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4日上午9时，新华社原副社长石少华同志会见了安绍杰同志。
石少华同志认真细致地阅读了《解放军将领传》第十四集《刘贤权传记》的征文后，回忆起和刘贤权同志共事时的许多往事。深情地谈起了他对刘贤权同志的印象和怀念。以下是他的谈话：
刘贤权任文化组副组长期间，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认真负责地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很有成效。
我和刘贤权同志相识，是在1968年11月。周总理指定我们俩人抓电影工作。开始是到保定、上海等电影胶片厂调查了解生产状况，传达落实中央首长有关提高电影胶片质量的指示，1969年2月28日，周总理主持成立电影胶片染印法协作小组，负责组织电影胶片、资料保管、工艺的会战。1969年10月底，周总理主持成立电影工业协作指导小组。刘贤权兼任组长，我是副组长。我们配合得很好，很默契。
周总理对电影工业协作指导小组的任务规定如下：一、提高电影胶片的质量；二、继续研究电影染印法的工艺和制作设备；三、加强、改进电影的成品胶片的保管；四、研制8.75电影放映机和胶片的配套，以便推广农村电影放映的普及。以上任务由电影工业协作指导小组领导，化工部、轻工业部等有关部门参加，共同协作完成。周总理还规定有关部、委，应指定一个副部长，参加这项任务。
刘贤权同志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是：处理问题实事求是，不懂的事从不装懂，十分重视听取专业人员的意见。遇到新问题时，他重视研究和学习。正由于他的谦虚、努力，所以对于新的任务，很快从不熟悉到熟悉，处理问题胸中有数，决断准确。这是极为可喜可敬的。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以及主管领导胶片生产的部门和专家，反复的论证，我们一致认为按当时电影胶片的生产工艺，由水溶改为油溶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于是电影工业协作指导小组把这建议以书面形式向周总理做了报告。报告是由刘贤权同志和我俩人签字的。总理批准了这一报告，并由国务院下达文件。从此我国的电影胶片生产，都改为油溶工艺。这一举措，为提高我国电影和摄影的生产水平，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周总理的领导下，我们在北京和陕西，新建了两座恒温和保密的电影资料库，把我国将近百年来出产的电影母片，以及重要的拷贝片，妥善地保管起来。
不久，8.75电影放映机和胶片的全部配套，也研制成功，并且投入生产。
1970年国务院文化组成立，周总理指名刘贤权参加文化组兼任副组长，我在文化组兼任秘书长，继续分管电影工业。
周总理很重视电影工业，并且亲自抓。他批准进口美国染印法的成套设备，并将染印法的全部工艺版权购买下来。
他指定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同志负责同美方谈判。在电影胶片洗印厂新建了染印车间，将原来染印法研究所的技术骨干，大都调到染印车间任骨干。
电影染印法是在美国诞生的，20世纪30年代曾红极一时，它的优点：成本低；色彩丰富而接近自然；用染印法洗印出的拷贝，不容易褪色，便于保存，使用寿命长。
从30年代始，美国一直把染印法的设备和工艺，严密地垄断起来。70年代，美国伊士曼彩色正片和拷贝片兴起，电影染印法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逐渐败给伊士曼。染印法厂家财政赤字愈来愈高，所以准备出卖。这有利的机遇，加上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有所改善，在中、美双方谈判时，一方愿卖，一方愿买，谈判就比较顺利，于是双方签字成交了。
国务院批准新建的第二胶片厂投产了。第二胶片厂采用不易燃烧的片基，任务是生产医学用的X光胶片、航天用的和其它专业用的胶片。这样第一胶片厂就可以集中精力，生产和提高电影、摄影用胶片和摄影用的胶卷，同时生产电影用的拷贝片和染印法用的片基。
刘贤权同志工作很细，头脑清醒有远见。他嘱咐我：凡是文化组向上写报告、请示，都要主送周总理；有关文艺方面的事，抄送中央管文艺的领导同志，历史证明，我按刘贤权同志的要求是对啦！周总理了解刘贤权，曾对我说：“刘贤权执行指示坚决、肯干，是个好同志！”而“四人帮”对刘贤权的看法却恰恰相反。
1970年，群众对江青封闭电影很有意见，说：“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朝鲜电影哭哭笑笑；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顺口溜在北京流行很广。对此，我向周总理反映了，总理说：“目前电影就放映那几部，群众的意见应重视，开放点好，你们认真选一选，报告给我们考虑。”
为了纪念“八一”建军节，刘贤权和我商量，由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组，组成一个初选小组，从过去的影片中，初选出几部影片，由文化组成员审查同意后，再向上报请示。初选小组建议，在国内外恢复发行《渡江侦察记》、《智取华山》两部军事故事片。经文化组名义，上呈报告。因组长吴德同志不在，报告由刘贤权同志签字，7月21日上报周总理，抄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第三天，张春桥对抄件批了一通，说《渡江侦察记》、《智取华山》两部影片有问题，不符合毛主席战略部署，不能上映。
几天后，张春桥、江青要求周总理召集文化组开会。总理出席并主持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张春桥气势汹汹地要追后台，于某某开口就讲：“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狄福才(8341部队副政委)火了站起来说：“你怎么不知道，是我陪你审看的片子，你还说现在没有人能拍出这么高水平的片子，你怎么这么健忘！”江青坐在总理旁边，对面是张春桥。刘贤权讲：“我过去看过这两部片子，认为很好，对部队有教育，看了报告就签发了。吴德不在，是我的责任。”张春桥：“你的责任？这么大的事能没有后台。”这时我站起来讲：“没有后台，原因是人民群众对目前放映的影片数量太少，不满意。对这矛盾如不正确对待，我认为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想：如果从封存的几百部影片中选择其中较好的开放一部分，是解决当前矛盾的合适办法之一。我们把建议向领导报告请示，领导同意就放映，不同意就不放映。”会上斗争得非常激烈。最后，总理同坐在旁边的江青低声交换了意见，随后站起来说，今天大家都把自己的意见说了，我和江青同志交换了意见，认为：问题已说清楚了。既然对放映这两部影片有不同的意见，目前就不放映好了。散会。
会后，他们还是不甘心，通知吴德召集文化组成员开紧急会议，要刘贤权和我做检查。我对吴德同志说：“我没有什么好检查的，要说的话，都在周总理主持的会上说了。”文化组批判刘贤权和我的目的是“追后台”，矛头是对着周总理。文化组成员中，吴德、刘贤权、狄福才、吴印咸是坚持按周总理的指示办；而于会咏、刘庆棠等几个人则按“四人帮”的意图行事，会上于会泳、刘庆棠一呼一应的重复发言，最后吴德说：时间不早啦，明天早晨我和贤权、少华同志还要乘飞机去庐山，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会议就此结束，散会。
上了庐山，周总理派王良恩同志找我说：“总理要我告诉你，散会后你要率领新闻代表团去越南访问，《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电视台的代表和越文翻译电影摄影师已在北京集中，先作出国的准备工作；越南驻中国大使，提出邀请代表团出席越南大使馆的欢送宴会，请你有所准备。致于具体日期，待越方确定后，我外交部会来电话告知。”
随后我去找刘贤权同志，当时我肚子里有一股气。刘贤权劝我说：“吴德同志刚才给我电话说：他和我了解你，你工作认真、负责，有原则，昨天的事我们心里明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祝你们访问越南顺利、成功。”
一年之后，批林批孔开始了，我找吴德同志去，要求辞去文化组的一切职务，回新华社工作。吴德沉思了一会说：我同意你的请示，但你的文化组秘书长职务是总理委任的。这样吧，你先回新华社去，让我请示总理之后，再电话告诉你。于是我就离开文化组回新华社。三天后，吴德来电话说：总理同意你的请示，并已电话通知新华社了。
后来，江青几次批评刘贤权同志，把他的文化组副组长免了，狄福才同志被整得很苦，吴印咸也离开了文化组。
文化组受“四人帮”的干扰，开展工作相当困难，但国务院文化组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特别是在电影工业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的，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与刘贤权同志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刻苦努力、认真负责的工作分不开的。
（此记录经石少华同志看后复函如下）
安绍杰同志：
送来的稿件已阅，我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事实。现送上，
请审阅，如有不妥之处，请你删改。
祝身体健康 并致
敬礼
石少华
1996年3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