战士们兴高采烈地押着一大群俘虏，扛着缴获的战利品回来了。这时黄荣海心悦诚服地说：“还是司令员的决心对。”
重伤不下火线
1944年，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三分区在渤海军区领导下，主力部队与县、区武装发挥人熟、地熟、敌情熟的特点，主动出击，打了几个漂亮仗。这一年的春天，刘贤权从侦察情报中获悉：驻盐山县的日军几十人，伪军不足百人，准备出来“扫荡”，于是，决定采用打伏击的打法，消灭这股敌人。战斗方案决定后，由刘贤权率分区3个连约300人的兵力在李肖庄子打伏击。另由我回民支队担任阻击任务，部署在盐城和庆云之间，顶住盐城出来增援的敌人，保证伏击战的全胜。
但是，战斗打响后，由于侦察情报不准，战场情况发生了出人意外的突然变化。盐山县城内日、伪军一听到激烈的枪声，立刻一窝蜂似的倾巢出动，边打边向遭伏击的日伪军靠拢。回民支队没能顶住敌人的冲击，战场的形势顿时逆转。正在指挥伏击日伪军的刘贤权，先是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后来忽然发现日军200余人、伪军300多人，在机枪、钢炮的掩护下，哇哇喊叫着冲过来。凭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他立即觉察情况有变，如果仍按原定作战计划打下去，就会由伏击变成拚消耗，由主动变为被动，很可能要吃大亏。他立即改变决定，指挥部队边打边撤。就在这时，一发子弹打中了他的左大腿内侧，他一下子坐在地上，顿时，血流如注，染红了裤腿。警卫员赵轩一见首长负伤，急忙扯下一块土蓝衣布给他包扎起来。眼看敌人就要冲上来了，小赵不管三七二十一，急着想背着他撤离战场。一向温和的刘贤权发火了，大声说：“乱弹琴，快放下！”一面艰难地站起来，继续指挥战斗，一面头也不回地说：“不准说我负伤！快去弄匹马来！”他知道，在这个紧要关头，他绝不能离开战场。他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更不能让战士们知道他负了伤。如果战士们一旦知道，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高呼着“为首长报仇”的口号，同敌人硬拚下去，其结果只会招致更大的伤亡，付出惨重的代价。就这样，他仍然全神贯注着战况的发展，镇定自若地坚持指挥着。干部、战士们谁也没有发现自己的司令员负了重伤。直到警卫员把马牵来，扶他上了马，率领部队安全转移，他才长舒了一口气，但早已痛得连马也下不来了。
战斗结束后，政委建议他去治疗一段时间。他考虑到斗争环境异常复杂，在这个时候，绝不能离开部队。但是确实不能行走，于是，他叫警卫员找来一把旧椅子，用绳子绑上两根横竿，一副土造“滑竿”做成了。他就坐在这个“滑竿”上坚持指挥作战。当时，敌人频繁“扫荡”，部队处于流动作战状态。为了随队指挥，警卫员弄来一头毛驴，他就骑在毛驴背上，坚持不下火线，一直拖了一个多月，伤口愈合后才甩掉了毛驴。
大反攻的前夜
1944年，敌后解放区战场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局面，转入局部反攻。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渤海三军分区采取集中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开始进攻敌人占领的县城，拔除日、伪军在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据点，大量消灭日、伪军，把沦陷区变成解放区。
1944年2月，我庆云县大队发现庆云的日伪军近日常到城外三里村和赵家坟一带搞军事演习，决定与2区队联合打一次埋伏战。这天上午8时左右，50余名敌人从东关大桥进入我军伏击圈，准备进行军事演习。我军突然开火，打死敌人10余名。城内的敌人立即出来接应，但不敢与我实战，只是把打得七零八散的队伍接回城去。转眼到了收割小麦的季节，分区估计到庆云城内的日伪军粮食困难，很可能出城抢小麦，就预先作了部署。7月2日，庆云城内的160多名敌人带着大车急急忙忙向城北走去，他们望着刚刚收割下来的一堆堆金灿灿的小麦，恨不能一下子装上大车抢走。不想，剐刚接近麦田，就从道沟、田坎里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在光秃秃的麦茬地里被打得到处乱窜。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敌人丢下大车和几十具尸体逃回城内，从此，再也不敢出来抢粮了。
麦收过后，渤海军区组织了夏、秋季攻势，全面展开局部反攻。
在夏季攻势中，刘贤权指挥三分区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拔除了许多据点，迫使日伪军不敢轻易出动。当时我军缺少重武器，强攻县城困难较大。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刘贤权派出少量部队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引诱敌人出城，然后在野外捕捉战机消灭敌人。日伪军开始比较警觉，后来还是上当了。
一天，敌人被引诱出来，向纪家铺方向走去。为了有效地歼灭敌人，回民支队李子贞带领一个班，全部换上伪军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敌人走去。走着走着，他们突然就向敌人开了枪，敌人一看是“自己人”，拿出小旗摇晃着进行联络。李子贞也向敌人摇旗，示意“向我靠拢”，就这样把敌人牵到了我伏击圈内。黄荣海副司令一声令下，枪弹炮弹像倾盆大雨倾泻在日伪军队伍中。这次战斗仅用了15分钟，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敌人。
到了1945年，日伪军每况愈下，处境十分困难，只能龟缩在城内，不敢出来。这年夏天，日本投降前夕，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我军故意给敌人送“情报”，透露县大队住在纪家铺。敌人以为有机可乘，第二天拂晓，出动200余人直扑纪家铺，这时县大队已转移到小魏村，敌人跟到小魏村，县大队又向纪家铺走去。可是，狡猾的敌人怕遭伏击，扭头向玉皇村走去。刘贤权根据情况变化，立即改变计划，命令分区主力部队直扑纪家铺，县大队则从小皇、小魏、李营村完成了对敌人的四面包围。陷于绝境的敌人拚命顽抗，但终难逃脱被歼灭的命运。经过一天激战，共消灭日军40余人，伪军100余人，只有少数几个敌人逃回城内。这一仗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土崩瓦解，不敢据守庆云，于7月30日弃城逃跑。庆云县城重新回到了人民手中。
这期间，阳信县的日军据点陆续撤走，境内只剩下两部分伪军：一部分是阳信县伪县长兼伪保安大队长李孚青为首的11个中队，分别驻守在县城内外的温店、流坡坞、二十里铺等3个据点内；另一部分是以伪军团长王永坤为首的6个中队，驻守在高店等4个据点内。在我军的打击下，城外的伪军龟缩在据点内不敢轻举妄动，城内伪军为了保住阳信城外围的据点，常在他们遭到袭击时，出动大队人马前去增援。掌握了敌人活动特点后，刘贤权决心以调虎离山之计把阳信城内的伪军引出来，然后围点打援，在野外设伏歼敌于运动之中，为今后攻克阳信城创造条件。
1945年7月8日，刘贤权召集分区和阳信县委的领导开会，研究部署了具体的作战方案。由于洪家洼距阳信城不到15公里，位于阳信城西面的流坡坞和温店两据点之间，是一个地势低凹的小开阔地，横穿这片凹地的公路旁有一座古窑，四周有大片青纱帐，便于我军隐蔽伏击敌人。为此，分区决定首先佯攻温店，待城内伪军增援扑空返回时，在洪家洼打伏击，速战速决，力求全歼。
7月9日午夜，我阳信县三大队和区中队以强攻之势向温店据点发起佯攻。顷时，枪炮声和手榴弹爆炸声震天动地，冲破寂静的夜空，传出方圆10多公里以外。我县大队按预定计划，有准备地组织了几次火力攻击，于拂晓前，除留下少数民兵继续制造攻击声势外，其余部队撤出洪家洼隐蔽待命。
阳信城内的伪县长李孚青，得知温店据点被我军攻围，立即通知王永坤统一行动，迅速向温店增援。李孚青亲自带4个中队共400余人，于10日早饭后从城里窜出向温店进发。同时，通知驻守在二十里据点的1个中队速到流坡坞据点与他会合。王永坤也带了4个中队的伪军从商店据点向温店进发。
李孚青带领大队人马于上午11点左右抵达流坡坞据点吃午饭，到了下午l点多钟，二十里铺的伪军中队仍不见影，急得李孚青直骂娘。他只好带着4个中队和流坡坞据点的1个中队的伪军向温店急驰。结果李孚青的大队人马赶到温店却扑了个空，在得知我军已撤走后，只好下令返城。
这时刘贤权和李广文、黄荣海等分区领导已带领分区主力部队和回民支队第1、6大队，迅速进入了洪家洼陆地，埋伏在公路两侧庄稼地里。由于群众的密切配合，我军从这一带的村庄隐蔽进入青纱帐和古窑中设伏时，没有走漏一点风声。
当伪军的大队人马由温店返回行至洪家洼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7月的天气闷热异常，敌人往返走了四五十里路，早已疲惫不堪，加上一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更加麻痹大意了。待李孚青的大队人马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刘贤权一声令下，我军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猛射，打得敌人不知所措，顿时乱作一团。我军指战员越打越猛，公路上已躺满敌人的尸体，抵抗的枪声也越来越稀。王永坤的4个中队听见洪家洼方面传来密集枪声，情知不妙，调头逃回了商店据点。洪家洼伏击战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结束了，除30余名伪军钻进青纱帐逃回阳信城外，其余的伪军全部被歼，并活捉了伪县长兼伪保安大队长李孚青及所领官兵200余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而我军则无一人牺牲。
攻克阳信城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胜利的方向发展。在欧洲，苏、美、英盟军取得彻底战胜德、意法西斯的胜利后不久，日本外务省也于8月10日发出了乞降照会。就在这前一天，毛主席于8月9日发表了《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朱德总司令也发布了关于受降和对日寇展开全面反攻第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组织向其附近日、伪军送出通牒，命令他们限期向人民军队缴械投降。否则，予以坚决消灭。各解放区抗日部队进入日伪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由部队司令员实行军事管制。
中共中央和总部的指示和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部队分别向日伪发出最后通牒，并陆续发起全面反攻。渤海军区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命令，迅速带领全区部队，兵分三路，向敌伪军展开全面大反攻。根据军区指示，刘贤权率领三军分区的部队，首先攻打阳信城。
阳信位于山东北部，东靠沾化、鹿县，西接乐陵，靠近津浦路，南连惠民，北接无棣、庆云，县城虽然不大，但地理位置比较重要。这是一座古城，有十几米高的城墙护卫。墙外是7米宽、2米多深
的护城河。日伪军占领后，更是加强了城防。沿城墙周围布满铁丝网、鹿砦，城门两侧修建了暗堡，门楼上架设机枪，还将城中心的史家馆改筑成坚固的街堡，可以控制全城，进行巷战。城内驻有伪军一个保安大队，约有1200余人。日寇发出乞降照会后，伪军如丧家之犬，人心惶惶，但他们的头子却顽固不化，更加严密警戒，日夜盘查，封闭城市，抓紧操练，妄图负隅顽抗。
对于解放阳信城，刘贤权同三军分区的领导是早有准备的，人夏以来，曾先后派敌工股干事徐钦哉、联络员邱干卿和交通员蒋德志等打人敌人内部，了解掌握敌人情况，秘密进行争取伪军的工作。7月间，在洪家洼战斗中，俘虏了阳信伪县长、保安大队长李孚青。经过教育，李孚青发誓回城后一定率部弃暗投明。为了争取他的反正，就将其放回。同时，经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宣传教育，伪军守城副总指挥、伪团长王永坤，也表示愿意改邪归正。因此，争取伪军缴械投降，和平解放阳信，是有可能的。
但是，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驻无棣的伪保安第6旅旅长张子良，派特务科长向李孚青传达了蒋介石给伪军的命令，要他们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原地待命，维持治安，等到国民党来接收。这样一来，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和平解放阳信的可能性减少了。
刘贤权根据已经变化的情况，同分区领导再次进行了研究，最后确定对阳信之敌，仍要做两手准备，即首先迫敌投降，尽量争取和平解放；同时做好强攻准备，一旦迫降不成，坚决武力攻克。刘贤权仔细分析了打阳信的有利条件：一是经过我军春夏以来拔钉子、扫顽敌的斗争，敌人损失惨重，城外据点已尽数铲除，阳信成为一座孤城，实施强攻易于得手；二是日军投降，伪军失去靠山，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惶惶不安，特别是伪军下层士兵厌战，已丧失战斗
力；三是经过几年的斗争锻炼，我军士气高涨，装备改善，素质提高，战斗力加强，而且还有广大群众和民兵支持。因此攻克阳信是有很大把握的。同时，他又详细地分析了敌情，研究了攻城作战方案，确定立即调乐陵、庆云和阳信3个县大队和民兵，以配合分区主力部队攻城并向部队传达上级的命令，作了战前动员，组织了战前准备和模拟练兵。这时干部战士个个摩拳擦掌，纷纷献计献策，表示坚决攻克阳信城。
在进行强攻准备的同时，为了争取和平解放阳信，分区组织宣传股长韩天伦和县委书记于重远二同志，受命进城进行劝降谈判。狡猾的王永坤敷衍推托、支支吾吾，企图借谈判拖延时间，等待援军。伪军、政中的下层人员在我党政策感召下，则纷纷表示愿意投降，但由于刁长盛等汉奸头子顽固不化，终使谈判破裂。刁长盛还密谋令其亲信于夜间暗杀韩天伦同志。李孚青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私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韩天伦，并借查岗的机会，用绳子把韩天伦从城墙上放了下来，韩天伦立即返回分区，报告了谈判情况。
刘贤权鉴于敌人自绝于人民，关上了和平解决的大门，立即决定武力解放阳信城，坚决消灭城内的伪军。
8月21日拂晓我军开始行动。3分区主力部队和回民支队以及地方武装千余人包围了阳信县城。刘贤权确定我军进攻兵力部署是：由阳信、庆云、乐陵县3个县大队，在县城南、北两翼迂回包围，抢占有利地形，阻击城内敌军外逃，同时防备无橡张子良顽军
前来增援；由分区副司令员黄荣海和副政治委员李雪炎，率领分区特务连和回民支队负责人李子化带领的第1、6大队，迂回到城门东侧待命出击；分区主力部队集结于城西关西部的几个小村里，担任主攻。攻城指挥部设在距离西关不到二百米的大路北侧，刘贤权司令员和李广文政委坐镇指挥。为了隐蔽地接近城关，我军动员这里群众挖通他们的房院。群众看到八路军要解放阳信城，一再向刘贤权等分区领导表示：“要解放阳信城，别说挖通个墙洞，就是扒了房子，我们也心甘情愿！”全村男女老幼立即动手，不到半天时间，就挖通了通向城西关的通道。
在发起总攻前，刘贤权、李广文检查了担任突击任务的“钢七连”的准备情况，当来到爆破组时，只见3营教导员王志诚正在和爆破组研究如何爆破城门。爆破组长小王外号“爆破大王”，个子虽矮，力气很大，轻易地提起重15公斤的炸药包演示着给刘贤权看。爆破组有两名小战士，都不到20岁，一个叫辛长山，一个叫周风梧。刘贤权问他们准备好了吗？周风梧抢着说：“首长放心，我们保证把城门炸开花！”
一切准备就绪。在发起总攻的前夕，刘贤权要韩天伦在城门前再次向李孚青、王永坤喊话，发出最后通牒，令其缴械投降。王永坤仍然支支吾吾，拒不投降。于是，刘贤权、李广文俩人于下午2时许率第7、8、9三个连队进入主攻方向的西关阵地。5时半，指挥部按预定时间发出总攻信号，刹那间，冲锋号响彻云霄，解放阳信城的总攻开始了。
担任主攻任务的7连，在营长刘仁贵指挥下，以密集的火力封锁压制敌暗堡及城楼的火力，掩护爆破组前进。在运动中，爆破组有的战士牺牲了，刘贤权立即命令第8、9连的火力组迂回到第7连两翼，加强火力。只见十几挺机枪喷射出愤怒的火舌，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敌火力点被压制住了。第7连2排长曹振山立即带领爆破组敏捷地爬过城门前的壕沟，放好炸药包，拉燃了导火索。随着一声巨响，城门被炸开了，城墙上面的伪军立即集中火力封锁城门，企图阻挡我军的冲击。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立即冲上去。教导员王志诚指挥“钢七连”很快冲到城门前。第7连副连长邵云亭带领突击组，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跳进城门口的掩体内。他迅速占领了城门楼制高点，向城墙上的敌人猛烈射击，不幸中弹牺牲。连长红景荣和指导员宋振荣率第7连冲进城门后，向东南方向进发。第8连指导员王金轩率部沿大街两隅向东进发，直奔街中心土垒。第9连连长张乐池和指导员郑荣率部向东北直扑敌伪县政府。
刘贤权和李广文随第7连进城，指挥部队向纵深前进。3个主攻连像3把锋利的钢刀所向披靡，敌人立时土崩瓦解，纷纷举手投降。主攻部队很快把街心土垒包围起来。铁杆汉奸刁长盛在土垒里指挥几千个伪军负隅顽抗，向外射击。此时，黄荣海和李雪炎
也率部在东关攻人街中心，县大队从南、北两方向冲进城里，部队边打边展开政治攻势，刁长盛等只好乖乖缴枪投降。
这是一次干净利落的县城攻坚战。整个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即胜利结束。这一仗全歼阳信守敌，俘敌1200余人，毙敌百余人。李孚青、王永坤、刁长盛等伪军头目被生俘。我第7连副连长邵云亭、2排长曹振三、爆破员周风梧等35名干部、战士，为解放阳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攻克阳信后，三分区部队又乘胜解放宁津、惠民、无棣等县，盐山县的敌人弃城逃窜。三分区成为山东第二个解放的地区，受到山东军区电报表扬。
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在三军分区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时，刘贤权接到了任二军分区司令员的命令。他乘刚缴获的日本大汽车，赶到二军分区参加解放商河的战斗，随即又接到调他任教导6旅旅长的命令。他还没弄清教导6旅在哪儿，又接到挺进东北的紧急通知。他来不及洗涤满身的战尘，深情地告别了这片曾为之抛洒鲜血的热土，踏上了挺进东北的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