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刘贤权同志的老战友，每当我回想起与他共同工作、战斗和生活的日子，就抑制不住深深的缅怀之情。
我与刘贤权同志初次见面是在1932年春。当时我在红五军团37师2团任机枪连连长。赣州战役后，部队进行集中整训，从红五军团抽调了很多干部到各部队当教官，我奉命调到红12军36师107团当军事教官。不久，我们部队在上杭、武平等地打垮了反动地主钟绍魁及苦竹山、太窝的地主武装之后，全师在福建汀洲千家村集训。一次训练间隙，108团机枪连连长孙德胜与外师来参观的一位同志在热烈地讨论着机枪射击原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孙看见了我，就大声嚷道：“我讲你不信，可以问问曹教官。”我就自然加人了他们的讨论。这样，我才知道，与孙德胜争论的同志就是刘贤权，他当时在35师105团重机枪连任政治指导员。他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是文质彬彬，思维敏捷，善于钻研，谦虚好学。后来，我又调回红五军团，从此我与贤权同志一分手就是十多年。
第二次见面是1947年。当时我在东北民主联军1纵3师任参谋长。刘贤权同志于7月份从富锦军分区司令员调任3师政治委员，我们一起战斗、生活了三个年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我先后参加了“秋季攻势”、“冬季攻势”、“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在此期间，刘贤权同志曾于1948年3月至9月调任l纵队政治部主任，后经他主动要求，又回到3师改任师长。这时我任副师长。在相处的岁月中，我感到刘贤权同志有许多突出的特点。其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指挥果断、作战英勇、执行命令坚决、敢打硬仗。在平津战役时，我师参加攻打天津，开始担任全军的预备队。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李天佑军长命令我师立即出击，负责歼灭敌86军。师长刘贤权同志身先士卒，随341团的前卫营从城系关大街，沿墙子河直插敌86军的军部所在地小白楼。与敌激战10多个小时，共歼敌5480多人，生俘敌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兼86军军长刘云翰、敌62军军长林伟俦、敌43师师长王志熙等高级将领。缴获汽车、大炮、枪支和弹药等大批军用物资。刘贤权同志的再一个特点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我是军事干部出身，性格急躁，心直口快，有时让人接受不了，但刘贤权同志与我相处的一直很和谐，甚至认为我的“豪爽”也是优点。这与他虚怀若谷、修养好是分不开的。1948年9月，刘贤权同志结婚几天，就从纵队政治部回到3师当师长。天津战役后，他和新娘子安绍杰同志来看我和爱人王静文，并开玩笑地说：“不知绍杰以后能长到静文那么高罗？”还送了我一张结婚照，我们一直珍藏至今。
天津战役后，我调到151师任师长，同刘贤权同志暂时分开，但同在一个军，仍并肩作战。我们先后参加了渡江南下的“宜沙战役”和“湘西战役”。1949年11月初，151师和114师又共同接受了千里战役迂回，解放广西的任务。两个师一前一后，协同作战，互相支援，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当时我们部队大都没有报话机等通讯设备，会师后，我让人将我们缴获的战利品一新式无线电报话机送给了刘贤权同志，他非常高兴。11月24日，又接到四野前指的命令，两个师又共同参加了解放云南南部的战役，期间，各歼敌4000多人，胜利完成了解放滇南的战斗任务，受到13兵团的通令嘉奖和4兵团司令员陈赓同志的热情赞扬。云南解放后，151师受命返回广西驻防剿匪，114师受命到湖南剿匪，我们两人又一次分开。这次分手的时间较长，但两人都不断地打听对方的消息。
直到1970年春，我当时已离职休息，因事去北京，与当时任铁道兵司令员的刘贤权同志匆匆见了一面。他还几次派人给我送了戏票和球票，以示战友之情。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他当时也已离职休息，在山东济南安了家。我和静文去济南检查身体，顺路去看他和绍杰同志。当时他的身体就不太好，心脏病已发作过几次，我们分手时互道珍重。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济南一别，竟成永诀。接到刘贤权同志逝世的噩耗，使我非常悲痛！
刘贤权同志是我军的一名优秀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战争年代功勋卓著，和平年代也多有建树。虽然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我们永远深切地怀念他。
刘贤权同志安息吧！
注：作者系广西省军区原副司令员。
1996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