宵衣旰食为国为民抓建设
建国后，高启云长期分管经济工作。他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善于钻研，敢于决策，为山东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建国初期，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大批干部进城后，普遍缺乏管理现代化工业的知识和经验。高启云担任中共济南市委工业部部长，深知“隔行如隔山”这个道理。他一上任就抓了两条：一是抓学习，吃透上情；二是讲究工作方法，深入调查研究，抓点跑面。他抽调干部，组织两个工作组，深入济南机床二厂和成大纱厂蹲点，摸清情况，总结经验，然后再全面推广。他工作抓得紧，又敢于决断，工作部署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强；紧跟着是检查、督促，听取汇报，及时帮助工厂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还亲自抓干部、职工的理论学习和技术培训，直接解答大家提出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深得干部、职工的信任和拥戴，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济南市工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1957年9月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高启云先后担任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省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省计划委员会和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等职，负责山东省工业交通和经济计划工作。60年代末，中央颁发了《试办小型工业示范县的决定》。高启云对中央的这一决定心领神会，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卓有成效。山东工业基础薄弱，绝大多数县属于空白。高启云认为，要发展工业就必须从零开始，从群众性的小型工业做起。当时，省委、省人委确定以沂源、章丘、高唐作为三个不同的试点县。他亲自帮助这些县研究规划，制定措施，总结经验，积极推广。章丘试制成功了石灰烧粘土水泥，高唐用麦穰制成了油光纸，他都极力推广。对各县兴办的小水泥、小钢铁、小煤窑、小化肥、小五金等“五小”厂矿，他总是极其关心，从多方面给予支持。在沂源县检查指导工作时，他意味深长地对同行的同志说：“我们有了小型工业示范县的经验，全省各县兴办小型工业就有了样板，小型工业就有可能健康蓬勃发展了。”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五小”工业的发展，亲自带人到昌潍地区总结“抓工业促农业”的经验。他说：“要发展农业，没有能源、没有农机、没有化肥和农药不行，没有农副产品的加工业也不行，而发展五小工业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工业与农业应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农民的生活就可以不断改善了。”他还多次强调： “发展‘五小’工业是我国的一次革命，它为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山东陶瓷工业的发展上，他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多次到淄博陶瓷厂蹲点，与工人、技术员反复研讨，不断创出自己的特点、风格，生产出自己的新瓷种。山东已成为全国四大陶瓷工业基地之一，整个工业陶瓷形成了门类齐全，具有较大规模的完整体系。这一切都渗透着高启云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有两次大的调整，每次都是由于经济过热、速度过快而被迫采取的措施。山东省的两次调整都是高启云亲自抓的0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致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损失，人民生活遇到困难。60年代初，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如何贯彻好这一方针，高启云提出：“要依据山东的实际，统筹规划，区别对待，保住重点，以利发展。”为省委制定方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在具体实施中，本着能并则并、能转则转、能缓则缓，实在没有办法再关停的原则，从而使我省工业生产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关于第一次调整，山东省政府原副省长王裕晏曾回忆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为了渡过困难，在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导下，由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毅然和时任省计委主任的高启云具体领导和实施这次经济调整工作。高启云亲自组织工作组深入各地工厂、矿山、企业，调查研究，摸清实情，共商调整措施。在工业战线上，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教训，指出山东在五个方面搞过了头：一是工业总产值翻番过了头；二是‘一、二、五、十’运动（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炭、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过了头；三是指标层层加码过了头；四是盲目推广所谓先进技术过了头；五是群众运动大呼隆过了头。一句话，脱离客观实际搞‘大跃进’过了头。当时省计委全体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办公大楼彻夜灯光通明。苏毅然和高启云坐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制定经济调整方案，对工矿企业实行分类排队，确定关、停、并、转和进一步整顿、充实、提高的调整方案，经过省委批准后，势如经历一场大的战役，全省经济调整工作稳妥有序而艰难地全面展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再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时，高启云是省委分管工交工作的书记。他将这次调整与上次调整进行了认真分析对比，认为这次调整的重点是解决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调整行业、企业、产品结构，使整个国民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这段工作中，他废寝忘食，终日操劳，及时解决调整中的问题，保证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60年代初，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党中央决定压缩城市人口，山东要压缩120万，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高启云与省人委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在抓调整工作的同时，在一个月内，完成了规划和动员工作。当时，他主持省经委的工作，一方面安排经常性生产，一方面抓城市人口的压缩和安置工作，常常工作到深夜。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在全国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迫害老干部，煽起新的派性斗争，很多厂矿企业停工停产。山东的煤炭生产迅速下降。火车运输和发电用煤到处告急，工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用煤更为短缺。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形势十分严峻。这时，分管工业生产的高启云，虽年近花甲，仍不辞劳苦，跑遍全省所有的矿务局和煤矿，发动煤矿职工，排除干扰，战胜困难，恢复生产。在他的奔走呼号下，山东的煤炭产量逐渐上升到正常水平。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让他兼任省科委主任。他抓科技工作从不蹲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深入基层，抓点带面。他到临沂地区的郯城、莒南农村，发现了群众办沼气致富的典型。他认为，这项科技成果如能在全省农村推广，将是农村燃料结构的一场革命。在他的推动下，全省农村的沼气事业迅速发展起来。由农村发展到县、社、机关、企事业单位，很快发展到30多万处。
高启云于1979年7月担任省委书记（省委设第一书记），分管工业和交通。他性格豁达，知识渊博，对事物反映敏锐而快捷，对基层、对企业情况非常熟悉，工作作风雷厉风行，严细认真。他具有非凡的组织才干和高超的领导水平，对上级精神吃得透，对基层情况摸得清，善于总揽全局，实施正确的决策。他对冶金工业非常重视、非常关心，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经常讲，钢铁、煤炭、粮食、棉花被毛主席称为“四大元帅”，钢铁是放在首位的，如果钢铁工业上不去，根本谈不上工业的现代化。李春亭省长曾长期在高启云领导下工作，对老领导的工作作风了解得很清楚。李春亭说，启云同志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每到一地总是先到基层，先看企业。他看企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不先听厂领导的汇报，而是先看生产现场。无论是好企业还是差企业，他都要安排半天时间，深入到车间和班组，与基层干部和职工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生产经营中的具体问题，倾听职工群众的呼声，从来不走马观花、敷衍了事。他是一位工业专家，每到一个企业他都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对于企业存在的问题，他从不回避，从不迁就，而是开诚布公，直抒己见，帮助查找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70年代末我省的化肥总体生产水平比较低，产品少、规模小、消耗高、效益低，不改变化肥工业的面貌，难以实现农业的真正发展。正是在这时，高启云对化肥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战略远见的思想。
在计划经济思想还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高启云提出把经营承包引入全省化肥工业，强调要改变国家对化肥企业的财政补贴办法，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和责任感，将中央的财政补贴承包给各个化肥企业使用，给每一个企业一定的额度，超支不补，节约部分归企业自主留用。他还指出化肥工业注意调整产品结构，打破行业界限，利用现有的产品，搞多种经营，搞后加工产品。现在看来，高启云这些思想和观点仍不失指导意义。山东化肥工业发展实践得益于20多年前高启云对化肥工业的开拓性指导。
高启云是个革命者，又是个会搞经济建设的领导干部，指导宏观经济工作有其独到之处。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他思想解放，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始终关心山东的经济建设。1982年1月14日《大众日报》发表了他与姜春云合写的论文《正确看待实行经济责任制这一伟大变革》。在这篇文章中，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对这一变革的看法，明确指出：要害是生产关系适合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经济责任制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要把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紧密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做好经济责任制的总结完善稳定工作，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要跟上伟大变革的步伐。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对这场变革的巨大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及其理论意义，我们务必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一定要采取满腔热情的、客观冷静的态度来看待这一新生事物，积极而又稳妥地把这场关系我国经济命运的伟大变革进行到底。“
1979年至1982年，高启云分管全省组织工作。在分管组织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党在新时期的组织路线，主持公道，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在贯彻执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亲自进行调查研究，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教育，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针对当时选拔年轻干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保守思想，他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工作。有一次他很风趣地对张全景等同志说，诸葛亮是举世公认的人才，善于学习思考，洞察天下大势，但他出山之前从未担任过什么领导职务，刘备却三顾茅庐。我们要正确处理实际水平和资历的关系，不能“论资排辈”。80年代前后，在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中还面临着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艰巨任务。他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细、很实，并经常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切身感受，教育党委和组织部门的干部，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着想，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有关指示和政策的精神实质，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要拘泥于有没有具体规定，要宜粗不宜细、宜紧不宜松、宜快不宜慢，他还亲自帮助研究疑难案件，推动了全省干部政策的落实。为了推进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扶持年轻干部的成长，他身体力行，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而且是不经二线，一退到底。
高启云离休之后，离而不休，不顾年高体弱，仍继续关心两个文明建设，积极从事各项社会活动。为青少年教育事业、党史编撰宣传研究工作、妇女儿童事业、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为文化艺术和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他不停地奔波和操劳，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直到他阖然长逝。
英姿磊落德高风长泽后人
高启云性格直率、真切，是非分明，敢说敢做，有错必纠，勇于承担责任；他顾全大局，心胸坦荡，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从不随波逐流，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观念。
他在新泰党史座谈会上曾强调：写史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既不缩小，更不扩大。我们也犯过错误，走过不少弯路。我在新泰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就犯了不少错误。1939年秋，新泰城附近的群众到山区赶集、卖菜，我们便怀疑他们是汉奸，逮起来，不承认汉奸就打，承认了汉奸就枪毙。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在“肃托”中，多少同志被牵连，被无故杀害。由于高启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对立准立好地方党史资料的坐标，从而撰写出真正的地方党史起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1954年“向明事件”时，他和济南市委书记董琰受到错误处理。面对不公正的对待，他除向组织陈述自己的意见外，在行动上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仍然以党的事业为重，兢兢业业地工作。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反右倾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当时，山东省人委办公厅已有15人受到错误批判，而斗争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况，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为了对党员、干部负责，高启云挺身而出，敢于说话，从而缓和了事态的发展，拯救了部分同志免遭多舛的命运。
1958年和1959年，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共产风”，经济建设盲目追求大计划、高指标。山东也提出了在工业战线开展“一、二、五、十”运动（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炭、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炭），按当时的生产能力，这个指标已很难完成。后来有人提出将指标再提高10倍。面对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高启云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避免了“浮夸风”的进一步蔓延。“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他一直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凡属工作问题，总是勇敢地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虽然个受到残酷迫害，但他始终正气凛然地同“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后期，淄博市有人提出，要已调走的前任市委书记去交代问题。高启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定地予以回绝，使这位书记免遭迫害。
高启云具有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许多和他一起共事的同志都有同感。一次，他从生建铁厂去新泰，当时已是深夜，寒气逼人，道路又不熟，还不好走。有人劝他改日再去，但他硬是坐上拉煤的卡车，连夜赶到，顾不得休息又抓工作去了。
高启云很讲究文字，凡他经手的文稿，都要亲自修改，反复斟酌，力求文理通顺，表述准确。文稿起草前，他总是认真思考，形成总体轮廓后，再把文中的思想、路子、结构、内容安排，向拟稿人做详尽阐述。文章草成后，他还要反复修改，逐字推敲，甚至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有时他就干脆自己亲自动笔撰写讲话稿等文字材料。对下面送来的报告，他都反复阅读，务求弄清楚报告内容，对不清楚的问题，总要询问清楚；需要答复的问题，也都及时给予明确的答复。
在生活上，他常以“俭以养德，艰能砺志”自勉，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在山东省人委任秘书长时，生活艰苦朴素，一贯反对奢侈。宿舍陈设简陋，连办公用品的使用也极其节俭，绝不铺张浪费。既不吃请也不请吃，既不收礼也不送礼。’食堂就餐，排队买饭。外来同志必须留吃饭时，也仅仅让食堂加个菜而已。当时的省人委弊绝风清，有“清水衙门”的声誉。每逢出发到基层，他总是向随行人员交代，不赴宴，不收礼，不买廉价东西。1953年秋天，他到一个工厂了解情况，午饭时间已过，厂里准备了酒菜，他婉言谢绝，并语重心长地说：“此风不可长，廉才能清正，俭才能育德。不然，人民就会唾弃我们。”1960年前后，国家暂时困难时期，他家人口多，客人往来频繁，口粮不足，做行政工作的同志瞒着他每日给他家补贴几斤粮食。高启云知道后，十分生气，把多领的粮食全部退回。
关于高启云的廉洁勤政，李春亭曾有以下回忆：启云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衣食住行，从不铺张。出发去基层，总是反复向秘书交待，不住豪华宾馆，不赴宴，不收礼，不买补贴差价的东西。我在冶金厅工作期间，曾多次陪同他到企业检查工作，考虑到他年高体弱，基层的同志想尽量把住房安排得好些，饭菜标准高一些，但每次都被他婉言拒绝。地方上的同志为了表示对老领导的敬意，免不了要送些土特产品，但都被工作人员严词谢绝。他经常说“官要打送礼的”，不然吃了人家的，喝了人家的，拿了人家的，办事就做不到公平、公正。有一次，我去他家里汇报工作，见他正在大发雷霆，后来才知道，他小儿子有点急事用了组织上给他配备的程控电话机，他不但严肃批
评了小儿子，还让小儿子交上了电话费。启云同志对同志、对他人都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司机老谢平时爱喝点酒，每次出发，启云同志都从家里捎上两瓶，晚上不动车的时候，让老谢喝上两口。这些都体现了启云同志高尚的人格和品德，他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昭示后人。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回忆：启云同志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搞任何特殊。不论是在市地、县城或在基层，他都拒绝一切宴请和超标准的接待，更不接受土特产品。当时在县以上单位用餐，一般都是按一天一元至一元伍角钱的标准安排伙食，临走时由秘书结清食宿账目。各地都知道他的特点，如果超过了标准，一定会受到严厉批评。
高启云在淄博市任市委副书记时，家乡的一些亲戚和退休的老同志不断去找他帮忙买化肥，他都严词拒绝了。还批评说：“买点肥料是小事，破坏了党的纪律，违犯国家政策，败坏党的作风是大事。化肥是按指标分配的，你们买去了，人家用什么！”
高启云对亲属子女要求很严，从不允许他们搞特殊。1961年，高启云长子大学毕业后，他立即动员长子到沂蒙山区工作。他说，沂蒙山区的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我们的子孙就应该去回报他们。他勉励长子用所学知识，为改变沂蒙山区的面貌，造福沂蒙人民作出努力。当时沂蒙山区条件十分艰苦，有人劝他不要让长子去受苦，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就因为艰苦才要人去改变，就因为是我的孩子才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在他的教育和严格要求下，长子在沂蒙山区一干就是30年。他的大侄女高延龄1956年在济南一中毕业后，去青海支援边疆建设。二侄女高延美1960年蚕校毕业，曾请求叔父帮助找工作，高启云耐心地动员她回乡做一个新式农民。其侄子高延庆在农村当民办教师20多年，想通过叔父的关系转为公办教师，高启云对侄子说：“咱们绝不能破坏党的纪律，要相信党和人民会给你合适待遇的。”高启云的专车，从来不准自己的子女和亲戚乘坐。他的五个子女结婚时，没有一个动用轿车的。就连他的哥嫂、母亲去济南时，也没用轿车接送过一次。1980年高启云在上海的弟妹请他在山东安置自己的保姆。高启云认为这是不正之风，干脆拒绝了，惹得她直发牢骚：“启云大哥只会当省长，不会当家长！”
靳星五在缅怀高启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高启云毕生为党的事业竭尽忠诚。白色恐怖时代，冒生命危险，发展组织，筹建武装，与腐恶势力拼搏；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冒矢石，履艰险，同敌人殊死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为振兴中华、富民兴鲁，宵旰勤劳，鞠躬尽瘁。功在国家民族，泽被四海苍生。靳星五的这段话是对高启云革命一生总的概括和评价。
高启云是山东农民中知识分子代表。最初的愿望是想做乡村教师或做书画家，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日本友人藤山爱一郎曾友好地对高启云说：启云先生你应该去教书，你在大学里会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高启云笑着说：藤山
先生，正是由于贵国的入侵，我毅然一改初衷成了一位革命者。藤山闻之哈哈大笑。从与藤山爱一郎的对话中既可以看出高启云的机智、幽默，且不失爱国者和共产党人的风范；又可见农民出身的他外表虽然淳朴，但其骨子里，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学者的风姿和底蕴。古人日：泰山苍苍，东海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诚如斯也，高启云留给山东人民的就是这种英姿磊落、德高风长的风范。
殚精竭虑弘扬齐鲁文化
高启云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生前，他不仅担任着省委书记的要职，同时还兼任山东省书法协会名誉会长、山东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画艺术家。他心在革命，情系翰墨，德高望重，名贯齐鲁，是一位铮铮铁骨、才华横溢的共产党人。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左宜右有，文华斐然。几十年来，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热心翰墨丹青，潜研书画，博采众长，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其书法作品刚健雄浑，质朴端庄，所画竹石、山水等，格高韵雅，意趣超然，多次参加省、市和全国的展览，各类报刊亦多有登载，并流传海外，赢得国际友人的喜爱。他为名胜古迹和企业、机关、商店、学校书写匾额，为工人、军人、学者、机关干部题词，其词必激励先进，鼓舞斗志，为群众所欢迎。
早在1950年，他随全国组织工作代表团赴苏联参观，临别时，代表团致斯大林与苏共中央的感谢信，要求用正楷书写。高启云受大家委托，大幅长篇楷书一气呵成，深得好评。
作为书法家，高启云是来者不拒。平日里，求字者接踵而至，无论职位高低，皆有求必应。如果向他送礼，他反而不写。
山东省著名书法家朱学达先生曾回忆道：1983年秋天，我和高书记还有几位书画教师以及书画函授大学济南分校的负责人一起到平度、淄川等几个辅导站去讲学。除讲课外还要为当地有关单位举行笔会以示答谢。高书记每到一地，求字者蜂拥而至，但高书记从不厌烦，总是很认真地去完成，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留下了大量的墨宝，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书记在书法上很用功，他学颜真卿的行书帖，记得在千佛山医院养病期间，还临了一本颜真卿的《争座位帖》。他又学何绍基的行楷字，既能得其形，又能得其神。他善颤笔，用得很恰当，或如屋漏痕，或如万岁枯藤。用笔苍劲厚重，耐人寻味。他写的牌匾、石碑遍布全省，到处都能看到他的题字。
高启云离休后担任山东书法家协会会长。他是山东书画界的主心骨、良师益友，在艺术家们心目中有崇高威望。许多书画家碰到困难总是求他帮忙，对于一部分有成就的书画家，他总是给予了很多关照。为此，他和书画家们来往较多，有很多老画家成了他家的座上客。有两位省内著名书画家，各自有门户之见，有些矛盾。他知道后帮助做工作。把两位专门请到家中，酒菜一摆，喝酒叙谈。饭后，让两位合作一幅画，由他题款。至此两位艺术家握手言欢，一笑成知己01985年春节，他和几位副会长于希宁、蒋维崧、魏启后商议着在春节期间做点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事。他提议给老百姓写春联，到××县农村直接为农民兄弟写春联。××县委书记、县长知道后专程到济南来接。高启云严肃地说：“你们要送一件纪念品我们就不去了。”又说：“我们去是为群众服务，用写字这种方式为老百姓做点事。不能扰民，进村悄悄进，悄悄走，不要兴师动众。如果兴师动众，增加了群众负担，那就不如不去。”谁知他们去的那天，还没进村，村里的干部、群众就敲锣打鼓，打着横幅来迎接。高启云立即烦了，他让秘书下车对山东书法家协会领导说：“你们去，我身体不适，就不去了。”说完，他命令小车掉头就开走了。书记、县长追来打听原因，高启云说：“你们不够朋友，说话不算话，说好了不扰民，为什么又让老百姓在大冷天等我们。”接着他又缓和说：“老的少写点，年轻的多写点，我有两幅字，送给老百姓，我就不去了，也算我参加今天的活动了。”县长不识趣，当时就要字。高启云断然说：“这可不行，我这是给老百姓写的，你们要字以后再说吧！”高启云做事、做人都有一定之规，原则问题他是寸步不让。
高启云尽管不分管文化工作，但对文物管理、工艺美术非常热爱和支持。一次，他到东阿县，见到鱼山曹植墓遭到破坏，十分痛心，直接向当地政府提出建议。回济南后，立即向有关部门呼吁，引起了重视，曹植墓得以重修。蒲松龄故居，原来只有几间破房子，他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签字、拨款重修。他去泰安徂徕山，发现“建安七子”遗迹周围的古树遭到砍伐，立即提出了加强保护的措施。青州白驹谷刻石的保护、桓台县新城王渔洋纪念馆的文物充实、山东省文物店的修建，以及淄博陶瓷工艺美术的发展等，他都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给予了认真关注。
他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制作北京人民大会堂山东厅泰山饰金大屏风的中年画家、研究木片烙画的青岛高级工艺美术师、研制鲁砚的石刻家，都是埋没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的一技之长的人才。高启云得知后，穿针引线，千方百计把他们挖掘出来，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他做了功在当代、利在后人的大事、好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总是说：我所做的一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功劳只要记在共产党身上就行了，万不可宣传我个人。
德高声自远，追思慕长风。高启云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上，他永远活在山东人民的心中。（执笔：李金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