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渤海军区接到上级指示，新组建了两个师，并决定由刘其人和我及王兆相等同志，率一个师从陆路向东北挺进。为了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部队到达古北口后，立即构筑工事，勘察地形，明确任务。部队安置好后，我去沈阳向东北民主联军罗荣桓第二政治委员委汇报工作。罗政委听完汇报后说：“你不要回部队了，去合江军区当司令，张闻天去当政委。下午你来见见高岗同志(北满军区司令员)和张闻天同志，同他们一道去哈尔滨。北满地区土匪猖獗，你到那里以后，主要任务是组织剿匪。”后来在去佳木斯(合江军区所在地)的途中，张闻天同志让方强先去合江军区当司令，我就随他在牡丹江下了车，等待分配工作。
时牡丹江地区的局势很紧张，日本投降后经国民党收编和委任的土匪谢文东、马喜山等部，从南北两个方向逼近牡丹江市。谢文东属下的李开江部，从五林一带向南活动。靠近牡丹江的桦林一带群众，经常遭其掠夺和骚扰，粮食很难运进市内。土匪马喜山等部，盘踞在牡丹江市南面的马莲河、鹿道、春阳一带，截断了南北交通，直逼牡丹江市的南大门东京城。马扬言：先攻东京城，再逼宁安县，打进牡丹江，活捉李司令(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土匪武装有时还潜入市区放枪骚扰，甚至窜到牡丹江军区附近的街道活动，真可谓嚣张至极。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辅助主力部队更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我党也组织了一些地方武装，但由于成分复杂，骨干力量薄弱，战斗力很差，在土匪的猖狂进攻面前，有的一触即溃，甚至叛变降匪。当地群众在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土匪武装的骚扰下，对共产党、八路军心怀恐惧，不够信任，开展工作相当困难。面对这些情况，我心里非常着急，曾多次向张闻天同志要求分配我带部队去剿匪。后来，他说：东京城是牡丹江的南大门，形势很紧张，那里有个民团与土匪马喜山对峙，时间久了怕顶不住，你去那个地区当司令负责剿匪，民团归你指挥，只要不让马匪打进东京城，牡丹江就安全多了。我听了很高兴，当天就出发了。
随我一起去东京城的有从延安来的邹世环、阎玉森，还有一位王营长以及警卫排长赵轩和饲养员大老陈等六位同志。北国10月，近似关内隆冬季节，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我们刚到东北，全部没有领到棉衣，只好买点更生布当面，旧褂子当里，絮点更生棉，自己缝缝就披在身上了。警卫排长赵轩将我长征时缴获的一条旧军毯，剪裁剪裁放在更生布里当作棉衣御寒。
我们去东京城以前，对民团的情况了解甚少。为迅速掌握民团的编制、人数、干部战士的思想和战斗力情况，我派邹世环同志去当民团政委，还派去了王营长。我们也主动接近民团的各级干部，找一些骨干和战士谈心，积极宣传我党主张和全国形势，努力提高民团官兵的政治觉悟。
这个民团是在日本投降后，为保护财产抵御土匪骚扰，由东京地区的开明士绅、地主自发组织起来的，总共有二千多人，成分比较复杂，干部中有许多当过“国兵”和伪警察的。民团虽接受我们领导并被收编为牡丹江军区第四团，但并未从组织上、思想上对其进行调整和改造。团长陈恩普出身地主，当过伪警察，也参加过抗联，属有正义感的进步人士；民团的士兵大都来自穷苦百姓，因受国民党匪特蛊惑宣传的影响，对我军缺乏正确的了解。这个团第三营全由朝鲜族同志组成，他们受抗联影响较大，政治上拥护共产党，作战勇敢，对土匪斗争坚决，土匪既怕他们又恨他们。从总的方面来看，民团的领导层政治基础很薄弱。我们到东京城之后，马喜山匪部曾几次攻城，虽未攻下，但却造成了民团内部的思想动荡。有的企图逃跑，有的与敌通风报信。更为严重的是民团二营刁营长是国民党打入民团内部的奸细，他明里是民团的营长，实则是国民党军已委任的“东北先遣军第四团上校团长”。他经常在干部和战士中挑拨离间，制造混乱，妄图伺机把民团拉出去，向国民党邀功请赏。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的精神，积极地开展工作。团长陈恩普开始对我们有戒心，认为是来监督他们的，而且对我们有无能力指挥打仗也持怀疑态度。我认为，他过去与我军接触不多，缺乏相互了解和信任，只要我们的工作跟上去，相信他是会转变的。在工作中我们很尊重他，遇事都和他商量，重大决策都征得他的同意，并支持他行使团长的职权。听说他是个孝子，我还多次到他家，与他母亲拉家常做工作，赶上年节还到他家去做客。当地有一个姓邱的中学校长在地方上很有声望，我也通过他做陈团长的工作。一到打仗的时候，我们都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打退了马匪的几次进犯。时间不长，我们之间的感情就比较融洽了。同时，我们还注意与民团的基层干部、士兵谈心，广交朋友，赤诚相待，向他们介绍全国形势，以及东北战场上我军的胜利，我党我军的政策，讲述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中假抗日真反共，抗战胜利了，他们又网罗土匪武装，抢占地盘、残害人民等等罪行。这样，民团官兵的政治态度、思想感情逐渐发生了变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从冷漠到拥护，从怀疑到坚信，我们的工作也打开了局面。
我们刚到东京城的头一个月，不仅生活艰苦，而且要随时准备对付土匪与坏人的袭扰。我们司令部设在城内一所中学里，房子是两层楼式的。我们的司令部，实际上只有我和两名机关干部另加警卫排长赵轩、警卫员和饲养员兼炊事员大老陈，总共才六个人。我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我们睡觉时，都把枪压在枕头下边，每人仅盖一条旧毯子，冻得蜷缩着腿睡。我们几个除大老陈和警卫员外，每晚每人都要带一班岗。有一次，二营刁营长带着几个人偷偷摸到我们住处，想把我们搞掉，可看到我们警惕性很高，他没敢下手。后来，由于我们争取了民团的领导和士兵，刁营长的阴谋逐渐败露，最后被我们镇压了。
为了加速对民团的改造，我们先后组织部队学习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扩大武装，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彻底清除土匪武装，为夺取全国胜利做好准备的指示；学习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增强组织纪律观念的有关文件、讲话；进行了作风纪律整顿，还对部队进行一些应急的军事训练。同时，在组织上也作了一些调整，把一些在政治上表现好，作战勇敢的班长骨干提拔为连排干部，充实到骨干力量较薄弱的基层单位。通过这些工作，又经过几次战斗，民团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战斗力也提高了。
原来，不管土匪怎样骚扰偷袭，民团都是死守城池，不敢出击。我们到那儿后，一方面组织部队选择有利地形修筑工事，抵御来犯的马匪；另一方面，抓住时机主动出击，争取在进攻中消灭马匪的有生力量。经查这股土匪是从鹿道、马莲河方向逼近东京城的，共有一千多人，曾多次分兵几路向东京城进攻，都被我们打退了。经过周密的侦察和充分的战斗准备，我们决定集中兵力消灭这股土匪。战前搞了深入的动员，使大家明确，积极的防御与主动进攻相结合，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从根本上消除隐患。我还带着连以上干部到马莲河附近勘察地形，在现场对部队的进攻路线和兵力使用作了明确部署。一、二营担任主攻，三营在马莲河南的一个隐蔽处准备伏击。部队于夜间出发，拂晓前包围了敌人。发起攻击后，我与陈团长、邹政委亲临前沿指挥，营连干部冲锋在前，部队士气大振，经过近一天的激战，消灭敌人三百余名，俘敌一百余名。逃跑之敌又遭三营伏击，死伤百余人。这一仗打得较出色，狠狠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肃清了东京城附近的土匪武装，稳定了东京城的局势。
马莲河之战的胜利，使民团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高。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军，民团由原来的二千多人，扩展到三千多人。警卫人员由原来的几个人，扩充到五十人的一个大排。后来，民团中还有三百多人参加了正规部队，奔赴新的战场。
我们在打下了马莲河消灭了马喜山匪部主力之后，我被调到牡丹江军区任副司令员，仍然负责剿匪。
牡丹江地区大规模的剿匪战斗，是从辽南军区第四纵队第二支队(即海军支队)到达牡丹江后展开的。当时，剿匪部队分成南北两路。由我指挥的北路剿匪部队于1946年2月初从牡丹江出发，一举攻下草甸子、桦林、柴河、五林等地，歼土匪李开江、张德林各一部。至此，这一带就剩下杏树村、柞木台南沟和双河屯三个较大的土匪据点了。据侦察得知，离板院以西三十余里的杏树村，处于交通要道上，聚集着多股土匪共四百余人，且工事坚固，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如能迅速拿下杏树村，对完成北路剿匪任务将起重要作用。为此，板院战斗刚结束，我就命令部队连夜出发，争取拂晓前偷袭杏树村，全歼该村守敌。部队于晚上九点多钟，沿着板院河以北的深山小径，踏着厚厚积雪，经过六个多小时的艰难行军，到达杏树村北山。由于敌人已成惊弓之鸟，非常警觉，在通往杏树村的道路上增设了警戒哨，部队不得不将偷袭改为强攻，首先消灭了敌之警戒分队，天亮前完成了对杏树村之敌的合围。
杏树村位于南山坡下，村的三面是开阔地，易守难攻。部队发起了强攻，但未能奏效。在敌我相持的情况下，七连一班长杨子荣以他的正确判断，机智勇敢，独闯敌营，劝服四百余名匪徒全部投降，成为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范例。
杏树村战斗的胜利，在心理上给敌以很大震撼。部队刚刚开到柞木台南沟，那里的土匪不战自溃。警卫排长赵轩带领两名警卫员进村时，遇上七十多名溃逃的敌人。敌人一看是解放军，放下武器就跑。他们三人未费一枪一弹就收缴长短枪七十四条，并抓获了十二名俘虏。在柞木台南沟我们还缴获了两门日本造一五毫米口径的大炮。随后，部队乘胜前进，一鼓作气攻下北路的最后一个土匪据点双河屯。至此，北路土匪已被全部肃清，解放了牡丹江以北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和近百个村庄。
在北路剿匪取得胜利的同时，南路剿匪部队在二支队田松司令的率领下，也取得了讨伐郑(云峰)马(喜山)战役的胜利。
此后，我们消灭了盘踞在穆棱的谢文东残部，解放了东宁县县城，最后集中兵力消除了鸡西至密山一带的匪患。这样，经过半年多的连续进剿，牡丹江周围地区的大股土匪悉数被肃清，一度动荡不安的牡丹江局势稳定下来，打通了牡丹江与间岛、图门、吉林、佳木斯的铁路线，使北满与东满联成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