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权同志自任铁道兵司令员以来，就一直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上。他每年都要两次下工地；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每次下去都是一至两个月。而且坚持“从头到尾，自始至终”，即从一条新线的起点走到终点。他对这个自定的规矩从未半途而废过。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他沿着铁道兵战士战斗过的足迹，穿过了祖国的许多高山大川。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坚持调查研究，强调实事求是，实打实地为下面解决问题。
记述的是三件“小事”：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个人人皆知的口号是“外行领导内行”。刘贤权同志不这样看。他认为外行领导内行不是规律，做领导工作应当是内行才是正理。
1970年10月他去襄渝线。临行前，他请作战处的高级工程师介绍襄渝铁路的设计施工特点和当前需要解决问题。他听得很仔细，一直听了两天。在从办公室回宿舍的途中，警卫员问秘书：“有什么大事呀，用这么多时间？”秘书说：“听专家讲技术。”警卫员说：“不是外行领导内行吗？还听专家讲什么？”这时走在前面的刘贤权同志回头严肃地说：“胡扯！外行怎么领导内行？外行领导内行，不管干什么，都只会失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刘贤权同志讲这些话，如果给戴个“奇谈怪论”的帽子恐怕还太小，所以周围的人听后无不咋舌。然而刘贤权同志却若无其事，继续着他的话题：
“当然，要办成一件事情，有了内行的领导也不一定成功，但如没有内行领导，肯定不能成功。”他身旁的人在内心里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但口头不敢附和，而且希望他不要再谈下去，以免惹祸。上了火车后，他突然又提起两天前的话题，对身旁的同志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的话是奇谈怪论？”秘书说：“我们反正不敢讲那样的话。”刘贤权同志理直气壮：“有什么不敢？在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就是这样说的，他要求领导干部都要成为内行。你们想想，如果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外行，革命怎么能成功？毛主席能领导中国革命成功，是因为他对中国革命规律研究透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大内行。陈独秀、王明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太外行了。”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修铁路上，“修铁路，更得内行。我现在是外行，想成个内行恐怕一年半载办不到。你们年轻同志，应当好好学习，成为内行。”三天后，他再提这个话题，并对秘书说：“小石（警卫员）军龄不短了，来我这里四年了，和他一块参军的不少人都提干了。他离开我后，不要急着下去当干部，他一不懂技术，二没带过兵，应该先到学校里学学技术，然后再下连队。当干部就得当个内行干部。”
“走马观花不算调查”
这也是刘贤权同志的一句惊人之语。之所以“惊”，是因为讲话的胆子太大了，大得让别人听了害怕。在“文革”时期，这种话，被称之“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唱反调”要被视为离经叛道，受到批判。正因为此，给人的印象特别深。
事情发生在1970年冬。刘贤权同志来到正在施工的襄渝线上。他从襄樊开始由东到西逐段察看，遇到大桥长隧道都要到施工现场观看询问。到了大巴山隧道，他坚持进洞察看，大巴山隧道地质复杂，加之当时交通条件差，随时都可能有塌方等险情发生。当时指挥部领导及师团领导，考虑首长安全，都极力劝阻刘贤权同志进入隧洞。但是与众人希望相反，越是劝他不要进去，他越是感到有进去的必要。当时有位部队同志说：“调查研究不一定非下马观花不可，走马观花也是调查研究呀！”刘贤权同志不同意这样讲，直截了当地反驳说：“走马观花不算调查研究。”停了片刻，他可能考虑对方是出于善意，自己说话太生硬怕不好，于是解释说：“毛主席说的调查研究就是下马观花，而不是走马观花，走马观花不是调查研究，因为走马观花什么事情也调查不到，研究也就无从说起了。现在人们说调查研究要走马观花与下马观花相结合，实际上无法结合。”部队同志是很实在的，所以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可是了解北京政治风云的人，却为刘贤权同志捏把汗。因为在来襄渝之前，叶群就宣扬“走马观花”搞调查，而林彪是“委托”他人代自己搞“第一手材料”。刘贤权的讲话不管是有意无意，人家都可以说他与叶群唱对台戏。按照当时的“极左”逻辑，与叶群唱对台戏就是与“林副主席”唱对台戏，就是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唱对台戏。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实在是太荒谬可笑了。可在当时，这样推理者却大有人在。所以刘贤权同志在当时敢于说出他的体验和见解，表现出了他非凡的勇气。
“大比武有什么不对”
不少同志认为，刘贤权同志说话做事都很谨慎。这样对他评价，一般说来是对的。但跟随他时间久了就会发现，他有时候说话是“相当不谨慎”的。
还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前，他每次下部队了解情况调查研究，都强调铁道兵战士要学好技术。只有学好技术，才能保证铁路建设的高质量。对那些敢于鼓励战士学技术、搞技术革新、开展技术比赛活动的单位，他都大力赞扬，要求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甚至提出要在铁道兵部队开展技术比武活动。
成昆铁路建成后，他要总结，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在他拟定报告提纲时，要求写写开展技术比武。秘书在报告草稿中，学习技术是写了，但不敢写“技术比武”。他看后，就亲自加了技术比武一段话。秘书提醒他“大比武是被批判的呀！”刘贤权同志不高兴了，说话也激动起来：“批判的东西不一定都错。大比武有什么不对？红军在井冈山时搞，八路军在抗战时搞，到了解放战争时更是大搞，证明对提高军事素质很有好处。”停了停又说：“铁道兵是技术兵种，学学技术搞搞技术比武，就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没有那回事！”这些话，讲在1970年，可被认作“货真价实”的“奇谈怪论”。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要说讲这种话，就是听这样的话也是有点胆颤心惊。有些好心人怕他吃亏，就很策略地提醒他。有的甚至找秘书说：“你们得劝劝首长，可别当铁道兵的罗瑞卿呀！”秘书作过努力，但无济于事。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他的观点。实际影响如何？我未作深入考察，不敢妄论。但有一个老战友，那时在团里当副参谋长，主管技术工作，就此问题对我说：“有刘司令员那些话，我们的技术人员都感到腰杆硬了好多。时间长了，你们会知道，刘司令的话绝不是奇谈怪论，而是正谈正论，对我们铁道兵，对我们国家的铁路建设，是有益处的。用受益匪浅来形容，也不算过分。”今天，历史又前进了四分之一世纪，是非曲直大多有了定论，“受益匪浅”的话，无疑是言中了。
刘贤权同志去世了，他当年的这些曾被称为“奇谈怪论”的话，时至今日，竟普遍地被人们信作真理。每想起这些，怀念之情倍增。刘贤权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为祖国的铁路建设而不息奔波的足迹，却永远会留在祖国的大地上，留在人们的心坎里。
注：作者系石家庄铁道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
1995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