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筑路大军修铁路
1968年3月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指名刘贤权不要回青海，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9月，在刘贤权多次要求下，他被任命为铁道兵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69年5月改任铁道兵司令员、党委书记。接到去铁道兵任职的命令，他的心情非常愉快，当即把家从北京城内地安门搬到西郊铁道兵机关大院。这样，他的工作重心全部转移到铁道兵工作上。
铁道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技术兵种。1948年7月，在东北组建铁道纵队，总人数不足2万，后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铁道兵。这支部队：大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他们从松花江畔一直抢修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铁道兵部队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不怕牺牲，随炸随修，与兄弟部队一起，创建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部队回国后，积极参加祖国铁路建设，敢打硬仗，敢闯禁区，被祖国人民誉为“铁路建设的突击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1968年铁道兵部队已成为一支具有37万多人的技术兵种，成为祖国铁路建设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
刘贤权到职后，面临的情况是，几十万部队分布在西南的成昆线和襄渝线、华北的京原线和北京地铁、东北的嫩林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仍坚持执行着艰苦繁重的施工任务。还有几万部队在越南援越抗美。而受“文革”的影响，铁道兵机关和院校破坏相当严重。铁道兵的领导班子11名常委，有9名被打倒或靠边站。机关“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搞派性斗争，脱产造反。大多数中层领导干部也被打倒或靠边站，相当多的干部受到压抑和打击，机关工作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先于刘贤权两个月上任的司令员张翼翔（1969年5月调走），虽然狠抓了机关的大联合，派性受到一定的扼制，情况稍有好转，但问题远没有根本解决。一方面部队仍在艰苦奋战，另一方面铁道兵领导班子和机关基本瘫痪，难以对部队实施很好的领导。可以说，这次刘贤权到铁道兵任职，又是“临危受命”。
刘贤权不分昼夜，废寝忘食，抓紧熟悉情况，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首先从抓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解放干部人手。刘贤权清楚地知道，不尽快健全领导班子，恢复兵部机关的正常秩序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因此他先后与张翼翔、政委宋维拭等同志反复酝酿后，经党委讨论并报中央军委批准，首先调整充实了兵部领导班子，对兵部机关中层干部和各部队的领导班子，也都相继作了调整和充实。为了健全党的领导，他到职半年多的时间，经过充分准备，铁道兵于1969年6月，召开了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党委。随后各部队也相继召开党代会，选举产生了各级党委，使党的领导逐步走上了正轨。
刘贤权在调整充实领导班子的同时，着手进行解放干部的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干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一是受到那些造反得势等着升官的人的极力阻挠，因为这将证明他们造反无理，是错误的；二是有些受蒙蔽跟着造反的群众，对解放干部也一时思想不通，怕“否定大方向”；三是被打倒和靠边站的领导同志，有的吃了很大苦头，身心受到很大摧残，自然有很大怨气；四是有些技术干部被整怕了，心有余悸。针对这些情况，刘贤权和张翼翔、宋维拭等同志一起，一方面在机关大力开展消除派性的工作，另一方面，同各类人员促膝谈心，讲党的政策，做团结的工作，把阻力减少到最低程度。经过反复耐心的工作，逐步解放了一批干部，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进一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步伐。刘贤权要求机关尽快做好审干专案的复查工作。在一次党委会上，他急切提出：“现在修建铁路的任务很重，受审查的干部这么多，该用的干部靠边站，缺位的干部又无法补上，这怎么行呢？”他以高度的责任感明确要求，复查工作要发动各级党委、机关抓紧进行，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处理人要慎重。当时，山东烟台地区有群众来信反映，铁道兵有一个师派出的外调人员搞逼供信。来信说：“我因被逼受不了，写了假旁证，我在材料背后右下角写了‘假’字，以此证实我是被逼而写的假旁证。”经查确有此事，刘贤权看后很生气，当即批示：“认真研究处理好此事，类似问题是否还有？”通过对这件事的处理，他进一步要求克服对某些被审查人员调查材料不够扎实、对他们的问题看得过重、定性结论偏高、处理偏严等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复查落实政策工作，使许多冤假错案得到纠正。
刘贤权深入部队施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具体指导。1969年11月，他带几名机关干部，到成（都）昆（明）线和襄（樊）渝（重庆）线的施工现场进行调查指导。这两条铁路工程艰巨，地势险要。襄渝线是我国铁路中桥梁、隧道密度最大的一条干线，桥梁、隧道占整条铁路长度的46%。刘贤权沿着成昆线和襄渝线的施工现场，逐一看望施工部队。他像当年指挥打仗看地形一样，每到一地，都亲自到第一线，深入到隧道、桥梁和线路的作业点上，同干部战士交谈察看施工情况，征求技术干部的意见，发现问题，就地研究解决。
在一处隧道工地上，刘贤权被干部战士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已是11月中旬的深秋，虽地处南方，但在荒山野岭里，仍感寒气袭人，隧道峒口冷风嗖嗖，峒中积水没膝。在隧道深处作业的干部战士，冒着38摄氏度的高温，抱着震耳欲聋的风枪，一脸泥泞，一身汗水，甚至连面目都难以辨认。刘贤权头戴安全帽，脚穿防水鞋，不顾随行人员的劝阻，执意爬上狭小的掌子面，他看到干部战士作业的情况，心情十分激动，含着热泪同大家一一握手，表扬他们的苦干精神。战士们感动了，异口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以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他在实地察看，同基层干部和战士交谈中，很快发现了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比如，为了抢进度，许多掌子面上都是在打干风枪（按要求，应当打水风枪）。峒内本来就通风不好，特别是那些长达几公里的长隧道，通风条件更差，打干风枪，粉尘迷漫，不仅作业条件差，而且时间一长，作业人员会患矽肺病，严重影响干部战士的身体健康。再比如，有的单位干部战士劳动一天，一身汗，混身泥，却洗不上热水澡，秋冬季节了，还在用冷水冲洗，怎么受得了。还有些单位伙食办的不好，干部战士看上去营养不良……了解了这些情况，刘贤权心里很不平静，他当即召集所在部队领导干部开会，并和机关有关部门商量，定了三条：第一，不能为了抢进度而打干风枪，一定要打水风枪，改善峒内的通风条件，坚决把粉尘浓度降下来；第二，战士们劳累一天，一定要洗上热水澡，每个连队都要建简易的淋浴澡堂，经费由兵部统一解决；第三，要从铁道兵东北农场调拨一批黄豆，优先保证施工一线连队吃上豆腐、豆芽。连队还要多养猪，多种菜，办好伙食。他要求各级领导要从爱护干部战士健康、加强部队建设的高度解决好这些问题。他还提出，对患有矽肺病的同志要安排治疗，并按国家的劳保条例及时给予补助。
刘贤权通过这次历时一个多月、行程几千公里的实地调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做到了心中有数，也初步取得了领导施工部队的发言权和主动权。自己感到收获很大。而就其西南之行的影响而言，在兵部领导许多被打倒，机关多人受打派仗的影响，以及在机关一个时期削弱了对部队正常领导的情况下，刘贤权到施工现场，到第一线，亲自指导，解决实际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号召，一种榜样，对部队对机关都是一种鼓舞。
后来，刘贤权又带机关干部，相继到嫩林（嫩江至大兴安岭林区）线、嫩江农场和京原（北京至原平）线，看望部队，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很快对整个部队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他作为党委第一书记，带领常委一班人和兵部机关，很快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指导部队完成施工任务上来。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都围绕着部队施工任务积极开展工作，加强了对部队的指导。
1970年7月1日，成昆线胜利通车，在四川西昌召开了盛大的通车典礼大会，遵照周总理指示，刘贤权从北京专程赶去参加大会并讲了话，对施工部队和广大民兵是很大的鼓舞。会后，他再次到正在紧张施工的襄渝线部队调查研究。这次考查，除了施工情况外，还对部队全面建设作了重点了解，特别重视检查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他针对当时部队存在的问题，召集领导干部会，对部队讲话，反复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只要把各级党委和基层党支部建设好，有了坚强的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就一定能把整个部队带好。他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越是在环境艰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越要常抓不懈。他告诫各级干部防止那种任务一紧，工作一忙，就放松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他要求各级领导要注意改善基层的物质文化生活，使干部战士有强健的体质和饱满的热情。他特别叮嘱基层干部，不能蛮干，千万注意安全，千方百计地减少事故的发生。他语重心长地说，十八九、二十岁的年轻人，热情高，技术低，往往不知深浅，你不注意引导，他就蛮干，这样就容易搞坏身体，还会发生事故。他非常关心基层的文化生活。在四川达县施工的铁道兵部队调查，当了解到部队很少看到电影时，他当即和师领导商量，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与当地军区影片发行单位商量，请他们考虑我们部队编制大、人数多、分散的特点，在给我们传片时，把周转的时间放长一点，争取多放几场；二，我们部队出点钱，到地方电影发行站租点影片给部队放映；第三个办法就是发挥战士演出队的作用。让他们经常到工地为部队演出，多演些战士喜闻乐见的节目，活跃基层文化生活。当天晚上，7师战士演出队在机关演出，师领导以为刘司令员忙了一天，应早点休息，同时觉得战士演出队水平也不高，就没打算请他去看。可是刘贤权得知后却一定要去，并且一直看完演出，还和演出队的同志见了面。表扬他们演的节目很好，自编自演，结合部队实际，寓教于乐，使部队受到教育和鼓舞。他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多到基层去，多演好节目，更好地活跃基层文化生活。演出队的同志们听了刘司令员的话，都很高兴，很受鼓舞。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为了加强战备，巩固国防，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指示，要加强边疆地区铁路建设。1972年后，铁道兵修路的重点从“三线”转到“三北”地区。当成昆线、京原线、襄渝线通车后，铁道兵的主要兵力就从西南地区陆续向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转移，先后承担了京通（昌平到通辽）线，青藏（哈尔盖至南山口段）线和南疆（吐鲁番至库尔勒段）线等重要干线的施工任务。
根据国务院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和国家关于十年交通规划的设想，刘贤权开始考虑铁道兵未来的任务和“四五”铁路修建规划。1972年11月6日至30日，他主持召开了铁道兵工程会议，到会的有各指挥部、各师、独立团主管工程的领导干部共177人。这次会议在铁道兵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刘贤权在会议报告中回顾当年完成施工任务情况时指出，到10月底，已完成基建投资11亿2千多万元，占年度计划的78.4%，比历年都好。完成隧道107.4公里，桥梁29.4公里，铺轨467公里，工效比去年同期提高10%左右，各种事故下降20%以上。刘贤权又着重谈了1973年的任务及“四五”规划设想。从1973年到1976年期间，将累计建成通车的铁路共8条，总长达2972公里。这个规划和设想，经过会议充分讨论，大家认为既是宏伟的目标又很符合实际，使到会同志深受鼓舞。为了取得中央军委领导的支持，刘贤权向军委办公会议汇报了铁道兵工程会议的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在汇报中谈到，1970年到1972年3月，铁道兵共打隧道317公里。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苏联全国隧道总长的四倍半，相当于美国隧道总长的60%。军委领导同志昕了都很高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对这次会议很重视，当即决定接见会议全体同志，并亲自审阅修改了刘贤权在会议上的报告稿。11月28日，叶剑英副主席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李先念副总理、李德生、陈士榘等同志一起，接见了与会代表。叶副主席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先后都讲了话，对铁道兵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这次会议总结的经验，提出的新规划，特别是叶副主席和军委办公会同志们的指示，对部队的鼓舞很大。
刘贤权在领导部队工作中十分重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在他的倡导下，每年年初都开一次铁道兵党委扩大会，然后逐级召开。铁道兵党委扩大会除兵部党委委员到会以外，还扩大吸收师以上单位的军政主官和机关司政后的领导人到会，传达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总部的有关指示，分析前一年完成施工任务、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部署全年的工作。经过会议充分讨论，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集思广义，统一思想，使部队上下明确任务，行动一致。会议期间，刘贤权和兵部党委其他常委都分别参加各小组讨论。他到哪个小组，哪个小组发言就更加热烈。部队同志都希望司令员听听他们的发言。刘贤权也把这作为自己多了解情况，多发现问题，多熟悉干部的好机会。他常常是边听边记，听不明白的就仔细询问。他还善于借开会的间隙，找一些部队领导干部谈话，或了解情况，或做思想工作，或征求意见。他这种作风，很受干部欢迎。他自己也觉得，通过一次会了解不少情况，听到不少建议，熟悉不少干部，对指导工作很有好处。
刘贤权指导工作中总是着眼基层，有可能时便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与基层见面。他在铁道兵工作期间，开过好几次所有连队和相当于连队的基层单位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通过大会，传达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和铁道兵党委的工作安排，肯定成绩，指出带倾向性的问题，介绍典型经验，表彰好人好事，树立单位、个人标兵。他提倡开这样的大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说：铁道兵部队很分散，上边的精神传到基层去，需要很长时间，弄不好还容易走样。
而且部队大都在荒山老林或大戈壁滩施工，十分艰苦。应当利用兵部机关在北京这个有利条件，让基层单位派代表借开会，到祖国的首都来看看，来见见世面。根据刘贤权和兵部党委常委的决定，铁道兵于1968年11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900多人。代表们还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1969年9月28日召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即三代会），到会代表2600多人。代表们也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还参加了国庆观礼；1970年9月27日召开的“三代会”，到会代表3100多人。代表们回到基层单位，向战友们报告毛主度接见盛况，传达大会精神，传播先进经验，介绍首都见闻，部队受到极大鼓舞。于是“创造好成绩，争取上北京”一时成为部队行动的口号。
精心领导修建北京地铁
北京地下铁道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第一条地下铁道。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包括北京至古城路22.9公里，车站16座；古城路至福寿岭6,13公里，车站3座。于1965年“七一”开工兴建，投入施工力量约40000人，其中铁道兵部队22000人，铁道部地下铁道工程局12000人，北京市建设局5000人。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地铁一期工程于1969年国庆节前基本建成。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地铁工程十分重视。毛主席亲笔批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周恩来总理从总体设计、技术设备到施工方案、施工组织领导，直到组织运营等都亲自过问，具体指示。为了加速完成地铁二期工程修建和一期工程收尾配套任务，加强施工力量的统一领导，周总理于1970年2月6日下年在京西宾馆，召集吴德、杨杰、郑维山、刘贤权等同志开会。在这次会议上，听取了杨杰的汇报后，周总理作了重要指示：“当前施工力量不统一，如铁道兵、地铁局、水电部、北京市四股施工力量未形成统一领导，这样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二期工程的施工力量由铁道兵统一领导，编为军队，目前整编现有队伍，适合军队条件的改为铁道兵编制，不适合的退回原来单位安置。”地铁二期工程的投资、物资材料的分配问题，统一由铁道兵归口负责。“地铁领导小组，刘贤权同志为组长。”遵照周总理的指示，1970年2月8日在北京市委会议室召开了地铁领导小组交班会，调整了地铁领导小组成员，刘贤权为组长，杨杰、杨俊生为副组长，成员有郑维山、袁宝华、杨寿山、彭海贵、张鸿智等。
连日来，刘贤权心里总是牵挂着这艰巨的任务，光荣的使命。他请苏青选总工程师找来一些国外修建地铁的资料、图片，认真阅览并和北京修建地铁一期工程的有关资料对比、研究。他竭尽心智思虑着工作开展的各种重大步骤、措施，同时不断地同其他领导和机关商讨整编和组织第二期施工的有关问题。妻子见他疲乏不堪，糖尿病加重，尿糖4个加号，劝他劳逸结合，保重身体。他笑着解释说：“修建地铁，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对我来说更是头一回，彻底的外行，更不能疏忽，必须全力以赴。只要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为首都人民完成这件大事累一点怕什么？用不着那么担心。”为了落实周总理关于整编地铁施工队伍的指示，刘贤权很快组织铁道兵机关成立了整编办公室。办公室由副参谋长张鸿智领导，由军务、干部、战勤、财务、机械等部门派人参加，在铁道兵党委领导下，很快开展了工作。刘贤权对地铁施工队伍的整编工作抓得非常紧，非常细，每天都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指出注意的问题。他提出，整编的原则是：在地铁一期施工力量的基础上，政治技术条件适合的，有多少编多少，缺多少补多少，编成后总人数不超过一期施工投入的力量，做到边整编、边施工，整编施工两不误。经过充分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地铁领导小组于1970年2月26日，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北京地下铁道施工队伍整编方案的报告》。
整编方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后，铁道兵于3月20日颁布命令，决定将地铁局及北京市建设局参加地铁施工的职工队伍，组建为铁道兵第15师，辖4个团共15300多人。原来的设计单位和工厂，也都整编为铁道兵建制。这样，加上铁道兵第12师22000多人，地铁二期施工力量总人数仍为40000人左右。同时，组建了铁道兵北京地下铁道工程指挥部，编制30人，领导干部用兼职的办法。还整编组建了铁道兵地铁运营处1600多人，由12师领导。在干部的配备上，刘贤权特别指示，要发挥地铁局和市建设局干部的积极性，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他说：“他们大多数觉悟高，有革命干劲，技术比较熟练，特别在技术上要发挥他们的作用，向他们学习。”按照这些原则，铁道兵党委讨论了有关干部的配备。1970年4月11日，铁道兵召开大会，由刘贤权、宋维弑宣布新组建的师、团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授予15师及各团的军旗。至此，整编工作顺利结束。
在地铁施工队伍进行整编的同时，刘贤权就抓紧了一期工程配套、试运营和二期工程的组织计划工作。
地铁一期工程东起北京站，西至古城路站，1969年10月1日开始试运行，组织内部参观。运行区段开始为北京站至立新站，后延长至玉泉路站，最后延长至古城路站。1970年4月30日晚10时至11时44分，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应刘贤权和宋维械政委的请求，视察了北京地下铁道。总理等中央首长从地铁前门站登车，一直到古城路站，又乘车返回北京站。在乘车视察过程中，总理详细询问了地铁设备和车辆运转情况，刘贤权都一一作了汇报。周总理很高兴，频频点头。到北京站下车后，总理说，车上的椅子太小了，胖子坐不下去。车轮发出的噪声太大，以后要想办法改进。总理视察地铁对地铁运营工作人员和参加施工的部队是很大的鼓舞。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地铁自1971年1月15日开始，进行内部售票运营，接待群众参观。这在当时的北京，确是一件大事，群众奔走相告，争相乘坐参观，成为空前的盛事。截至1973年1月份止，共运输参观群众和乘客2480万人次，还接待了113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华侨29000多人次。经地铁领导小组讨论，于1973年2月26日，向李先念副总理并周总理写报告，请示地铁从1973年3月15日起，由试运营改为正式运营。周总理于3月4日审阅报告批示：“请国务院有关部门、北京市有关同志和地铁领导小组一起去检查一次，看正式运营后是否可不出大乱子，如走电失火，瓦斯窒息，上下车失脚，出入口拥挤等等，并写一报告附上。”遵照总理批示，有关部门与地铁领导小组很快组成地铁安全联合检查组，经过实地检查，于3月30日向周总理写出了检查情况报告。总理在4月7日审阅报告后批示：“经与刘贤权、吴忠、万里、于桑、唐龙彬、杨德中同志面商，地铁按当时情况，尚有四个有关安全运营问题未能解决，如果一旦公开宣布运营，初期每日乘客决不止15万人，而且会越来越多（内外宾有增无减）。各站出入口只有四个人那么小。三几分钟一次车，因电力、车辆所限不能再加。内部消防设备尚未完善，只要发生拥挤，就又会发生1969年那类事故。故以暂不忙于公开宣布运营，而以采取目前售票试运营对外宾组织参观方式为好。待二期工程环城线完工，各站出人口改建好，再定公开运营。”于是，刘贤权和地铁领导小组，根据总理的批示，积极进行工作，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为正式运营努力创造条件，以顺利转为正式运营。
刘贤权十分重视地铁二期工程的组织计划。他要求有关人员要把二期工程设计方案考虑得周到些，要吸取一期工程的经验教训。在设计方案提出后，他及时主持召开地铁领导小组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确定地铁二期工程“一环两线”方案。二期工程设计方案，认真吸取了一期施工的经验教训，在车站出入口、行车组织、车站类型、变电方式、防护能力等各方面都有所改进，并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地铁二期工程全长16.1公里，车站12座，预计1973年上半年完成。地铁领导小组将一期工程总结和二期工程设计方案向周总理作了报告，总理审阅后批示：“原则同意”并指示要精心组织，加快施工进度。二期工程开工后，刘贤权抓得很紧，多次召开领导小组会，研究解决施工中的重要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并经常深入地铁施工现场检查指导工作。他要求12师、15师的领导，对施工部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坚决做到速度快、质量好、安全、保密、节约地完成任务。他非常重视地铁的工程质量，不断指示各级领导和广大指战员：“首都地铁是中国第一条地铁，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每次出现质量问题，他都亲自到现场去看，和技术人员一起找原因，研究解决办法。地铁施工，随时都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发生关系。他很重视协调和处理好同地方的关系，经常提醒部队要尊重地方，依靠地方办事，指示地铁指挥都要经常向北京市领导汇报工作。他以身作则，和北京市政府的关系很密切。他处理问题顾全大局。天津修地铁来京取经、要资料，他指示，要支持天津，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除了必要的资料外，还调拨给天津2节客车，作为试运行。他关心群众，注意群众的利益。地铁明挖，他指示不要把环境搞得太乱、太脏，打混凝土白天干，拉土晚上千，尽量做到不扰民。
北京地铁二期工程，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怀下，在国务院各部门和北京市的支持下，刘贤权统一指挥，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日夜奋战，保质保量，如期完成了施工任务。
地铁二期工程紧，施工力量不足，一直是一个很大的矛盾。1971年6月22日，周总理对二期工程中一个重要保密区段的施工安排报告作了批示：“同意这个计划，但工期长了一点。”遵照总理这一批示，刘贤权立即召开地铁指挥部和有关领导同志研究，讨论的中心是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加快进度，缩短工期，确保按时完成。大家一致认为，主要矛盾是施工兵力不足，惟一的解决办法，是从其他部队抽调兵力参加施工。
刘贤权就这一方案提交铁道兵党委讨论统一认识后，决定从在京原线施工的铁道兵4师和14师各抽调两个营的兵力，于1971年8月底，到达北京投人施工。后由刘贤权、宋维栻和彭海贵、兰庭辉副司令员找4师、14师师长、政委当面布置，并由铁道兵司令部作战处具体执行，将调四个营进京施工向总参作战部备了案。对调京施工的四个营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按当时的规定，进京部队所有武器都封存在留守处，干部战士不带一枪一弹，按时到达工地，投入了紧张的施工。由于采取了这一正确的决策，北京地铁二期工程这一重要战备区段才得以按期完成。任务完成后，这四个营也离开北京，分别归建。
援朝修地铁
刘贤权在兼任地铁领导小组组长期间，还统管了援朝地铁项目中国援助朝鲜修建平壤地下铁道，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访华时与毛主席商定的。中朝两国政府于1970年10月17日签订的经济援助协定中，有关援朝地铁部分规定：平壤本线和大普线两条地下铁道，线路总长29.5公里，车站19座，车辆段2座，预算总投资人民币2.40亿元。国务院、中央军委将该项目交由铁道兵承担，负责该项目的统一规划、设备材料供应和选派出国人员等工作；并确定由总参防化部、总后卫生部、一机部、交通部、冶金部、燃化部、四机部做为协作部。
这个项目除了刘贤权统管外，铁道兵党委还分工彭海贵、别祖后副司令员和张鸿智副参谋长具体主管，并成立了铁道兵援外办公室负责该项目的实施。
按中朝双方签订的“会谈纪要”，平壤地铁整个工程分三期筹建，第一期是关键，线路长10公里，车站6座，车辆段一座，朝方要求1973年9月9日建国25周年通车。平壤地铁的特点是：坡度陡(45度)、埋设深（垂直60米）、湿度大(90%以上)，还有就是电制60周波（中国是50周波）。这些特点给试制和生产地铁设备造成许多困难，再加上当时我国正处“文革”时期，许多工厂停产。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二年多的时间内，试制、生产10公里地铁设备材料，确实困难很大。为了确保按期完成任务，刘贤权和铁道兵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召开协作会议，解决援朝地铁设备生产中的问题。为了抓紧落实工作，通过充分协商，与协作部共同签发了《‘请抓紧安排援朝地下铁道工程机电设备的生产和交货’联合紧急通知》，主送10个省市和50个生产企业，抄送国家13个部委。援外办公室全力以赴，不断派人深入工厂督促检查，说服群众，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有关单位和生产厂广大职工，攻克许多技术难关，经过二年多的紧张工作，基本上达到两国纪要和有关合同的要求，完成了平壤地铁一期工程的援建任务。1973年9月5日建成通车时，金日成主席亲自剪彩并同其他党政领导人参观了地铁，还会见了我国派出的工程设备安装调试组的全体人员。朝鲜政府还为援建的中方工程技术人员授勋，对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给予高度评价。
再次蒙受不白之冤
刘贤权在铁道兵工作前后八个年头。他作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在领导部队完成施工任务和加强部队建设上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他又以自己刻苦勤奋、认真负责的精神，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风格和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作风，在机关、部队中赢得了较高的威信。这期间，他曾被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被选为党的第九、十两次代表大会代表，当选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林彪叛逃。周恩来总理3点刚过，来到大会堂新疆厅，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通报情况，要求大家做好可能发生各种情况的准备。夜间，电话铃把刘贤权从睡梦中惊醒。这是周总理电话：刘贤权同志，你速来大会堂新疆厅见我，有急事。刘贤权放下电话，看表不到5点，他披上衣服就走，不知总理有什么急事。到了大会堂他直向新疆厅冲去，一位工作人员堵在走廊里。他急了，说：“总理叫我来，有急事。”这位同志报告后，周总理从新疆厅出来，急忙向刘贤权走来。刘贤权感到总理十分严肃、急促，没有平时的笑容，看样子是有重要情况。“是不是地铁出什么问题了？”他想。
总理问：“贤权同志你住在哪里？”刘贤权答：“住在铁道兵我家里。”总理好像放心了：“那好，你就住在家里，随时等我的命令。地铁立即进入紧急战备，你负责统一指挥准备好专列待命，要万无一失，有问题直接找我。”刘贤权说：“总理放心，我现在就去落实。”刘贤权遵照总理的指示和叮咛，立即奔向地铁指挥部，召集有关领导，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安排了昼夜值班，并带上了各级领导值班的地点、时间、姓名、电话号码。接着亲自检查专列，发现列车高于站台有点缝，马上叫人做了脚踏板，一个站一个站地做了细致的检查，一直忙到中午，他感到万无一失了，才回到家里，连早饭都忘了吃。在这非常时期，刘贤权一直亲自抓战备，以实际行动让总理放心。所以总理对刘贤权的评价：执行上级指示坚决、肯干，是个好同志。
事过三年，到了1974年，此事竟被造反派诬蔑为“九一三”异常活动，组织专门审查小组，口头讲清不行，采取高压手段非逼刘贤权写了文字交待。但刘贤权毅然顶住压力，坚持党性，严守党的机密，有关战备项目始终只字未露，守口如瓶。
1974年初，“四人帮”发动了“批林批孔”、“放火烧荒”，把铁道兵作为他们反军乱军的突破口，矛头指向刘贤权等同志，借机给刘贤权扣上许多罪名。如“否定文化大革命”、“破坏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对抗江青搞的公演”、“李德生大军阀在铁道兵的代理人”（大军阀一语是江青诬蔑李德生同志的话）等等。在机关召开了“揭发批判刘贤权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罪行大会”，又一次把刘贤权当成敌我矛盾进行批斗。铁道兵机关贴满了各种人身攻击似乎要处以极刑的大字报、大标语。有的横标贴在大礼堂正面墙上把刘贤权三个大字倒写，画上红色×，造成党委瘫痪，机关再次陷入混乱状态，对部队的组织指挥受到严重干扰。
更为严重的是“四人帮”直接插手铁道兵，制造了“四个营”的大冤案。四个营进京本是一次正常的施工调动，只因工程保密性强，所以党委会上决定不作记录。没想到却被造反派钻了空子，被“四人帮”定了调子，硬诬蔑是为林彪搞政变而调的。在“四人帮”的直接指使下，铁道兵的所谓调查组大搞逼供信，整得人人自危，与四个营进京有关人员都不敢说实情，也不愿说假话，保持沉默。在高压手段强迫下，有些领导干部也被迫违心地写下“党委没讨论，是刘贤权个人调四个营进京”的假材料。个别领导顶住了造反派的压力坚持说真话，如彭海贵副司令员，这位曾任120师359旅营长，后来在周总理身边当侍卫官，1959年调铁道兵工作的老同志，在造反派长时间逼供中，他只重复那句话：“刘贤权调四个营是施工的，我的印象讨论过。”造反派诬蔑他害怕了，不敢讲“真话”。彭海贵恼火了：“我犯法自己上刑场，用不着你们逼，李玉和上刑场都不怕，我怕什么！”造反派给他扣上了诬蔑群众为鸠山的帽子，竞被批斗到夜里不准回家吃饭。他们就这样以“四人帮”定的调子，用逼供信得到的假材料作“证据”，要铁道兵委常委开会（有不少群众参加）。名为审查报告，但又不准讨论，不准讲不同看法，更不让作为党委第一书记的刘贤权讲话。在会上刘贤权凛然提出：“调四个营进京是施工的需要，这个报告要讨论核实后再上报。而且必须附上我的个人意见。”但他的要求再次遭到蛮横地拒绝，这样一个由“四人帮”定调子的结论为“刘贤权同志经黄永胜批准调四个营进京，是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密切相关的”假报告，强加给了铁道兵党委，急急忙忙于1974年5月2日上报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这是一个欺骗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假报告，也是一个用心十分险恶的假报告。对于这个报告，当天，刘贤权即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上报了个人的申诉。但“四人帮”支持的人仍把刘贤权同志当敌人对待，在铁道兵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刘贤权是林彪死党”。紧接着又给刘贤权扣上了“九一三”异常活动（指周总理令刘贤权在“九一三”当天布置地铁紧急战备）等罪名，对他轮番地批斗，白天斗，晚上写“交待”，并规定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单独同干部接触谈话，不准下部队……半年过去了，12月19日晚，叶剑英副主席亲自给刘贤权打电话，批评了铁道兵的派性，要刘贤权排除派性干扰，赶紧抓明年工作的安排。并让刘贤权将他的话向常委传达。从那以后，刘贤权同志才又恢复了正常工作。
对于当时所受的迫害，“文革”后刘贤权作了这样的回忆：“铁道兵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由于‘四人帮’插手，闹得老干部挨批挨整，党委没办法领导，党委会变成了一百多人的扩大会，弄得机关无法正常工作，党的政策无法落实。铁道兵的极少数在‘四人帮’的旨意下，组成了揭批组，把我当成敌我矛盾性质来批斗，白天斗完了，出了十几个题目，第二天写出文字交代，还不准秘书代笔。我有病发烧，请假不准，还得照常去挨批斗，有几次在批斗会上几乎倒下去。”
“四人帮”搞的“放火烧荒”和“四个营”问题的大冤案，使刘贤权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受到了极大的诬陷和打击，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但又一次蒙冤的刘贤权坚信，强加在他身上的那些无中生有的罪名，终究是站不住脚的。他原本是清白的，党是会相信他的，历史会为他作证。所以，他从不悲观，不气馁，在逆境中仍尽一切可能坚持工作，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
后来知道，周总理在病床上对刘贤权的处境很是关切，曾对秘书说：“刘贤权调四个营进京是施工的，没有问题，病好后我向他们（指‘四人帮’）说清此事。”
刘贤权同志于1975年4月调济南军区工作。同年9月铁道兵党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四个营”的问题作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结果证明，调“四个营”进京，就是为了施工的需要，与林彪反党集团政变阴谋毫无关系。完全推翻了关于刘贤权同志的这一冤案的错误结论，并正式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了报告，为刘贤权同志和其他受牵连的同志彻底平了反，为“四个营”的部队恢复了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