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云同志是一位令人敬仰、受人爱戴的老同志、老领导。他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东在白色恐怖的艰苦环境中发展并坚持斗争的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之一。抗战八年期，他在泰山区工作、战斗了六年多，与这里的干部群众和山山水水结下了乳水交融的厚感情。1986年7月初，部分曾长期在泰山区工作、战斗过的老同志、老领导会聚在安，座谈泰山区党史，以协助泰安党史办的同志开展编写《中共泰山区党史大事记》作，他和林乎加、欧阳平同志共同被推举为编审领导小组顾问。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座谈只是讲了泰山区斗争的概况，而且我们感觉，高启云同志谈到个人情况很少。于我们准备以后对高启云同志作专门的重点采访。此后不久，就听到他身体状况欠佳的息。我们祈盼着他能恢复健康，企望能再次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没料想等到的却是的噩耗。由于未能与高老单独长谈，因此对他知之不多，只能从其他人谈及的情况中摘零散的资料，犹如凤毛麟角。这是我们党史工作不可弥补的缺憾。
1939年3月，高启云同志由郓城调到新泰任县委书记，公开名义则为八路军驻新泰办事处主任。在新泰工作期间，他和县委一班人在泰山地委的领导下，依靠党组织，大量发展党员，发展地方抗日武装，建立各级抗日政权，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广泛建立统一战线，与敌伪顽开展了复杂而艰苦的斗争，为发展和巩固新泰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高启云到新泰时，新泰党组织已较抗战前有了大的发展。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高启云和县委一班人决定开展“红五月”运动，把大量发展党员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全县党员由原来的300多人迅速增加到了1000余人，为创建和发展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39年10月，新泰县委在七区龙溪庄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高启云同志当选为县委书记。同时成立了新泰县抗日民主政府，张种玉当选为第一任县长。县委高度重视和加强了对地方武装建设的领导，重建了新泰县大队，韩顾三任大队长，高启云亲自兼任教导员。随着抗曰民主政权建设的深入开展，1940年下半年，各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参议会，新泰县参议会也于10月建立，高启云、王寅轩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各级参议会和抗日民主政权都实行我党制定的“三三制”原则配备人员，团结了各界民主抗战人士，加强了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根据地建设。
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新泰有很深的基础。抗战开始后，这股势力勾结地方旧势力和反动道会门，盘踞一方，积极反共，甚至不惜勾结敌伪，成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心腹之患一新泰西南部五区和泰安东南部官里、谷里、天宝寨、石莱、放城等被鲍峄山、万金山盘踞，新泰西部三个区翟镇、果都、羊流则主要是惯匪陈三坎的活动地区。高启云率县委和县大队与国民党顽固派作了坚决的斗争。1939年夏，陈三坎奉秦启荣密令公开投敌，被日军委以“泰东剿匪总司令”，屡屡配合敌伪“扫荡”我根据地。为拔除这颗毒瘤，应新泰县委请求，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和单洪率四支队基干三营，在韩顾三率新泰县大队一个连配合下，于11月中旬乘夜突袭陈三坎老巢施家峪。其部下死伤甚众，作乌兽散。陈三坎本人见大势已去，绝望地要投井自杀，被其卫队拦下。恰在此时，日军增援而至，我军撤出战斗未能全歼陈伪，陈三坎侥幸逃脱一命。此后陈三坎更变本加厉，致使新泰西部三个区形势进一步恶化。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一个营进占新蒙边区，拉拢扶持地方顽固派李兆瑞等组织伪自卫团，驱逐、捕杀抗日工作人员，控制了新泰六区孙村、汶南、杨家庄子、侯家庄等大片地区。为了恢复这一地区的工作，1940年春，高启云亲率县大队一部到该地区活动，初挫了敌顽的气焰。不久，敌顽势力再度猖獗，6月，六区区委书记戴伯傥被李兆瑞捕杀，党的活动几近停顿。8月，高启云、周星夫等率县党政部分机关和单洪所率四支队后方一团在县大队两个连的配合下，再度进驻六区“收复失地”。部队连续拔除了侯家庄、杨家庄子、杨家沟、沈村等顽据点，歼李兆瑞、李贵新等部二百余人，李兆瑞率残部外逃。后县大队又袭击了回徐家庄奔丧的国民党顽固派陈佩利营，县委抓住时机，重建了六区区委和区政府，迅速恢复了这一地区的工作。
1941年春，高启云调任泰山地委委员（时无常委制）、宣传部长。这时，抗战已经进入艰苦阶段。曰军在其后方开始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扫荡”，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总力战”。大批国民党留置敌后的游杂武装在“曲线救国”幌子掩护下纷纷投敌，最后连国民党省府的警卫部队新四师吴化文部和正规军五十七军一部也公开投敌，接受汪伪“和平建国军”番号。在敌伪顽的合力夹击下，泰山区根据地日渐缩小。高启云带领地委宣传部的同志们和县、区乃至村支部的宣传工作人员，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宣传根据地的政策，宣传从国际到地方的形势，宣传对敌斗争的英勇模范事例，对广大党员群众进行革命气节和民族气节教育，对于泰山区抗日军民坚定必胜信念，鼓舞斗志，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坚持最困难时期的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地委宣传部主办一份报纸《泰山时报》，是地委和专署联办的机关报，四开四版，每三天出刊一期。高启云十分重视办好这份报纸，经常与具体负责办报工作的李凯军科长研究解决一些问题，保证了报纸办的活泼且有特色，提高了报纸的质量。1941年6月，山东分局宣传部长、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在省宣传联席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应该表扬的是泰山区的工作，对党员的教育比较普遍细致。《泰山时报》进步迅速，材料充实，编辑活泼，印刷亦颇精美，为地方报纸中最好的一份。”
1942年下半年，敌人相继对徂徕山、泰北、莱北、莱东根据地施行“蚕食”，大量增设据点、碉堡，并推行阴险毒辣的“自首”政策。泰山区根据地被“蚕食”成“可以一枪打透的”几个小块，形势异常严峻。虽然贯彻了“精兵简政”方针，但是泰山区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明显臃肿庞大，上千人在狭窄的以茶叶口为中心的淄（川）莱（芜）章（丘）边转来转去，还不断地召开各类会议，部署总结工作，培训表彰干部，就像干涸的小池塘里已露出了脊背的大鱼，目标过于暴露，终于招致了吉山战斗的损失。1942年10月17日，5000余名日伪军奔袭合围茶叶口一带，泰山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仓促突围，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汪洋等200余人牺牲，84人被俘，多人失踪。高启云同志临险不惊，冷静处置，正确地分析敌情，率地委机关一部从敌人合围的缝隙中“钻”了出来，安然脱险。座谈会上，高老回忆了这次经历：
“我们地委、军分区机关头天晚上住阁老冗子，当天晚上行军走了半夜到刘家白杨住下了。约有30里路，基本上是正南正北。专署住石匣。天刚放亮，曹星布早起去雪野搞组织民兵工作，走到西山发现有敌人，来不及报告，只好以手榴弹报警。当时村里已有部分人起来了，部队正准备集合出操。汪洋政委立即集合起仅有的由赵军营长率领的主力一个连，再就是石新团长率领的军分区教导营的军事队先行抢占吉山南山，以掩护机关突围。我和刘莱夫还有军分区侦察科长刘采芹带领地委、军分区机关人员依次跟
进，向东南方向突围。出了白杨山峪，到了吉山，我们决定折向北突围，军分区机关在前，地委机关在后，走着走着，发现西周峪山上也有太阳旗，有人咋呼，还放冷枪，其实这都是敌人的疑兵。我即赶到前面与刘采芹商量，我们这样都在沟底一条线走太危险，我们改向东山，然后沿东山腰走。这时有些同志沉不住气，见周围有敌情，可能觉得还是跟主力部队保险，陆续折回吉山方向。我们在东山坡，西山上敌人的冷枪打不着。跟着我们的有个青年大队，实际上，也就是百十个人，队长姓唐，小矮个。我们前面放了三个尖兵，我和唐队长在队伍前面带着走。快要走到王庄时，三个尖兵跑回，报告前面发现敌人。这时已早上八九点钟，我上前观察，发现前边地堰边上插着太阳旗。我们赶紧通知后边，不要乱跑，不要闹动静暴露目标，接着向东转。本来敌人只注意山下刘采芹的军分区机关队伍，并未发现我们，结果我们一呼隆，敌人发现了，机枪向我们打来。我们迅速转过山脚，敌人打不到了。
我们紧急磋商下一步行动。这时吉山方向已经打响了，而尖兵报告前方山垭口发现有人，看不清楚是不是敌人。我主张占领山垭口继续向前突。莱夫不同意，说得去吉山与汪政委的部队会合。我和唐队长都认为不能再去吉山。情况紧急不容迟疑，我当即命唐队长带一个班攻占山垭口。结果他们攻上去以后，未发现敌人。我们占领了山垭口之后，才发现刘莱夫、宣传部宣传科长李凯军和他带的党员训练班以及报社的部分同志未跟上来，又回吉山了。事后得知，李凯军等遭遇敌人后与敌搏斗壮烈牺牲，部分同志分散隐蔽突围，刘莱夫、刘采芹等都是隐蔽在菠萝棵和芦苇地里，只身脱险。
我们先是在山垭口利用残留的石墙等垒工事，准备敌人来时坚守。这时吉山方向枪声更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博山方向来的敌人一路一路地向吉山去，但前后之间空隙很大，遂决定不能坚守，要从敌人空隙中钻出去。于是我们乘敌前后相隔几里路的间隙冲了过去。有些可能是伪自卫队之类的群众看到我们冲过去，趴在地下，也没有咋呼，我们未打即过去了。到了白秋的东山，我们刚爬上一座小岭，一露头却发现一股敌人正向我们开来。怎么办？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只有就地隐蔽，若被敌发现，就和敌人拼，杀开一条血路。结果敌人到了我们跟前，转而向西进了白秋村里。真险啊！我们都捏了一把冷汗。看看山上未再下来敌人，我们即顺着敌人的来路上山。爬到山半腰，好多同志疲劳已极，死活不走了。我们动员大家互相搀扶着终于爬到山顶，一看，我们已来到敌人的合击圈以外，大家高兴极了。这时，正是吉山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我们这一路共有百余名同志，其中青年大队和地委机关的同志均约占半数左右。下山后，我们与淄川的赵一川同志联系上，住了下来，当天照常收听广播、编稿，第二天还照常出报。”
吉山战斗中，成批地突围而未受损失的还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赵笃生所率专署机关，一个是军分区教导营教导员张键所率教导营政治队。他们都是未受敌人冷枪疑兵的迷惑，果断地先向北突，发现敌情后又插西北山，从敌人合围的缝隙中突出来的。
比起吉山突围来，莲花山突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吉山战斗后不久，高启云又到新甫县检查指导工作。1943年1月5日，他和县委书记王醒、县大队副政委李汉英等已经连续开了好几天县委扩大会，研究部署反“蚕食”和“借粮”斗争。当时县大队实际仅有两个排的兵力，其中一个排由高磐石大队长带领在莲花山以东莱新公路两侧活动，随县委机关活动的仅有一个排。当晚县委住李条庄西的小张庄，县大队两个班住五斗村。次日天亮，发现各制高点燃起烟火，万余敌伪分11路扑进莲花山区。他们当即决定按照原定方针，机关人员就地分散隐蔽坚持斗争，高启云、王醒、李汉英和仅有的一个班的武装一起从李条庄向南山突围。到了山顶，发现敌人已占东面山头，下边日伪军正沿大路向雁翎关开进。他们决定分散活动，王醒、高启云过次山以东去小官庄村长家了解情况并隐蔽，伺机突围，李汉英率一个班乘敌间隙越过大路到南边石棚隐蔽，双方商定到天井峪会合。结果高启云他们一了解情况，敌人进山后主要是占领制高点和重要村镇，抓民夫修碉堡修公路。他们分析下一步敌人肯定会搜捕清剿我党政军人员，应乘敢立足未稳，抢先跳出敌人合围圈。于是他们未再到天井峪会合，而是在地方干部群众掩护下，利用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当夜辗转突出了莲花山区，回到了地委。
在那斗争形势异常严峻的时期，高启云曾数次处于敌人包围圈中，甚至陷入绝境，然而都能率部安然脱险，使人们不得不承认、不得不佩服他确实具有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确实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
1943年1月，鲁中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调任泰山区地委书记。地委认真总结对敌斗争经验教训，决定彻底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充实基层，加强对基层的领导，转变对敌斗争的方针和形式，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军民对敌斗争“一元化”。地委决定高启云兼任莱北县委书记，组织部长蒋方宇兼任淄川县委书记。当时的莱北县和整个泰山区一样，形势恶化到了极点。全县（也是全泰山区）仅有的一个敌人未设据点的小区茶叶区也划给了淄川县。敌伪据点、碉堡林立，仅泰莱公路以北、章莱公路以西即有大小据点36个，碉堡更难计数，仅从猪石槽到大王庄两据点之间即有干山子、陡崖、温家庄、东上崮、孤山子五个据点，一般每三五里路就有一处敌据点和碉堡，我方人员能公开活动的只有独路一带一条狭窄的深山沟。高启云和县委其他成员认真分析了莱北县
前一阶段造成对敢斗争局面被动的原因，明确指出前莱北县委主要领导的错误：一是右倾退缩，在敌人的“蚕食”进攻面前束手无策，单纯退却，致使莱芜西北平原地区悉数被敌占领伪化，干部群众失去依靠，找不到领导；二是在部置反“自首”斗争时，在传达和掌握上级关于假“自首”的斗争策略上存在主观随意性，造成混乱。县委决定，坚决贯彻上级“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改变过去那种视敌占区为禁区，敌伪化区的干部撤出来“住租界”的被动做法，“下山打虎”，按高启云的说法就是“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的战术，主动到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为了加强对基层的领导，县委决定组织部长李元荣兼香山区委书记，宣传部长李元贞兼华山区委书记，地委组织部干事李健任雪野区委书记，县委委员黄仲华兼镇里区委书记，魏伯愚任山口区委书记，财粮科长张鲁川兼区长，敌工部副部长李平都兼水北区委书记，教育科长侯法曾兼区长，农救会长谢润生兼寨里区委书记，青救会长边春光兼羊里区委书记，宣传部干事杨化东任方下区委书记。县委并组成以武装科副科长张心纯为队长，原华山区委书记张健农为指导员的武工队，深入寨里以南至泰莱公路地区，建立大下区（后改张里区）。县大队取消大队部、连部，由县大队长曲凯庆、副政委周美光分别率领小部队深入各区支持斗争。县委和各区干部深入敌占区，展开了“春季政治攻势”。他们采用“枪打出头鸟”，“记红黑点”，写信、喊话、发传单等各种巧妙的斗争方式，利用各种关系，充分发挥统战政策的威力，教育、争取和瓦解敌伪军政人员，同时积极恢复基层党组织，发展村秘密民兵组织。高启云亲自和敌工部长曹星布、县大队长曲凯庆率武装深入口镇周围地区开展工作。县委和各区干部率精干武装就像鱼儿重新游入大海，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麦收时节，高启云和县委提出了“坚决保卫群众麦收，重点打击敌人抢粮”的口号，县大队、武工队在主力配合下，英勇开展反抢粮斗争，采用袭扰伏击、假送真劫等战术，有效地保卫了群众利益，保证了根据地的军需民食。
随着“青纱帐攻势”、“秋季攻势”的开展，莱北的抗日斗争形势更为好转。县委决定开展拔除敌碉堡的斗争。高启云亲自布置要求各区分片包干，各个击破。全县搞起了一个拔炮楼的竞赛。李元荣所在的香山区委首先争取伪军一个班反正，拔除了东上崮炮楼，继之又将温家庄、陡崖、干山子炮楼一一拔除。其他各区也不甘示弱，羊里区除了拔除本区三个炮楼，还替山口区拔了一个。至年底，莱芜西北平原上和章莱路段的碉堡、炮楼基本拔除干净。1944年2月，章莱路段雪野、上游、青石桥等处据点伪军被迫撤走，莱北东西两片根据地连成一片。其实每个据点都有我们的“关系”，有的据点实际上是我们有意保留的，根本不影响我们的活动，有时还能为我们提供方便。在莱北军民共同奋战下，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高启云领导对敌斗争坚决果断，同时又十分注意讲究和把握斗争艺术和政策策略，最大限度地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利用、分化、瓦解敌人。在他兼任莱北县委书记期间，莱北、莱东、新甫三县公安局武装和敌工人员在泰山专署公安局领导下，开展了反刘（伯戈）专项斗争。提起刘伯戈，泰山区干部群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早年即投机混入共产党内，1932年回到莱芜任县委委员，后代理县委书记。在党不能满足其升官发财的卑劣欲望时，他原形毕露，与党决裂，于1935年10月率周茂森自首叛变，率捕共队疯狂搜捕莱芜共产党员，对莱芜党组织造成极大破坏，是个有名的老牌叛徒。抗战开始后，他投奔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沈鸿烈，后被派回任国民党莱芜县党部书记长兼县长。他勾结伪顽，网罗党羽，发展武装，建立区乡政权，疯狂进行反共活动，对莱芜的抗日斗争造成极大危害。1943年9月，配合莱北县委坚持斗争的十团三营营长王法山率一个连，在莱北县大队配合下拔除了刘伯戈武装依附的涝坡据点，歼其数十人，并俘虏刘伯戈的妻弟李光荣。这个李光荣可不是个等闲人物。当年刘、周叛变后，莱芜党组织为营救被捕同志，遂发动党的同情者、国民党莱芜县党部委员尚立斋和被捕同志的亲属，抓住刘伯戈敲诈勒索的证据，向国民党省法院提起控告。省法院“葫芦僧判葫芦案”，把刘、周也判刑入狱。次年6月，刘伯戈的妻弟（俗称“小舅子”）李光荣为搭救其姐夫刘伯戈，以齐鲁大学进步学生的面目和另一叛徒方春荣一起，率捕共队对莱芜党组织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大破坏，给莱芜党组织造成了更大的损失。这次大家听说抓住了李光荣，都恨得咬牙切齿，认为非把他崩了不可。为求稳妥，高启云亲自在丁家屋子主持审讯李光荣。经谈话教育，高启云发现李光荣对自己的罪行确有悔过之意，对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功绩也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和认识，而且本人当时已患有很难治愈的肺痨，身体已十分虚弱，于是决定对其实行宽大处理，准许其回家养病。李光荣对共产党光明磊落、宽大为怀的政策感激涕零，提供了许多刘伯戈内部的情况，并表示坚决不再参与反共活动，坚决与国民党一刀两断。李光荣后来病死家中，果然未再与刘伯戈有任何瓜葛。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高启云同志作为党的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面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高超艺术。
对于与自己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同志、战友，高启云总是怀有无法割舍、无法排遣的依依深情。他十分珍视这份真情。1944年6月，莱北独立营营长曲凯庆、寨里区委书记李健率县区武装在保卫麦收、打击敌伪抢粮的战斗中不慎被日军包围，激战中李健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曲凯庆腿部负重伤后亦于8月不治牺牲。噩耗传来，高启云连失两位心气相投、胆识过人的英雄战友，难过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亲自撰文刊载在《泰山时报》上，深表哀念之情。
1942年至1943年上半年，是泰山区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不仅是对敌斗争形势恶化，还有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特大灾荒，再加敌伪的搜刮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高启云那时有抽烟的习惯，但在当时连烟叶都抽不上，只好抽干豆叶、苦菜叶。1942年秋，高启云、曹星布、李元贞、李林泉同在峪门村开展“借粮”斗争。元贞看到他俩抽干豆叶的“惨状”，就动员他俩戒烟，并提议如果他俩能戒烟，就把自己家里刚捎来的三元钱买只鸡请客。大家抵抗不住这巨大的诱惑，均表赞同。高启云也果真戒了一段，只是形势好转后他又复抽了。
1944年4月，高启云任泰山地委副书记。这时形势已较为稳定，敌人的“扫荡”很少了，除了继续抓对敌斗争以外，高启云主要是协助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林乎加同志抓整党整风。自1944年7月起，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集中在泰莱边店子峪开展了“整风坦白”运动。11月，林乎加离职参加分局高级党校整风学习，直到次年4月，在此期间，由军分区司令员兼专员廖容标再兼地委书记并军分区政委职务，高启云同志主持地委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泰山区我军立即编入山东我军第一路反攻大军，向日伪盘踞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发起大进军，短短十几天内，连续解放了莱芜、新泰、淄川、博山、章丘等八座县城，收复了胶济线张店以西至王舍人庄段，逼近济南。泰南军分区主力警三旅也解放了津浦路南驿、磁窑、大汶口等车站，进抵泰安近郊09月初，高启云赶赴泰城东郊桑家疃，配合警三旅做解放泰城的准备工作，同时宣布了地委决定：收复泰安后，成立泰安市委、市政府，由曹星布任市委书记，徐毅民任市长，范立忠任警备司令。由于内线配合有变，当夜警三旅仅攻下北关，日军出动增援，我军被迫撤出战斗，原定方案未能实现。
从1945年10月起，泰山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新区“双减”、“反奸诉苦”运动。在区党委帮助下，地委抽调大批干部，分赴各地加强对开展新区工作的领导，并组成章丘工作团，由高启云和专署秘书主任刘舜卿率领，进驻章丘南部，以埠村为中心开展新区工作。通过在新区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奸诉苦”、“反霸清算”运动，发动了群众，摧垮了伪顽政权，惩治了汉奸恶霸，清算了部分土地财产，从政治上、经济上削弱了地主封建统治的基础，为新区建党建政发展民兵，为今后的自卫战争奠定了基础。
1946年1月，高启云离开了他工作、战斗了七年的泰山区。但是他的心始终没有走，他与泰山区干部群众的深厚情谊没有割舍。他在党史座谈会上曾动情地说：“那个时候，群众自己饿得浮肿等死，还要把仅有的小白菜送给我们做‘小豆腐’吃。离开了群众支持，我们寸步难行，一事无成。你就是抽袋烟，也要到群众的灶火间去借火啊！”
1984年，他把自己收藏多年的一批字画，慷慨地捐献给了泰安。他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刘萍又专程到泰安向市委捐赠了《高启云书画集》。
愿他的名字永远和泰山一样，珍藏在泰安人民心中1
2002年3月（执笔：宋洪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