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权同志是一位老红军，也是我的老领导。他参加过江西苏区1至5次反“围剿”战斗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打了许多大仗、恶仗，功勋卓著。
1948年，刘贤权同志和我同在第四野战军工作。入关后，他任38军114师师长，我任47军140师418团团长。两支部队经常在一起协同作战，所以，我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但是我直接接触他，还是在湖南湘西剿匪和抗美援朝的战争中。
1949年10月，我军47军解放了湖南湘西，当时土匪十分猖獗，公开拦截车辆，并经常以武装袭击我军，打死打伤我零散人员。我师师部驻防的芷江县，夜晚城郊的四周山上，土匪到处在放火，打枪，城内也常听到枪声。后来，38军114师奉命到芷江分区配合我140师进行剿匪。当时，我任师参谋长，刘贤权任38军副军长兼114师师长。他到芷江后，我详细汇报了匪情，着重谈了剿匪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集中兵力和如何集中兵力？那时芷江分区共八个县，地方太大，兵力过于分散，常遭到土匪袭扰。我们拟将南边的通道、靖县、绥宁等三个县的兵力撤出来，集中兵力先消灭五年县的土匪，然后再回兵南边三县。可是看法不一致，特别是南三县的地方干部，担心部队撤走后，地方干部和群众会遭到迫害。但从全局来看必须撤。在这种情况下，刘贤权同志坚决支持集中兵力剿噩的主张。同时，他还提出了保护南边三县干部和群众的措施。在对待土匪的政策和建立地方政权等问题上，他也都提出和支持了正确的意见，这就坚定了师党委的决心和信心，这对我们共同完成剿匪任务有着重要意义。
1950年7月，刘贤权同志由38军调47军任副军长，他又负责指挥47军北线的剿匪作战，直到1951年1月胜利完成任务。
1951年2月，47军奉命赴朝作战。6月我师（当时我任47军140师师长），奉命接替友军铁源以西、连源以北，内外石桥防御阵地。当时第五次战役刚刚结束，美军凭借火力优势追我志愿军部队，经我军阻击后，其进犯速度虽然减慢，但仍不停地向北进犯。友军因部队伤亡大，补给困难，已将驻守在临津以东的部队撤到西岸，并准备在敌大举进犯时，退守临津江以西兔山一线阵地。摆在我师面前的问题是坚守，还是退到临律江以西阵地；是按以前运动战的打法，还是坚守阵地顶住敌人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刘贤权同志来到师部，他分析了敌我力量的情况，说明了坚守阵地消耗敌人是当时最必要的打法。于是师党委采取了阵地防御，寸土必争的方针。全师按照这个方针，立即动员部队，构筑坚固工事，以后发展成坑道工事。结果，我部顶住了敌人进攻。即使是1951年敌人纠集美3师、美25师、骑1师，发动所谓的秋季攻势，也未能向前进一步。 1952年冬，我140师第二次上阵地。12月21日，师组织420团歼灭水郁市西山敌人一个加强连后，敌三天内多次以一个营到一个团的兵力向我反击。当时，师指挥所设在阵地前沿6连阵地上。敌人指挥空军和炮兵对我指挥所狂轰滥炸。此时此刻，刘贤权同志（升任47军政委）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沿阵地，向突击连作战前动员，鼓励部队抗击敌人的反击。这对我及全师指战员都是极大的鼓舞。
在我的心里，刘贤权同志是一位智勇双全，关心部队，临危不惧的领导干部。他一生为人民，无私作奉献；对党无限忠诚，共产主义信念始终不愉。他今天已离我们而去，但他那崇高的思想，优良的作风和无产阶级的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并激励我们前进！
注：作者系原基建工程兵主任。
1994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