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分两路 南北进剿
1946年2月初的一天，刘贤权回牡丹江汇报工作，先期回来的阎玉森高兴地对他说：“张（闻天）政委说你提的建议很好，和他想到一起，报告了上级。增援牡丹江的老部队已经到了02支队由田松队长、李伟政委率领于2月2日到了海林，离牡丹江只有一大站路了。张政委接见了2支队的领导同志，评价很高，说他们完成了小长征。”
2支队是我党领导的原山东海军支队2支队，该部奉命于1945年10月，由胶东半岛的莱西县出发，横渡渤海，在辽宁省庄河县登陆，其后这支队伍边打边走，直到黑龙江省的五常县。此时部队由初期的1000余人，扩充到2000余人，编为两个团，并将番号
改为东北民主联军辽南3纵队2支队。1946年1月，上级决定该支队划归牡丹江军区，于是2支队又奉命从五常县出发，于1946年2月2日到达牡丹江地区，随即被编为牡丹江军区2支队。
刘贤权听到这一消息十分高兴，群众知道来了山东的老部队，人人欢欣鼓舞。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牡丹江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首先，我党在宁安地区的根据地建设已经初步成功，并已完成了对牡丹江军区14团、15团（编为1支队）和17
团、警卫团（编为3支队）的整顿扩编工作；其二、我党已在东京城地区打开了局面，4团已完成改造，并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改善了装备，扩充了人员，具备了进攻作战的能力。同时从南线威胁牡丹江市的马匪主力经多次打击遭到重创，这就为我军首先在南面发起大规模的进剿战役创造了条件；其三、2支队的到达明显的增强了我军在牡丹江地区的实力，使我能够调出足够的兵力投入到剿匪战役之中。
当时宁安军政干校校长，后改任警卫团长的王景坤（来自新四军）在《牡丹江地区剿匪战斗回忆》中介绍：
“各地收编部队接二连三叛变的被动形势，促使北满分局代表张闻天同志决定坐镇宁安县城，着手整顿和组建自己的武装部队。
首先，加强了牡丹江14团的力量，在穆梭又组建了15团。12月末，民主联军第3支队在宁安组建了两个团：警卫团和17团……张闻天在宁安创办的军政干校，招收了大批青年学生，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为建党、建军、建政，输送了骨干力量。1946年2月初，民主联军2支队（海军支队）根据上级指示到达宁安。”
根据上述形势的发展，张闻天不失时机地提出剿匪部队分南北两路进剿，尽快打开牡丹江局面。根据张闻天的指示，李荆璞司令员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了南北两路进剿的作战部署，决定刘贤权负责北线，田松负责南线，先南后北，首先发起南线进剿战役。
南路部队以田松指挥的l团和2团大部为主，以3支队所属的警卫团和刘贤权指挥的4团等部队配合，联合打击盘踞在鹿道、老庙、春阳、镜泊湖一带的郑、马匪部。战役于1946年2月中旬以奇袭鹿道开始，经连续多次的战斗，共歼敌2000余名，解放了30多个村庄，打通了南到图门的铁路交通线，活捉了匪首郑云峰，马喜山率残匪逃窜。
在我南线进剿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匪帮在牡丹江市北面和市内积极配合，企图牵制我军的行动。北面匪军数百人袭占了北郊的桦林，向牡丹江市近郊逼近。为粉碎袭扰，安定后方，我军两个连在李荆璞司令员的亲自率领下，于1946年2月向北郊反击。有关这次战斗，李荆璞的回忆录《在牡丹江建宁剿匪》中写道：“我们到桦林一打响，匪军就撤走了，但我观察匪帮并不是真撤，而好像在诱我追击。我军没有占领桦林，和匪帮各占一条山岗，形成对峙。敌人兵力超过我若干倍，我无力追击他，也不能撤，一撤退敌人一定尾随上来。
我站在一个山头上观察敌情，在通向柴河的公路上，牡丹江市开来的8、9辆苏军的坦克、汽车。我想敌人弄不清这汽车是苏军的还是我军的，很可能认为是我调援兵来了，立即下达攻击命令，我军摆开阵容向匪军冲击。匪军不打自溃，重武器也来不及撤走，我们缴获各种炮19门，给北面匪军一个沉重打击。我军争取了主动权。”
南进战役后，为扩大主力，军区决定将东京城的4团与2支队合并，编为牡丹江军区1、2两个团。我党原在4团的副团长王敬之、参谋长罗绍福分别担任2团的团长、副团长，牡丹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希克任2团政治委员。
刘贤权同志在指挥4团配合2支队消灭了马匪主力后，于1946年2月底，改任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4月兼任参谋长，负责剿匪工作。在南线获得进剿胜利之际，由刘贤权亲率2团l营（欠1连、配7连）、团机枪连一部和14团2营，负责北线进剿，北伐李开江、张德林匪部（皆属谢文东的15集团军）。北伐剿匪部队于1946年3月中旬出发，先后攻克草甸子、柴河、五林等地，歼灭土匪李开江、张德林各一部。
3月底的一天，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率合江部队向南进剿，为协同作战他赶到林口与刘贤权会合，正当他们在火车上一起研究配合剿匪的方案时，合江来人告急，方强当即返回合江，随后刘贤权立即率部急进，于3月21日晨突袭了板院，激战半日，匪军大部被歼。至此，这一带只剩下杏树底村、柞木台南沟和双河屯3个较大的土匪据点了。
刘贤权获悉，位于板院西南30余里的杏树底村，处于交通要道上，聚集着多股土匪共400余人，且工事坚固，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心想，如能迅速拿下杏树底村，对完成北线剿匪任务将起重要作用。为此，一等板院战斗结束，刘贤权即命令部队连夜出发，争取于拂晓前偷袭杏树底村，围歼守敌。刘贤权决定以2团1营在炮火掩护下实施主攻，另以14团一个连在杏树底村南山远方位实施佯攻。部队于当晚9时许，沿着板院河以北的深山小径，踏着厚厚的积雪，顶着凛冽的寒风出发了，雪地夜行军十分艰难，30里路走了6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杏树底村北山。然而敌人已成惊弓之鸟，非常警觉，在通往杏树底村的道上多处增设了警戒哨。于是部队将偷袭改为强攻，首先消灭了敌人的警戒分队，于天亮前完成了对杏树底村之敌的合围。
杏树底村坐落在南山坡下，村的三面是开阔地，易守难攻。我开始攻击前，先组织炮兵试射，远远可以看到村内被击中的目标冒起的黑烟。刘贤权正在为攻击开始后，村民们的生命财产将遭受损失而担心时，7连1班杨子荣以他正确的判断，机智勇敢，独闯敌营，劝导400余名被围之敌全部投降。我军收缴机枪、重机枪lO挺，各种炮3门，掷弹筒8具，长短枪300余支和大批弹药，创造了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范例。
杏树底村战斗的胜利，在心理上给了敌人以很大震撼。部队刚刚进到柞木台子南沟，那里的土匪便不战自溃。警卫排长赵轩带领两名警卫战士进村时，遇上70多名溃逃的匪军。敌人一见我军战士丢下武器就跑，这样赵轩等3人未费一枪一弹就收缴长短枪74支，并抓了18个俘虏。在柞木台子南沟我军还意外地缴获了两门日本造150毫米的大炮。随后，刘贤权指挥部队乘胜前进．一鼓作气打掉了北路最后一个土匪老巢——双河屯。此次战役，刘贤权指挥所部，一举解放了牡丹江以北1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肃清了牡丹江北路的股匪，与合江部队密切配合，重新打通了中断三个月之久的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
东线剿匪
1946年4、5月间，东北战事日趋紧张，至5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已侵占长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形势的变化要求我党必须在东北迅速的建立起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以支援前线。1946年5月上旬，张闻天同志指出，“要在青纱帐起来之前完成东线剿匪任务”。
所谓东线，主要包括牡丹江以东的穆棱、绥阳和东宁三县。这个地区位于中苏交界处，过去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历来土匪猖獗。抗日战争胜利后，绥芬河、绥阳、东宁曾经建立过人民政权，但匪患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随着东北战场上国民党正规军的大举进犯，在苏联红军撤离后，相继发生了东宁的“五一”、绥芬河的“五四”、绥阳的“五八”暴乱。暴乱分子杀害了绥阳县县长、公安局长等几十名干部，囚禁了东宁县县长，并向西攻占了穆棱县。他们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向牡丹江推进，切断中苏国际交通线，配合国民党中央军的正面进攻。
这时，牡丹江军区的领导班子有了新的变化。司令员李荆璞调往合江省军区工作。刘贤权任牡丹江军区司令员，田松同志为副司令员。为了加强对剿匪工作的领导，张闻天同意由刘贤权统一指挥。5月13日，刘贤权率2团l营、3营、团属炮兵连、侦察队和1、14、15团各一个营，以及东北我军设在牡丹江的炮兵学校直属炮兵团的一个连（由团长黄东保亲自率领）和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坦克大队的4辆坦克（由副大队长高克率领，该大队当时仅有5辆坦克）等部队，乘运兵专列出发了。
在我即将发起东线剿匪战役的同时，得知敌人准备利用主力部队进山剿匪之机，于5月中旬在牡丹江市发动武装暴乱的情报。此时，李荆璞司令员尚在牡丹江市，在他和田松副司令员的领导下，我留守部队部署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于5月15日凌晨，击败了300余名匪徒的武装暴乱。
在后方“5-15”平暴胜利的同时，我东线剿匪大军在刘贤权指挥下进展顺利，于1946年5月16日首战穆棱的马桥河车站。这一带盘踞着谢文东所属700余人。刘贤权率部打了个伏击，歼敌200余人，随后他指挥我军乘胜攻占了八面通，收复了穆棱县城。
王广臣、邱运梅著《穆棱地区的剿匪斗争》一文，对马桥河伏击战描述：
“……土匪在马桥河抢劫后，开着4辆拉着粮食等物品的汽车想逃走。当他们进入伏击地时，刘贤权下令‘打！’全体指战员齐开火，子弹、炮弹射向敌群。土匪被这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有的趴在地下向空中开枪，有的在汽车里不敢露头。匪首们拼力组织顽抗。经过5小时激战，打死匪徒百余人，俘百余人，获平射炮l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4挺，长短枪100多支，汽车4辆，粮食5万余斤。”
在牡丹江发生“5 -15”暴乱的同时，谢文东为首的几股土匪，分别向位于牡丹江东北方向的鸡西和东安（现密山）两地发起了进攻。虽然我鸡西分区的防守部队（牡丹江军区3支队）顽强抗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被动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当时任牡丹江军区警卫团长的王景坤的《牡丹江地区剿匪战斗回忆》记述：“5月15日，在谢文东统一指挥下，土匪分别攻打鸡西和东安……经过实战的较量，匪徒们久久梦想攻占东安和鸡西两城市的幻想破灭了。郭、卢、祁等匪徒又分别窜回黑台永安、半截河、二人班等地，谢文东等回勃利去了。俞殿昌仍在兴凯没动。东安被包围的形势仍未改变。我团和鸡西司令部（3支队的17团守鸡西，警卫团守东安）的联系仍被割断。”
为此鸡西军分区向军区求援，刘贤权根据鸡西方面提供的敌情进行分析，认为要解除土匪武装对鸡西的威胁，必须集中兵力消灭在鸡西至密山一带活动的敌人。于是，刘贤权立即率2团一个营，14团一部边打边北上，5月22日，解决了梨林至小金山一带的匪徒。23日到达鸡西。5月24日夜，驻守在密山的警卫团在没有电台联系的情况下，按几天之前鸡西分区司令部下达的命令由密山撤往鸡西，随后各股匪徒拥进密山市大肆烧杀抢掠，60多名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有名的“5-26”血案。为了消灭该敌，刘贤权在鸡西召开会议研究布置剿匪，对清查敌特、安定社会秩序、救灾等工作，都作了安排。会后，刘贤权立即带领所部出奇兵，绕过鸡西至密山之间的土匪不打，采用突袭的战术，以迅速的动作直捣密山。我军又急速从密山打回鸡西，于5月29日打回永安，第二天，打回半截河，配合鸡西军分区部队消灭了密山至鸡西一带的土匪，击溃了谢文东匪部，歼匪1000余人，解了鸡西之围。此时，东北我军主力在正面战场上已被迫放弃四平、长春等地，战争形势十分严峻。为了迅速收复绥阳、绥芬河，打通中国与苏联的国际通道，巩固后方支援前线，刘贤权顾不得休息，改变了继续追剿谢文东匪部的计划，立即指挥部队南下，向绥阳以西的关口要地——细鳞河急进。
1946年6月1日，当刘贤权尚在鸡西地区作战时，即令我东线先头部队向固守在细鳞河地区的顽匪发起了攻击。匪军从绥阳调来了机车碉堡并不断地向我射击，战斗异常激烈。6月3日，刘贤权首次命令我坦克部队和装甲车投入战斗。指挥我主力部队在炮兵和坦克的支援下，发起猛攻，一举击溃了匪军，攻克了细鳞河，残匪逃离绥阳。6月4日，刘贤权带领部队东进解放了绥阳县城和边境口岸重镇——绥芬河。
细鳞河之战是刘贤权在战斗中第一次指挥步兵、炮兵、坦克的协同作战，也是我军正式组建的坦克部队首次投入战斗，他当年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此次战斗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时任牡丹江军区2团团长的王敬之在他的回忆录《三赴东宁》中写道：
“记得我们2团在解放穆棱县八面通之后，正要组织进剿谢文东匪部，突然接到命令，在刘贤权率领下同兄弟部队一起向绥芬河方向进军。这时马桥河已为兄弟部队收复，我团奉命正面攻击细鳞河。在大炮坦克火力支援下，我2团同兄弟部队同时发动猛攻，将细鳞河敌击溃。占据在绥阳、绥芬河一线，企图西犯的匪徒迅速后撤，我军跟踪追击，相继收复了绥阳县城和滨绥铁路的终点绥芬河镇。绥芬河镇是边境口岸，铁路直通苏联，它的攻克，打通了中国与苏联的国际通道，这在当时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而参加了此次战斗的坦克手贾怀彦、靳志在回忆录《人民铁甲初试锋芒》中记述了我军建制坦克部队首次参战打响的第一炮：
“我坦克大队接受了配合牡丹江军区民主联军步兵进剿谢文东匪部的光荣任务。这是我军第一个坦克大队第一次用自己的坦克打仗。每个战士的眼发红，心在跳，热血在沸腾，人人都急于参战。经过几天的紧张准备，由副大队长高克带领4辆坦克从宁安车站出发。当火车行至绥阳县附近时，发现前面的桥已被敌人破坏，只能在距离绥阳县约20公里的细鳞河下车。火车刚进站，敌人就向我们开炮。于是坦克在火车上就向敌人开了火，回击了几炮，敌人的火炮变成了哑巴。那天下午1点多钟，我们的两辆坦克在3发红色信号弹的命令下，从正面向细鳞河山上的敌人冲击，歼敌一部，残敌溃逃。”
收复绥阳、绥芬河后，刘贤权即着手准备由绥阳南下，进击东宁。东宁县原已被我军解放，部队离开后，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枝林、惯匪吴家三虎（三兄弟）等混进县城，策划了保安队叛乱，杀害我30多名干部、战士，并囚禁我党派去的杨县长。为了打好这一仗，刘贤权命令部队进驻绥阳做短暂休整，补充武器弹药。此时他又拟定了攻打东宁的作战方案，决心兵分四路，合围东宁守敌。
1946年6月10日清晨，刘贤权和担任主攻任务的2团团长王敬之率领步兵、炮兵和当时我坦克大队最好的两辆坦克，从绥阳、绥芬河出发，绕过东宁土匪设在万鹿沟一带的主防御阵地，从通沟插向东宁侧后，拟首先断敌南逃大黑山之路，然后再分进合击，以求全歼守敌。当部队行进到离东宁10公里的地段时，刘贤权发现这里的地形极为险要，公路两侧是陡峭的高山峡谷，草木茂密。他判断敌人可能在这一带设伏，便命令部队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前卫营奉命派出尖兵在公路两侧山岭搜索前进，走了一程，没有发现敌情就麻痹大意了，擅自将尖兵撤了下来。结果，部队前进到通往沟岭北沟的险要山地时，突然遭到敌人伏击。部队立即投入战斗，匪军以猛烈的火力把我军压在公路两侧的浅沟里，情况十分危急。刘贤权当机立断，命令我炮兵和坦克部队立即投入战斗。
炮团团长黄东保带着几门大炮赶了上来，迅速组织炮火向敌猛轰，我步兵在炮火和坦克的支援下向敌占山峰发起冲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恶战，粉碎了敌人的伏击。有关这次战斗，《人民铁甲 初试锋芒》一书中写道：“一阵密集的枪声，震荡山谷，前面传下来：先头部队在头沟遭到敌人伏击。枪声一阵比一阵紧，打得听不出点儿来。一个参谋气喘喘地跑下来，对着副大队长说：‘刘（贤权）司令命令坦克立即开上去，掩护步兵攻占东山头！’我们开到战地一一看，敌人在东山头架起了重机枪，正在疯狂地向我步兵扫射。山头不高，我们坦克开到离敌人二三百米的小河边，靳志打开炮门，从炮膛里瞄准一个机枪火力点（当时没瞄准镜），只一炮，连人带枪都打飞了。两门坦克炮不停地轰击，掩护着步兵一举攻上山头，溃散的敌人窜进大松林里去了。”
当天下午，我军在粉碎了土匪的伏击后，一面追击逃匪，一面按预定部署兵分4路向东宁县城进行合击。2团l营两个连插向东宁南侧，从城南进攻；2团3营两个连及炮兵连，攻占碱厂沟，从侧面攻城；15团2营3个连，从通沟渡河，控制河南高地，配合2团进攻；1团3营3个连从通沟东侧向北河沿佯攻，以牵制敌之主力。同时刘贤权命令坦克大队已参战的两辆坦克引导2团的前卫部队，利用夜暗的掩护奔袭东宁城，要在拂晓前攻入城内，并配合步兵歼灭城内守敌。
6月10日深夜，2团政治处主任王日轩率2连机智地截获了土匪3辆装满军用物资开往老黑山的汽车，俘敌10余人，缴长、短枪10余支。经过对俘虏的审讯，得知土匪大部集中在北山上，准备袭击我攻城部队，县城空虚。王日轩即率领2连，乘坐缴获的3辆汽车，直扑东京城。队伍在城外下车，于6月11日4时，悄然袭人东宁城，砸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干部和群众。紧接着，我大部队的前卫连在两辆坦克的掩护下，也冲进城，随即展开战斗。1946年6月11日7时，战斗结束，东宁县城解放。
东宁县城是匪军最为重要的后方基地。从穆棱、细鳞河、绥阳、绥芬河等处溃退下来的敌人也都将物资囤积在这里，因此我军的缴获包括汽车、武器、弹药和其他各种物资，其数量之多超出了想象。匪军不甘心就此丢掉东宁城。6月11日清晨，北山之敌继以各种火炮和轻、重机枪向我军阵地疯狂射击。为了迅速解除北山之敌对我东宁城的威胁，刘贤权命令2团团长王敬之率2团一部，在两辆坦克的协同下立即向北山之敌发起了进攻，残匪们仗着熟悉地形，纷纷逃往深山。与此同时，东宁城外围的战斗仍在进行。不久被合围的股匪大部被歼，外围战斗于当日下午即告结束。
当年参加战斗的王湖同志，著《1团3营在东宁剿匪简记》中介绍：
“匪敌向东宁溃逃，我部尾随其后，穷追不舍，直到距东宁十华里，为等待另一路包围东宁的部队到达，我营才停止前进。夜间部队露宿山头。翌日（6月11日），先后到达的部队已将东宁包围起来，我们一齐向前推进。敌人发现我军迫近县城，就用迫击炮阻击，我军也用迫击炮还击，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我军正面进攻打响后，我营又从西侧推进。下午3、4点钟，部分敌人向我营方向出击企图突围逃跑。9连在重机枪掩护下，迅速向敌人发起冲锋，敌人一部被歼，一部夺路逃跑。我营缴获汽车一辆，重机枪一挺，武器弹药一部……东宁县城获得彻底解放，我营留守县城。我军各部，乘胜奔袭于深山老林，追歼残匪，不久，东宁股匪基本肃清。”
我军经东宁城北山战斗回城不久，即得到情报，匪首王枝林集结东宁南路匪军主力数百人乘汽车正从城南方向，反扑而来，前锋已过大肚川。刘贤权命令王敬之急速率队抢占南山，采用近战歼敌的战术，击溃了匪军的反扑，毙敌40余名，俘敌30余名。随后为迅速消灭残匪，刘贤权命令王敬之率2团大部直奔东宁城南的大肚川、楼头、老黑山方向追击前进。第二天，6月12日，又有700余名土匪向东宁方向进犯，这是匪军的最后一次反扑，我军在刘贤权亲自指挥下歼敌一部，残匪丢下重武器向山林中溃散。有关匪军向东宁方向的反扑，王光辉著《东宁剿匪战例》一文介绍：
“6月11日，匪吴团（1团）一部约400多人向我县城反扑，当即被我击溃。次日，敌又以仅有的兵力800余人，再次组织向我反击。在我炮火和坦克的配合下，敌人遭到严厉打击。除匪首王枝林带残部30余人逃窜外，其余已被我全歼。溃散之少数匪徒到6月底全部被我肃清，东宁全境解放（匪首王枝林1946年8月在哈尔滨被我公审处决）。”
6月15日，刘贤权在东宁召开干部会议，了解敌情，布置战斗任务。第二天，他又参加二团战斗检讨会，表扬二团作战勇敢，冲锋快，严肃批评个别干部执行命令不坚决，如擅自撤回尖兵，通讯联络差，要吸取教训。
17日，刘贤权率部南下至大肚川，我各部队按命令继续向红石砬子、二十八道河、金厂等方向追剿残匪。从6月11日至6月30日，部队不顾疲劳昼夜兼程，连续奔袭合围，同时我军也积极展开政治攻势，据不完全统计，收降、俘虏土匪约1000余人，其中我14团2营在红石砬子村，通过政策宣传一次就使120余名土匪携械投诚。
1946年6月下旬，在刘贤权指挥我进剿东线的步、炮、坦各部队在东宁一带清剿王、吴残匪的同时，为了彻底消灭位于密山东北方向完达山南北两面的各股匪，我鸡西分区部队（牡丹江军区）3支队配合刚刚到达鸡西的359旅主力，于6月25日首先向再次进犯东安的土匪发起进剿，匪军不战而逃。随后我军一部继续在完达山南面的一带清剿，一部越过人迹罕至的完达山，配合合江军区部队于6月30日，解放了位于完达山北面的宝清县城。不久，谢文东匪部主力被我军的联合进剿所歼灭。
刘贤权指挥我东线剿匪部队，从1946年5月中旬至6月末，历时约一个半月，经大、小战斗10余次，将王、吴所部之各股匪全部肃清，歼敌2000余人（不包括刘贤权率部在穆棱以北，鸡西密山一线的歼匪数），缴获了各种火炮和数十辆汽车，以及枪支、弹药等各种装备在内的大批军用物资，并解放了被困于石门子村的杨县长。
1946年7月11日，东宁地区罪大恶极的匪首王枝林逃到哈尔滨市后被公安局逮捕。
1946年7月12日，《牡丹江日报》报道了刘贤权率部剿匪这一胜利：“我绥宁民主联军部队，在刘贤权司令员率领下，歼灭东宁王枝林匪部2000余人，我民主联军总部特于日前向全军通令嘉奖。”
7月l9日，刘贤权在宁安召开会议讨论工作，他强调：一、要明确部队的职责任务；二、要重视部队整顿；三、炮兵是我军坚持阵地战的必要武器，应明确炮兵建设的重要。搞好作战总结。
此次东进战役还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抗战胜利后，牡丹江地区遗有大量的武器装备，所以此次战役敌我双方的部队都装备有各种火炮、追击炮、掷弹筒和大量的轻重机枪，武器装备之精良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二是战线主要在铁路、公路沿线展开。由于日本侵略军曾在此经营多年，战区铁路、公路都较完善，因此双方都积极的利用火车、装甲列车、汽车等运送部队和装备。我剿匪部队在不分昼夜的追击、奔袭、伏击、合围中，基本上适应了当时机械化程度较高，部队运动快，形势战场变化快的特点；三是我军首次使用新建制的坦克部队，连续多次参加了战斗，一直到战役的结束。坦克大队参战给刘贤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战例也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也给刘贤权后来的战斗指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四是我军除采用了一些在抗日战争中反“扫荡”、反“清剿”和日寇对付我们的各种传统战术外，在我兵力不足，地形不熟的情况下，还采用了力求歼敌于溃散之中的击溃追歼战术，并取得了成功。此后刘贤权在湘西剿匪和滇南战役指挥38军两个师进行大纵深的战役迂回时，都再次成功地采用过这种战术。这一战术的基本特点是：对于无法包围聚歼之敌，首先一鼓作气将其击溃冲散，使其迅速失去抵抗能力；随后，立即展开追剿，不给敌以喘息之机，使敌无法恢复战斗力和进行有组织的撤退，迫使其始终处于溃散奔逃之中。在追歼逃敌时，要努力实现超越追击和包抄拦截，力求创造伏击与合围的战机，同时还要积极的开展政治攻势以达大量俘敌之目的；最后则是划分区域，实行梳篦式的搜剿以扫清残匪、散匪。这种战术既不同于一般的击溃战，也不同于普通的歼灭战。它以击溃战的形式开始，以歼灭战的结果结束。由于这一打法在一开始就使敌丧失了战斗力并始终处于逃散的状态之中，因而我军可以小的代价，不多的兵力，在短时间内大量的俘敌歼敌。如，我2团2连在奔楼头一带追击中，以一个班的兵力超越逃敌，当敌正在涉水渡河时，突以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所震而使敌缴械投降，这样我尖刀班未费一枪一弹就抓了70余名俘虏。
总之，东线剿匪战役的这些特点和经验，对刘贤权后来的作战指挥都不无启发。
难忘的回忆
冬去春来，牡丹江的局面已经打开。阳光和煦，森林吐绿，江水畅流，大地如洗。饱受匪患蹂躏的牡丹江地区，沐浴在剿匪胜利的欢歌笑语中。6月27日，刘贤权回到牡丹江后，才知道张闻天同志已去合江。1946年12月底，刘贤权调任合江军区第3（富锦）军分区司令员，虽然仍在张闻天同志领导下工作，但除了省军区，几次党委会外，平素很少能同他见面。同年7月，刘贤权离开合江到一纵队工作，此后因工作多次调动，他再也没有见到张闻天同志。在张闻天领导下共同开辟牡丹江的斗争中，他们结下了深厚
的战友情谊，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四十年后，当刘贤权将军撰写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90周年文章时，往事仍历历在目。
将军写道：“我每次返回宁安向张闻天同志汇报工作，他都留我同住在一栋房子里，和我一起用餐。有一次，在谈工作之余，还劝我成个家。他说：‘我知道你爱人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高材生，为了抗日救国，放弃了北京的舒适生活和理想的工作，到前线来救死扶伤，不幸英勇牺牲了。这样的同志是值得怀念的，可是你已经30多岁了，不能老当单身汉，该找个对象了。不一定非要大学生不可，只要人老实忠厚，文化可以在工作中提高。’他像兄长一样的关怀，使我非常感动。我向他表示等消灭了牡丹江地区的土匪再成家。”
将军还写道：“不要以为张闻天同志和学者一样，总是细言细语，发起脾气来也很厉害呢。牡丹江局势稳定之后，航校迁来了。他们搜集了些日本飞机，装备好了几架，大家听说后都想坐坐。有一天？航校常乾坤校长请我们坐一架双发动机的飞机在天上转了
几圈，我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张闻天同志。不料，他把脸沉下来了，厉声地说：‘你们都是领导干部，要为革命负责，要为自己负责。那些飞机都没有安全保障，一旦摔下来，后果不堪设想。怎么能拿生命当儿戏！’我这个三十几岁的老兵，当时像个闯了祸的孩子，无话可说，心里被他的友爱话烫烧得火辣辣的。”
东线剿匪战役结束之后，东北国民党正规军主力在占领四平、长春后，继续保持北进态势，其前锋逼向哈尔滨的南大门——双城。刘贤权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急令牡丹江军区2团进至哈尔滨与牡丹江之间的一面坡、苇河、亚布力一带布防，扫荡牡丹江西线路两侧的土匪、残匪近千名。同时又令该团做好准备，一旦敌军攻占哈尔滨则立即破坏铁路，依托有利地形坚决阻击敌军沿铁路向牡丹江方向进犯。
不久，在我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的坚决打击下，敌军被迫放弃了攻占哈尔滨的企图，而将其主力的攻击方向由北满转向南满。这样，刘贤权也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根据地建设和清剿残匪，彻底根除匪患的斗争上。
8月14日，刘贤权在宁安召开县委会，明确宁安县下属l、2、3、6区不变，4、5区划归新海县，并要求县委办好党群研究班、培养干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生产问题、财政收入都要有明确方针。
1946年秋，随着天气转凉，牡丹江地区的股匪已逐渐被消灭了，为了最后剿灭藏匿于深山密林中的顽匪、残匪，刘贤权经冷静的思考决定改变战术，不再以大部队为主，而是组织精干的小部队，分散进入深山密林之中追剿顽匪、残匪（这时牡丹江军区改为牡丹江军分区，刘贤权继任分区司令员。不久，刘思奇同志任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刘贤权边工作边等待另行分配）。至1947年春，除潜藏的少数残匪、余匪特外，牡丹江地区的土匪已被肃清。对当年我2团小分队剿匪战斗的艺术性描写，随着2团副政委曲
波同志所著《林海雪原》一书的出版，以及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上演早已家喻户晓。不过刘贤权未等看到最后的战果，便已被调到合江军区第三军分区了。
随着牡丹江地区剿匪战斗的结束和东北我军反攻的开始，牡丹江军区2团被升级为主力部队，全团于1947年8月，归属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38军)。1947年7月，刘贤权调至1纵工作，他和他曾经指挥过的部队又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相会了。从此，他们将共同南征北战，为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再立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