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贤权同志认识是在1946年6月底，那时他是牡丹江省军区司令员。我调到牡丹江后，他和政委李大章同我谈话，让我到牡丹江省保安处兼保安团政委。两位首长对我说：牡丹江“五—一五”反革命暴动刚过不久，地方上还很复杂。抓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但还有反革命在暗地活动。去后要注意掌握部队，注意继续清查地方上的反革命。刘司令强调说：“对已被关押的敌特反坏分予要抓紧清查、审理。审理要注意掌握政策，弄清事实，实事求是。对那些罪大极的、民愤极大的要坚决镇压，具体条件处理由省政府张静芝主席负责，多向他请示报告”。由于李大章和刘贤权同志重视保安工作，亲自抓，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
我11月底离开保安处和保安团，到牡1团担任政委。在那五个月的过程中，保安处顺利开始了许多工作，地方治安明显好转，这与刘司令的直接领导是分不开的。从那时起我感到刘司令头脑冷静、政策性强、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使人感到亲切。他对事情的看法和处理总是很客观，一点也不武断，很有政治风度。这一切都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刻很好的印象。
抗美援朝回国后，他任38军军长时，我在旅大警备区守备2师任政委。在沈阳开会见面时，他还是很热情很亲切的对待他的老下级。使人感到很是温暖，感受到深厚的同志情谊。
1969年12月，我调军委办公厅任副主任，刘贤权同志是军委铁道兵司令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办事组学习和办公时，我们经常见面，差不多每星期一两次。他对办公厅的秘书们都很客气。那时接触中也就是传递一些文件、传呼电话等等，因为当时办事组处理全军性的问题很少集体讨论，多是采用批办和传阅画圈的办法。这期间他处理事情十分慎重，从不多言多语，办公或学习完之后即回铁道兵机关，从不单独在办事组办公。在这一阶段中，我感到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总是谨言慎行，公事公办。
以后，我们又见过两次面。1986年9月，我路过济南时，去看望了他。1988年他经过大连，我到黑石礁招待所看望他和江拥辉司令。江司令问他怎么熟悉我，刘贤权同志愉快地回答说：“在牡丹江时就熟悉，老战友啦！”我说：“我是你们两位的老下级了。”
想不到刘司令走得这样早。我们在大连的十多个老同志，虽然多数没有直接和刘司令在一起工作过，但都知道他是一位和蔼可亲，体贴下级的老首长，对他的逝世都感到很难过。
注：作者系原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副政委。
1993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