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云同志已离开我们十几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我们抗战前在山东省立济南乡师学习和抗战后在新泰县委共同坚持斗争的那些战斗岁月，仍使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启云同志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学生时期就以很高的热情学习革命理论，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我与启云都是1934年暑期考入济南乡师的学生，不仅同班，还曾在第一学期同住一个宿舍。入校后我们在党组织引导下通过参加读书会、演讲会等革命活动，很快相知。
在党组织多年来工作与影响下，乡师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新生入校时，素不相识的高年级同学像老大哥一样，热情地欢迎我们，帮助搬行李、安置住处，介绍学校的情况，使我们深受鼓舞，备感亲切。
我们入学时，尽管“九一八”事变已过去近三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入侵正步步进逼，而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不仅实行不抵抗政策，还长期与我们党领导的武装和进步力量进行内战，凡有爱国心的国人，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而忧心。我们入校后，均在党组织的引导下，积极参加了读书会这一党的外围组织及其开展的演讲会和各种座谈会等活动。启云在参加党的这一外围组织与一系列活动中，始终热心积极，坚定不移。在读书学习中，对高年级进步同学推荐的书，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去进行研读。我因与他是前后桌，为求得思想、政治与理论上的进步，常看到他把借到或买到的进步书籍带进课堂偷学。学校的党组织对我们这些政治上追求进步的新生也十分关注，他们采取各种方法与形式与我们接触，再加启云的主动性，经常借课余饭后时间找常与我们联系的高年级同学交谈请教，因此他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很快。在党组织通过外围组织举办的各种演讲会、座谈会、讨论会中，启云不仅积极参加，还经常作有见地的发言。记得学校当局请梁漱溟来向全体同学讲“乡村建设”、“教育救国”，迫于学生们的要求，这位先生演讲中允许学生提问，因而使这次演讲变成了同学们的提问会。我记得启云曾站起来向其提问，并进而揭示道：你们搞“乡村建设”、“教育救国”，只能使中国越来越殖民地化，农民越来越穷困。现在东北沦亡、华北危机，国难当头，只有坚决抗日救国，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消息传到济南，我们乡师同学在党支部领导下，立即举行罢课、开座谈会、发宣言、撒传单、派代表与各校联系，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此后济南乡师党组织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36年，启云与我先后加入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除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在通过帮助新生各种活动中加强与他们的密切联系外，还根据党组织的要求有重点地培养党的群众骨干分子和党员发展对象。常在饭后或课余，携他们迎着晚霞，走向校外的旷野草地、田间小路，边走边谈；或散步于清溪岸边，或驻足于垂柳深处，与他们谈农村生活、学习情况，尤其是时事政治，常是谈得最多最深的中心话题，也是我们了解新生思想情况的重要方面。然后，我们再酌情向他们推荐有关的进步书刊，指导他们进行学习。启云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为发展壮大乡师的党组织进行了积极的努力。
那时，我们虽很年轻，由于入党前都经受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和斗争锻炼，在政治上很坚定。启云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各种反动势力都曾企图渗入占领济南乡师这一阵地，进行过各种活动。乡师党的组织针对这一情况，即组织党员利用各种形式进行了有力反击。其中最激烈的是对托派的斗争。对托派贯以“左”的口号掩盖帝国主义走狗嘴脸的欺骗伎俩予以戳穿。当托派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民族大联合等所谓“高超理论”反对我们党制定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启云等同志曾以鲁迅答托派信中的话，讽刺挖苦活动在同学中的几个托派分子“小心！你们这高超的理论，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由于乡师党组织在反托派的斗争上部署周密，斗争有力，致使托派分子只能鬼鬼祟祟地进行活动，跟随他们的人很少，在我们济南乡师的学生中一直很孤立。
在宣传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党组织还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尽力团结和争取一切有可能的人加入到抗战的队伍中。像我们乡师的军事教官孙克东，平时对抗日救亡漠不关心，对学生装腔作势，同学们都很讨厌他，叫他“丘八”。1937年春，学校组织学生去青岛旅行，孙教官也与我们一起去了。在游崂山时，有几个日本浪人将孙教官围住，有一个指着孙教官腰中的佩剑说，你这是用来杀猪、杀狗的吧？就在孙教官难以应付时，启云便冲过去对教官说，你现在是代表我们中国，要理直气壮告诉他们，这是专门用来抵抗和指挥消灭入侵狗强盗的！孙教官毫不犹豫地按启云说的回复了日本浪人。我们随后赶到的几个同学一拥而上，把狂妄一时的日本浪人赶跑了。事后，上海《文化报》刊载了启云撰写的青岛游记，说孙教官如何反击日本浪人的无理取闹，怎样慷慨激昂地讲他的佩剑“小则可以护身，大则可以卫国”。孙教官看后很受感动，从此改变了对抗日救亡的认识。“七七”事变后，他在滨北地区参加了八路军，曾任支队副司令员，后在同日军作战中英勇牺牲。
济南乡师党组织由于对山东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党在山东的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曾被誉为白色恐怖下的一颗红星、党在白区的一所党校。这是乡师历届党支部前仆后继、承前启后，共同奋斗与努力的结果。启云则是乡师党支部后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于1937年2月即被上级任命为乡师党支部书记，至1937年8月省委派他到鲁西南工作。在这期间，他曾奉上级党组织之命，为进一步恢复发展党在各地的组织，暑假回到家乡临朐县赵家楼村，通过联系同学、亲朋好友等，吸收当地追求革命的各方面进步分子，开展讨论时事政治和读进步书刊等活动，从中物色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以赵家楼村为中心的党支部。
乡师党支部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省委的要求，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民族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扩大了群众组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建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随后建立了“民先”组织，我与启云同志都参加了这些组织01937年5月，“民先”在乡师党支部领导下，队员发展到100多人，成为党的重要外围组织。这时济南市“民先”组织在橛山召开全市“民先”活动分子会议检查总结工作，布置今后任务，到会学生300余人，其中乡师人员最多，在会上表现得最活跃。当乡师同学集体合唱《五月的鲜花》等爱国歌曲时，引起了全场轰动，会唱的也跟着唱起来，启云同志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七七”事变前，乡师全校党员已发展到近80人，约占在校学生的四分之一，其中他与我所在的六级二班38名同学中就有21名共产党员。“七七”事变后，乡师成为省委派往各地开辟工作和组织发动武装斗争干部最多的学校。总之，在这些卓有成就的工作中，启云同志付出了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抗日斗争的发展和需要，启云同志于1939年3月，奉命调到我的家乡新泰任县委书记，至1941年1月调任泰山地委宣传部长，在此工作了近两年。在他到任之前，因工作需要，省委从部队派我回新泰工作，先后任县委青年部长、组织部长等职。在我们又一起并肩战斗的这段岁月中，启云为进一步开展新泰的抗日工作，不畏环境恶劣、艰难困苦，创造性地运用毛主席提出的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三大法宝，在为新泰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发展抗日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创建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发展新泰抗日根据地等工作中，均做出了显著贡献。
启云到任后，正值泰山特委根据党中央和山东分局关于在“红五月”中大量发展党员的指示，部署所属各县委开展大量发展党的工作。启云根据特委的部署要求，为实现党在新泰的大发展，在向全县各级党组织贯彻特委的部署中，结合新泰工作的实际，在深入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等工作同时，相继吸收各方面的积极分子，组织举办了工、农、青、妇和小学教员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训练班，并从中物色培养发展党员，然后再派回他们各自的村庄开展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到6月初，全县已发展党员1500多名，建立了100多个党支部，使根据地大部分村庄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工作。仅我分担的六区，就发展到450多人，建立了35个支部，为创建新泰南部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鉴于新党员普遍缺乏党的基本知识和革命理论的武装，为了巩固迅猛发展的党组织，启云即根据上级关于巩固党的指示，主持县委会讨论确定领导全县各级党组织在坚持党的发展同时，普遍有力地开展了一系列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工作。各级党组织均以开党小组会、上党课、办党训班等多种形式，组织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学习了党章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思想理论，使广大党员懂得了党的性质、纲领、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基本知识，了解了党领导的抗战基本战略思想，有效地从思想和纪律上，教育提高了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望。
在全县党的组织建设得到大的发展和在思想上、组织上、纪律上得到一定加强与巩固后，日军加紧了对我正在创建中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且一次比一次残酷。面对日趋严重的斗争形势，县委为使全县各级党组织能担负起越来越严峻的斗争任务，并经受住越来越艰苦的战争考验，于10月20日至26日在老鸹峪召开了新泰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共'60多人。大会由我主持，启云代表上届县委作了抗战两年来的工作及今后斗争任务的报告，讨论通过了由他起草经反复研究过的全县党组织今后斗争任务的决议，并选举高启云和我等7人为县委委员，高启云任书记。这次大会确定了巩固发展根据地的工作方针与斗争任务，为进一步发展与加强新泰党组织提出了明确的任务与要求，为后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深入的对敌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启云在这期间，还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和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组织领导各级党组织建立了县、区等各级政权和地方武装。1939年6月，日军纠集2万余人对鲁中地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扫荡”，地处鲁中山区前沿的新泰、莱芜等地最先受到了这次大“扫荡”的危害。驻新泰等地的日伪军按其上司的部署，于6月1日首先“扫荡”了我泰山特委等机关驻地的新泰境内的莲花山区。由于我山东分局掌握了日军这次行动，并指示各地党组织和部队作了反“扫荡”的准备，当日军对莲花山区“扫荡”时，我特委等机关与驻地部队早已转移，致敌扑空。但流落到鲁中山区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及其所设的各县、区政权的工作人员，却在日军这次“扫荡”中被打散，其县区政权大部垮台。山东分局根据这一情况，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抓住这一时机，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大力创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启云根据山东分局这一指示和泰山特委关于创建抗日民主政权的决定，向新泰各级党组织部署了由下而上的创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各地党组织经几个月努力与筹划，在七区和龙廷、北师、南师、沙坡等乡建立了区乡政权和所属各村的抗日民主政权。然后建立了五、六区和部分乡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于同年10月28日至30日，在太公峪召开了县各界人士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张仲玉为县长的新泰县抗日民主政府。
在这前后，启云还大力抓了新泰各地方抗日武装的建设01939年6月以后，山东分局和泰山特委根据巩固发展根据地和对敌斗争的要求，先后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为迎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新形势的到来，应迅速建立各级地方武装。启云为将上级这一指示从速贯彻落实到全县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中，带领县委一班人分头抓了各区地方武装的建设，在相继组建了几个区中队的基础上，于同年10月26日成立了县大队，并推动建立了各村自卫团、游击小组。正是这些基层地方武装的建立与发展，不仅源源不断为我们县区地方武装乃至主力部队输送了有生力量，还以游击战、麻雀战或监视敌人、探取情报等斗争方式有力配合了县区武装和主力部队的作战。在这期间，启云还常率县大队配合活动在新泰的我四支队后防司令部一团等主力部队进行作战，仅1940年6月，就先后取得了攻克六区栾家庄、杨家庄等战斗的胜利。
在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发展根据地的工作中，启云还按照党的统战方针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统战工作。在新泰各地都有些地方上有声望的士绅名流，他们多是具有民族觉悟的爱国人士。启云便通过党内与这些人有着师生、亲友、同事等方面关系的同志进行联系，开展统战工作。启云根据上级指示，主持县委讨论决定召开了各界人士代表会，选举高启云为县参议长，民主人士王寅轩（后来入党）为副议长，民主人士苗岩坡为驻会参议员。这样通过统战工作，广泛地调动了各方面的抗日积极性。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县职工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和农救会、妇救会及儿童团、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群众抗日组织。为进一步推进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开展，在启云的组织领导下，县委于1940年夏先后在五、六两区举办两期基层政、群干部训练班，有力推动了村自卫团和村级工、农、青、妇及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在新泰以龙廷为中心的根据地周围各村镇及六区刘杜、岔河为中心的根据地各村创办了抗日小学，使根据地的少年儿童得到了及时的教育和学习，也较好地发挥了接受我党抗日主张的各方面进步人士对发展根据地教育等方面建设的作用。
1941年1月，启云调泰山地委任宣传部长，到建国后的几十年中，我们虽在工作上时有联系、接触或合作，但再未在一地区一部门并肩战斗工作过，尽管如此，由于在长期的共同学习、战斗和工作上的联系接触，启云那种一贯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忠于党的事业，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那种不管在任何情况下特别在建国初期受“左”的错误打击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情况下，仍一如既往坚信党、坚信人民的坚定革命意志；那种一贯坚持认真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敢于坚持原则的工作作风，都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想，这就是我们对启云的最好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