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深造
1953年朝鲜停战后，刘贤权奉调回国。这是他阔别祖国两年半以后的荣归。他与47军新任政委陈发洪一同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此时此刻，刘贤权感到无比激动。志愿军诗人未央曾这样的描绘过这些归国将士的情怀：“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了。祖国，我的亲娘！”
刘贤权的心情正是如此。到达沈阳后，他们住在东北军区招待所。第二天一同去看望东北军区空军政委周赤萍。47军三任政委欢聚一堂，谈论起47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回忆起他们的战地生活和友情，就有说不完的话。第二天周赤萍陪同游览了沈阳的名胜古迹。第三天，刘贤权按照志愿军总部的通知去大连疗养。战争年代刘贤权夫妇难得相聚，他们一直没有正常生活，俩人一直为了战争和工作各自忙着尽自己责任，常常是谈谈就走。这次回国后，他们全家才有了较多的团聚机会。
不久刘贤权进京接受新的分配，看到京城日新月异，市场繁荣，物资丰富，到处呈现出和平建设的新景象，他感慨万分。中朝仅一江之隔却两个天地。在朝鲜的国土上到处是战火纷飞，残垣断壁，朝鲜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鸭绿江西岸的中国人民却安居乐业，从事和平劳动。各地呈现出欣欣向荣，一派生机。他深深地感到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其意义深远，抗美援朝的胜利更是来之不易。他沉浸在兴奋的喜悦之中。
到京后，总政治部肖华主任接见了刘贤权一家，告诉他军委任命他为海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还询问了47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政治工作及47军新领导班子等方面的情况。刘贤权一一作了汇报。肖华主任听得入了神，频频点头，称赞47军是个好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政治思想工作活跃。肖华主任还对他就任新职，语重心长地嘱咐：“大陆解放后，蒋介石盘踞台湾，海南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海南军区司令员缺职，你是第一副司令，担子不轻，工作中要注意全局。”中午，肖华主任和夫人王兴兰留他们共进午餐，又请他们去总政放映室看了电影，之后派车送刘贤权一家回招待所。
刘贤权来到海南，军区政委陈仁其向他介绍了军区及地方的情况，陪他看望了军区机关的同志。刘贤权立即深入部队，掌握情况，谋划海防。他很快熟悉了机关和部队，适应了亚热带气候。
早在1952年，中央军委为迅速提高我军指战员文化水平，使他们尽快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军事科学、军事技术，在全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运动。一批年轻有为的高级将领被陆续送人军校深造。不久，刘贤权有幸获得了这个为虎添翼的大好机会。1954年8月，中南军区政治部通知他交代工作，到军区办手续，去武汉学习，家属随行。于是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文化速成中学高级将领班的学员。1955年2月，又调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4月，转入该院战役系一期预科，9月，他以优异的成绩结业，接着进入战役系本科学习。
这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进入我军高等学府深造。他本来有一个刻苦好学的习惯，一进学院门，更是分秒必争，课余时间也总是在读书，作笔记、查字典，贪婪地吮吸知识的营养。这个时期，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役理论等，为以后长期担任军队高级领导职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我军正规化建设的进程，1955年开始实行军衔制。就在这一年的秋天，陈毅元帅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到南京军事学院授衔、授勋。授予刘贤权少将军衔，同时授予他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这时他剐满40岁，正值年富力强之际，他深知，这是自己新的战斗历程的开始。
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1957年7月3日，刘贤权完成了中学文化速成、军事学院高级系速成、战役系预科和本科的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三年的学习时间，对刘贤权来说，觉得太长了点，他渴望尽快公布分配命令，早日回到部队工作。
荣任38军军长
1957年10月，刘贤权如愿以偿，回到了他生活战斗的老部队-38军，他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欣慰，同时也感到肩上担子的重大。他知道在结束不久的朝鲜战场上，38军曾因在二次战役中勇猛穿插，堵敌南逃北援，战果辉煌，而被彭德怀司令员通电嘉奖为“万岁军”。他来担任这个军的军长，感到无限光荣和责任重大。他认真地思考着，决心下大力气来保持和发扬这个部队的光荣传统，以不负上级和全军官兵的重望。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把自己的心血灌注在38军的建设中，以有效的实践检验了自己三年多刻苦学习的成果。
刘贤权回到38军时，正是和平建军的高潮时期，他到任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部队的全面训练上。除了有计划地调查了解部队的一般情况外，还着重研读了1956年军第二届党代大会上，前任军长江拥辉同志的《深入发动群众为全面完成1956年战斗训练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以及大会所作的有关决议，并进一步学习了中央军委颁发的《训练大纲》和军区党委、机关的有关指示。他做到心中有数之后，即在军党委会上，以继续贯彻军第二届党代大会的精神为核心，具体提出了部队训练建设的意见。党委统一认识后，
军领导成员分头带领机关具体组织实施。刘贤权责任感极强，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当时他患有高血压和腰痛病（1948年辽西会战最后攻克沈阳战斗中腰部摔伤的后遗症），仍带病坚持工作，经常下部队检查、指导和总结交流经验。112师有几个团离军部较近，他时常一个人带着两个参谋去检查指导他们的夜间训练，忙到午夜后返回，已是一身疲劳，第二天仍照常上班。对部队训练他抓得细，要求严。1958年112师在三源浦地区进行实战演习，335团担任主攻，部队由通化行军进入演习区。第一天宿营后，团长和政委刚刚上炕，就遇到刘贤权去检查进展情况。他询问了很多问题，最后问到多少人脚打了泡。团长和政委因未注意这个细节问题，谁也答不上来。刘贤权说：“这不是个小问题，如果脚打泡掉队的多了，就要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第二天行军宿营后，刘军长又来了，同样又问到脚打泡的问题。团长和政委还是说不出具体情况，都很不好意思。这时，刘贤权诚恳地指出了他们对问题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从此他们也学到了刘贤权同志抓工作认真、细致的精神。
在部队训练中，刘贤权既重视各兵种业务、技术的基础训练，更重视各兵种合成的战术训练。在他任军长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组织实施了3个师的师、团、营3级首长、司令部带通讯工具的作战演习；组织了112师“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对预有防御之敌的实兵师”的演习和113师“加强步兵师行军及对仓促转入防御之敌的进攻”的实兵演习。每次正式演习前他都重视并组织进行集团作业，并配合部分实兵演练，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合成军首长、司令部以及各兵种司令部的战术水平，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为了吸取经验教训，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刘军长对每次演习后的总结，都抓得很紧。1959年11月，113师在山城镇地区的实兵演习结束后，各部队回到宿营地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他也劳累了多天，可他还是连夜召开机关和各团主要领导干部会议，部署演习结束后的总结工作，对总结的内容、方法和完成的时间，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刘贤权在成绩面前永不满足，也总是谆谆告诫部属：“骄傲使人落后”，提醒大家要看到我们取得的一点成绩、进步，离客观形势需要和上级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与兄弟部队相比也存在不少差距。要求各级领导必须洞察我们各项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严防滋长骄傲自满情绪。1959年1月，在第三届党代会上，他作了“乘胜前进，脚踏实地，为争取1959年更大、更全面的成绩而努力”的报告。大会还据此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会后，刘贤权以身作则带头贯彻落实大会的精神，率领全军指战员，全力投入到部队新的训练建设高潮中去。
刘贤权在38军任军长三年，一直是军党委书记，是军党委集体领导班子的班长。他民主作风好，按照“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原则，尊重各个委员的民主权利和领导分工负责，从不搞“一言堂”。他对毛主席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学习领会得较透彻，善于团结一班人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如遇有重大问题需要党委集体讨论决定时，他总是首先发出“安民告示”，要求大家学习上级有关指示，并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分别和大家交换意见，酝酿成熟后才开会。在党委会上，他认真听取各个委员的意见，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遇有不同意见时，他总是耐心引导大家摆事实、讲道理，纵横对照分析，求得逐步统一认识，从不轻易使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去否定少数人的意见。他虚怀若谷，在平时工作中，即使是在他职权范围内决定的事，也能虚心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只要有合理的成分，他都乐于吸取，进一步完善或改变自己的决定。
刘贤权在任军长时有个突出的特点是尊重政工干部。他是政工干部出身，深深理解政工干部的作用，特别重视和政治委员团结共事。凡较重大的问题，都先和政委商量，统一认识。在原则问题上遇有不同意见时，则耐心研究探讨，情况允许时就反复商量解决；而在一些非原则的问题上总是主动让步。1959年机关整风时，运用大字报横扫“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五气”（官、阔、暮、骄、娇）时，少数人出现偏激情绪，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领导上应当如何正确引导的方法上，他和政委经多次协商仍未能取得一致。当时他心里很着急，但为了团结还是耐心地做工作，最后经过共同深入群众，广泛听取意见，终于统一了认识，解决了矛盾。
刘贤权执行上级指示，加强自身革命修养等各方面都是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大家做的，他总是争取先做。例如：1958年，上级号召干部下连当兵，接到上级指示后，他不顾自己年龄大（当时40岁）以及他夫人患肝炎在沈阳住院，两个子女又出麻疹，将子女托给保姆照管，第一个到112师炮兵团榴炮连3班过了一个多月的士兵生活。将军下连当好普通一兵，被传为我军佳话。他的实际行动对全军落实干部下连当兵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58年冬，为促进部队的训练、建设，军委在广州组织了步兵战术、技术的基础训练，要求军师各去两名（军政各一）领导干部参加。本来分管训练的副军长去就可以了，但他坚持要亲自去参加摸、爬、滚、打。一个多月中，特别是在班、排进攻科目中，带着全部武器、弹药和作业工具操练，4个小时下来要出几身大汗。他虽感到吃力，但还是坚持到最后。全部训练过程中，他一次假都未请过。刘贤权不管是在机关还是下部队，凡是到部队助民劳动，他都积极参加。有一次去114师检查工作时，适值部队参加助民修水库，师领导同志说：“你去看看可以，就不要干活了。”他说：“去看看或只作个样子都不好，要去就最少要实实在在干半天的活才算真诚。”就这样他坚持和大家一起干了一上午。部队干部、战士都深为感动。军机关在通化市支援地方修江堤时，他和大家一起劳动了4个小时，挖出的土方量和体力最好的战士一样多。
和平建军初期，部队的训练建设、国防施工和农副业生产等任务都很重。政治运动多，尤其是部队整编后加强了现代化的技术兵种，部队由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步、炮、坦、通、工、化诸兵种合成的军队，任务十分艰苦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刘贤权统观全局，照顾全面，在一段时间内既突出重点，又兼顾一般，因而各项任务都能在全盘工作日程上占有适当的位置，做到忙而不乱。军党委群策群力，先后组织3个师轮流完成了国防施工任务。他每次下部队重点抓训练时，同时也注意了解部队的思想教育，作风建设和农副业生产的情况。他既到全训部队去，也到施工单位去。刘贤权对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关心，总是大力支持。当他在下面了解到有关政治工作方面的问题时，不仅及时对下面作出明确指示，回来后还及时把情况告诉有关领导同志；重大任务部署之前，经常是主动同军的其他领导同志商量。每次召开政工会议，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他都欣然参加，并坚持听取汇报，最后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些政治部门和业务部门的专业会议，他认为有必要时也去参加。一次在军政治部干部处研究干部建设的小型会议上，他就对干部资历的认识问题曾发表过重要意见：不能单纯把“资”看成是参加革命时间的长短，应该把它理解为德才的表现和积累工作经验的过程，对大家启发、教育很深。
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刘贤权都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强调从实际出发。既反对不切合实际的形式主义，更反对弄虚作假的浮夸作风。就是在浮夸风盛行的“大跃进”时期，他仍坚持要求下级领导干部当老实人，做老实事，不说假话。工作有什么成绩就讲什么成绩，有什么缺点就讲什么缺点，反对报喜不报忧。
1959年的部队训练中，个别单位曾出以示范表演，推动部队训练为由，集中各连队在战术、技术基础训练中的“尖子”，组成所谓“尖子班”，给予特殊训练，用于参观表演，有的甚至发展到充当某连队建制班参加比赛和接受上级的检查、考核。刘贤权发现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责令立即解散全部“尖子班”。他严肃地指出：“这种‘尖子班’的成绩，一般建制班是达不到的，因而它对部队训练起不到任何推动作用，只能损害部队实事求是的好作风。”1959年冬，刘贤权和军政治部主任于敬山到军区参加会议，在汇报工作之前，他反复考虑汇报内容，并找于敬山共同对所写的汇报提纲一遍遍地研究推敲，把讲工作成绩处的一些形容词和未经认真核实的数字作了多处修改，唯恐把成绩讲过了头。他一贯反对报喜不报忧，坚持实事求是。正是他一贯的思想作风。
在和平建军的新情况下，摆在领导干部面前的工作，不仅仅是大量、复杂的工作，而且有许多是从未接触过的新问题，但刘贤权总是全面掌握情况，积极进取，以身作则，头雁高飞，依靠党委集体智慧，充分调动“一班人”的责任心、积极性，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顺利开展。在他任党委书记、军长的将近三年期间，38军以战斗训练为中心的各项建设，年年都有新的进步，在军区范围内，居领先水平。
刘贤权对38军这支老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和光荣传统作风的保持、发扬，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0年5月，刘贤权调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同时兼任司令部直属党委书记，分工负责军区的行政管理和司令部机关直属队的工作。当参谋长不在时，他受命主持司令部的全面工作。当时，沈阳军区所辖单位较多，驻地分散，军训、战备、部队生产、营房建设、外事工作等任务极其繁重。他依然兢兢业业，有条不紊地与各部领导协调，共同完成了各项任务。他还经常带领机关人员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下属干部工作中出了差错，他注意分清是非，主动承担领导应负的责任。因此，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感到心情舒畅。刘贤权身为高级干部，始终保持老红军的本色，率先垂范，克已奉公。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生活简朴，积极向灾区捐钱、捐物，这一切都在部属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