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病赴青海
1963年6月中旬，刘贤权出院后的一天，沈阳军区赖传珠政委找他谈话，征求关于他工作调动的意见。赖政委说：“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因故调走，政委是省委第二书记王昭同志兼任。总政指示要从沈阳军区调一名军事干部去当司令。看你出院后身体情况如何。”又说，“青海是高原，环境艰苦，又是多民族地区，可以想象到那里工作会有很多困难，组织相信你能胜任，不过，还是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请你考虑好以后再作答复。”
刘贤权在这个月健康检查时发现有严重的糖尿病，住院治疗后有所控制，但并未痊愈就出院了。以他当时的体质情况来看，也是可以向领导说明，不去西北工作的。但他的组织观念一贯很强，每次工作转换，他都愉快服从组织决定。这次他一如既往从不顾及什么个人健康状况，当即毫不犹豫地表示：“只要组织上决定了，自己没什么需要考虑的。环境再艰苦总比战争年代好多了，有病到哪里都能治，工作再困难复杂，只要依靠党委相信群众，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政委放心好了。”
6月27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调刘贤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说走就走。7月，刘贤权一个随员未带，只身赴青海上任。临行前，赖政委和陈锡联司令员再次找刘贤权谈话送别，对他说：“青海省军区担子不轻，有些工作要与地方多商量。工作打开局面后，身体吃不消，可搬到兰州住，我们已跟兰州打了招呼。”
张达志司令员和冼恒汉政委热情欢迎刘贤权的到来，并介绍了有关情况。还说总政已通知，青海省军区政委短时间配不上，由刘贤权担任省军区党委书记。同时强调尊重省委的同志，重要工作要与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王昭同志商量。
西北地区的艰苦条件，刘贤权早有所闻，有人劝他：“最好留中原，别去新西兰（指的新疆、西藏、兰州）。”刘贤权没有这类念头，而且下决心扎根大西北，为部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到青海省没几天，他于8月16日给老伴写信，劝她带上孩子来青海安家。信中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热情介绍青海的许多优越之处，说：“青海特产丰富，盐池一望无边，取之不尽，不像过去在苏区吃盐要以生命换取。这里除青椒、茄子、豆角因气温低难以生长外，其它菜类都有，羊肉三角钱一斤，干部宿舍的房前房后种了土豆和向日葵，长势比内地还好。”还说：“这里的幼儿园、学校也都办得挺不错。当然，也有困难，譬如缺氧，但是人生的价值，就是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奉献。”老伴读着他的信，被他的革命气质感染，二话没说，带上孩子于8月26日到达西宁。刘贤权到火车站接到老伴，高兴地说：“又团圆了，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休息两天，出去看看，你会感到这里不比沈阳差多少，而且还是个避暑胜地哩！”
刘贤权到青海后，立即投人紧张的工作。他照以前那样，一到新岗位从调查研究人手，力图尽快改变自己人地两生、不了解省军区和高原工作特点的现状。一方面他注意主动、虚心同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第二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王昭联系请教，听取他们关于青海党政军情况和工作经验的介绍；另一方面分别找省军区及司政后领导了解情况，征求他们对军区工作的意见。这使他在较短时间里对高原工作特点及青海省军区的情况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他最感欣慰的是，军区中层以上干部都是来青海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他们热爱青海，工作积极性高，情况熟，有实际工作经验。他觉得和这些同志在一起工作，不愁打不开局面，只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就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一段工作以后，他注意到省军区领导班子的建设，认为省军区领导班子主管不应长期缺职，上面如果解决不了，可就地选材，这对工作会更有利。于是他向兰州军区张司令、冼政委积极推荐副政委提为政委。当时军区在任副司令员也只有曾征一人，他是老红军，工作积极肯干，但他年龄大些，深入高原各地有困难，因此刘贤权建议组织上能调一两名较年轻，身体好的干部来充实军区领导班子，兰州军区采纳了他的意见。1964年4月，当调来两名身体强壮的同志任副司令员时，刘贤权非常高兴。在工作中一直很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刘贤权对青海离职休息的老干部十分关心，觉得他们长期在高原工作为高原军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年大体弱，不宜在青海久居。于是积极向兰州军区提出建议，希望西安干休所早日建成。当时省军区的武副司令和齐副政委都已离休。在他和党委关照下，经干部处多方联系，这两位老同志顺利迁往西安干休所安度晚年。一些老干部和群众对此反映都很好，认为体现了党的温暖。
刘贤权对中层干部队伍的建设同样十分重视。在他主持的常委会上经过认真研究，报请上级批准，提升了一些德、才兼备的中层干部，把他们充实到了师、团领导岗位，这就从组织上加强了许多单位的领导力量。
刘贤权接到新的任职命令，就做好了深入基层向高原军民学习，为高原军民服务的充分准备。他不顾天寒缺氧，带着有病之身，有计划地到海拔三四千米高原地区的玉树、黄南等州、县调查研究。他在调查中详细询问，边听边记。几十年后的今天，作者看到了他当年笔记中的一些情况。如高原地区的特点：地区辽阔，人烟稀少，几百里见不到人烟，交通不便，气候变化无常。但天然大草原，是发展牧业的极好天地，这是内地见不到的；民族特点：多是少数民族，勤劳勇敢，能吃苦，骑术高，能歌善舞，重感情，好胜心强，热爱党，遵纪守法，但由于历史影响，过去受封建牧主剥削压迫，封建迷信思想影响，文化、经济落后面貌未有彻底改变等等。他利用工作之余看望牧民，还专访黄南州一位百余岁的老大娘。
他对军分区、武装部和民兵工作情况，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提出领导上不要笼统讲基层干部不安心牧区工作，应当具体分析。他认为军分区和人武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安心的。他们克服了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生活，以及语言、工作中的许多困难，这是干部队伍的主流，有人不安心工作也应具体分析，其中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实际问题。要更多关心他们，多从思想教育人手。有的干部，家中老小三代有病，本人身体也多病，就得考虑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强调培养民兵典型，表扬先进，要求对民兵教育工作，要因地因人制宜。例如：牧区分散，就不要集中大搞，而要采取个别的、分散的、小集中的形式就地开展工作，要以开短会、上短课的办法教育民兵，以免时间久了影响生产、生活。这样民兵工作做好了，对牧民群众将产生良好影响，对牧区工作就会起推动作用。在调查研究期间，他与基层同志同吃、同住，从不准为他做特殊安排。
刘贤权在青海工作六七年却连一次假也没休过，一心扑在工作上。每次省军区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前，他都要亲自审阅会议典型材料和各分区的报告。特别是对他自己在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他必定是反复研究，征求与会同志意见，并亲自向省委领导同志汇报，以取得省委同志的支持，他为青海民兵建设、边缘地区安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极大的努力。
“文革”风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5 -16通知》。8月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两次会议及其通过的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始。
“文革”初期，刘贤权作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党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不断遇到许许多多惶惑不解的棘手问题和错综复杂的尖锐矛盾。“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是当时许多革命一生的老同志无可奈何的感慨。他对于这场“革命”的真正性质和未来的结局，同千万善良的干部群众一样，也完全弄不清楚。可是他身居要职，处在当时狂乱激烈的政治氛围中，既要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又要对当地运动局势和各派群众负责，真不知如何才能处理得当。忧虑不安的思绪使他常常彻夜难眠。他想：既然运动是毛主席发动的，自己就不能怀疑，更不能自作主张，要像以前一样，坚决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办。同时他又不断提醒自己，处理任何问题都要多思多想，谨慎从事，不论采取任何重大步骤都一定要经过常委集体讨论，注意及时按级请示汇报。
运动初起时，西宁形成观点不同的两派群众组织，搞大鸣、大放、大辩论，街上贴满了大字报。刘贤权和省军区的领导积极排除干扰严格地执行军委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决定，注意领会研究中央精神，冷静地观察和思考运动状况及其动向趋势，努力做好省军区内部系统的稳定和日常工作。这时，省军区上下都还比较平稳，各种机构也都在正常运转，工作也是井然有序。
1967年1月22日、23日，青海省军区先后收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电报及兰州军区关于立即传达贯彻执行中央指示通知，青海省军区从此开始了“支左”工作。这以后就发生了一系列无法控制的突发事件，刘贤权也由此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
1月23日刘贤权主持召开了省军区常委会，学习中央决定以后，于下午6时，讨论确定支持左派群众的表态问题。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上报了兰州军区、党中央和军委。可是这表态消息刚一公布时，就立即引起了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反对，而且随即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激烈行为。当晚9时许，另一派造反者冲进省军区机关揪斗刘贤权，一下扒掉了他的帽徽领章。与此同时，省军区机关内部也出现混乱局面，一些人迎合军外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逼迫刘贤权和常委撤销军区党委的决定。这样一来，当地派性斗争的形势就更加激烈，局势更为混乱。为扭转这一局面，刘贤权于当夜零点再次召集常委紧急会议，商议举措，遂决定把支持一派群众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刘贤权也明确强调：是革命的都支持。这时运动的发展，早已远离轨道，领导者的善良愿望无济于事，何况在军区常委以及机关内已发生了严重分歧。省军区常委重新表态也没能起到缓和的作用。混乱无序的群众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已经无人可以驾驶。派性斗争中的“惟我独左”的狂潮随着某些人的煽动不断升级，以致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剧烈社会大混乱、大动荡。
从1月23日起，刘贤权的工作开始受到限制。在2月15日至3月8日这段时间里，刘贤权的行动就完全失去了自由。他这位老红军被造反派揪到军区机关批斗、毒打、隔离、武装看押、抄家受到羞辱。在他战争期间已三次负伤的身体上，再次留下了伤痕。这期间，他的夫人安绍杰也被抓走，由军内外造反派轮番批斗，揪头发，拳打脚踢，造成尾骨骨折，并押送省公安厅院内跪在雪地上，直到深夜才押进室内审讯，后软禁起来。在兰州学校读书的14岁的儿子寒假回来看望父母，不仅不允许见面，还被指令必须同“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孩子没有办法，流着眼泪跑回车站蹲了一夜，第二天伤心地返回兰州的学校。
后来，西宁《青海日报》社大院里又发生了那震惊全国的“二、二三”流血惨案。使众多的家庭失去了亲人，又使多少人致残，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无比的悲痛和苦难，给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刘贤权后来回忆说：他个人和家人在运动中的不幸是小事，算不了什么。最使他痛心的是他完全失去自由，根本没有可能过问和处理省军区之事，而他毕竟是青海的主要领导，他未能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是他终生的遗憾！
遵照总理重托 稳定青海局势
青海惊心动魄的局势，引起了党中央严重关注。4月3日，经中央批准，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刘贤权任主任。8月12日中央批准成立了青海省革委会，革委会主任由刘贤权担任。
这前后，刘贤权根据中央精神，一直致力于抓消除派性，促进联合，防止武斗，防止反复，搞好安定团结，恢复工农业生产等工作。特别是社会安定问题，刘贤权遵照周总理的指示重托，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对各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和群众做了大量的、认真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他以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名义发表了第1号公告。公告强调指出：“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坚持按照十六条办事，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严禁任何单位，任何组织打人抓人……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遵循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坚守岗位，努力工作，积极参加劳动，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1967年4月4日，刘贤权签发了第2号公告，再次提醒大家：
“目前是奠定全年工农业生产基础的关键时刻。工业生产任务十分艰巨，农牧业生产处于春耕春播，接羔育幼的大忙季节。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是摆在革命造反派面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在军管会成立后，刘贤权又于4月14日，组织发布了军管会的第1号公告。公告明确要求：“对受蒙蔽的群众要搞好争取教育工作，不搞人人过关，人人请罪和集体请罪，不强迫群众写检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民兵组织不从属于任何群众组织。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都不得擅自动用民兵。”
“工厂、企业、事业单位的革命群众，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积极生产，努力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坚持8小时生产制度。各革命群众组织应按系统、按部门搞大联合，不要互设联络站。”“农民、牧区人民公社社员和各级干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掀起革命、生产新高潮，为夺取今年农牧业丰收而奋斗。”
由于青海两百万人民按党中央的指示办事，以及党、政、军各方的支持，为刘贤权等同志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短时间内稳定了青海的局势。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没有发生较大的武斗和报复事件，工农业生产也开始恢复和发展，这在当时国内混乱动荡的总形势下，是十分难得也是十分罕见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是在“文革”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受极左思想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并受到反党集团的利用和破坏。所以刘贤权无论怎样竭尽全力地为党工作，无论他的成绩是大是小，在本质上都无法改变和控制当时的局面，只能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一些“文革”带来的具体损失。
刘贤权在青海的工作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充分肯定。1967年4月13日，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内蒙古各方代表的会议上，宣布了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决定(中发( 67)126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在讲到中央决定改组内蒙古军区领导时，周总理宣布任命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为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为军区政委，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为首的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刘贤权未到任以前，先由北京军区调一位副司令员代理一段工作。后来，由于青海工作任务繁重，党中央改变了这个决定。刘贤权被调往北京，在军委办事组、军委办公会议和铁道兵工作。1971年3月初，刘贤权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明他来京后就没有管青海的工作，而是集中精力搞铁路建设，请求不兼任青海省委书记。几天后，周总理亲自找刘贤权谈话：“你的信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都看了，考虑到内外的影响，中央决定仍要你在青海挂个省委书记的名，不管工作。中央已经批准青海3月6日召开第五届党代会。派飞机接送你参加党代表大会作个报告，会后就回来，几天工夫嘛，不会影响修铁路吧。”刘贤权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遵照中央决定和总理指示完成了任务。这期间，他那不计个人得失，很有自知之明和遵守组织原则的品格，始终得到了周总理的赞扬与信任。
从军委办事组到军委办公会议
1968年2月1日，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刘贤权任军委政工小组副组长的报告。2月29日，刘贤权接到林彪办公室秘书电话：“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决定调你任军委政工小组副组长，请你做下准备。”刘贤权当即表示自己一直在基层工作，到上面恐怕干不了，请转报中央。此事一直拖到3月26日，他以为没事了，可是这天上午，刘贤权的秘书焦土杰突然接到军委办事组秘书电话：“刘贤权任军委政工小组副组长，近日公布命令，速来京到职。”刘贤权不敢拖延，于28日到京。
第二天，当刘贤权去军委办事组报到时，得知3月24日，分管军委办事组工作的杨成武同志被打倒，因此政工小组也于同一天撤销。他见此情况，当即提出回青海工作。过了几天，军委办事组分管干部工作的邱会作通知他，毛主席指名刘贤权不必回青海，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军委办事组是中央军委办事机构。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后来陆续增加了刘贤权、温玉成、李天佑、李德生、张才干等人。其中黄、吴、叶、李、邱等是中央碰头会成员，“九大”后，前5人又进了中央政治局，办事组的大权集中在穿梭于他们和林彪之间的叶群手中。
刘贤权是毛主席点的将，虽参加了军委办事组，但黄永胜始终没有给他分配工作。军委办事组的所有成员都有分工，惟独刘贤权无所事事。他反复考虑，认为自己不适于做上层工作，多次要求到下边去做些实际事情。8月，经周恩来提名，任命刘贤权为铁道兵政治委员、党委书记。而他军委办事组成员的职务尚未免去。
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党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决定刘贤权为办公会议成员，分管铁道兵的工作。10月4日，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周总理在介绍到刘贤权在38军当过师长、军长时，毛主席紧紧握着刘贤权的手说：“噢！久闻大名，你是38军的，难怪他们（指林彪集团）不信任你，他们的圈子越缩越小……”听到久闻大名这四个字，刘贤权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后，每当他与亲友们讲到此事时，大家仍能体会到当时他那激动不已的心情。
覆冰文化组
1968年11月，周恩来指定刘贤权和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抓电影工业。安排他们先到保定、上海等电影胶片厂调查了解电影胶片质量及生产情况。1969年2月28日，周恩来主持成立电影胶片染印法协作小组。10月29日，周恩来主持成立电影工业协作指导小组，指定刘贤权兼任组长，石少华任副组长。
周恩来明确了电影工业协作小组的四项任务：一、提高电影胶片的质量；二、继续研究电影染印法的工艺和制做设备；三、加强改进电影的成品胶片的保管；四、研制8-75电影放映机和胶片的配套，以便在农村推广普及电影放映。
为了落实四项任务，刘贤权和石少华经过调查研究，组织主管领导胶片生产部门的专家们，反复讨论研究。大家认为电影胶片的生产工艺，由水溶改为油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于是电影工作协作指导小组把这个意见写成书面建议向周恩来报告，并获批准，由国务院下达了文件。此事对提高我国电影的生产水平有着深远的影响。
后来在北京和陕西新建的恒温保管电影资料库，把我国近百年来生产的电影母片以及重要的拷贝片，妥善地保管起来。接着8.75电影放映机和胶片也研制成功投入生产。
经国务院批准新建的第二胶片厂于1969年投产了。该厂采用不易燃烧的片基，生产医用X光胶片、航天和其它专业用的胶片。这样第一胶片厂不仅可以集中力量生产提高电影、摄影用胶片和胶卷，同时还生产电影用的拷贝片和染印法用的片基。这些举措与电影协作指导小组刘贤权、石少华等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周总理赞扬他们，并对石少华同志说：“刘贤权同志执行上级指示坚决，工作积极肯干……是个好同志。”
1970年4月3日23时，刘贤权接到周恩来总理关于文化组成立和主要任务的讲话记录的抄件。这个抄件是与周恩来写给刘贤权的一封亲笔信一同送来的。信的全文是：“贤权同志和文化组各同志：送上《中央规定》一份，请在会议中传阅后，存贤权同志处，不许传抄。周恩来，一九七O年四月三日。”当晚军委办事组通知刘贤权22时30分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先念、李德生等和国务院业务组、新华社、广播事业局、中联部等单位的负责人，还有文化组成员。
周恩来主持会议讲话，要点是：一、经请示毛主席批准，在国务院下设文化组。二、文化组由吴德任组长，刘贤权任副组长，成员有石少华（兼任秘书长）、狄福才、于会咏、黄厚民、吴印咸、钱浩亮、刘庆棠、王曼恬。三、文化组下设一个小机构，要首先管好样板团，普及样板戏。电影、出版、图博以及其他文化工作以后也要管起来。
这项任命宣布前，刘贤权毫无所知。一方面他感到自己文化底子薄，又从未接触过文化工作，难以胜任；更重要的是他必须竭尽全力组织领导修铁路。那年年初，2月6日，又给他增加了修建北京地铁的重任，因此，他多次在会上要求辞去文化组副组长的职务。周恩来对他的意见采取了说服，而江青则在会上批评说：“刘贤权，你的缺点就是推、推、总是推！”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不再作声硬着头皮去国务院文化组上任。
刘贤权在主持文化组工作中，十分强调按组织原则办事。他以文化组是国务院机构为由，强调上报文件必须主送国务院，有关文艺方面之事必要随时抄报中央分管文艺的领导。后来，石少华回忆：我按贤权同志的要求办了，历史证明我做对了。
7月18日，吴德的刘秘书打来电话说：“吴德同志近几天开会，不在家。文化组凡要签字上报的文件，请贤权和少华同志签字上报。”当时，吴德、刘贤权等考虑到群众封闭，电影文化生活单调，很有意见，于是由吴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建议：可否复映几部质量好的旧影片。与会同志没有异议。之后，刘贤权便指定由狄福才负责影片初选，由文化组全体成员审查通过报批。初选后决定先将《渡江侦察记》和《智取华山》两部故事片复映。为此，于7月21日由石少华起草、刘贤权签发了请示报告。报告中详细陈述两部影片都没有问题，请求准许在1970年我军建军节时与《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两片，同时在国内外上映。可是，此事又受到“四人帮”的阻挠。张春桥说这是有意与样板戏唱对台戏，不准上映。同月23日，他提笔一批：两部影片从内容编导、演员，都有问题。张春桥和江青又在钓鱼台17号楼召集文化组全体成员开会，追查“黑后台”。
刘贤权和其他几位同志向周总理当面说明了审片、选片和定片的详细经过。刘贤权实打实地说：“吴德同志不在，请求复映的报告是我签发的。我以前看过这两部片子，认为对部队有教育。这样做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承担全部责任。”张春桥仍不罢休：“你负得了责任吗？这么大的事，能没后台！”刘贤权和石少华、狄福才都说明没有后台。会上斗争很激烈，最后周恩来向江青表明了态度，说：“大家都说清了，散会。”这样此事才告一段落。但刘贤权、石少华还是没有逃脱“四人帮”及其心腹的批判，也未能免了他们的检讨。
1973年元旦，在全国电影工业会上，试验胶片拍片质量时，放映效果彩色有些偏红。江青便气不打一处来，斥责刘贤权说：“刘贤权，你除了帽徽、领章哪里还有红的？你说说为什么偏红？你辜负了党和我对你的期望。”结果是不准刘贤权再管电影工业，最后终于免了他的职。周恩来了解刘贤权的为人并委曲地安抚他说：“文化组兼职免了就免了吧，这也是你已久的愿望，回去集中精力修好铁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