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4月17日，叶剑英副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集各兵种领导同志开会，宣布他们的调动命令。叶帅一一点名作指示后，鼓励大家说：“这次调你们到军区工作，是毛主席决定的。能上能下，这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希望大家愉快服从分配，人走家搬，尽快到职做好工作。大家带好头。运动的事，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不讲它了。”
叶帅在点到刘贤权时说：“刘贤权同志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军区常委委员。你和曾思玉同志（济南军区司令员）是老搭档，互相都了解，对开展工作有利。到济南军区后，要多做调查研究，同军区领导齐心协力抓好部队建设。”
刘贤权在铁道兵工作的七年中，虽然不断遭到“文革”的干扰，受到无情的打击，面临过种种困难，但他经过一番拼搏，也获得了一定的收获。他已经热爱上了修建铁路的宏伟事业。1974年12月，铁道兵终于结束了“批林批孔”运动，他又一次得到了解放，决心更加集中精力搞好铁路建设。当听说此次调动是毛主席决定的，尽管他对铁道兵留恋不舍，仍一如既往当即表态：“毛主席的决定坚决服从，按叶帅指示做好工作。”
会后，刘贤权认真细致地交代了工作，于4月22日动身去济南军区报到。军区领导同志到车站迎接他。第二天，曾思玉司令员、肖望东政委向他介绍了军区情况，并分工他负责战备、军训等工作。刘贤权对职务、名利一向看得极淡泊。此次任职，虽然他的职务降低了，但他仍一心一意地投入工作。刘贤权没有想到在他60岁的时候，能重返他浴血奋战八年的山东，担负起他所热爱的军事工作，这对他来讲无疑是一种安慰。第三天他就去机关部处了解情况，以尽快熟悉战区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到任第七天，刘贤权便带领两名干部深入基层，开始了扎实细致的调查研究。他跑遍了济南军区所有师以上单位，实地勘察战区边防的重要地形、地貌、战场建设、人防工程、武器装备等。此间，他患急性肠炎，下肢浮肿，糖尿病又犯得很厉害，尿糖化验有4个加号。刘贤权却一声不响，一边吃药一边坚持工作，逐一听取团以上单位的情况汇报，深入了解部队建设和战备训练的现状，并亲自整理调查记录，研究工作方案。经过两个半月的努力，刘贤权对全区战备、训练及部队的基本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并据此向军区常委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对部队训练、海防建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得到了军区主要领导的赞同。
刘贤权特别重视经常性的军事训练，执行“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的方针，抓得狠、抓得实。他经常深入训练现场，检查了解训练进度和质量情况，解决训练中的疑点和难点问题，发现部队军事训练中存在的各种倾向，就耐心地帮助解决和指导。
曾在我军高等学府深造过的刘贤权，深知育人的重要性。他很关心并经常注意了解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重视军事教学单位的组织建设和技术建设。在军区院校恢复时，他强调军区各部队要服从全局需要，以加强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责任感。他大力支持院校工作，要求各部队领导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暂时和长远、部队工作和院校建设的关系，急院校所急，帮院校所需，推荐优秀干部去办院校，当教员，选拔优秀干部、班长人校学习，要求部队尽力帮助院校解决场地、器材方面的困难。他对军区所属院校和教导队的领导班子建设，训练方针和教学方法，也不时提出建议和意见，促进了教员队伍素质和训练成绩的不断提高，造就了大批合格的优秀人才。
1975年10月，军区决定由刘贤权负责在烟台组织济南军区陆、海、空登陆合成演练。他和张峰副司令员紧密配合一抓到底，有关部门领导，多次研究计划组织落实，使学习按计划进行取得了成功。由于组织严密，近于实战要求，军区和总部领导对这次演练的组织工作都很满意。
1976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在西北核试验场进行一次氢弹试验，要各大军区组成参观考查小组，由一名主要领导带队前往参观，济南军区决定由刘贤权带队。
1976年9月9日晨，刘贤权带领济南军区参观小组的全体成员按时上了火车。再有几分钟就要发车了，突然车站接到济南军区打来的紧急电话，告知核试验已暂时取消，要刘贤权火速返回军区有重要通知传达。当日下午，中共中央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布了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的讣告。
在毛主席追悼大会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恢复核试验，刘贤权再次带队赶至核试验场。
1964年，身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的刘贤权曾专程到某地参观过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然而在实地观看核爆炸这还是第一次。核试验开始了，刹那间光辐射遮盖了天地万物，蘑菇云高悬天际，冲击波如翻江倒海般狂啸着向四周横扫而去。面对此情此景，身为军人的刘贤权心情极其振奋，然而那狂躁奔腾的冲击波却又使他感到一丝忧虑。早在1968年，当他调到北京工作后不久，人们便传说着“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胜利”，快结束了。那时的人们是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不少人也知道这毕竟是一场运动，运动结束后，一切总要恢复正常，要进行善后工作，处理错案，解放干部……人们满怀希望一天天地等，一日日地盼，如今“文革”已经十年，毛泽东主席也已去世，而这场运动却仍未结束。尽管刘贤权对党，对祖国的前途始终怀有坚定的信念和充满信心，但忧国忧民之情却一直在缠绕着他，使他思虑万千。
核试验结束后，刘贤权同其他单位的干部一起乘飞机，准备经北京回济南。这是1976年10月的一天，飞机在北京某军用机场降落，当地的同志下了飞机，其他人员也想趁机下去活动一下，见见赶来看望的亲朋好友。然而机场的警卫却不允许大家下飞机，前来看望的人们也不准上飞机见面，俨然一副戒严的架式。刘贤权预感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一位前来看朋友的军人因不能上飞机，只好通过警卫战士把一个包裹送上飞机交给他的战友。这位战友打开包裹一看，除了送给他的一些东西外，包内还有一个便条，上面写有一首四句短诗。大家知道其中必有蹊跷，便都围拢了过来。没费多大劲便猜出这是一首藏头诗，每句的头一个字连在一起正是“王、张、江、姚”，再看看诗文的含意，一切都清楚了。顿时，大家心头的忧虑一扫而光，怀着无法形容的欣喜离开了北京。不久，喜讯传遍了神州大地，“四人帮”垮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终于结束了。新中国这艘航轮终于闯过了最为险恶的风浪，不管前进中还有多少困难，她都将毅然地向着无限光明的前方疾进！
人到暮年 壮心不已
1978年1月，62岁的刘贤权退居二线，改任济南军区顾问。他本可不必多操心了，然而他仍很关注部队建设及民兵训练工作。他不顾自己的病情，每年都要往下面跑。四年中他曾先后到部队及禹城、临邑、商河、无棣、乐陵、章丘等县（市）了解情况，检查指导民兵训练，民兵演练，宣讲民兵中的先进事迹。每到一处，他都深受当地人武部和广大民兵的欢迎。
1982年6月，为革命事业奋斗了54年的刘贤权离职休息。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桌上放着一个红色的老干部离休荣誉证，高兴地说：“首长，发给你离休证了，不用管工作了，这回你可有时间治病了，到外地疗养疗养。”然而，像不少工作惯了的老干部一样，要处理好“离休”这一人生转折，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没有多久，刘贤权的心情变得烦躁起来。家人了解他以往从不发脾气，而今常常冒起无名之火，显然是由于“文革”带给他的长期磨难，由于病情一天天加重，由于还不能完全适应初期没有工作的环境，由于年龄的增大……但他终究是一位千锤百炼的老战士，很快控制了自己的烦躁情绪，坦然面对一切新情况，在组织和家人的关怀帮助下，开始晚年的新生活。除了通过养花、钓鱼、散步、学气功等一般性的活动来调理身心外，他又开始练毛笔字，写了一本又一本。他写得最多的是“振兴中华，改革之光照神州”，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向往。他拥护党的路线、政策，对国家建设充满信心，1988年春节，他写了一首诗《咏革命》：
中华崛起巨龙飞，
党政分开增国力，
攻关科技多捷报，
老骥犹存千里志，
改革进军战鼓催，
军民共建显神威。
实现翻番众望归。
冰心一片献余辉。
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与此同时，刘贤权还抓紧时间撰写回忆录，积极参加有关的党史座谈会，到曾经战斗过的老区、老部队收集史料。他对老战友们说，老了不能工作，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留点史料供后人参考，总不能虚度光阴。他还亲自到牡丹江了解当年剿匪情况，到海林县杨子荣墓凭吊悼念。他克服困难，尽心尽力整理笔记，撰写回忆录。刘贤权先后写了《参加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冀鲁边邢仁甫（军区司令）叛变的史实》、《张闻天领导牡丹江剿匪》、《辽西会战》、《从黑山到沈阳》、《解放天津》、《衡宝战役歼灭暂二师》、《北回归线上的最后角逐》等十几篇歌颂部队，歌颂英雄的文章，都在报刊上发表了，另外还有三篇反映47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英雄战绩的文章：《密切协同，连战连捷——忆正洞西山反击战》、《顽强阻击，痛歼犯敌——忆严蚬高地防御战斗》、《英雄血战“老秃山”——忆上浦防东山攻防战斗》，因重病缠身，没有来得及最后定稿。
刘贤权一生为人谦谨，从不讲述自己的经历，也不准别人宣传他。他不仅对个人历史和得奖授勋从不谈论，就连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在电影工业协作小组任组长的情况，不但周围的同志都不了解，连家人也从未听他说过。直到《解放军将领传》编委为第十四集征稿时，才从石少华同志那里了解到刘贤权的这段工作情况。
1991年4月，江西省吉安县党史办来函，为出版《吉安县籍将军传》，要求刘贤权写一篇以自己为题材的文学传记。刘贤权说：“不要为我写传记，多写些牺牲的烈士和英雄模范的事迹，对后人有教育。”他只是让家人从《将帅名录》上抄下他的简历寄去了。吉安县党史办来函：“刘老您寄来的革命经历太简单了，烦请你另写一份五千字以上的传记文体格式的文章。再次麻烦了。致礼！吉安县党史办1991年7月25日。”当时，他正在北京治病，仍执意不写。他老伴觉得不能由此影响革命老区吉安县的工作，无奈只得将吉安县来信特呈济南军区首长。军区领导很支持，派人执笔按照吉安要求，完成了《刘贤权传记》的初稿，以后又由熟悉了解他的同志进行了修改。遗憾的是，这部稿子还没来得及经他亲自过目，他就与世长辞了。
1991年春，刘贤权三十来年的糖尿病加剧，并发了下肢动脉炎，左脚局部浮肿溃烂，痛得他昼夜不能入睡。在济南军区首长关怀下，5月12日，他去北京求医治病，不久，病情更加恶化，突发心力衰竭，经解放军总医院急救脱险。治疗期间，刘贤权以惊人的毅力和疾病作斗争。他始终镇定、乐观，还经常写信向济南军区领导和党支部汇报自己的思想和病情。每当军区领导来看望或收到党支部复信，他总是激动不已。坏死的脚趾常常疼得他全身大汗淋漓，他咬牙坚持从不呻吟，也不服止痛药，不打止痛针。就在医院会诊需作截肢治疗时，他仍耐心说服大家：“不要费心，我已77岁了，又是糖尿病晚期，截肢后伤口愈合不了更痛苦。自己痛苦是次要的，给国家消耗医药费又有什么意义！生老病死自有不可抗拒的规律。马克思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按时去报到。”他终于劝通了家人。
1997年10月12日，刘贤权在北京治病时收到党支部的来函。他看后高兴地对陪护人员说这是代表组织的信函，体现了党对我的关心，还嘱咐家人把信保存好。来函写道：贤权同志：
9月27日信悉，支部的全体同志向你问好。你在病中还主动通报情况，并极为关心国内外大事，使我们很受感动，希望你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全不着急，安下心来把病治好。至盼奇医速效，早日痊愈。
此致
布 礼
党 支 部
1991年10月5日
刘贤权住院期间，他的老首长、老战友和老部下纷纷赶来看望。病房的护士深有感触地对前来探视的人们说：“一到探视时间，总是有那么多的人来看望首长，而首长的情绪也特别好。”刘贤权夫人说：“是啊，大家的关心和安慰使他有了与疾病作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1992年3月，刘贤权病情初步稳定，转回济南军区总医院继续治疗。
军区总医院与山东省济宁脉管炎专科医院共同为刘贤权制定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这一方案是成功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刘贤权的病情一天天地好转，脚的溃烂部位得到了控制，疼痛也基本消除，睡眠也好多了。亲友们和医务人员都为他感到高兴。济南军区张万年司令、宋清谓政委等领导同志都来看望他。
6月13日，熟睡中的刘贤权突然见到叶剑英元帅来了，叫着他的名字：“刘贤权、刘贤权，快醒醒。”他睁开眼睛，只见叶剑英带着张达志、梁兴初站在面前对他说：“你怎么还在睡觉，毛主席召开军事会议要我来叫你们！”刘贤权讲：“带个笔记本。”叶帅拉着刘贤权说，“快走快走来不及了”。他们三人急急忙忙随叶帅赶到了会场。进门一看，毛主席坐在前面正在讲话，将帅们围坐在主席对面，他所熟悉的刘亚楼、黄克诚、李天佑等人也一一在座。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们四个人。刘贤权一面向毛主席行军礼，一面想着：“毛主席召开的军事会议，偏偏我们迟到了，事先也没接到通知，这是怎么搞的。”心急之中一睁眼，原来是一个梦。天亮后刘贤权饶有兴趣地把梦中的一切讲给夫人和公务员小刘听。听了梦中的情景，安绍杰明白，这些都是情感所致，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她想，老伴对军队、对主席、对战友有着深厚的感情，如今病情刚有好转，他就梦见去参加毛主席召开的军事会议，还梦见了那么多已故的将帅，真不知该怎样安慰他才好。
第三天，1992年6月15日晨，刘贤权在洗漱之后，正和公务员小刘同志谈笑时，因心脏骤停溘然长逝。享年77岁。
将星殒落，永垂青史。他光辉曲折的一生，在人们心中立存了一座丰碑，也留下了无尽的思索。
他走了，
走得那样匆忙，
好像真是要赶赴那梦中的会议；
他走了，
走得那样安详，
好似为无愧人生而备感欣慰；
他走了，
迎着初升的太阳，
仿佛要把自己融在那灿烂的朝霞之中；
他走了，
未留下一句他的遗言，
今生使命尽何憾於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