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云，曾用名高启方、高云青，1914年3月10日出生于山东临朐县赵家楼村一个苦农民家庭。曾就读于临朐师范讲习所，后考入济南乡村师范。1936年3月加入中国产党，从此献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高启云多谋善，英勇善战，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高度负责，廉洁勤政，风亮节，把全部精力和才智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战争年代，高启云历任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郓城中心县委书记、临朐独立团政、泰山地委宣传部长兼莱北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华东局组织部组织科长；建国，历任济南市委书记、省人委秘书长、山东省副省长、省委书记等职。是全国第六届民代表大会代表。1988年9月3日在济南病逝。
山东临朐·赵家楼
高启云的家乡临朐县在山东省中部，潍坊市西南，沂山北麓。早在西汉时，就开始置临朐县，因县城东临朐山而得名。临朐地处泰沂隆起地带东北部，昌潍凹陷区南部，境内地形异常复杂，多山地丘陵，有“山冠四镇，川起齐鲁”之说。县城位于县境北部，弥河西岸。
临朐可谓历史古城。夏朝为季荝、商朝为诸侯逢伯陵封地。周朝称骈邑。春秋战国为齐国所辖。西汉置临朐县后，到了南北朝改为昌国县治，隋开皇年间为逢山县治。明、清两代设临朐县。
高启云的家乡赵家楼，在临朐县杨善镇政府驻地杨善集西南约3公里。赵家楼村呈长方形，主街东西向，盛产小麦、蚕茧。在元末时，以桑姓立村，名桑家庄子。明洪武年间，吴、赵两姓入桑家庄子，因地处谭家小崔东侧，故称东小崔。清道光年间，赵姓建楼房一座，遂改称赵家楼，沿用至今。到20世纪30年代，赵家楼村有一百余户人家，人口在千人左右。有3家地主，最大的一家有地240亩，也是临朐县有数的大地主之一。有3家富农，近20户中农，其余为贫农。广大贫苦农民仅有一点土地，靠出卖劳力，做短工、木工、搞运输和经营小商贩维持生活。除6家地主、富农外，包括勤苦劳动、省吃俭用的中农在内，整个村庄在经济生活上拼命挣扎，处于想找出路又没有出路、无路可走的状态。村政权形式上掌握在中农手里，实质上他们迫于压力，仍然维护着地主、富农的利益。在思想文化上，整个村子不论贫富都被封建思想紧紧地统治着。在高启云七八岁时，全村活着的秀才还有五六人。民国以来仅有县师范毕业生和高小毕业生七八个人。封建文化掌握在地富和中农手中，多数贫农基本上没有文化。
临朐地处沂蒙山区，人杰地灵，志士仁人，英才辈出。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临朐籍的一批在外地的革命志士和求学青年，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先后加入了青年团和共产党，这对少年高启云产生了一定影响。父亲高乃恭在高启云9岁时就病逝，不久哥哥高启和接着去世。高乃恭一生务农，是一个极能吃苦耐劳、本分老实的农民。母亲于氏，聪慧娴淑，勤劳节俭，是一位富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女性。父母虽然仅仅识几个字，但对子女要求很严。家庭父母兄长耳提面命，谆谆教诲的熏陶和影响，是高启云最终走向革命道路的因素之一。
坚信马列 投笔从戎好儿男
高启云7岁进赵家楼小学读书，小学读了4年，后又读了两年私塾。求学期间，高启云勤奋刻苦，自尊自强，加上他天资聪慧，悟性极高，多才多艺，学习成绩突出，人缘又好，极得老师的厚爱和同学们的拥戴。高启云每天做完功课后就练习书法，学着画国画。赵家楼有文化的人虽然不多，但喜欢书画的人不少，许多人家时常飘出墨香，尤其是二哥高启孝书法功底深厚，对他的熏陶和影响很大。高启云开始学临颜真卿、柳公权的法帖，得颜筋柳骨刚健端庄之势，从而奠定了其书法基础。关于喜爱书画的往事，高启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家乡赵家楼是一个离县城20多里的普通农村，有百户人家，而书法较好的就有六七人。高、郭、吴、张、程、赵六姓，几乎每姓都有写得较好的书法者。有的写颜，有的写柳，有的写赵，也有写何绍基的。他们的书法艺术和风格，给幼年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学习的榜样。其中，尤其是我二哥颜体字写得颇为深厚大方，备受乡里称赞，给予我更深刻的影响。
据高启云临朐师范讲习所的同学陈岱宗回忆：高启云在校善于团结同学，遵守纪律，沉默寡言，勤奋学习，受到老师的好评、同学们的称赞。他从幼年时代就很爱书法，经常学写柳体字。虽是初学临摹，但钩、点、横、竖、撇、捺都大有可观，受到老师的器重。在赵家楼小学教他的聂瑞轩老师常把高启云的习字作业拿给我欣赏。陈岱宗的这一段回忆，管中见豹，可以让我们了解到高启云的少年时代风华正茂，学业、才华超群，为人厚道，品行高洁。
高启云16岁那年，为家庭生活所迫，先后在冶源镇杂货铺、赵家楼巢丝厂当学徒工两年。后家中生活好转，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临朐县师范讲习所学习深造。
赵家楼地处临朐县城西南，距临朐县城18公里。高启云考取临朐县师范讲习所后，每星期都要徒步往返30多里路回家背煎饼，常年以咸菜就煎饼，喝开水，经常见不到油花，很少能吃到炒菜。生活尽管极其艰苦，但他以苦为乐，埋头学习。全班40多名同学，每次考试，他的成绩都位居上游。因此，他在班里威望很高，班里成立学生会，全班同学一致推选他担任主席。一放寒暑假，他便立即回到家里帮助干活，推粪垫栏，锄草收割，样样农活都干得非常出色。地里没有活时，就帮助母亲干家务活，拾柴、挑水、打扫院落。他知道父母供自己上学很不容易，自己只有在校刻苦学习，在家尽可能多干点体力活，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正是这一段经历，奠定了他一生的平民思想。
早在临朐县师范讲习所读书时，高启云就富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路见不平敢于仗义执言，出来说话。一次班里的一个土豪劣坤家庭出身的学生依仗家庭权势，无故欺侮一位弱小老实的同学，高启云立即上前怒斥这个富家子弟，并挥舞着拳头向他提出严厉的警告，使这个平日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纨绔子弟，在正义和拳头面前不得不低头认错，向被欺侮的同学赔礼道歉。还有一次，赵家楼村的一个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在城里靠卖煎饼为生，平白无故被一个富人诬告偷了自行车，并一纸诉状，告到法院。已经颇有学识的高启云通过深入调查了解，意识到是这个富人故意找茬欺负老实人，以图钱财，便决心打这个抱不平。除了几次当面怒骂这种为图人钱财的诬陷行为外，还暗地里为这位被诬告的穷苦农民兄弟出谋划策，并最终打赢了官司。
1933年底，20岁的高启云在临朐师范讲习所毕业，回到赵家楼母校当了教员。一年以后，高启云听说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招生，他决心前去报考。当时家中生活十分拮据，经常吃上顿无下顿，多亏伯父想方设法弄到10元钱，让高启云带着继续走着求学深造之路。高启云底子厚，基础扎实，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并于1934年春天入校学习。
在济南乡师学习的日子里，他受到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思想开始觉悟，渴望光明，追求进步。在赵家楼小学和临朐师范讲习所学习时，他除了完成学业，坚持习书作画外，由于受村学和家学的影响，再加上他读了二年私塾，熟读了一批古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庄农日用杂字》、《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楚辞》、《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古文观止》等书，正是这一批书，奠定了高启云古典文学的基础。在济南乡师，他同许多进步师生一样，对东北沦陷、华北危机，国民党蒋介石只打内战不御外侮等时事政治问题很是关心，对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很是不满。在济南乡师，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大批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法兰西内战》、《巴黎公社》、《北方红旗》（中共北方局主办）等，他还阅读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肖红等作家的作品，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肖红的《生死场》，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五四”运动后，反映青年人没出路、思想苦闷的书比较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代知识青年走向了革命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的怒潮，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高启云同许多进步师生一起，积极参与并组织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走向社会，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在斗争实践中，逐渐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觉悟和认识，所以在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当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济南乡师的青年学生加紧进行思想控制和镇压时，高启云在学校党组织领导的反控制斗争中，总是一马当先，首当其冲，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正是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在学校反控制的斗争实践中，高启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觉得不仅孔孟一套不行，所谓的“乡村建设”、“教育救国”则更不行，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不行，中国劳苦大众的出路，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才行。从农村走出来的高启云和他的同学孙蔚兰仿佛茅塞顿开，找到了真理，要革命的情绪很高，决心要为这个真理而奋斗。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甚至把所学课本都置之度外。
关于高启云在济南乡师的突出表现，他的同学周星夫在回忆文章中披露得既具体又生动。周文说，我们入校后，在党组织的引导下，积极参加了读书会这一党的外围组织及其开展的演讲会和各种座谈会等活动。高启云在参加这些活动中，始终乐此不疲，坚定不移。为求得思想、政治与理论上的进步，我常看到他把借到或买到的进步书籍带进课堂偷偷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在书上圈圈点点。正因为他能刻苦读书，所以思想理论水平提高得很快。在各种演讲会上，他的发言常有独到的见解。学校当局请学者来向全体同学讲“乡村建设”、“教育救国”，迫于学生们的要求，这次演讲会变成了同学们的提问会。高启云站起来提问，并进而揭示道：你们搞“乡村建设”、“教育救国”，只能使中国越来越殖民地化，农民越来越穷困。东北沦亡，华北危机，现在国难当头，只有坚决抗日救国，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那位学者被同学们问得张口结舌，难以回答，只好中途悻悻离去。
1935年“九一八”国耻日之前，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令严禁集会纪念“九一八”。济南乡师进步师生闻讯极为愤慨，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同反动当局进行坚决斗争。高启云在斗争中作为骨干，冲破当局阻挠，勇敢地冲向街头，成功地组织召开了纪念“九一八”大会。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阻挠，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举行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济南市高中、乡师、一中等校学生举行罢课，成立了“济南学生救国联合会”。韩复榘以提前放假的手段，把学生赶出各学校。韩复榘的倒行逆施并没有把抗日爱国运动镇压下去。 18日，山东大学学生救国会成立。此后，山东各地群众纷纷组织抗日救国团体。高启云在这次爱国运动中积极奔走，表现突出，被同学们推选为代表，参加全校的学生抗日救亡委员会。后来由于学校提前放假，被迫返回原籍的高启云与其他临朐籍的学生一起，在赵家楼村及附近村庄农民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6年3月，高启云由济南乡师同学白学光（白子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即任党小组长，1937年春节入学后开始任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从此，他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姿态，在革命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
高启云和同学孙蔚兰在济南乡师求学时，就经常与家乡赵家楼村一带的进步青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通过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发现培养了一批党员发展对象。
暑假中，高启云回到赵家楼，向接近的群众，尤其是向家庭中的兄弟妯娌们开始进行抗日宣传。其中接受最快、最认真的是叔弟高启节（后改名高奋）。高启节抽空就找高启云问这问那，高启云非常耐心地一一回答，向他讲述革命道理，有时谈到深夜。高启云回忆道，高启节理解领会很快、很深，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他的思想中逐渐树立起来，并把从我这里学到的革命理论向接近他的青年进行宣传。
1936年6月，高启云、孙蔚兰为避免敌人暗杀，暂时离开济南乡师，到临朐胡家庄小学避难。高启云在读临朐师范讲习所时的同学陈岱宗正在胡家庄小学任教。当时陈岱宗也是个要求进步的知识青年，高、孙、陈三个青年人志同道合，吃住在一起，常常整夜不睡，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关心祖国的前途，寻求青年人的出路。不久，高、孙介绍陈岱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夏天，高启云发展赵家楼青年高奋入党，以后高奋又陆续发展了高德福、高景和入党，并于同年7月建立了赵家楼村党支部，高奋任党支部书记。赵家楼村党支部和孙家小崔村党支部是临朐县最早建立的党组织。在济南乡师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他们积极传播马列主义，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为壮大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党的影响，在临朐县发挥了重大作用，赵家楼党组织创始人高启云更是功不可没。高奋自己住一个闲院内，他家自然成为联系群众的中心和俱乐部。大家在一起讲故事、识字、学珠算、读书看报。高启云把自己看过的进步报刊、书籍寄给高奋他们阅读，高奋也设法弄点钱订了点报纸、刊物，如《大众生活》、 《文化报》、《世界知识》、《中国农村》、《大众哲学》等。家长们看到孩子到高奋那里是学习、长知识、长出息，都愿意孩子与高奋接近。这样，在高启云的直接领导下，赵家楼村党支部团结教育了一批青年农民。到抗战开始后，这批青年农民便成为抗战拉队伍的骨干力量。
中国农民问题是农民出身的高启云始终同情和关注的问题，加入共产党后的高启云开始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分析农民的生活和出路。他于1937年在《中国农村》第3期上发表“几年来临朐农民的生活”一文中写道： “烟（眼）看着、丝（死）逼着，这是临朐现在风行的几句谣语……反映着当地农产品被垄断的惨状，同时更是一般农民对目前生活绝望的怒吼！”揭露了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40万临朐农民已被层层盘剥得“血枯肉尽”了。抗日救亡不做亡国奴，更是此时的高启云投身革命的主要动因之一。他在“七七”事变前夕为上海《文化报》撰稿“青岛一瞥”中，以海关缉私人员和济南乡师军事教官反击日本浪人的举动“深深地刺激了不愿做奴隶的良心”来宣传抗日救亡，忠告青岛市民不要将此时的青岛看成是极乐世界，呼吁全国同胞加强抗敌力量来挽救青岛、挽救中国。这两篇文章，既可见书生意气风华正茂时期的高启云才华横溢、文采飞扬，更可见他的忧患意识和拳拳爱国之心。
金戈铁马泰山南北任驰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中共山东省委陆续在各地恢复、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抗战爆发后，济南乡师被迫停办。高启云于同年8月被党组织派往济宁乡建干训班校长班学习，并任党的临时支部书记。1938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派白子明去微山湖西的单县组建鲁西南工委。白子明在征得省委同意后，将高启云调离济宁，一块到郓城、鄄城、菏泽、濮阳、巨野一带活动，组建郓城中心县委，筹建地方武装。同高启云一同调出的还有周序伍、孙志谦01月2日，白子明、高启云等一行4人离开济宁，在郓城盐厂住一晚后，准备等两天去洪王庄找梁仞仟。当时梁仞仟身患重病，高启云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是不轻的。高启云一路走着，一路思忖着就要经受的考验和将要承担的责任。途中，高启云同白子明、孙志谦走在前面，而周序伍跟着行李车走在后面。高、白、孙三人上午10点左右到达洪王庄梁仞仟家中，等到时过中午，还不见周序伍和行李车到来。高启云深感不安，莫非周序伍发生了意外？正当三人猜测揣度之时，两个持枪的大兵破门而入。其中一个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高云青（高启云别名）的？”高启云沉着冷静地站起来说：“我就是”。大兵说：“有个叫周序伍的带着一车东西被我们查住了，他说东西是你的，我们团长让你去一趟！”高启云到后首先见到国民党部队驻武安团政训处主任孙厚甫（孙为进步民主人士）o经过一番问答，孙厚甫把行李还给了周序伍。但随车带的书却不见了，其中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诺的《西行漫记》、省民先油印刊物《齐鲁文化》和一些社会科学书。高启云气愤地说：“这些书很重要，找不到我们不回去。”孙厚甫无法回答，只好让找他们的团长。团长以同样的口气推说找不到了。高启云义愤填膺，据理力争，并借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他理直气壮地说：“书是革命的书、抗日的书，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除了汉奸、卖国贼反对外，一切爱国的、拥护国共合作抗日的人都不能反对，更不能扣留！”这位国民党团长被高启云一席话质问得理屈词穷，推说现在找不到，以后找到了一定完璧归赵。高启云初到郓城的一场舌战，更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心。
梁仞仟患有肺病，病重时卧床不起。他就把同学叫到家中，鼓励、引导青年投入到抗日洪流中。梁仞仟的革命精神、工作态度给予高启云以深刻影响。白子明、高启云一行到达郓城后，根据鲁西南工委指示，立即建立中共郓城中心县委，高启云为县委书记，他对外身份是梁仞仟流亡此地的同学，与梁仞仟配合，秘密开展中心县委工作。在高启云的具体领导下，郓城中心县委顶着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的种种破坏和阻挠，在飞哲集先后举办了三期抗日自卫团训练班，训练班由高启云等同志主办。他们自己编教材，生活靠募捐。学员们吃窝窝头，喝开水，但情绪高涨，经常深入农村，走街串巷，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斗争。训练班一时声威大震，传遍四方八邻，连鄄城、菏泽等县的青年也纷纷前来参加。训练班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培养了150余名抗日骨干。现在仍健在的训练班学员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仍会自然想到远离家乡的高启云在训练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高启云在郓城的日子里，早出晚归，与当地同志同甘共苦，从不在生活上搞特殊。为了尽快唤起知识分子和各阶层人士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觉悟，郓城中心县委还创办了一份油印刊物《燎原》。为办好这份刊物，高启云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他从家出来时，借了同学30元大洋，到郓城后还余20元，一直没舍得花，却用在了买钢板、蜡纸、油墨等物品上。
在郓城期间，在举办训练班的基础上，郓城中心县委在高启云等领导下发展了几百人的抗日自卫队，掌握了部分抗日武装。为鲁西南郓城一带抗日高潮的形成和一大批军事、政治干部的成长起了重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1938年10月，高启云离开郓城中心县委，到山东分局学习。11月，高启云奉命回到原籍临朐，先后担任临朐独立团政治处主任、政委等职。临朐县委书记于杰很尊重高启云，县委的学习会议，都请他参加指导，工作中也多采纳高启云的意见。临朐独立团在扩军时，混入了蒋峪区的土匪张汉芬和李老五等多人。在环境恶化，独立团转移到沂水县悦庄一带时，李老五拐带10余支步枪逃跑，张汉芬也蠢蠢欲动。根据上级指示，高启云立即对独立团进行了整顿。他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分析了情况，对与会人员部署了任务。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将张汉芬部的全部武器缴来。除张汉芬一人因顽抗当场被击毙外，对其部下人员进行了教育，每人发给路费回家。清除了不纯分子，为这支抗日武装的成长和壮大奠定了基础。
高启云学生出身，算是知识分子，但其生活作风却极其简朴，能吃大苦耐大劳，作战勇敢，不怕流血牺牲，品德高尚，对党忠心耿耿，对干部、战士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临朐县委、临朐独立团移驻沂水悦庄时，生活非常困难，吃的是粗粮煎饼，根本吃不到蔬菜，有时连煎饼也吃不饱。干部战士大都便秘干结，有的还转成痢疾。高启云看到眼里，急在心里，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就这样，八路军山东纵队八支队给了临朐独立团一部分现金，为病号进行了治病，同时部分改善了干部战士生活，度过了难关。
临朐县委和独立团驻沂水悦庄实际上是休整。高启云利用这一段空闲时间，组织干部战士学习理论、学习文化，还亲自出题目让大家展开讨论，讨论中他常常作中心发言。他讲到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既不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论；也不是少数圣贤豪杰所决定的。而是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主持举办文化俱乐部，开辟壁报栏，并亲自为壁报写稿。所有这些活动，使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深受教育、启发和鼓舞，激发了抗日救亡的热情。
1939年3月，高启云调离临朐独立团，担任新泰县委书记。一直干到1941年2月。
新泰地处鲁中腹地，泰沂山脉中段，徂徕山东南，柴汶河上游。新泰境内北部高山突兀，东、南部山岭绵亘起伏，中、西部为河凹平原，地势状若坐东向西的簸箕。山脉成东西走向，主要有莲花山、新甫山、油青山、太平山、白马山。1938年1月，日军侵占新泰设立伪政权。在抗日战争中，新泰的地理位置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当时，新泰是日军进攻鲁中抗日根据地的门户，是国民党顽军企图封闭压缩我抗日军民的紧箍咒，更是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联系胶东、渤海与泰山区的通道。新泰（具体说是七区）成为我抗日军民和日、伪、顽军的必争之地。
高启云到新泰时，当时新泰县委对外称八路军驻新办事处，住在山沟中的一个叫老鸹峪的小村庄。县委一共也就是10个人，没有武装，大家很少集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分散到村里去做工作，依靠各村党员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就这样，在高启云为首的中共新泰县委强有力的宣传、组织、领导下，逐渐发展了党员，扩大发展了党的组织，成立了群众团体，拉起了抗日队伍，并于1939年的10月建立了新泰县抗日民主政府，另外，还建设改造了区、乡政权。高启云3月到新泰任县委书记，不久就开展了“红五月”建党活动。到这年6月，全县就发展党员1200多名，组建了100多个党支部，使根据地大部分村庄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工作。1939年10月，新泰县筹备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县委会。高启云成为由党员代表选举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为了巩固迅猛发展的党组织，鉴于新党员普遍缺乏党的基本知识和革命理论的武装，高启云主持县委会讨论确定领导全县各级党组织在坚持发展新党员的同时，普遍有力地开展了一系列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工作。在新泰，高启云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在新泰东部地区的上层人物的子弟，多数都走上革命道路。在县召开的参议会上，高启云被选为议长。新泰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开展了以政府力量进行的各种工作，还研究了改善人民生活和小学教育等人民关心的问题。在新泰工作期间，八路军115师挺进新泰。为支援主力部队和略尽地主之谊，县委派人从张庄煤矿等地募捐大洋两千元支援该部，受到115师指战员的高度赞扬。高启云率县大队配合活动在新泰的我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等主力部队进行作战，仅1940年6月，就先后取得了攻克六区栾家庄、杨家庄等战斗的胜利。高启云生前曾回忆说，这些抗日斗争中的大事都是依靠党员、群众实现的，都是在党员、群众的直接支持下干成功的。如缴几股国民党顽军的枪、逮捕国民党县长曹汝霖等，都是马庄、土门等村的党员群众发现报告的。这些国民党地方顽固派不抗日，就自然失去了群众拥护和支持。国民党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侵占新泰七区时，各村的党员、民兵起了很大作用，前后孤山、将军堂、太公峪等村的民兵坚守山头，一直苦战到115师反攻，配合我主力部队把国民党顽军赶走。
高启云在新泰，不畏环境恶劣，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提出的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三大法宝，为新泰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发展抗日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以及创建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发展新泰抗日根据地，均做出了显著贡献。高启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矢志不移，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又具有机智灵活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善于因时因地制宜，开创性地进行工作，使新泰的革命形势迅速好转，为此后新泰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高启云在新泰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山东分局、山东纵队领导充分肯定，高度评价。1940年春，他与县长张种玉奉命去沂水山东分局驻地汇报工作。山东分局、山东纵队领导朱瑞、黎玉同志对新泰县党的建设、对敌伪斗争和反顽（秦启荣、陈三坎）斗争取得的胜利，以及根据地的创建等工作十分满意，给予高度评价并鼓励他们继续坚持新甫山、莲花山的斗争，对创建沂蒙根据地做出更大的贡献。
1941年2月，高启云调鲁中一地委任宣传部长。从1943年3月起，兼任莱北县委书记。1944年4月起调回鲁中一地委，任地委副书记。在这期间，曾受组织委托到新甫县帮助工作了一段时间。
这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从1941年春天开始，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多次残酷的“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妄图一举消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制造摩擦，挑起事端，使我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高启云毫无畏惧，依靠党的坚强领导，率领根据地人民，努力发展抗日武装，坚持对敌斗争，为创立、巩固和发展鲁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启云在担任鲁中一地委宣传部长不到半年的期间，就把泰山区党的宣教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为此，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在省宣教联席会议上指出：“应该表扬的是泰山区的工作，对党员的教育比较普遍细致。《泰山时报》进步迅速，材料充实，编辑活泼，印刷亦颇精美，为地方报纸中最好的一份。”除了做好正常的宣传教育工作外，他还参加发动群众借粮、减租、减息等斗争。1941年“九一八”前后，日伪军集中扫荡博莱淄山区，地委突围后，高启云与地委书记刘莱夫又带了一个班，插回博莱淄山区，联络当地干部群众，袭击小股敌人。
1942年，日军仍把鲁中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重点，对鲁中的“扫荡”更加频繁，仅2000人以上的“扫荡”就达9次之多，共动用兵力5万余人，持续时间137天。从这年的2月起，日军轮番“扫荡”沂蒙、泰南、泰山等地区，并在我基本区边沿大量安设据点、岗楼，建立封锁线，不断蚕食我根据地010月17日拂晓，日伪军5000余人分数路突然袭击莱芜县北部山区，驻茶叶口一带的泰山地区党政军机关遭敌合围，各机关大部分人员分别突出重围。为掩护机关人员突围，中共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汪洋率部在吉山与敌激战，在争夺吉山主峰时部队遭受重大伤亡。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200余人；汪洋等干部、战士200余人壮烈牺牲。高启云带领部分同志奋勇杀敌，突出重围，后又协助配合闻讯赶来的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处理善后事宜，掩埋了烈士遗体，安定了干部、战士和群众的情绪。为坚持泰山区斗争，加强统一领导，鲁中区党委决定由廖容标代理泰山地委书记。由于新甫县形势吃紧，地委派高启云到新甫县帮助工作。当时日军正在“扫荡”莱北县，接着又要“扫荡”新甫。高启云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新甫县干部群众认清形势，积极准备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联系整个形势加强对干部群众的形势教育，坚定斗争信心，粉碎敌人的“蚕食”破坏。同时做好空室清野，保护粮食、牲畜和财物。特别要注意组织群众安全转移，减少牺牲。12月下旬，高启云到了新甫县，在新甫县的西部赵家岭向县委传达了地委的意见。1943年1月5日，日伪军集中万余人的兵力“蚕食”新甫县，重要山头、路口、大的村庄都被日伪军封锁、占领，情况十分险恶，上下左右全失掉联系。次日天亮，高启云和县委的几位同志发现，敌人正分11路扑进莲花山区，而正在此地开县委扩大会的他们有被合围的危险！高启云在摸清敌情后，趁敌立足未稳，率县委抢先跳出敌合围圈。尔后，高启云又与县委几位同志从山里插到敌据点附近的村庄里，想尽一切办法与区委干部、村干部联系。县委在刘家林召开有县、区干部参加的会议，高启云再次传达了地委意见并作了具体部署。高启云在讲话中教育与会干部，困难是相对的、暂时的，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坚持斗争。正是高启云这次会议的强有力部署，使新甫县在日军的大“扫荡”中减少了损失，为赢得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吉山突围到莲花山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乃至以后的上游庄脱险，在那斗争形势异常严峻的时期，高启云曾数次处于敌人包围之中，甚至身陷绝境。然而都能率部亦然脱险，使人们不得不佩服他确实具有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确实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
1943年，日军仍然把沂蒙山区作为“扫荡”重点。这年10月底，山东分局青委书记钟效培等分散到泰山区，到莱北茶叶口一带找地委。夜间过博莱公路在莱北榆林村附近，遭敌人埋伏袭击。钟效培受重伤，被警卫员背着突围出来，送到我茶叶口一带的医院。当时地委负责同志只有高启云一人，他闻讯赶到医院看望。钟效培伤很重，子弹从腹部穿过，肠子已外露。当时既无动手术的器械，又无任何药品，只能简单地维护。天气很冷，医院连条被褥也没有，医生一筹莫展，高启云看着钟效培躺在一堆草中，更是又着急又心痛。高启云的哥哥因为高启云出来抗日，在家被伪军几次捉去打得死去活来，弄得一身病，刚逃到莱芜就遇上吉山战斗。他幸免于难，但病更重了，无药无衣。高启云的爱人，时任泰山区妇救会长的刘萍，便将精简后留下的一条马褡子弄了点旧棉花套子，套成小褥子给大哥盖。为了给钟效培同志一点临终关怀和安慰，高启云便与刘萍商议，动员大哥将马褡改做的小褥子拿来给钟效培盖上，这是当时对钟效培只能做到的一点安慰。第二天钟效培去世了，高启云含着热泪处理善后，找人将钟效培埋葬了。1987年，高启云与林乎加（当时任一地委书记）一块打报告，请示党中央批准，为钟效培立碑。高启云亲自撰写近500字的碑文，用正楷撰写了五六遍才写成。这件事充分体现了他对战友的深情。在1987年商潮如海、人心思钱的浮躁年代，高启云这样做是想给当今青年人一种警示：勿忘昨天，牢记昨天。
莱北县自1941年以来，敌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对我根据地进行残酷地反复“扫荡”、封锁、“蚕食”、“清剿”，安设据点，修筑碉堡，挖掘封壕，修造断墙，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和对群众的领导。莱北根据地变成了一枪就能打穿的弹丸之地（我占区仅剩一条山沟）。在这一严峻形势下，全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干部、群众惶惶不安，消极悲观情绪严重。加之连年饥荒，群众生活极端困难。因此，莱北形势十分严峻。
鉴于此，1943年春一地委决定调勇挑重担、多谋善断、英勇无畏，能开创局面的地委宣传部长高启云兼任莱北县委书记。他到莱北县后，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加强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精兵简政的政策，以及罗荣桓提出的“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①。他在县委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有关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精神，分析了当前莱芜的斗争形势，引导大家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接着他又给机关干部和县大队的全体指战员作了一次生动的形势报告。他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辩证地分析了对敌斗争形势。他说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可以利用敌人弱点，把部队化整为零，组织成大大小小的武工队，像万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打到敌占区去和敌人来一个“换防”。我们现在的人员是减少了，但剩下来的同志都是身经百战的好汉，不仅有失败的沉痛教训，更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这些同志都成了精兵良将，在今后的斗争中，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只要我们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一致，依靠群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高启云还用红军经过长征，从30万人减少到不足3万人，但却在这3万人的基础上又发展壮大到有几十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例子，来鼓舞干部、战士的斗志，坚定胜利信心。高启云根据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精兵简政的精神，从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县级机关只留他和县长刘舜卿带几名工作人员坚持日常工作，其他人员全部下放各区兼任区委书记和区长，县大队也抽调干部充实加强各区中队的领导。同时抽调部分干部组成武工队深入敌区活动。县大队则兵分两路，由大队长和副政委分头率领深入敌区和边沿区活动，相机打击敌人。经过这一番的组织整顿，为贯彻“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方针打下了坚强的组织基础。高启云担任莱北县委书记一年多时间，不仅出色地解决了全县在反“蚕食”、反“自首”斗争中发生的问题，使仍在恶化的对敌斗争形势很快得到有力的遏止和扭转，而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发动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向敌人开展了4次强大的政治攻势，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壮大了抗日力量。他那种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胆略，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及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坦诚待人的高贵品德都给全县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1944年，高启云调鲁中一地委任地委副书记，成为廖容标的得力助手，为泰山区的革命斗争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高启云先后在华东局党校、华东局、山东分局学习和做组织工作。1947年10月，华东局机关进驻五莲县大茅庄。华东局确定五莲县为实验县，自1948年2月至1949年2月，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试点工作。实验县的工作，由华东局组织委员会主任张鼎丞具体负责，抽调华东局工作团和在华东局党校学习的2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团，配合原在五莲工作的同志一起工作，重新组建了县委、县政府及基层党委、政府。高启云作为党校学员和华东局组织委员会组织科科长，自然是工作团成员之一。在张鼎丞的领导下，实验县经过一年的工作，纠正了过去土改复查、整党出现的“左”倾错误，密切了党群关系，改善了群众生活，克服了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中的思想作风不纯问题，调动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在完成整党的基础上，发展新党员500名。高启云工作勤恳扎实，一丝不苟，又善于密切联系群众，每次都能圆满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