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入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公然进行武装干涉，并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北方西海岸仁川登陆，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不断向北进犯。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严重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一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从此开始了。
这时，刘贤权正在湘西领导剿匪。他在指挥部队剿匪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变化，对他原来所在的38军入朝作战的情况则尤为关注。就他本意而言，他很希望能回到38军参加抗美援朝。但是，到47军来是他自己同意的，马上再提要求，实在有点说不出口，只好多看些战报。12月1日，传来了志愿军第二次战役胜利的消息，特别是读到彭德怀司令员嘉奖38军的电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138军万岁！”时，他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流下了热泪，为38军高兴。
1951年1月，当湘西剿匪斗争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候，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为了粉碎敌人之企图，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大量歼灭敌人、完全解放朝鲜之目的，决定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组织第二轮志愿军入朝作战。”命令要求47军2月15日撤离湘西，在长沙等地集结，3月北上，4月跨过鸭绿江，执行作战任务。2月19日，四野司令部电令47军军部率139师、141师到长沙集结，140师到湘潭集结。这样，刘贤权早已渴望的入朝作战愿望就要实现了。
接到上级下达的集结命令时，47军几万人遍布在湘西武陵山、雪峰山和苗岭地区几千公里的点、面上。保证按期把高度分散的部队收拢起来，到达指定位置，是当务之急。更重要的是，出国作战毕竟和国内打仗不同，无论从作战对象、作战手段、地理条件、后方保障，还是群众基础等都会遇到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情况。曹里怀军长立即召开了军党委会，专门研究部队集结问题，决定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保质保量完成集结任务。在领导干部分工上，政治动员和思想工作由政治部主任陈发洪负责；收拢部队和开进计划，由刘贤权负责。
按照党委的分工，刘贤权和蒋克诚副参谋长很快主持拟定了集结计划：军部由沅陵乘船到常德，尔后步行到长沙；139师沿沅（陵）常（德）公路，先乘汽车到常德，然后乘船到长沙；140师沿怀（化）邵（阳）公路，坐汽车到衡阳，然后步行到湘潭；141师从湘西北部坐汽车到常德，然后步行到长沙。
在刘贤权和蒋克诚指挥下，部队按照集结命令从偏僻的山区，从湘西的数干个点上，秩序井然地向集结地开进。为了保证运输，军部集中了365台汽车，往返输送1380余台次，每辆汽车平均要往返四五次。部队水陆齐进，像千条溪流汇人大海一样，浩浩荡荡向长沙集中，终于在2月底，全部安全到达长沙，圆满完成了集结任务。
在指挥部队集结的十几天中，刘贤权既要协调各路队伍的运输，保证按时到达；还要进行剿匪收尾工作。他像一架充满活力的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就不停息，直到完成任务为止。这期间，他的妻子产后不到半个月，他却来不及给她端一杯水，送一碗饭。
现在，他将出征朝鲜前线。在动身前夕，他匆匆赶回去向妻儿告别。作为一个戎马半生的高级干部，他始终没有留意过小家庭建设。夫妻二人都忙于工作，平日都是各自住在单位，到食堂就餐，说走就走；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刘贤权虽然性格质朴内向，但36岁喜得贵子，内心充满着对妻儿炽热的爱。他为不能照顾妻子而歉疚，在这远别的时刻，他和她相对而坐，深情地望着未满月的儿子，默默无语，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出发的时间到了，他站起来，转身要走……
“等一等！”妻子喊住了他。他愕然了，还有什么事？
“孩子的名字还没有商量好！”妻子绍杰微笑着不无嗔怪地说。
是啊，他忙昏了头。儿子出生就要满月了，他居然忘记给儿子起名字！人的姓名是一种符号，但父母给孩子起名却大有说法。有的名字表示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有的凝结着父母的爱的结晶，有的兼而有之。他们夫妻经过协商，很快达成共识，一致认为湘西、阮陵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贺龙、粟裕都是湘西人。“我们的儿子出生在这里就叫湘沅吧！这很有纪念意义。”
刘贤权望着刚刚有了名字的儿子，深情的望着即将分别的妻子，嘱咐她保重身体，并坚定地说：“抚养好咱的儿子，湘沅长大让他当兵扛枪！朝鲜战争我们必胜，放心吧！再见了！”
全军进至集结地域后，刘贤权又一头扎进战前的准备中。部队进行了编制调整，精简了机关，充实了连队，对两万名新兵进行了以技术为主的军事训练。
当时47军领导班子变动较大。政委周赤萍和参谋长刘子云调走后，都还没有新的任命。部队集结后，上级委托黄克诚同志在长沙和刘贤权谈过一次话，决定由刘贤权接替周赤萍同志任军政委。但他从军里的实际情况考虑，部队马上要出国作战，参谋长长期缺职，如果他这个比较熟悉情况的副军长再一“改行”，军事干部中只有曹里怀军长一个人跳“光杆舞”，这显然对整个工作是不利的。自己继续当副军长协助曹里怀军长，会更有利于部队作战和指挥，于是他诚恳地提出继续当副军长。在他的坚决要求下，上级尊重了他的意见，入朝不久，调李人林任军政委。
3月28日，全军59000多人，2700匹战马，850多吨军用物资，分别装在1387节车厢里，编为39个专列，在汽笛长鸣声中，浩浩荡荡依次北上，沿粤汉、京汉、北宁、安沈铁路，于4月3日到6日，先后抵达中朝边境重镇安东（今丹东市）。
4月11日下午4时，刘贤权带领作战参谋来到鸭绿江大铁桥中国一侧的桥头，开始指挥部队过江。刘贤权举目眺望，江水碧绿依旧，铁桥巍然屹立，但桥面弹痕累累，江心南侧的四五个桥墩垫上了高高的枕木，战火的确已经烧到祖国门口。黄昏时分，大部队通过江桥，刘贤权随后乘车向对岸驶去。一踏上朝鲜国土，只觉满目苍凉。坐落在江边的朝鲜重镇新义州，变成了一片瓦砾。这里没有了街道，没有了商店，没有了厂房，只有残墙断壁，在夜风中默默地矗立。
任凭刘贤权身经百战，历经磨练，他也禁不住百感交集，义愤填膺。美丽的城市变成一片废墟，朝鲜人民在流血，在牺牲，他们在遭受何等残酷的战争磨难！如果说，刘贤权在集结之初，还只是以一个革命军人的本性和责任心感到这次入朝作战的重要性，那么，此时此刻，他对党中央、毛主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则有了切肤之感，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情和理性相结合的认识。是啊，如果不是党中央、毛主席定下抗美援朝的决心，如果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适时地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给美国侵略军以迎头痛击，把他们赶到三八线以南，那么，罪恶的侵略战火就必然烧到中国。
在夜色浓重的子夜，他们到达宜川，曹军长已派参谋在此迎候。在参谋的引导下，刘贤权来到一座低矮的小房前，进门一看，在明亮的灯光下，一位留着长须，着洁白衣裤的老人，正在和曹军长讲述一次战役的经过。看来老人谈兴正浓，刘贤权不愿打断他们的谈话，坐了下来，听老人继续讲述说：“10月23日，李承晚的军队拉着大炮从我这门前往北走。第二天晚间，从北面传来隆隆的炮声。25日下午，他们败下阵来，又从我门口一窝蜂似的往南跑，也就是今晚这么个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来了。”
“北面炮响是什么地方？”军长问。
“龟城。”老人说。
“这里离龟城多远？”
“60里。”
“时间太紧了。不然，我们可以到那里去看看，在现地学习第一批出国部队作战的经验。”军长对刘贤权说。
“不用急，听说我们要到的顺川一带，就是二次战役的战场。38军现在离那里不远，我们可以去找找他们。”刘贤权说。
“嘿，老刘，咱们又想到了一起。到了驻地，咱们登门去请教。”军长爽朗地说。
自从部队奉命集结以来，曹里怀和刘贤权二人都在思考着入朝作战的各种问题。战争是一门艺术。对于曹里怀和刘贤权二人来说，他们南征北战，经验丰富，从战争中学会战争，已经熟悉国内革命战争指挥艺术，就像一位乐队指挥熟悉他的乐队一样，可以演奏出各色各样的威武雄壮的乐章。但是，这一次出国作战，毕竟有所不同。刘贤权清醒地知道：他们的对手不是气数已尽、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队，而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美军。应当承认，美军装备精良并掌握着空中优势。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不仅要知已，还要知彼，更要知道在战争中扬长避短，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现在自己还没有和敌人正面接触，没有自己的直接经验，那么学习兄弟部队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来丰富自己的指挥艺术，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4月20日至23日，部队到达永柔、顺川、南阳里地区后，刘贤权对曹军长说：“38军司令部住在肃川的楣南里，离这里才20公里，你看咱们什么时间去一趟？我派人先给他们打个招呼。”曹军长爽快地说：“打什么招呼？明天就去！”
到38军取经
安顿好部队以后，曹、刘二人立即驱车到楣南里，此行目的十分明确：学习取经，了解敌情。
他们来到村里找到了38军江拥辉副军长。仨人虽然所属部队不同，但彼此都很熟悉。平津战役时，曹里怀同志是38军副军长，江拥辉和刘贤权分别是112师和114师的师长。三个老战友-38军的三任副军长，在朝鲜战场上重逢，感到格外亲切，六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你们这里好隐蔽啊，叫我们找得好苦哇！”曹军长快言快语地说了起来。
“你们刚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可能还不习惯。你们该先打个招呼，我好派人去接。”江拥辉说。
“我们前天刚到，迫不及待地来找‘万岁军’学习、取经来了！”
“老首长这么说，我们可担待不起。”
这时，38军刚从汉江前线下来。梁兴初军长有病回国治疗，刘西元政委奉命回北京向军委汇报，管松涛参谋长在第一次战役后就回国了，又没有副参谋长，所以，整个工作担子全都压在江拥辉身上，真是忙得够呛。但是，江拥辉硬是陪了他们一整天，向他们介绍了朝鲜战场的情况。从地形、气候、道路到美军特点、李承晚军队特点；从38军入朝以来作战经过，到遇到些什么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以及他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作了详细的陈述。
刘贤权聚精会神，头也不抬地边听边记，生怕漏掉什么。曹军长说：“我们看过《被人们欢呼为万岁军的部队》这篇文章，也知道讲的是38军。但是，文章没有老江介绍的这样全面细致，真是难得的宝贵经验。”
这时，刘贤权又抬起头来说：“老江，一、二、三次战役都是进攻战，希望你再给我们讲讲防御战的经验。”
“谈不上什么经验，就是把我们怎么做的说说吧，”江拥辉说，
“一、二、三次战役的作战形式主要是进攻战，其中也有防御。”
最后，江拥辉顺手递过一份志愿军的通报，通报表扬38军从2月底到3月12日“坚守汉江南岸阵地，已历时l7昼夜，美军虽在大量飞机、坦克、大炮配合下，昼夜轮番攻击，均被该军英勇顽强守备和不断反击，予敌沉重打击。迄今汉江南岸基本阵地，仍屹然未动。分割隔离东西线敌军，有利我军主力向敌反击，特予通报表扬。”
江拥辉说：“我们在汉江南岸坚守了22天，完成了任务。2月16日撤至江北，我们又在江北坚守了28天，才由兄弟部队接替防务，到这里休整。在守备战中，构筑工事很重要……”
江拥辉诚恳坦率，实实在在，侃侃而谈，将他们的感受和盘托出。曹刘二人倾心细听，边听边记，时有所思。刘贤权觉得这真是阵前一席话，胜读百卷书，受益匪浅。不知不觉，天色转暗了，他们该回去了。曹里杯同志说：“老江，你讲的这些，有没有材料？”江拥辉说道：“我们刚下来，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刘贤权连忙说：“我看你把手头的给我们就行。”江拥辉说：“前几天60军的同志来，我只写了个提纲，别人看不明白啊！”边说边摇晃着一沓材料。刘贤权伸手把江拥辉手上的材料抢了过来，非常认真地说：“先给我！我回去对对笔记！”曹里怀爽朗地大笑起来：“老江，可见你介绍的情况对我们有多么重要！我和老刘在一起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见过他动手抢呢！”三位老战友在会心的笑声中话别了。
在返回的路上，他们还在回味江拥辉的介绍。曹军长说道：
“我看你对他们打守备战的经验比进攻战的经验似乎更重视。”刘贤权说：“是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上去以后，打二次战役、三次战役那样进攻战的机会可能不会很多，很可能要先打守备战。”曹军长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守备战的经验可能对我们更有直接帮助。”
坚守临津江
1951年4月24日，47军各部到达指定地区后，立即执行修建临时军用机场的任务。这期间，志愿军正在进行第五次战役，敌我双方在“三八线”地区激战。我军冒着敌机疯狂轰炸、扫射，突击抢修，经过46天日夜奋战，圆满完成了永柔、顺安、顺川、南阳里机场的修建任务。
五次战役结束后，我军采取机动防御的作战方针，以空间换时间，退守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以便为以后发起第六次战役做准备。而敌人则继续保持进攻态势不断北犯，但前推并不十分积极。6月初，47军奉命开赴前线，进至临津江以东、铁原以西、涟川西北地区，接替65军防务。根据志愿军总部“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达到大量消耗敌人和坚决阻击敌人继续向西、向北进犯，确保我临津江以东阵地安全”的命令，军直部署在揪川里西南渔阳里、陵洞地区；140师为第一线，加强军直侦察营，炮兵第8师31团、43团、404团，战车第1团两个连，担任临津江以东南起高作里、北至小峙目正面40公里，纵深20公里的防御地带；141师为第二线配置在临津江以西市边里地区，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沿铁原、涟川北犯之敌；139师在平山、南川店构筑工事，并随时准备机动作战。
据颜彦同志回忆：这期间，刘贤权为了赢得作战的胜利，带领作战科长李庆三和我们几名参谋亲赴前沿侦察敌情，观察地形。他同大家一起，夜间露宿在临津江边，白天隐蔽在灌木丛中直接观察敌人的布防情况。就这样在最前沿活动了十多天。几十年后，颜彦十分感慨地说：“作为军的首长，如此不顾个人安危，不畏艰险，如此深入实际，细微扎实，亲自操劳，是很不多见的。我们无不为之感动，受到深深的激励。”
部队上前线之后，为了加强主要作战方向的指挥，军党委常委研究，需要一名军领导负责组织前方指挥所，以便了解和掌握一线部队作战情况，协调师团进行指挥。刘贤权说：“前面只有一个师，我去合适。”副参谋长蒋克诚也要去前指，他说：“一个师在前面，我去也可以。”刘贤权说：“我们军现在没有参谋长，你还是留在军部，协助军长掌握全面情况。”曹军长了解刘贤权，组织作战细致有经验、指挥果断、善于分析、敢下决心，由他领导前指比较合适，他说：“还是老刘去吧！”刚到任的军政委李人林也同意军长的意见。最后，根据军常委的决定，由刘贤权负责组织指挥前指。
部队上前线不久，曹里怀指定刘贤权代表47军参加了志司召开的一次高干会议。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和“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以及针对美国谋求和谈的信息而准备同敌人进行谈判的指示。毛主席指出：“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量歼敌有生力量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选择攻击的目标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刘贤权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的指示是对我军前五次战役经验与教训的高度总结，他明确了我军今后作战的指导原则和争取实现的战略目标。
在会上，刘贤权把对毛主席指示重要意义的感受以及彭总那冷峻而严肃的面容都深深的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并认真做了记录。在他晚年对儿女们讲起此事时，一切仍旧是那样的清晰。
6月19日，刘贤权带参谋人员和电台到了前线，在140师附近五峰山的清云洞开设了军前指，刘贤权首先组织前指干部和师的领导进行实地勘察。当时敌人处于进攻的态势，但地形对我有利，我军虽然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防线，可所占的地区是连绵的高地，十
分有利于防守。问题是由于我军原来采取的是机动防御的作战方针，我140师前边的两个团在宽达40公里的防御正面只构筑有一般的野战工事。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上级交给的坚决阻敌继续向西、向北进犯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作战的指导思想。为此，刘贤权与140师代师长黎原等同志经周密分析，同师党委作出了打阵地防御战的决定，强调要坚决守住现有阵地，绝不能再后撤一步。
据此，刘贤权亲自修改签发给各部队的电报，强调一定要发扬死打硬拼、寸土必争的精神，要勇于反复争夺，绝不允许轻易地放弃阵地。
在炮火的使用上，刘贤权提出把现在为机动防御而配备在临津江两岸的加强炮兵，大部分前推到临津江东岸。因为现在的炮兵位置按我炮火的有效射程很难支援前沿，更难以压制敌人的炮兵。这个建议得到了军长、政委的批准，也受到了炮兵部队的赞同。这一火力配备的调整，既能充分发挥我炮兵的威力，又鼓舞了前沿守备部队的士气，从整体上提高了战斗力，增强了我军由机动防御转入打阵地守备战的信心。
刘贤权深知，要坚守阵地，构筑好工事，至关重要。于是他下到前沿的营、团部队，细致检查工事构筑情况，教育部队一定要把工事修好，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打好守备战；同时他具体介绍了38军修防空洞的经验，要求部队结合阵地实际情况加以效仿。战士们立刻干起来，开始，只是在立射掩体的后部
或交通壕一侧挖防炮洞。后来，有的掩体挖了两个防炮洞，挖来挖去这些防炮洞互相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马蹄形的小坑道。敌人打炮时，一个战斗小组或是半个班，只留一人监视敌人，多数人员到防炮洞里隐蔽。等敌人炮火延伸时，战士们一跃而出，展开近战，打退敌人的进攻。这真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我时打不着，我打你时打到了”。后来，47军在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战士的这一创举，引起彭德怀司令员的重视，认为这是群众的一个创造。1951年10月，志愿军司令部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志愿军中进行推广。
47军部队上阵地后的第三天，美军主力骑1师所属部队即在机、坦克和地面炮火的支援下，先后于6月22日、23日、24日和7月8日，对我防御阵地的突出部、结合部发动了四次较大的进攻，均被我一一挫败。初战告捷，证实了刘贤权和140师党委所作出的阵地坚守防御作战指导思想的正确，更重要的是锻炼了部队，鼓舞了斗志，也初步熟悉了敌人。用战士的话来说：“原来美国兵也是一堆大草包！”虽然美骑1师号称是美军的王牌，但是在英雄的志愿军面前，也被碰得头破血流。
7月13日，美骑1师被美25师、土耳其旅、希腊营接替下去。这些部队上来后又多次向我阵地发起进攻，均遭失败，被迫退至铁原、涟川以西转为防御。这样一来，在敌我阵地之间出现了20公里的缓冲地带。根据这种态势，刘贤权与140师师长黎原，政委赵平研究决定加强我在缓冲地带的活动，在部队开展“歼敌一个排”、“捉十个俘虏”、“击落两架敌机”的杀敌竞赛活动。于是，各团纷纷组织小分队，神出鬼没地出现在缓冲地带，或夜暗伏击，或突然袭击，袭扰消耗敌人。我军的积极活动，迫使敌人放弃了夜月山、天德山等前沿阵地，小股敌人不敢轻易活动。
在140师坚守临津江东岸的同时，我139师加强炮兵一部，奉命于1951年7月7日进抵开城城郊，担负保卫开城谈判的任务。此间，刘贤权奉命与139师师长颜德明赶赴开城，在志愿军邓华副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亲自安排139师所担负的任务及所出现的问题和善后工作。任务完成后，除留少数部队继续担任保卫任务外，139师主力奉命于1951年8月20日撤离开城。
8月3日，敌军又进行换防，由美军骑1师接替其他敌军的任务。一直在前指的刘贤权觉得这是一次好的战机，他要求140师乘敌换防之际立即组织进攻。这是一次在总体上防御而在局部采取进攻的成功战例。我140师一举攻占了大马里、夜月山、天德山、大光里、272高地一线，进逼铁原以西、涟川以北，把我军的防御阵地向前推了10至15公里，直接威胁敌前沿和铁原到涟川的交通安全。敌人为了夺回失地，于8月4日至7日，连续向夜月山阵地发起进攻。守在夜月山的419团8连3班顽强抗击，打退敌人14次冲锋，在友邻部队反冲击的配合下，守住了阵地，该班荣立集体特等功，并获“夜月山英雄班”的光荣称号。
刘贤权鉴于140师从6月19日上阵地以来到8月中旬已经战斗了两个月，十分艰苦，同时为使其他部队普遍受到锻炼，直接取得同美军作战的经验，便向军长建议由141师和139师一部接替140师全部防务，得到了军长的赞同，并周密地作了部署。139师部队于8月22日上阵地后，士气高涨，很想打个胜仗。刘贤权要求他们拿下338.1高地。该高地是对面敌人一个突出、孤立的阵地，由美骑l师7团一个加强连守备。决心定下后，刘贤权告诫部队领导说：“你们士气高昂，求战心切是好事，但思想上特别是用兵上千万不要轻敌。攻占敌人一个加强连的阵地，以一个加强营的优势兵力为好。”
领受攻击任务的415团团长李洪杰、政委刘玉堂立即抓紧战前准备。通过侦察，他们发现敌人从五次战役后，在部署上处于进攻态势，没有更多的防御措施，心理上也比较松懈，对我军实施局部攻击的可能准备不足。这正是我一次攻其不备的有利战机，决心用两个连的兵力，以奇袭的打法，吃掉敌人这个加强连。由于准备充分，决心正确，政治思想工作得力，部队士气高涨，强攻一举得手，仅经70分钟的战斗，毙敌120余人，俘敌11人，缴各种炮6门，创47军入朝作战以来强攻敌阵地成功的首胜战例。
为使140师得到休整，9月20日，我以141师全部和139师大部接替了140师全部防务；同时，以炮2师接替了炮8师的任务。部署刚调整完毕，敌人即于9月22日，开始向我防御阵地发起轮番进攻，均被挫败。仅415团5连，连续六昼夜击退敌人52次冲锋，歼敌900余人，守住了阵地。该连荣立集体一等功，并获“二级英雄连”光荣称号。 从6月19日，刘贤权到前线组织指挥至9月28日，47军在临津江东岸守备了三个多月，是为47军入朝作战的第一阶段。刘贤权把这三个月的战斗称之为“敌我相持，小打阶段”。一年以后，他在47军功臣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把这一阶段的特点作了如下描述：“当时，我们正面的敌人为美军号称‘王牌’的美骑l师，敌人曾不断的以战术性的进攻，企图迫我放弃临津江以东阵地。我军根据上级的指示，采取了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局部的将防线向前推进了10至15公里，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大胆使用了炮兵，加强了小部队的活动，发挥了战斗的积极性，积极主动的寻求战机，不断组织反击、袭击、设伏，达到消耗敌人，巩固阵地的目的。截至9月28日为止，与敌战斗百余次，歼敌3364名，锻炼了部队，初步摸索到对美军作战的经验与美军作战的特点，提高了歼灭敌人的胜利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