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全国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高启云于1988年9月3日，因病在济南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逝世。
高启云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忘我工作，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高启云1914年3月10日出生于临朐县赵家楼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高乃恭一生务农，吃苦耐劳、忠厚老实。母亲于氏，勤俭持家，爱好劳动，对子女要求很严格。高启云8岁被送进本村小学读书。11岁丧父，14岁的哥哥和母亲支撑家庭。高启云15岁高小毕业后又考入临朐县师范讲习所学习。
在求学期间，高启云就表现出刻苦勤奋、自尊自强的性格。那时，生活艰苦，经常往返30多里路回家背煎饼，常年吃咸菜，油花不见。放了寒暑假，他回家推粪垫栏，什么农活都干。有一年清明节放了三天假，他去打了三天短工，每天管三顿饭，挣一毛二分钱。他富有正义感，在校内见不平的事敢于出来说话。有一次，一个学生依仗家庭是土豪劣绅欺侮同学，高启云当面怒斥这个学生说：“你不要认为依仗你父亲的势力可以为所欲为，不知悔改，同样可以揍你。”又一次，得知同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在城内靠卖煎饼为生，被一个富人诬告偷了自行车，并起诉到法院，高启云为此打抱不平，几次怒骂这种诬陷好人的行为，并为这个穷苦乡亲出谋划策，最后打赢了这场官司。
1932年，18岁的高启云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回乡教学。教学不到一年，他听说济南山东第一乡村师范招生，便对母亲和哥哥说要去报考。母亲说： “现在一斗麦子（60斤）卖3块钱，咱家没有粮食，上哪折腾点钱啊！”他便与哥哥找到他的伯父。伯父做点小生意，硬是挤出10元钱，给他赴济南考试。大约20天后，学校发榜，他被正式录取，1934年夏入校学习。
每当放假回来，高启云就脱下长袍子帮助母亲和哥哥干活。他对母亲说：“我上学今后花钱少了，每月写稿子能挣3元钱，一袋子面粉两元八，生活有保障了。”母亲听了，很感欣慰。高启云热爱书法，从16岁起就为乡亲们写春联，到了春节，他就自己花钱买上蜡烛和墨给左邻右舍写对联，有时写到鸡叫也不说累。
在济南乡师学习的日子里，他与进步师生一样，对时事政治很关心，如当时对东北沦亡、华北危机，国民党蒋介石只打内战不御外侮等问题，常常你一言我一语，谈得慷慨陈词、义愤填膺。对于读书学习，经常互相介绍一些进步刊物、书籍，如《大众哲学》、《读书生活》、《世界知识》、《中国农村》和其他社会科学书籍等。他还经常参加举办的各种座谈会，如中国农村的出路、乡村建设派的改良主义、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等都是座谈会的内容。围绕这些题目，或即席发言，或专题讲演。这些方式使高启云学习了马列主义，逐渐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中华民族的前途，以至后来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在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乡师的青年学生加紧思想控制和进行镇压。高启云在学校党组织领导的反控制斗争中，站在前列，勇敢而坚强。
为了对付频繁的考试，乡师学生从平时不断地进行抵制，发展到全校罢考事件。当时，校长肖采瑜即将赴美留学，同学们认为这次考试可能放松，普遍没有认真准备，临考发现考试更严格了，同学们都惶恐不安。怎么办？“罢考”、“交白卷”，在同学间自发地酝酿起来。党支部决定支持同学们的行动。于是，先由六级一班、二班对1936年暑假前的公民课考试实行“罢考”。高启云所在的六级二班共有学生38人，其中党员21名，他们连同一班的学生组织“交白卷”。这件事立即在全校沸腾起来，一下子把校方制造的考试紧张空气打破了，使学校的教务处、训育处处于尴尬孤立境地。
1935年“九一八”前，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令严禁集会纪念“九一八”。乡师进步师生极为愤慨。高启云等作为骨干，积极组织了纪念“九一八”大会。这天下午，以学校打铃上课为号，学生纷纷从教室涌入礼堂。学校当局事先将礼堂门窗加了锁，同学们一拥而上，将礼堂门打开，全校七个班的学生全到齐。这次行动爱国师生又取得了胜利。
同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在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推动下，济南高中、乡师、一中等校学生举行罢课，成立了“济南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高启云在这次爱国运动中积极奔走，被同学们推选为学生代表，参加全校的学生抗日救亡委员会。当时，山东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是采取压制态度，以提前放假的手段，把学生赶出学校。这时高启云与临朐籍的学生被迫返回原籍，在赵家楼村及邻村农民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曾和孙毅民一起到临朐县西山跟下的天井村进行宣传，该村小学教师孙传伦是他的同学，孙传伦召集了学生会，高启云作了鼓动性的宣传讲话。这件事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国民党区政府，区政府通过村政权提出警告，说反对国民党政府就要治罪。但这一切并没有吓倒高启云，他继续在赵家楼、孙家小崔村一带宣传抗日，影响颇大。
1936年3月高启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姿态，在革命斗争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
同年6月和9月，乡师党组织的负责人姚仲明和山东省委负责人赵健民被先后逮捕，但乡师的活动照常进行，而且工作日趋活跃。高启云曾担任乡师党的支部书记，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团结所有进步师生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高启云和同学孙毅民在乡师求学时，就与家乡的进步青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通过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发现培养了一批党员发展对象。1936年夏，他发展本村青年高奋入党，以后高奋又发展几个党员，于同年7月建立了赵家楼村党支部，高奋任党支部书记。这个党支部和孙家小崔村党支部是临朐县最早建立的党组织，在济南乡师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他们积极传播马列主义，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为壮大党的队伍，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全县起了重大作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济南乡师被迫停办，许多同学到各地去了，剩下的100多入学校组织流亡南迁，经过济宁，到了巨野等地。下半年，高启云到济宁乡农学校校长训练班学习。当时学校有个临时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1938年元旦，中共山东省委派白子明同志去单县组建湖西特委，他到济宁后，将高启云和周序五调出，派他们到郓城、鄄城、菏泽、濮县、巨野一带组建郓城中心县委，并指定高启云任中心县委书记。
1938年1月2日，白子明、高启云、周序五、孙志谦一行4人到了郓城。当时，郓城中心县委只高启云1人，工作只能以秘密方式进行。白子明、周序五、孙志谦去单县工作，高启云便以流亡学生的名义，暂住洪王庄梁仞仟家中。梁仞仟原是济南高中的学生党员，这时在家养病。高启云利用梁仞仟的同学关系和原来的工作基础开展活动。他白天除做一些同志的工作外，还通过他们联系贫雇农，向劳苦大众讲形势，讲劳动人民受穷受苦的原因，启发他们的抗日情绪和阶级觉悟。
1938年3月初，郓城中心县委逐步健全起来，周铭三负责组织，李宜之负责宣传，智乃耀负责统战，梁仞仟虽未分工，但重要问题都与他商议。经过县委同志的努力工作，到1938年10月，大约发展党员七八十人，建立了智垓、张寨、鄄城的窦垓、仁怀、樊家坞、徐桥、盐场、赵楼等10余个村党支部。
由于工作进展较快，群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为了培养干部，县委决定在飞哲集举办抗日自卫团训练班，由各党支部动员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每期二三十人，时间10天左右，训练班由高启云等同志主办。教材自己编，生活靠募捐。那时吃高梁、豆饼做的窝窝头，喝白开水，连咸菜也没有，但大家学习情绪很高。县委办了个名为《燎原》的油印刊物，费用都由高启云所借的20元垫支了。训练班先后训练了两三批骨干，自卫队发展到几百人，掌握了部分武装。此外，他们还搞了一些统战和宣传工作。这一切都为鲁西郓城一带抗日高潮的形成和一大批军事政治干部的成长起了重大作用。
1938年10月，高启云离开郓城中心县委到山东分局学习。年底，他奉命回到原籍临朐，先后任临朐独立团政治处主任、政委等职。临朐独立团初建时有3个中队、140余人，它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在全县有重大影响。由于环境恶化，独立团转移到沂水县悦庄，因当时部队成分复杂，人员思想混乱，根据上级指示，高启云主持对独立团进行了整顿，清除了不纯分子，提高了部队的素质，为这支抗日武装的成长和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9年春，高启云调离临朐独立团后，先后任新泰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鲁中区党委一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兼莱芜县委书记等职。这时，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从1941年春开始，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多次残酷的“扫荡”和
“治安强化运动”，妄图消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摩擦，使我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在泰安、莱芜一带，由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摧残，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仅莱芜一个县党的基层干部，被捕、被杀、被赶的就有101人，数千名党员失去联络。加上连年灾荒，死于病、饿、战争的群众达5000余人。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高启云无所畏惧，依靠党的坚强领导，率领根据地人民，努力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坚持对敌斗争，屡次挫败敌人的封锁、 “蚕食”和“扫荡”的阴谋，为创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高启云表现了英勇顽强、有勇有谋、不怕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1942年10月17日，敌伪军5000余人突然袭击莱北山区，驻茶叶口一带的泰山区党政机关遭敌合围。在吉山战斗中，泰山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汪洋及干部、战士200多人壮烈牺牲，数10人被俘。高启云带领部分同志奋勇杀敌，终于突出重围。在地委和军分区领导下，他们处理善后事宜，掩埋了烈士遗体，安定了干部、群众的情绪。
解放战争时期，高启云先后在华东局党校、华东局、山东分局组织部做组织工作。他工作勤恳扎实，作战英勇无畏，无论何时何地都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建国后，高启云历任中共济南市委常委、工业部部长，市委副书记、书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省工业交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省计划委员会主任，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副省长，淄博市委第一副书记、市革委第一副主任，省计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主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主任，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兼省科委党组书记、主任，省委书记等职。曾多次被选为省人大代表。
在50年代和60年代，高启云从事经济工作，担负着繁重的任务。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善于钻研，敢于决断，为我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建国初期，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大批干部进城后，普遍缺乏管理现代化工业的知识和经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身为济南市委工业部部长的高启云深知这个道理。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他牢牢抓了两条：一是孜孜不倦地攻读理论，刻苦学习党的各项指示，吃透上级精神；二是深入调查研究，抓点跑面。他抽调干部，组织两个工作组，曾经深入济南机床二厂和成大纱厂（即现国棉一厂）蹲点，创造经验，总结经验。这两个点由他亲自领导，不仅一周听取一次汇报，而且定期或不定期地到点上听、看、议，经常从点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指导面上的工作。由于他工作抓得紧，指导具体，济南市的工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1957年，中央颁发了《试办小型工业示范县的决定》，这时高启云已调省经委工作，他对中央的这一决定心领神会。当时山东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绝大多数县属于空白。从发展经济的比例顺序讲农、轻、重，但从战略上讲，没有工业，农业就得不到充分发展。要发展工业就需从零开始，从群众性的小型工业做起。高启云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因此，在抓小型工业示范县以及以后的“五小”工业上，他严肃认真，脚踏实地。当时，省委、省政府确定以沂源、章丘、高唐作为三个不同的试点县。他不仅亲自帮助这些县研究规划，制定措施，而且发现经验，积极推广。章丘试制成功了石灰烧粘土水泥、高唐用麦穰制成了油光纸，他都视为珍宝，极力推广。对各县兴办的小水泥、小钢铁、小煤窑、小化肥、小五金等厂矿，他也总是极端关心，从多方面给予支持。特别是在支持山东陶瓷工业的发展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多次到淄博陶瓷厂蹲点，与工人、技术员反复研讨，决心创出自己的特点、风格，生产出自己的新瓷种。有一次，在省博物馆发现了一件古瓷器，激发了他的灵感。中国古瓷世界著名，是祖国的瑰宝，如取其精华融于我省陶瓷之中，定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他遂与有关部门协商，在不违背文物保护规定的情况下，借出这件古瓷器，为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如今，山东已成为全国四大陶瓷工业基地之一，整个工业也形成了门类齐全、具有较大规模的完整体系。这一切都渗透着高启云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有两次大的调整，每次都是由于经济过热、速度过快而被迫采取的措施。山东省的两次调整都是高启云亲自抓的。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致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了损失，人民生活遇到困难。为了扭转这一严重形势，中央决定从6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如何贯彻好这一方针，高启云以高瞻远瞩的姿态，提出：“要依据山东的实际，统筹规划，区别对待，保住重点，以利发展。”为省委制订方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在具体实施中，本着能并则并、能转则转、能缓则缓，实在没有办法再关停的原则，从而保证了我省工业生产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再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整，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时，高启云是省委分管工交工作的书记，他将这次调整与上次调整进行了认真分析对比，认为这次调整的重点是解决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调整行业、企业、产品结构，使整个国民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这段工作中，他废寝忘食，终日操劳，及时解决调整中的问题，保证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第一次调整期间，党中央决定压缩城市人口，山东要压缩120万，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高启云与省政府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在抓调整工作的同时，日以继夜地召开紧急会议，分部门分行业进行造册登记，在一个月内，完成了规划和动员工作。当时，他主持省经委的工作，一方面安排经常性生产，一方面抓城市人口的压缩和安置工作，常常工作到深夜，最后顺利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在1973年到1974年间，“四人帮”在全国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迫害老干部，煽起新的派性斗争，很多厂矿企业停工停产。山东的煤炭生产，由原来的日产七八万吨下降到二三万吨。火车运输和发电用煤到处告急，工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用煤更为短缺。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摧残，形势十分严峻。这时，高启云分管工业生产，看到被“四人帮”破坏的情景，心情非常沉痛，万分焦急。他在省委的统一安排下，虽年近花甲，仍不辞劳苦，跑遍全省所有的矿务局和煤矿，召开党员干部座谈会，听汇报，作动员，发动煤矿职工，排除干扰，战胜困难，恢复生产。在他的奔走呼号下，山东的煤炭产量逐渐上升到正常水平。粉碎“四人帮”后，他衷心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期间，省委分工他兼任省科委主任，尽管他长期搞经济工作，对科技并不是很熟悉，但省委做了决定，他就不折不扣地一抓到底。从健全机构到制定规划和搞基建，他都抓得很紧，很快使全省科技事业初具规模。他抓科技工作从不蹲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深入基层，抓点带面。有一次他到临沂地区的郯城、莒南农村，发现了群众办沼气的致富典型。他认为，如果这项科技成果能在全省农村推广，将是农村燃料结构的一场革命。在他的推动下，全省农村的沼气事业迅速发展起来。由农村发展到县、社、机关、企事业单位，很快发展到30多万处。
后来，他在分管组织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党在新时期的组织路线，主持公道，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调动了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在贯彻执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推进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扶持年轻干部的成长，他身体力行，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高启云性格直率，是非分明，敢说敢做，勇于承担责任，从不随波逐流，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革命原则性01954年“向明事件”时，他和济南市委书记董琰同志受到错误处理，面对不公正的对待，他除向组织陈述自己的意见外，在行动上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仍然以党的事业为重，兢兢业业地工作01957年、1958年，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反右”斗争和反右倾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当时，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已有15人受到错误批判，而斗争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况，高启云光明磊落，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敢于说话，从而缓和了事态。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自己直言不讳，有话说在当面，而且对个别人物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耍两面派，深恶痛绝。他一身正气，不随波逐流，冒着“包庇右派就是右派”的风险，实事求是地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看法，力排干扰，保护同志。
1958年和1959年，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共产风”，经济建设盲目追求大计划、高指标。山东也提出了在工业战线开展“一、二、五、十”运动（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炭、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炭），按当时的生产能力，这个指标已很难完成，可是后来又有人提出指标更高的“一、二、五、十”计划（即日产10万吨铁、20万吨焦炭、50万吨矿石、100万吨煤炭）。面对这种严重脱离现实的高指标，高启云认为，如不坚决抵制，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于是，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并据理有力地说服了一些人，避免了“浮夸风”的进一步蔓延。“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他一直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凡属工作问题，总是勇敢地承担责任，从未诿过于人。虽然个人受到残酷迫害，但他始终坚持共产党的信仰，正气凛然地同“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煽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社会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到处乱揪乱斗领导干部，淄博市有人提出，要已调走的前任市委书记去交代问题。当时他清楚地知道，要答应这个要求，这位同志就会受到迫害。高启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定地答复：“有问题你们可以反映，由所在单位解决，不能回去。”几句话使这位前任书记免遭迫害。
有一次，他去看望一位从国外回来的同志，谈话间，这位同志把国外吹得天花乱坠，把国内说得一无是处，高启云当时沉重地说：“母亲再丑也是母亲”。后来他又就这件事对人说：“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这正是激励自己发愤图强的根据，绝不能把这种不足作为看不起祖国的把柄。当今社会上仍有一股以侮辱祖国为时髦的小阴风，这种人自恨生为中国人，他们最好学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他的一腔爱党爱国热情溢于言表。
高启云具有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许多和他一起共事的同志都有同感。一次，他从生建铁厂去新泰，当时已是深夜，寒风飕飕，冷气逼人，路径生疏，有人劝他改日再去，但他工作心切，硬是坐上拉煤的卡车，连夜赶到，顾不得休息又抓工作去了。还有一次，他去菏泽棉纺厂考察，在车间他见陪同的厂长手中拿着烟，便以询问的口气婉转地问道：“厂里有防火的规定吗？”这一温和的询问，不仅使这位厂长立即意识到自己不对，而且使其受到很大启迪。从此，这个厂长重视和加强了各种制度的建设。
高启云很讲究文字，凡他经手的文稿，都要亲自修改，反复斟酌，力求文理通顺，表述准确。文稿起草前，他总是认真思考，形成总体轮廓后，再把文中的思想、路子、
结构、内容安排，向拟稿人做详尽阐述。文章草成后，他还要反复修改，逐字推敲，甚至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对下面送来的报告，他都反复阅读，内容不清时，总要询问清楚；需要答复的问题，也都事先提出明确的意见，做出答复。
在生活上，几十年如一日，他廉洁清苦，公私分明，艰苦朴素。他常以“俭以养德，艰能砺志”自勉，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每逢出发到基层，他总是向随行人员交代，不赴宴，不收礼，不买廉价东西。1953年秋天，他到一个工厂了解情况，午饭时间已过，厂里准备了酒菜，他婉言谢绝，并语重心长地说： “此风不可长，廉才能清正，俭才能育德。不然，人民就会唾弃我们。”1960年前后，国家暂时困难时期，他家人口多，客人往来频繁，口粮不足，做行政工作的同志瞒着他每日给他家补贴几斤粮食。高启云知道后，十分生气，立即把多领的粮食全部退回。
他在淄博市任市委书记时，家乡的一些亲戚和退休的老同志不断去找他帮忙买化肥，他都严词拒绝了，还批评说：“买点肥料是小事，破坏了党的纪律，违犯国家政策，败坏党的作风是大事。化肥是按指标分配的，你们买去了，人家用什么！”
他对亲属子女也非常注重教育，从严要求。他的大侄女高延龄1956年在济南一中毕业后，便送她去青海支援边疆建设。二侄女高延美1960年在蚕校毕业，曾请求叔父帮助找工作，高启云耐心地动员她回乡做一个新式农民。其侄子高延庆在农村当民办教师20多年，想通过叔父的关系转为公办教师，高启云对侄子说：“咱们绝不能破坏党的纪律，要相信党和人民会给你合适待遇的。”高启云的专车，从来不准自己的子女和亲戚乘坐。他的五个子女结婚时，没有一个动用轿车的。就连他的哥嫂、母亲去济南时，也没用轿车接送过一次。
高启云虽然长期从事党务和经济工作，但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几十年来，他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热心翰墨丹青，而且成为一位有成就的书法艺术家。
早在1950年，他随全国组织工作代表团赴苏联参观，临别时，代表团致苏共中央的感谢信，要求用正楷书写，大家推举高启云，他握管挥毫，大幅长篇楷书一气呵成，留赠苏联领导人，深得好评。
1983年，高启云离休家居，不顾年高体弱，仍继续关心着两个文明的建设，积极从事各项社会活动。他关心计划生育工作，他为青少年教育事业、妇女儿童事业、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文化艺术和文物保护事业而长期奔波、操劳。他在自撰《无题》诗中写道：“不是解甲告归田，革命生涯启新篇。伏枥不忘千里志，四化岂敢惜残年。学书学画平生愿，种菜养花乐怡然。愿与同志齐努力，齐鲁形势更灿烂。”他潜研书画，博采众长，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其书法作品刚健雄浑，质朴端庄，苍劲圆润，洒脱自如，所画竹石、山水等，格高韵雅，意趣超然，多次参加省、市和全国的展览，各类报刊亦多有登载，并流传海外，赢得国际友人的喜爱。平日，求书者接踵而至，无论职位高低，皆有求必应。他为名胜古迹和企业、机关、商店、学校书写匾额，为工人、军人、学者、机关干部题词，其词必激励先进，鼓舞斗志，为群众所欢迎。
高启云除热爱诗、书、画外，还对文物管理、工艺美术非常热爱和支持。一次，他到东阿县，见到鱼山曹植墓遭到破坏，十分痛心，不仅直接向当地政府提出建议，而且回济南后，立即向有关部门呼吁，引起了重视。他去泰安徂徕山，发现“建安七子”遗迹，周围的古树遭到砍伐，也立即提出了加强保护的措施。另外，青州白驹谷刻石的保护、桓台县新城王渔洋纪念馆的文物充实、山东省文物店的修建及淄博陶瓷工艺美术的发展等，他都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他极端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制作人民大会堂山东厅泰山饰金大屏风的中年画家、研究木片烙画的青岛高级工艺美术师、研制鲁砚的石刻家，都是埋没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的有一技之长的人才。高启云得知后，穿针引线，千方百计把他们挖掘出来，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高启云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兢兢业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业绩斐然。他将永远活在齐鲁人民的心中。
本文参考资料：
1．怀念高启云同志…………苏毅然 林乎加 李子超 刘 鹏 刘众前 魏坚毅
2．回忆济南乡师党组织的活动一 …………………．．高启云 周星夫 陈锡德
3．怀念叔父高启云． ………………………………………．-高延庆
4．怀念启云同志片断回忆……一 ………………………………………．-孙毅民
5.1938年在郓城中心县委的工作情况…………………………………………高启云
（原文刊载于《临朐先驱颂》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