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罗荣桓报到
1945年9月，在冀鲁边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锣鼓声中，职务几经变化的刘贤权又突然接到挺进东北的命令。这时渤海军区已组建两个师。10月4日，师长刘贤权、政委刘其仁和王兆湘等同志奉命率一个师挺进东北。他们从山东惠民出发，途中上级通知王兆湘任该师师长，未提到刘贤权任职。刘其仁让刘贤权暂任副师长，刘贤权当即表示：干什么都行，有仗打就好。他积极协助师长、政委带领部队穿过河北省，从天津西、杨柳青附近经玉田到达长城东段古北口待命。这时上级下达了升任刘贤权为东北军6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通知。已做过多年军事指挥工作的刘贤权却不愿意再改行升迁，他觉得继续做军事工作指挥部队打仗更能发挥其所长。此时古北口尚未开战。于是刘贤权在安置好部队后，便带着警卫员赵轩、杨俊祥、大老陈等3人于l1月15日，从承德出发继续北上，去沈阳向在山东时的老上级，现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政委的罗荣桓反映意见并汇报请示工作。
刘贤权率部挺进东北和北上沈阳时，正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抗战胜利前，东北没有国民党的一兵一卒，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击破日、伪军的抵抗，迅速收复山海关、锦州、承德等地。其他部队也陆续进入东北，收得了除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外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军队控制平津等地后，随即向东北发动进攻。11月间，先后攻占由中共部队驻守的山海关和锦州等地。然而，正在北上途中的刘贤权，对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的变化并不清楚。
11月22日，刘贤权一行到达沈阳，住在沈阳工业大学。四五天后罗荣桓和参谋长伍修权及6纵队司令员陈光等同志听取了刘贤权的汇报。然后罗荣桓说：“你不要回部队了，跟张闻天（中央委员）同志去合江军区，你当司令员，张闻天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下午你来见见高岗（北满军区司令员）同志和张闻天同志。北满地区土匪猖獗，你到那里以后，主要任务是组织剿匪。”陈光急忙说：
“这样的话，纵队政治部主任又空了，还是回纵队吧。”罗荣桓强调了剿匪的紧迫性，并指出刘贤权在山东坚持抗战八年，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这对于指挥部队剿匪，开辟巩固根据地是十分有利的。听过罗荣桓的指示后，伍修权、陈光都表示赞同，刘贤权的心也踏实下来。对老上级罗荣桓的决定，刘贤权虽然很不情愿离开野战部队，但他觉得能到新区去指挥剿匪同样有仗打，这总比改行在上面做政治工作强。他没有再提不同意见，只是希望组织上能配备几名得力的干部。罗荣桓当即说明给新区配备干部的问题组织上已经作出统筹安排。随后罗荣桓政委让秘书给刘贤权办了任合江军区司令员的委任状。
中午，罗荣桓留刘贤权共进午餐。在刘贤权的心且中，罗荣桓是一位关心爱护下属，并善于帮助、教育人的老上级，所以当他对再次改行有意见时便首先想到要来沈阳找罗荣桓了。午餐中，罗荣桓谈到希望刘贤权能在东北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不要总是怀念过去。又特意告诫刘贤权要注意克服自己的游击主义习气，他语重心长地说：“抗战胜利了，我军要实现正规化，你这次来沈阳事先也不发个电报，后来接到刘其仁的电报才知道你已经动身了。你对路途不熟悉，又不了解时局的变化，万一路上出什么问题……你到了，总算放心了，今后要注意主动与上级保持联系，有电台啦，可以及时反映情况，了解上级的意图，了解局势的变化。”这时的刘贤权虽然刚到30岁，但在领导看来，作为一位师级指挥员已经是个老同志了。许多年之后，刘贤权曾对家人说起，他在战争年代里只有两次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这是第一次；另一次是在朝鲜战场上，当上级再次决定任命他为47军政治委员时他又提了意见。当时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同志批评他：“光喜欢打仗，就是不愿意当政委，主管政治工作，没有政治工作能打胜仗吗？”
当天下午，刘贤权在罗荣桓那里见到了高岗和张闻天。罗荣桓给大家作了介绍。高岗握着刘贤权的手，表示欢迎并称赞刘贤权是长征老红军、老八路了，作战和开辟巩固根据地都有经验，去合江一定大有作为。他讲起话来既热情又爽直，三言两语把话题转到了工作上。听完罗荣桓和高岗的讲话后，刘贤权便抓紧时间和张闻天同志谈开了工作。过去，他和张闻天虽然没有直接接触过，但还是有印象的。在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刘贤权在一军团二师卫生部任政委。有一次行军途中，警卫员饶有兴趣地问：“政委，我考考你，‘听见全世界’打一人名，你说是谁？”没等刘贤权回答，旁边一个小战士抢着说：“昨天大家刚猜过，谁不晓得是洛甫！洛甫就是张闻天，闻天自然是听见全世界。你又来考政委呀！”这个谜语在部队中流传很广，刘贤权自然知道，只是此前一直没有见过张闻天。
他第一次见到张闻天，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刘贤权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来到一军团和连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这时我已知道他是党中央的领导人。会场设在遵义城的一个祠堂里，到会的干部很多，我坐在靠前的位置上，看得清楚。他当时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中上等个，戴着眼镜，像个学者，讲话却非常质朴实在。他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华夫（即李德）错误路线造成的。他的知识面很广，讲话深入浅出，分析问题透彻，头头是道。他的报告使我们这些下面的干部了解了许多不知道的事情，明白了许多过去未听到的道理。”像“欲取，必先与之”这句话，刘贤权就是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听到的。
红军到陕北后，刘贤权没去过延安，随115师到抗日前线去了。平型关大捷后，又挺进山东。这期间，再没有见到过张闻天。
抗日初期，刘贤权曾读过他写的有关待人接物的材料及《论青年修养》小册子，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在刘贤权的心目中，张闻天是个大学问家，是党的领导者。在此之前他绝想不到会有机会在张闻天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刘贤权此刻的心情既高兴又担心，他为能有这样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学习机会而高兴，也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低，怕配合不好而担心。十年了，张闻天同志仍风采不减当年，依然像个大学者，和蔼沉稳。交换了一些意见后，他们决定下午乘飞机去哈尔滨，弄清铁路通车情况后，再去合江。不巧飞机起飞前，警卫员赵轩去总部取介绍信没有回来。刘贤权正在着急，张闻天关切地说：“一个山东来的老同志，在沈阳举目无亲，可不能丢下不管。这样吧，我们先走，你等他回来后，和赵浩然他们一同坐火车去哈尔滨找我……”过了一会儿，赵轩回来了，一听说原打算坐飞机去哈尔滨，由于自己没有赶回来，既耽误了首长出发，又没过上坐飞机的“瘾”，后悔的不得了。
随张闻天北上牡丹江
刘贤权一行在第二天（11月29日）坐火车赶到了哈尔滨，住在一所学校里，一位教员好心地提醒他们说：“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以免出事。我是无党派人士，但看不惯那些人的为非作歹。”当时的哈尔滨，鱼龙混杂，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社会秩序比较混乱。于是他们轮流放哨，注意警戒，并四处寻找张闻天留下的联系地址。连续找了三天，终于在南岗花园街20号和张闻天联系上了。见面时，张闻天面带歉意地对刘贤权说：“我们等了你几天，以为你不来了，就让方强同志当合江军区司令员，你改行做政治工作当政委吧。”方强同志是来自延安的老干部，红军时期就任团政委，抗战时期曾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是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
刘贤权对这次职务的突然变动，有些出乎意外。他一向不在乎职位的高低，而对军事指挥的热爱程度超乎常人。于是他向张闻天坦诚表示：“我不想改行。还是按罗政委的交代，我跟你去剿匪，有仗打就行。”张闻天听后，觉得身边有这样一位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也很必要。他高兴地说：“好，咱们一同去合江剿匪。”许多年后，有人说起：正是这个决定促成了刘贤权在牡丹江剿匪斗争中的一番作为，看来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1945年12月3日，刘贤权随张闻天去牡丹江，准备先在那里停留一下，了解些情况后再赶赴合江军区的所在地佳木斯。随同出发的有二十几人，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志也同行，当时坐的是苏军运货的闷罐车，携带一部电台。车上的苏军不知底细所以十分傲气，竟把他们赶到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挤在一起。刘贤权和工作人员很生气，要找苏军讲理，怎能这样对待我们的领导同志？张闻天和刘英的俄语都讲得很好，本来可以和苏军直接交涉，但他并不在意，而且一再劝阻大家，说这样也有好处，不暴露身份，更便于工作。
12月4日，他们到了牡丹江，正值隆冬，气温常在零下30几度。他们稍事休息，便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张闻天先是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后又向牡丹江的干部传达中共北满分局关于建立合江、牡丹江根据地的决定，并和地区书记李大章商谈开辟牡丹江地区根据地的工作问题。
12月14日，张闻天同刘贤权、方强等人又乘苏军的闷罐车去合江军区的所在地佳木斯，但是车到林口就卡住了。原来林口县大队叛变了，并占领了勃利县，卡断了去佳木斯市的路。他们在林口停留了几天，无法前行。这时，牡丹江军区派王希克来，说明牡丹江土匪十分嚣张，有攻城之势，建议张闻天等先回牡丹江指导工作。张闻天和方强、刘贤权研究后，发报请示上级，决定方强着便装带少数人在苏军的保护下去佳木斯，张闻天同刘贤权一行则于12月21日返回牡丹江。
张闻天回到牡丹江后，即以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的身份在牡丹江地区开展工作。他们首先从调查研究人手。刘贤权在随同调查中，对牡丹江的基本情况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这里是边陲要地，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处。1933年日本人占领这一地区，修建了哈（哈尔滨）、绥（芬河）、牡（牡丹江）、佳（佳木斯）、图（图门）铁路；为开展对苏战争，曾在这里屯驻重兵，修筑工事，储备大批战争物资；为了强化统治又在当地网罗了大批民族败类充当鹰犬，以致伪警、汉奸、特务、走狗横行。苏军对日宣战后，消灭了这里的日本“关东军”。一时间，这里成了山高皇帝远的“四不管”地区。土匪、伪警特、流氓、兵痞乘机招兵买马，自立旗号，大小匪帮多达50余股。其中有接受国民党委任的“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大汉奸谢文东，从北面窥伺牡丹江市；有惯匪出身的“滨绥图佳先遣”少将司令郑云峰和山林警察出身的副司令兼旅长马喜山，从南面直逼牡丹江的南大门——东京城，并扬言“先攻东京城，再进宁安县，打进牡丹江，活捉李司令（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气焰十分嚣张。
抗战胜利后，我党为开辟牡丹江根据地，先后派遣金光侠、李大章、李荆璞、黄振东等大批干部从各地奔赴牡丹江开展工作。经过他们的努力，我军接管了牡丹江市政府，成立了牡丹江军区，收编了十余个团的武装，为在牡丹江地区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然而不久，形势急转直下，随着林口县大队的叛变，紧接着收编的部队大部分也陆续叛变，后据《东北剿匪工作报告》（东北局1947年4月10日）统计，牡丹江叛变人数达11600人，被害的中共干部40名。当时，土匪力量十倍于我们，除牡丹江市和宁安县未被匪徒占领外，其余县镇全被土匪占据。我方军需物资常被截夺，铁路、公路交通线屡遭破坏。加之我方兵力单薄，装备差缺，我明敌暗，地理民情不熟等等原因，致使剿匪斗争进展缓慢。
1946年6月，《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根据目前斗争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坚决彻底地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现在大城市失掉，如果再不以根据地为主，以农民为主，将会使我党在东北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甚至有遭受失败的危险。”
刘贤权从严峻形势中看到，匪患一日不除，人民一日不安，根据地一日不固，决心在这场斗争中竭力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直至生命。
经过几天的工作，张闻天与刘贤权开始对调查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张闻天对牡丹江地区的局势很是担忧。面对如此严重的匪情，又见张闻天如此忧虑，刘贤权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觉得不能再这样等着去合江了。做为一个在艰苦环境中与强敌打了十多年仗的老兵，他对自己从抗战胜利以来的情况作了严肃的反思，当晚，他提笔写下日记：“自从接到挺进东北的命令时起，在近3个月时间里，只知道职务不断变化，却一直没能投入到具体工作之中。更没能像自己最初希望的那样迅速地带领部队参加战斗，而是茫然地辗转于路途之中。到现在甚至连一个具体的岗位都没有，也未能抓紧时间学习以了解时局，始终有一种烦乱虚浮的感觉。在东北战事、匪情日趋严重之际，自己地无法发挥一名军事指挥员所应起的作用。”
刘贤权认为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抗战胜利以来形势发展变化快，干部任免出现了一定的混乱，自己一时未能适应而不知所措。二是在新形势下，自己不了解时局变化的情况，出现一些不应有的失误。譬如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始
终未能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利用已有的通信手段主动与上级保持联系。这也是罗荣桓批评过的，但自己却未能及时加以纠正，未能尽快赶往新的岗位，并积极地搞好调查研究以了解时局，未能及时向上级提出成熟的建议，而是被动地等待上级的安排，机械地执行命令，缺乏主见和积极性等等，这些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反思过后，刘贤权决心不考虑个人职位高低，坚决下去抓部队建设，领兵剿匪，争取尽快地打开局面。他经过认真的考虑，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向张闻天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条是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争取调一些基础好的老部队来参加牡丹江地区的剿匪，以利于迅速稳定局势：二是再次要求派他下去抓具体的军事工作，带兵剿匪，积极创造条件，尽快使部队由目前被动的防守态势转入主动的攻势进剿。刘贤权认为这两点很重要，说得很急，嗓门也高，张闻天同志听得很耐心。
两天后，张闻天同刘贤权交换了意见，他对刘贤权说：“这里情况很复杂，匪情很严重，形势十分险恶，但在这里建设根据地有利条件也不少。咱们先抓一个县，我认为宁安县很合适，到那里蹲点，进行调查研究，有了第一手材料，工作起来就不难了。”张闻天停顿了一下，继续分析着那里的情况说：“那里物产丰富，驻有苏联红军，也有我们的政权。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局面会很快变化的。”
关于剿匪工作如何具体展开，张闻天认为首先要从东京城开始，他说：“东京城是牡丹江的南大门，那里有个民团改编的牡丹江军区4团，与土匪对峙着，形势很紧张。一旦民团顶不住，牡丹江的南大门就失去屏障。”鉴此，他委派刘贤权到东京城地区任分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对民团进行整顿，统一指挥剿匪工作。张闻天同志说：“只要不让土匪马喜山打进东京城，牡丹江就安全多了。”听了张闻天的意见后，刘贤权为即将投入剿匪工作而感到无比兴奋。12月30日，刘贤权和张闻天一同赶赴宁安。北国的冬日，天寒地冻，他们十几个人挤在一辆卡车上。汽车在冰雪覆盖的公路上行驶，尽管速度很慢，而刘贤权仍觉得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他那一身又薄又破的“棉衣”怎么也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到宁安下车时，他的腿已经冻得伸不直了，就这样原本要到合江省军区去任司令员的刘贤权，却在牡丹江军区的东京城开始了他指挥剿匪战斗的新历程，而张闻天也暂时留在牡丹江指导工作。
为了尽快统一干部的思想，12月30日当天，张闻天就在宁安召开了干部会议。第二天张闻天同志又在干部会上作了关于时局问题与当前任务的报告。
这个报告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结合牡丹江地区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前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今后的任务。
刘贤权在他的笔记本中记下了报告的基本内容：现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和世界和平建设的过渡时期，中国签订了国共两党双十协定，这是个很大的胜利，对和平建设有贡献，但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即军队问题和地区问题。蒋介石要打内战，他打，我们就要跟他打，针锋相对，我们有力量挡住他。东北是关系远东和平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前一时期，我们几万部队进入东北，出现独占的形势。现在国民党已进占了山海关、锦州一线，我们独占东北的局面没有了，现在南满成了前线，北满就成了后方，我们要在牡丹江、佳木斯、洮南、三肇等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和广大乡村建立若干前进可攻、后退可守的阵地。优势虽有但困难也不少。“八·一五”后，我们在牡丹江收编了12个团，现在已经有10个叛变了。检讨前一时期的工作，我们的缺点很严重：一是路线不明确，不敢公开身份，采取中间立场，用秘密工作方式和小生产方式，没有从政治上去制造革命空气；二是坐在大城市扩大武装，乱下委任状，给坏人以合法地位，被国民党利用了，伪满的残余得以施展阴谋，成了“明八路军，暗中央军”；三是没有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所以各县都发生了叛变者杀害我们同志的事件。最后，张闻天明确指出：今后的工作中心是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整顿部队，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磨磨蹭蹭不行，要在一个月内搞出成绩来。
这个报告，把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结合牡丹江地区的实际，使之更具体他、明确化了，对打开牡丹江地区的工作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刘贤权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认真做了记录。从抗战胜利后，他就没能看到过报纸，他急切地想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听了这个报告，他感到十分解决问题，对国内外形势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有了精神准备，对自己的任务也更明确了，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
在宁安的工作展开后，刘贤权即和张闻天兵分两路。张闻天留在宁安县城，与牡丹江地区的干部一道，一方面抓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培训干部，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一方面抓部队建设，着手整顿扩充原建的第14团、15团，并新扩编了第17团和警卫团。而刘贤权则根据张闻天的指示，于1946年1月4日下午，乘卡车来到了牡丹江的南大门，也是最为危急的剿匪第一线——东京城，担任牡丹江东京城地区（牡南分区）司令员、党委书记。随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从延安来的阎玉森（中共七大代表）、华北来的赵搏轮以及警卫员赵轩、杨俊祥和马匹饲养员大老陈等6人。此外还有来自延安的邹世怀、罗绍福和来自新四军的王敬之等若干名干部，已先期赶赴东京城。
把好东京城这个南大门
元旦过后的隆冬季节，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由于那时的艰辛，为了抵御零下30几度的严寒，只好在牡丹江买点更生布当面，旧褂子当里，絮点更生棉，找人缝缝穿在身上。赵轩把在抗战时期缴获的一条旧军毡剪裁了一下，夹在更生布里做了件厚棉衣。夜间，北风呼啸，冻得大家都缩着身子不敢伸腿。他们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展开工作。
刘贤权一行6人来到东京城后，虽然信心十足，但面对的形势却非常严峻。
首先，从敌情看，马喜山盘踞在鹿道、马莲河一带，拥有匪众约两千人，其骨干都是一些极端反动、杀人越货、流氓成性、无恶不做的胡匪、兵痞、伪警等。他们武器精良，富有山林作战经验，特别是单兵作战能力较强，一遇失败，化整为零，就地隐蔽；一旦气候适宜，又化零为整，十分难对付。
其次，从社会情况看，东京城镇不同于老解放区，这里的革命政权刚刚建立，尚待进一步巩固。而土匪遍布眼线，处于暗处，随时向匪首提供情报，特别是和土匪对峙的这种状态，使得群众无不担心，他们还要看一看事态如何发展再说。
再次，从我军情况看，剿匪是以军事斗争为中心，需要有一支政治上坚定、军事上过硬、战斗力强的部队。可是，刘贤权初到东京城时，可以说，手中并未直接掌握一兵一卒，这就使得剿匪斗争困难重重，难以立见成效。
针对这一情况，刘贤权冷静地分析。他想到：从战略角度来看，现在的形势不同于抗战时期的持久战，我们的目的是要迅速建立起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以支援前线的战事，因此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尽可能地短期内消灭土匪，使形势发生根本的转变，而从战术角度来看，要消灭土匪则必须进行攻势进剿，因此要立即着手对东京城民团进行组织整顿、思想教育和应急的军事训练，使该团在与土匪的对峙中能尽快地由被动转为主动。
于是刘贤权首先从抓部队着手，尽快对民团进行整顿。经调查，他了解到东京城这个民团，是在日本投降后由土绅、地主为了保家防匪而自发地组织起来的。总共有1800余人，编为4个营，装备有重机枪11挺、轻机枪23挺、掷弹筒15个、迫击炮两门、步
枪约1250支。他们虽然接受我党领导并改编为牡丹江军区第4团，但未从组织上、思想上进行过整顿教育。总的看领导层政治基础差，民团的干部大部分当过伪满“国兵”和警察，又受过国民党特务和土匪的蛊惑宣传，对我军缺乏了解，地方主义色彩浓厚。面对马匪的压力，民团内思想动摇，有的企图逃跑，有的为敌特通风报信，部分部队还潜藏着叛变的危机。但多数士兵是穷苦百姓出身，特别是4营全都由朝鲜族同志组成，过去受到抗联的影响，政治上拥护共产党，对土匪斗争坚决。所以民团进行整顿不仅必要，也有可能。
根据张闻天的指示，阎玉森出任东京城地区政治部主任，邹世怀到4团当政治委员，王敬之任副团长，罗绍福任参谋长。刘贤权同他们一起开始了对4团的全面整顿。
刘贤权把东京城的全盘工作安排好后，把重点放在做4团团长陈恩普的工作上。他了解陈恩普过去曾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伪满时期当过警察，但和国民党没有联系，属于有正义感的进步人士，与土匪矛盾很深。开始，陈恩普对刘贤权存有戒心，认为是来监视他们的，对刘的指挥作战能力也有怀疑。刘贤权对陈恩普敞开心扉，坦诚相待，支持他行使团长职权，遇事和他商量，一些重大决策都征得他同意，有了困难，则与他同舟共济，帮他出谋划策。刘贤权还了解到陈恩普是个孝子，便主动看望他的母亲，进一步同他沟通思想，建立感情。当地国民优级学校（相当于高级小学）校长邱成义，在群众中威望很高，又与陈恩普个人私交甚深。刘贤权就经常与邱成义谈论时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邱校长影响陈恩普。经过上述工作，特别是陈恩普亲眼看到刘贤权等人在生活上与官兵同甘共苦，打仗时身先士卒，一心一意剿匪，不谋个人私利的品格，便逐步转变了看法，消除了戒心，对共产党由组织上接受改变到政治上拥护，对刘贤权等中共干部也由怀疑变成了信任。
与此同时，刘贤权等也抓紧对民团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注意与民团基层干部、士兵热忱交谈，广交朋友。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打内战、害人民等罪行。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进行形势教育和作风纪律整顿。
在组织上，刘贤权把一些政治上表现好、作战勇敢的班、排干部提拔为排、连干部，充实到骨干力量较薄弱的连队，同时又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了应急的军事训练。通过这些工作，又经过几次战斗，民团的政治、军事素质在短期内有了较大的提高。就在这时，该团发生了2营营长企图谋刺刘贤权等同志的事件。此人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并已接受了国民党委任为“东北先遣军第4团上校团长”的委任状。面对4团发生的变化，他怀恨在心，认为这一切都是刘贤权造成的，便企图对刘进行偷袭。他的阴谋很快被士兵揭发出来，坏人落到了可耻的下场。此事对陈团长震动很大，他从中接受教训，也更加靠近刘贤权等人。在战术上，已往民团只是固守东京城，不敢出击，经过改造的民团开始出城剿匪。刘贤权一方面组织部队选择有利地形修筑工事，抵御来犯的马匪，一方面寻机主动出击，争取在进攻中不断消灭马匪的有生力量。但开始时战斗并非一帆风顺，在一次战斗中还有部分部队发生了叛变，并杀害了营教导员李成根同志。
1946年1月下旬，战斗日趋激烈。1月22日，马匪主力在日前的试探性进攻后，继续沿铁路北犯，对我4团设在东京城南部的外围阵地上和下马莲河突然发起攻击。匪军在火车上用沙袋等筑成掩体，构成了活动的机车碉堡，在其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了多次冲击，企图一举突破我军阵地，进而夺取东京城。这是4团首次在东京城外抗击马匪的大规模进攻，面对这一突发的情况，我军在刘贤权司令员的亲自部署下，沉着应战，顽强抗击。4团中以团政委邹世环、副团长王敬之等同志为首的我党干部起到了先锋模范
作用，他们身先士卒，勇敢机智，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在他们的带领下，我4团英勇作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迫使马匪不得不逃回鹿道老巢。在这次战斗中，4团政委邹世环同志不幸光荣牺牲。
马匪的首次大规模进攻被打退之后，刘贤权看到敌主力并末遭到重创，推测马匪决不会善罢甘休，更加险恶的战斗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于是他加紧了对4团的军事训练和对部队的改造工作。三四天后，刘贤权、陈恩普得到可靠情报，马喜山部主力和郑云峰匪帮合兵近2000人，将大举进攻东京城，事实上这也是土匪对我牡丹江中心发起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进攻。刘贤权想到4团已初步得到了实战的锻炼，部队经过整顿，士气日渐高涨，因此他决定抓住战机亲自率领部队出击，选择有利地形，采用两面伏击的战术，歼敌于运动之中，希望通过此战重创马匪主力，以扭转牡丹江南线的被动局面。决心下定之后，刘贤权亲自向部队作了战前动员，并带领连以上干部到马莲河附近勘察地形，在现场对部队的进攻路线和兵力使用作了明确的部署，确定以主力两个营担任主攻，埋伏在敌必经之路上；以一个营在敌退路上设伏；另一个营做预备队。
深夜，部队悄悄地出发了，在刘贤权亲自指挥下于拂晓前在马莲河一线完成了部署。天亮后，土匪军进入伏击圈后，刘贤权一声令下，早已按捺不住的4团像一只钢铁拳头，狠狠地朝土匪砸去。经过一天激战，消灭匪军400余人，俘敌100余人，并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当土匪部队惊慌失措撤退逃跑时，又撞进了刘贤权巧妙布置的埋伏中，死伤百余人。这一仗打得出色，打得有力，实现了刘贤权的预期目的，更加坚定了部队消灭匪患的信心。同时，民团官兵对我党干部的作战指挥也更加依赖了。原民团副官后来坦诚地对刘贤权说：“你们刚来时我们信不过你们，觉得你们一无社会基础，二无武装和财力，凭什么来领导我们，现在我服气了。你们真不怕死，真能干，也真有办法。”以刘贤权为首的我党干部不畏艰险，团结奋斗，在短短的20多天里便初步完成了对4团的改造，赢得了东京城保卫战的胜利，也进一步鼓舞了指战员剿匪的信心和勇气。
关于马莲河之战。《牡丹江党史资料——第四辑》所载《匪首马喜山罪行录》：
“在1月22日的战斗中，我4团政委邹世环同志不幸遭敌暗算，左肺被匪1团团长李金喜用三八式步枪打中，在送至东京城抢救时，因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时年30岁。
1946年1月27日，马喜山奉郑云峰之命，率部由鹿道出发，妄图攻占东京城，实现在东京城过旧历年的梦想。
马匪的行动方案是，正面（南面）由l、2团和郑云峰的守卫营担任主攻，西南是白荣祥匪队，3团在东京城东南的苇子沟设埋伏企图切断我军后路。
驻东京城的我军4团得知这个消息后，刘贤权立即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把部队埋伏在大荒地与上马莲河之间的旧房框子里。当匪军刚一接近我有效射程的前沿阵地时，我军的各种火力一齐射向敌人，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几股顽匪在马喜山的指挥下虽然发起了几次强攻，但都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战斗进行3个多小时，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
东京城保卫战的胜利，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重创了马匪主力，粉碎了郑、马匪帮妄想以东京城为基地从南面进攻牡丹江市的企图。这一战拉开了我军大规模进剿平叛的帷幕，战略上也由防御转入进攻。
当4团在马莲河胜利的捷报传迸东京城后，市民们奔走相告。4团在群众中的威信极大的提高，当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其中邱成义校长的儿子邱继先也参军了。4团由原来的1800人扩大到3000余人，司令部的警卫排也由12人扩充到50人。从此，4团团长陈恩普成了一名经过战斗锻炼的领导干部，后来转业到黑龙江工作。4团有300名战士被输送到主力部队，不少人在解放战争中表现出色，荣立了各种等级战功。
以剿匪为中心的军事斗争的胜利，影响和推动了其它工作的开展，招收青年学生，举办干训班，动员参军、参战，组织支援前线，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就这样，建立巩固的牡丹江根据地的第一步终于迈出去了，局面终于打开了。刘贤权作为牡丹江军区的一名剿匪指挥员，为消灭牡丹江地区严重匪患，建立根据地和巩固后方，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