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30年代上半期，赵家楼村有100余户人家，人口在千人左右。有3家经营地主，最大的一家吴宝璜，有地80亩（合市亩240亩），雇4个长工，农忙时雇大量短工，也是临朐县有数的大地主之一。有3家富农。有不到20户中农，他们勤苦劳动，省吃俭用，一般能勉强过活，少数逐渐下降为贫农。大多数是贫民，有一点土地，靠出卖劳力，做短工、做木工、搞运输（推小车）、和经营小商贩，生活比较苦，指地没有的只有一户。当时，除富农地主外，整个村庄（包括中农），在经济生活上，拚命挣扎，处于想找出路又没有出路的状态。
政治上，个别富农有恶霸行为，一般地主富农对贫下中农，除劳力上的剥削外，另外对群众作威作福。欺压敲诈的事不少。村政权掌握在中农手中，当然他们代表的是中农以上的利益，有些事得先征得地主富农的同意，否则，就不能办。另外，有的事不应按户按地亩平均摊派的摊派了，让贫农与地主富农平均负担。村政权形式上掌握在中农手里，实质上仍然是维护地主、富农利益的。
在思想文化上，整个村子不论贫富都被封建思想紧紧的统治着。记得七八岁时，全村活着的秀才还有五六人，全村高、郭、吴、张、赵五姓，都有本姓书法比较出色的人物。民国以来仅有县师范毕业生、高小毕业生七八个人。整个是文化落后，而封建文化同样掌握在地主、富农和少数中农手里，多数贫农基本上没有文化，是文盲或粗略识几个字。他们听听瞎子说“刘大人私访”、“王公子赶考”，或者看看旧戏就算最大的文化享受，更听不到什么新文化新思想。
一、党支部建设的经过
1.1935年到1936年7月以前，开始宣传社会主义革命与抗日救亡思想。我与孙蔚兰（孙家小崔人）是1934年考入济南乡村师范、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觉得不仅孔孟一套不行，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不行，中国劳苦大众的出路，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与孙蔚兰觉得像茅塞顿开，找到了真理，要革命的情绪很高，决心要为这个真理而奋斗。如饥似渴的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把课本置之度外。暑假期间，向接近的群众，尤其是向家庭的兄弟妯娌们开始进行一些宣传。其中接受最快、最认真的是叔弟高启节（后改名高奋），他抽空就找我问这问那，当时谈的主要是：穷、富是不是命定的？为什么穷人一辈一辈，流血流汗，当牛当马，到头来还是忍饥受饿？穷人的根本出路在那里？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实行共产主义。讲社会为什么会变化？朝代为什么会兴代？不是“皇帝没福民遇难”，也不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一王者兴”的天命论，也不是少数圣贤豪杰随意决定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上层生产关系的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等等。高奋对这些道理也如饥如渴的需要，有时谈到深夜，有时一早就爬在我床头上讲起来。以后介绍一些书刊，他非常认真阅读，他理解领会的很快、很深，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他的思想中逐渐的树立起来，并积极的向他接近的青年群众进行宣传。我当时自认为思想上信仰共产主义自然就是共产党员，高奋当时思想上也同样认为他自然是共产党了！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又得寸进尺的侵占华北，企图灭亡中国，民族危机曰益严重。假期在这方面更广泛地做了一些宣传工作。特别1929年平津学生发起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之后，济南的学生便积极响应。当时的省主席韩复榘强迫各校提前放假，把学生押送回乡。我和孙蔚兰同学便在家乡一带进一步作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华北危机、亡国危机，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它不但不抗日，还反对、镇压人民抗日。高奋和他们影响下的青年群众都表现情绪激昂，痛恨国民党，要坚决抗日。
2．党支部的建立
1936年春节后入校，我与孙蔚兰同时被党组织接受，加入中国共产党。到暑假回家后，便与高奋谈，只有共产主义思想还不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是个非常严密的革命组织，只有经人介绍和党组织批准接受，才算正式共产党员。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表示要加入，但不知哪里有共产党的组织、找谁介绍。我表示我已经是正式共产党员，可以介绍他，并告诉他党员要做些什么、怎样活动、党的秘密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党的事绝对不能向任何人讲，绝不能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在困难时候要牺牲个人，也不能危害党组织。他表示坚决接受。便吸收他为正式党员，我俩人编成临时党小组。接着高奋介绍已培养成熟的高德福、高景和，经我个别谈话后，批准接受他们入党（当时没有候补期）。这样便由高奋（高启节）、高德福、高景和三位党员成立了共产党赵家楼支部，高奋任支部书记。时间是1936年7月。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孙家小崔经孙蔚兰同志工作，党支部也建立了，由孙芳兰任支部书记（两个支部不发生联系）。
3．党支部建立后进入有领导的开展工作
首先团结教育青年：高奋自己住一个闲院内，便成为联系群众的中心和俱乐部。从讲故事到学识字、学珠算，读书看报。除我看过的书、报、刊物寄给他们外，他们自己也弄点钱定了点报纸、刊物，如：《大众生活》、《文化报》、《世界知识》、《中国农村》、《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和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小说等。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到高奋那里是学习、长出息，不赌博，同时都认为高奋是个好孩子，能劳动，有老有少，没有坏毛病，都愿意孩子与高奋接近，这样党支部便团结教育了一批青年农民（成为抗战初拉队伍的基础）。
其次开始与地主做斗争。他们组织少数青年砍地主的树，搞地主的庄稼，一部分用来买书报，大部分用来救济生活特别困难的党员和群众，这事情他们做的非常严密，一直没有被人发觉。
三是经过教育、考验选择、培养对象，继续发展党员，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又发展了郭佃栋、高启冉、郭元久、王健（女）等，都是青年贫农，整个支部已有近10名党员。另外我临离家时发展的大辛庄子陈福太同志，交与高奋单独联系。当时赵家楼党支部与上级党的关系，是经过我与济南乡师支部联系。假期回校都汇报赵家楼党支部的活动情况。1937年6月底，原乡师支部书记景晓村同志以省委（或工委）巡视员的名义到赵家楼检查过党支部的工作，参加过党小组了解党员的活动情况。
三、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家楼党支部的一些活动情况
景晓村同志从临朐回济南后，“七七”事变爆发了。接到景晓村同志的信，要我马上回济南，从此与赵家楼党支部的工作便没有联系了。以后去济宁，1938年1月去郓城到1938年11月，又被组织分配到临朐任独立团政委。这时县委已成立。我在独立团只有4个月。临朐环境恶化，大部时间住在沂水悦庄，这时听高奋、高景和等同志谈，
“七七”事变后，赵家楼支部的一些活动。记不很清，只能作参考，主要的有：事变后党支部怎么办？他们急于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到益都找陈锡德（我乡师同班同学、党员）到源河东找窦长祥（曾见过高奋谈过话）o都没有取得正式联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他们在日本占济南、占胶济路后，便发动群众抢了五井盐店。不仅赵家楼，连周围村的群众也参加了，这一下他们的工作展开了。积极发动群众搞武装，与益都陈锡德同志一起发动组织十支队，以后合并于八支队，郭佃栋同志留在八支队，以后牺牲在渤海区。扩大党的组织，赵家楼党支部扩大了，同时在附近村庄的孟家庄子、小石庄、朱阳等村发展了党员，有的建立了支部，这些是听说的详细情况与以后工作我不清楚。
赵家楼党支部在地下和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一直是坚持斗争，坚持随地做了大量工作。是经受过严重考验和锻炼的，对临朐县工作的开展，是有着一定影响和贡献的。
1982年10月21日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