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听说刘司令不幸病故，心里非常难过，由于身体不好，未能前往济南参加遗体告别，总想写篇文章表达对首长的怀念，但因心脏病复发，一直未能动笔。老首长离别人世后，我常梦见他指挥我们打仗，思念之情至殷，他的品德才华和音容笑貌，一直铭记在我心中。现在我安了起搏器，心脏功能逐渐恢复了，感情驱使我尽快地把我对首长印象最深，首长对我教育最大的事情写出来。
1941年1月，我参加八路军，分配在115师教导6旅16团1营3连2排6班当战士。1942年春，上级调我到团里给杨承德团长当警卫员。后来团长牺牲了，组织调我到第3军分区给刘贤权司令员当警卫员，直到1948年2月，我到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警卫营当副指导员时才离开他。我随刘司令从山东到东北，打鬼子、剿匪、打国民党，行程万里，身经百战，朝夕相处约五年之久，首长情深谊重，使我终生难忘。
回忆我们在冀鲁边的岁月是非常艰苦的。冀鲁边区东临渤海，西至津浦路，北靠天津，南至黄河，中间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盐碱地，树木难以生长，庄稼连年欠收，加上旱灾、虫害，群众生活极其困难。日冠为了封锁八路军活动，到处挖封锁沟，3里设岗楼，5里设据点。日军、伪军、汉奸特务、顽军相互勾结，频繁“扫荡”，奸淫烧掠，迫使群众逃荒要饭，到处流浪。1943年2月鬼子出动千余人，伪军500余人乘汽车进行远距离奔袭，冀鲁边第3军分区率两个连和庆云、乐陵、南皮三个县的县大队在战斗中伤亡很大，军分区副司令兼团长杨承德英勇牺牲。
在冀鲁边平原作战，除了坟墓再也找不到可利用的地形地物。为了保存力量，上级决定部队化整为零，脱掉军装换便衣，以连为单位打游击，军民一齐动手挖交通沟，村村相通，交通沟两侧做工事既能转移又能作战，夏天有时住在庄稼地里，有时一天吃不上饭，日晒雨淋虫咬蚊叮，热的喘不上气。为了封锁消息，小商贩和一切来往行人只准进村，不准出村，等天黑部队出发后才放行。那时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军民脑子里战胜敌人这根弦绷得紧紧的，一天打几仗，一月打几十仗，说“抗战八年，身经百战”言之不过。那时打仗，很讲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全靠群众掩护。黎明前的黑暗十分难熬，上级动员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那时的口号是“两年打败希特勒，三年打败小日本”。但有的人怕苦怕死坚持不住，动摇了。冀鲁边军区司令邢仁甫叛变投敌，杀害了军区黄骅副司令、参谋长陆成道等5位同志。第3军分区司令杨靖侯也叛变投敌。敌人大肆造谣：“共产党长不了，八路司令都投降了”，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
刘贤权司令就是在这种革命低潮的形势下，来到3分区兼任司令员的。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与分区政委李光文、副司令黄荣海、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雪炎团结合作，一点也看不出他是军区下来的干部。他指挥3分区的直属部队和回民支队及几个县大队在群众的配合下打游击，分区领导各带一个连活动，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刘司令深入部队和群众之中，讲形势，讲持久战，动员军民齐心合力为死难烈士报仇。在他那种坚定不移每战必胜的信心影响下，部队和群众的信心大大增强，一些同志的悲观情绪得到克服。1944年5月，有一天盐山县城送来情报，日寇出动100多人，在300多伪军配合下，出来“扫荡”。分区首长立即研究，刘司令主张下午打，他说：“上午敌人刚出来，警惕性高，我们设伏难，硬拼会增加伤亡。下午打，敌人返回容易麻痹，我们绕到敌人侧后去前后夹击，全歼敌人的把握大”。黄荣海副司令打仗勇敢，外号“黄猛子”，他歼敌心切，坚持要上午就打，干掉这些狗日的。俩人争的很厉害，嗓门很高。我们警卫班几个战士在窗外急的直跺脚，希望上午打。政委李广文赞成下午打，大家也就同意了。下午4点，在刘司令的指挥下歼灭了敌人。我还抓了一个日军译电员。分区的领导同志都很佩服刘司令打仗有办法。
1945年春，3分区打掉了敌人所有的小据点和岗楼，剩下几个大据点和县城的敌人也不敢轻易出来。同年秋，解放了乐陵、临邑、南皮三座县城，接着解放了阳信、惠民。仅阳信一仗，毙伤伪军100余人，生俘保安团长王永坤、中队长刁长盛以下1100余人，缴获八二追击炮3门，小炮17门，轻重机枪12挺，长短枪1200余支，汽车4辆，战马50余匹，粮食200余万斤和大批军需物资。部队稍加休息，又解放了惠民。阳信、惠民一解放，盐山县的敌人望风而逃，至此，冀鲁边全境解放，山东军区来电表扬第3军分区是山东第二个解放最早的地区。
1945年9月，首长接到通知任第2军分区司令。首长带我坐上刚缴来的日本大汽车，赶到2分区，这时解放商河的战斗还未结束。当我们在实地察看战况时，又接到首长调任教导6旅旅长的通知，但他还没弄清教导6旅在哪儿又接到挺进东北的通知。1945年10月4日，刘贤权为师长，刘其仁为政委，还有原独立团团长王兆相同志率领刚组建的一个步兵师由惠民出发。途中，刘其仁政委突然宣布上级命令王兆相任该师师长，未提到刘贤权的任命。刘其仁说刘贤权同志就先当副师长吧！刘贤权当即表态干什么都行，有仗打就行。就这样降了职，但他仍积极协助师长、政委带领全师行程千里到达古北口。东北人民自治军来通知刘贤权任第6纵队政治部主作。他主动让位，要求继续当副师长。刘其仁当时很为难，不便表态。部队安置好后，他带上我（警卫排长）和警卫员杨俊祥、马夫大老陈（他年龄大，首长也称他大老陈，至今也不知他名字）骑马每天百余里到了叶柏寿（现建平），把马送给老乡换乘火车到了沈阳，向罗荣桓副政委汇报了工作。罗对他说合江地区土匪猖獗，让他立即到合江军区当司令指挥剿匪。后来，三变两变把他分配到东京城当了地区司令，一个月内降了几级，他还是很高兴，总是说有仗打就行。到东京城（镇）说是当地区司令，实际上只有一个民团（刚整编为牡丹江军区第4团），且成分复杂，军心不稳，危机四伏。和我们同去的共6人都住在学校里，夜里我们和分区政治部主任阎玉森、宣传科长赵搏伦轮流站岗，首长也站。站岗时得十分警惕，睡觉时也得把枪放在枕头下，顶上子弹，以防不测。有一次在林口车站，方强和刘贤权在火车上会面研究联合剿匪，但情况突变，方强急返回合江。首长立即决定出发，警卫员杨俊祥在站台上因过度疲劳睡着了，一起身枪走火不幸牺牲。首长非常难过。我哭红了眼，三天没怎么吃饭。首长不发火，他体谅我同小杨的感情，每天几次来劝说：“不吃饭怎么有劲打土匪，怎能为小杨报仇呢？”
我对首长印象最深的是他宽广的政治胸怀和高尚的品德修养。1943年到1948年的五六年时间里，就是在他负伤时我也没有离开他身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很冷静，对我、对其他同志从不耍态度，不骂人。我们有了错或工作上出了毛病，他总是循循善诱地批评，最重的话顶多说你是“乱弹琴”。有一次例外，他真的生气了。那是抗战末期，渤海军区第1、第3军分区打了胜仗开联欢会，群众请来个戏班子唱评剧。1分区司令员傅继泽同志早到几分钟，首长有事来迟了一步，我给他找了个空地方席地而坐。当唱到“小燕子向南飞，跑腿的在外面无家可归”，唱腔软绵绵的，剧情很不健康，首长火了，让戏停下。他说什么小燕向南飞，唱“打渔杀家”。大家都愣了。过了几分钟，台上改唱“打渔杀家”，群众看到杀渔霸时都高兴的拍手叫好。首长也消气了，一直看到演出结束。大家都说第一次见刘司令发火。首长不爱讲话，可他喜欢吹口琴。有一次攻下一个村围子，地主跑了，我们把没收地主的东西分给群众，有一个口琴，我拿起来就吹开了，排长说奖励给你！我高兴得回来就吹上了。首长看到也好奇地说：给我试试。拿到手里他不知怎么拿，更吹不出谱来，但他很有兴趣，慢慢地会吹了，能吹好几首抗日歌曲。最爱吹《春光好》，当时大家都爱唱这首歌，首长吹口琴，我们就跟着唱：“春光好，春风飘摇，让那红球（太阳）现出来，建成一个光明美丽的新世界”。首长很重感情，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一直不放我走。我也舍不得离开老首长。那时我年轻、机灵、打仗勇敢不怕死，放到哪里都能完成任务。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都按照他的意图安排得有条不紊，不让他操心。老首长对我极其关心，经常给我上“小课”，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和做人的道理，还常常询问我的思想和家庭情况，准备挺进东北时还叫我骑他的马，回家看望父母。第二天我就归队了，他还表扬我按时回来是好样的。我深深感到他是我的好首长。他最爱的两种东西，一是王晴的一张照片；二是书。他常嘱咐我，上衣左面口袋装的夹子可不能弄湿了，不能丢；还有书，什么书都不能丢，枪丢了，打仗可能缴来一支，书丢了，在战场上无法寻觅的。这两样一定不能丢，要记住。有一天我洗衣服时从他的上衣左口袋中掏出一个化学（塑料）皮的小夹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女同志的照片，是在北京照的，上面有“北平”二字。我想一定是首长的爱人了，赶紧又小心地放回原处。有一天打了胜仗，他正高兴地吹口琴，我问口袋里的那张照片是谁，他眼里红润了，说是他的爱人王晴，她牺牲了。我看首长难过的样子，后悔自己不该多嘴。他到冀鲁边后，有的同志动员他再找个对象，他的回答总是打完鬼子再说。到了牡丹江东京城，打了胜仗，办起了青年训练班，有不少女同志，多是出身好，品学兼优的知识分子。和刘司令一同来东京城的几位老同志都在这里找了对象。大家劝他找，他又说消灭土匪后再说！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大姐也劝他找，他还是这么一句话。有一天刘大姐真的给他介绍了一个护士，穿得挺利索，长的也不错。她性格直爽，一进门就嚷，你们八路军怎么穿日本鬼子的破衣服。首长说，能防寒就
行，以后会有八路军军服的。护士说，我一天不换衣服也不行。首长觉得她太讲究，和他不一定能合得来，就没有同意。一直拖到1948年9月他才结婚。在我的印象里，首长总是把工作、打仗、事业放在第一位，而把自己的事情置于脑后。不仅在婚姻上是这样，在名利地位这些事上，他好像根本没有考虑过。
他对书感情很深，爱不释手，上厕所都要拿本书看。一本《论持久战》都翻烂了，不知糊了多少次。毛主席的书，他都认真学习，《史记》、《三国演义》和武侠小说也看，所有的书都让我包上书皮。他看书，不仅是为了工作需要，也是他的业余爱好，是消遣休息，是生活必需。除了打仗，研究敌情，总结战斗经验，写笔记外，他就是看书，没有其它爱好。
他生活艰苦朴素，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都是和大家一样，住在庄稼地里，群众家里。两块油漆布，一块包书，一块包衣服，又当枕头用，其他什么都没有。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听说直到南下天气太热才学会喝点茶，生活上没有索求。
他对我要求很严，绝对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每次到了宿营地，要给首长借门板搭床。有的老乡不愿借，我急着给他把床搭好，让他早休息，有时难免态度不好。首长见我发急就批评我，不准耍态度，别“乱弹琴”。这样，我也就很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也不敢违反群众纪律。
注：作者系原38军112师副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