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启云同志在学校里是济南乡师六级二班的老同学，在地下党时期是亲密的老战友。启云同志离开我们快13年了，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骄不躁、稳重谨慎、忠心耿耿、为人民事业的奋斗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启云同志入党前，渴望进步、追求真理、关心抗日救民、关心中国命运，常到济南乡师图书馆借阅社会科学书籍；和同学们共订《读书生活》、《世界知识》、《中国农村》、《永生》等进步刊物，交换阅读；也常到传播新文化的济南东方书店购书学习。“一二·九”运动时，济南乡师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发动了罢课，并准备联合济南其他学校举行游行示威。军阀韩复榘除派大军监视济南乡师外，为了破坏学运，提前放了寒假。我们将计就计，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启云同志是积极参与学运活动的。
1936年春，我介绍启云同志入了党。启云同志入党后，遵守组织纪律，执行党的决议，积极工作。1936年5月，由我和启云同志、海邦同志，组成济南乡师党支部委员会，我任支部书记。1936年10月，我任济南市委书记后，由启云同志任济南乡师支部书记，直到“七七”事变。由于我们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济南乡师广大师生，建立了“民先”和“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同时将我党党员发展到70余人。这是上级党领导和济南乡师全体党员努力的结果，其中也有启云同志一份功劳。
在这个时期，有几件事很值得一提：
1．启云同志写了一篇描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状况，登载到《中国农村》上。启云同志用所得稿费请若干同志吃饭，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借此机会批判了有人代表地主利益取消阶级斗争的乡建理论。
2.1936年9月，山东省委负责人之一赵健民（原济南乡师党的负责人）同志被捕。为防万一，组织上命我和启云同志暂时离开学校。那一天正是八月十五，皓月当空，我在月光下同有关同志部署了工作，即同启云同志潜入农村。时过月余，没有风声，我和启云同志相邀即返学校。当时在白色恐怖下，为了理想信念，我们准备随时被捕，随时被杀头。
3．西安事变后，为了逼蒋抗日，将蒋介石放回南京，很多同志对此不理解。为此我们在学校展开了大辩论，启云同志是站在正确一面的。
4.1937年春，学校组织去青岛旅游，教官孙克东也随之前往。当游至北九水时，一群日本浪人对孙克东围攻侮辱。启云同志见状，带领一群同学将日本浪人赶走。原来比较落后的孙克东，从此受到了教育，转向抗日，“七七”事变后参加八路军，任支队副司令，后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5.1937年5月，山东省委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指示将济南救亡组织由秘密转入公开。济南市委为此组织各校“民先”在橛山召开了宣传救亡大会。当时韩复榘派了大批军警监视，但未捕人。从此，济南救亡组织达到了公开的目的。济南乡师的“民先”在此活动起了带头作用，启云同志在此活动中起了组织作用。
启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启云同志永垂不朽。
2001年7月7日（作者：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党委原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