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在济南北郊的白鹤庄，有一座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校园内平房成排，垂杨掩映；校门前一条蜿蜒如带的小溪，潺潺地流着；校园四周是荷塘稻田，好一派江南田园风光。
济南乡师建立初期，就有党组织的活动。乡师支部是济南地下党较早的支部之一。我们是1934年入校的学生，在这里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加入了党，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渡过了一生中难忘的宝贵时光。现在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每当想到这段历史，或者谈起当时在校的情况，无不心情激荡，怀恋不已，好似回到了革命的青年时代一样。这里着重回忆一下1934年到1937年济南乡师党组织活动的概况。
济南乡师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小知识分子，家境都较贫寒，升学无条件，就业无门路。他们不仅有强烈的求知欲，而且内心里埋藏着改变现实的迫切要求。济南乡师一创办，在当时思想比较进步的山东著名教育家鞠思敏先生的主持下，就具有较浓厚的爱国、民主、平等的进步空气。教员中也有不少的革命先驱，如抗日老人范明枢先生等。因此，济南乡师便一直是我党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在济南进行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成为我党培养革命青年的一所干部学校。
团结群众与学习马列主义
在一般学校，往往是高年级学生看不起低年级学生，来自城市的学生看不起乡村的学生。然而，我们一跨进济南乡师的校门，就感觉到这里完全不一样：素不相识的高年级同学、同乡，像老大哥一样热情地欢迎我们，帮助我们搬行李，安置住处，介绍学校情况，立即使我们产生了说不出的好感，觉得能够在这样一个友爱团结的环境里学习，是幸运的、愉快的。
以后，我们也是以同样的热心对待新来的同学。关心同学，团结同学，成为济南乡师的优良传统，也是乡师党支部联系群众的一项突出的工作。因此，全校学生和大部分教职员工都不知不觉、有形无形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党组织正由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才能在白色恐怖下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
在济南乡师，每当课余饭后，你可以看到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迎着晨风、晚霞，在草地旷野、田间小路，边走边谈；或在清溪岸边、垂杨深处，促膝谈心。农村生活，学习情况，特别是时事政治，都是谈话的中心。如对东北沦亡、华北危机，蒋介石国民党只打内战不御外侮等问题，你一言我一语，习，经常相互介绍一些进步刊物、书籍，《大众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书刊等。往往谈得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对于读书学像《读书生活》、《世界知识》、《中国农村》、
我们入学第一年还买课本，学课本。以后，就把买课本的钱用来订杂志，买进步小说和社会科学书籍。我们这些穷学生，经济条件有限，就联合起来，你订这种杂志，我买那种书刊，互相交换阅读。以后，公推同学李锡钧（现名李钧）负责将同学们的书籍刊物登记起来，谁想看什么由他代借，这样给同学们阅读书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大家称之为“无形的图书馆”。
回想当时，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是很高的。每到晚上自习时间，各个教室灯火辉煌，除了汽灯的咝咝声外，几乎听不到别的响声，大家都在埋头读书。在课余的空隙，同学们经常三三五五地凑在一起，交谈着读书的心得体会，各抒己见，互相磋商。常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断受到启发，加深了对各种问题的理解。
同学们还经常举办各种座谈会。如：中国农村的出路，乡村建设派的改良主义，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以及国际形势等等，都是座谈会的主要内容。围绕这些题目，有的即席发言，有的请教员或同学做专题发言。我们还出墙报，报道学习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闻消息，登载时事评论和文艺作品。
党支部引导同学们通过这些方式学习宣传马列主义，逐渐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前途等等，逐步地形成了革命的世界观和对抗日救亡的正确信念，推动着我们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反对托派和改良派的斗争
济南乡师很早就有托派活动，主要头目叫崔希贤。当时与托派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对世界革命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上。我们从理论上反复批判托派的机会主义错误，同时揭发托派口头上喊着“左”的口号，实际上早已蜕化为帝国主义间谍的真面目。在抗日问题上，托派宣扬“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民族大联合。我们反复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一场空前的民族危机，大敌当前，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都应联合起来，才能够最后战胜强大的敌人。托派的反动言行，不仅证明他们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而且更暴露了他们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丑恶嘴脸。与托派的斗争一般是通过宣传工作，争取、教育受托派影响的群众，论战是非常激烈的。党支部一发现托派常与哪些人接触，便马上布置适当的同学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工作。所以，托派虽鬼鬼祟祟地不断活动，但跟随它的人数很少，他们在济南乡师学生中一直是孤立的。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我国的社会危机日趋严重，人民越来越觉悟到必须走革命的道路。同时，地主封建阶级的一些知识分子，为维护其阶级利益，也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企图模糊人民的革命要求。如山东的梁漱溟，河北的晏阳初，河南的陈玉廷以及山西的叶青等等，都巧立名目，论改言治，耸人听闻，当时，薛暮桥同志在上海主编《中国农村》，骆耕漠、千家驹、孙冶方等同志编写《中国乡村建设批判》等刊物，都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乡村改良主义者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些书刊给了济南乡师同学以很大的帮助和启发，特别是对梁漱溟乡建理论的批判起了很
大作用。 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东洋，说中国社会是以伦理本位组成的，是个伦理关系的大家族。因此，他断定中国是大贫小贫的问题，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梁漱溟在山东搞的“乡农学校”，实行“政、教、养、卫”合一，扩大区政权的权力，把区政府改称“乡农学校”，把官与民的关系，改成老师与学生的关系，目的是欺骗人民，强化韩复榘这个封建军阀统治山东的基层政权。梁漱溟认为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会乖乖地听他们的话了，地主官僚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就不存在了，如果老百姓不听话，区政权也有能力马上予以镇压。只可惜，梁漱溟费了多少年心血建设的维护封建统治的“乡农学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一踏进山东，便烟消云散了。
当时梁漱溟很想把济南乡师拉到他的手里，曾多次到济南乡师进行游说。记得有一次，听说梁漱溟在教育厅长何思源的陪同下，又要来济南乡师发表讲演，同学们便与教员们商议，事先针对他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谬论，提出六个问题。当他登台即要发表讲演时，便送给他，请他当场答复。他看了看题，放在一边，照旧散布他的亡国论调。同学们听得厌烦了，愤怒了，不约而同地发出长长的嘘声，有的喊“可耻！”有的拍桌子、砸板凳、跺脚，表示强烈抗议。梁漱溟看讲不下去了，一面拍着桌子，一面高声喊叫：“我何苦自欺，我更何苦欺人！”狼狈下堂而去。同学们高兴地说：“这回算给这个反动脑袋上了一课！”
反对国民党对学校的反动控制
正当民族危机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关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要求抗战，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当局，为维持其反动统治，却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继续反共，打击一切抗日活动，对学校的青年学生更采取了思想控制和各种镇压手段。他们大搞“新生活运动”，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乞灵于封建统治思想，愚弄和麻痹青年学生。另一方面，宣传“莫谈国事”，提倡“读书救国”，妄想把青年们埋到故纸堆里去。特别规定了月考、季考、抽考、毕业考和全国统一的毕业会考等一连串的考试制度，企图捆住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手脚，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反抗。
在济南乡师，这个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在学校当局和学生之间激烈地展开了。首先，对教务处、训育处派人检查自习，检查宿舍，限制看课外书，以及从教室到宿舍必须站队集体行动等等，同学们表示强烈的反感，有的甚至说：“不自由毋宁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群众性的各式各样的斗争，终于打退了学校当局的种种干涉，恢复了读书活动比较自由的状态。
其次，对频繁的考试制度，从平时不断地进行抵制，发展到1936年暑假前的全校罢考事件。当时，校长萧采瑜即将赴美留学，同学们认为这次考试可能放松，普遍没有认真准备，临考发现考试更严格了，同学们都惶恐不安。怎么办？“罢考”，“交白卷”，在同学们中间自发地酝酿起来。党支部决定支持同学们的行动，先由六级一班、二班，对公民课考试实行罢考、交白卷。届时，同学们像平时一样进入教室；主持考试的教员与监场员，煞有介事地讲解注意事项，散发卷纸；同学们都守着卷纸，没有一个动笔的。监场人慌了，主考入却还装模作样地从六级一班跑到二班，故意声明一班同学对某一题理解得不对，请同学们注意等等，施行诈骗伎俩，同学们都偷偷地发笑。约莫过了二三十分钟，前排的小同学按事先商定的信号，用手向头上摸了几下，把墨盒盖一动，同学们随即站了起来，把一张张一字未写的白卷送到主持人与监考入面前，接着一声不响地走出教室，弄得他们狼狈不堪。
六级一、二班的罢考交白卷事件，很快使全校沸腾起来。一下子把同学们对考试紧张的空气打破了。这时，教务处、训育处的人却恼羞成怒，竟然鼓动教员罢教，准备与学生对抗。校长怕承担责任，不愿意把事态闹大。有的教员对学生表示同情，主张放松监考。党支部研究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六级一、二班的交白卷，已经打击了国民党反动考试制度的威风，团结了同学，要适可而止，不必再继续下去。于是，动员同学们照常上课和考试。这样一来，取得了校长与大多数教员的支持，使教务处、训育处孤立了。
校长确定留美后，听说×××要继任校长，全校同学议论纷纷。因为×××是当时学生对校方意见最大、最集中的代表人物。这时正好国民党的军训团要来乡师检阅军训，到时这个人要陪同国民党的检阅军官检阅。同学们商议好以抵制检阅军训的办法，给他难看。当开始进行分列式检阅时，学校教官喊“向右转”，同学们有的向右转，有的向左转，也有的向后转，乱成了一团。弄得他十分尴尬，陪着检阅军官气呼呼地溜走了。接着，同学们联合向教育厅提出这个人不能任校长，要求原校长钱振东返校。在群众的压力下，国民党的省教育厅只好接受了学生的要求。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九一八”以后，在国民党不抵抗主义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从关外逼进关内，华北形势日趋紧急，全国人民更感不安。1936年的“九一八”前，韩复榘遵照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严禁人民集会纪念“九一八”。同学们对此表示极大愤慨：你们不抵抗，把东北三省送给日寇，还不准人民开会纪念！就酝酿不管他们什么禁令，我们要照常开会纪念“九一八”，使蒋介石、韩复榘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们知道中国人民决不当亡国奴，是永远不会忘记水深火热中的三千万东北同胞的。
到了“九一八”这天下午，以学校打铃上课为号，学生们纷纷从教室拥向礼堂。学校当局为了防止学生集会，早把礼堂门窗层层加锁。经交涉无效，同学们一拥而上，将礼堂门打开，全校七个班的学生都到齐。还有一个班是新入学的同学，开始时被上公民课的那位教员挡住了，后来一些同学去把那位教员轰走，把这个班的同学们接到礼堂里。大家坐好了，校长和教员们也来了。等我们选出了大会主席，校长便抓住这位同学质问：“韩主席有命令不准开会，你们为什么违背韩主席的命令？”同学们一听都气愤极了，纷纷质问校长：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乐意当亡国奴？东北沦陷几年了，三千万同胞作了日本的奴隶，现在亡国灭种的危险威胁着每一个中国人，我们为了表示不忘记东北同胞，不当亡国奴，开会纪念“九一八”，有什么不对？你们是中国人，又是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的爱国行动不应当给予支持吗？在群起指责之下，校长与老师们无言可答，悄悄地走开了。我们胜利地召开了纪念“九一八”的大会。
华北危机日趋严重。1935年底，平津学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救亡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各地学生纷纷响应。济南乡师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立即停课，投入战斗，组织学生救国联合会，开会座谈，发宣言，贴传单，派出代表与各校联系，准备发动全市性的响应平津学生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韩复榘为了破坏学生的救亡活动，勒令各校提前放寒假，否则就武装押送学生回乡。韩复榘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压下去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样做正好是把无数抗日数亡的火种输送到全省各地去了。按照党支部的布置，同学们利用寒假，向自己的亲属、朋友、同学和周围群众广泛展开了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揭发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痛斥蒋介石、韩复榘血腥镇压学生抗日救亡动运的罪行。有的还组织宣传队，到各地小学和市集进行宣传活动。
在“一二·九”救亡运动中，济南乡师的教员对我们学生是持同情支持态度的。训育主任吴伯箫还在我们学生出的救亡刊物《永生》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同学们被韩复榘勒令回家后，学校还给学生们普遍发过一次联络信，信中写到：“同学们，自你们离开学校之后，济南又刮起几场风，下了几场雪呢！”暗示同学们韩复榘还在济南刮政治风雪。在民族存亡的威胁下，许多人对抗日救亡的态度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象学校的军事教官孙克东，平时对学生装腔作势，同学们都讨厌他，叫他“丘八”。1936年春，学生们去青岛旅行，教官也去了。游崂山时，我们走到“北九水”，碰到了几个日本浪人，围着孙克东，拿他身上的佩剑耍笑他，把这个平时神气十足的孙教官弄得狼狈不堪。我们几位同学一拥而上，把浪人轰跑了。同学们对着有点难为情的孙教官，一面安慰他，一面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这些浪人不仅欺压中国老百姓，连你们这些军官都随便侮辱，实在可恶。事后，他又看到上海《文化报》上登载的我们写的青岛游记，说他怎样反击日本浪人的无礼取闹，怎样慷慨激昂地讲他的佩剑“小则可以护身，大则可以卫国”，很受感动。从此，这位教官的思想转变了。“七七”事变后，他在滨海地区参加了八路军，任过支队副司令员，后来在同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了。
“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越来越高，国民党对抗日救亡活动镇压得更加紧了。韩复榘经常派人到学校周围侦察，随便逮捕学生。1936年9月，逮捕了我党省委负责人赵健民同志和姚仲明同志。他们原来都是乡师党组织的负责人，对乡师党的建设有着很大贡献，对乡师党组织情况都很熟悉。他们被捕后，支部曾派人到监狱探望过。他们坚定顽强，坚持自己的信仰，保护党的利益，因此乡师党组织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党的活动照常进行，而且工作进一步开展了。大批抗日积极分子，被吸收到“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中来，成为党的外围和骨干力量。1936年5月在橛山召开了一次济南市“民先”组织活动分子大会，济南乡师的“民先”代表于杰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1937年抗战开始前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济南乡师的部分党员、“民先”队员，利用一切机会，陆续投身到各方面去开展工作。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有些同志去延安学习，有些同志到石友三、范筑先、韩复榘等部队去工作，大部分同志回到自己
的家乡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组织敌后游击队，在党中央与山东省委领导下，同全省人民一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
党组织的发展
济南乡师分四个年级、八个班次，学生有300多人。到1937年，校内党员发展到70多人，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我们六级二班共有学生38人，就有党员21名，是党员最多的一个班。在济南，乡师的党员较多，活动也较频繁，从1933年后到“七七”事变前，没有再遭受破坏。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是党的组织严密，有纪律性，能团结群众，以及注意活动方式和斗争策略。
乡师党组织的发展是比较慎重的，一般有这样几个过程：先由党员通过日常活动，接近熟悉的群众，经组织同意，选定为发展党员的培养对象，并经常向党的小组汇报培养对象的发展情况，这是发展党员工作的第一步。不少积极分子在党的教育下，政治思想觉悟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主观地以为自己就是共产党员了，不知道还要加入党的具体组织。到了这种程度，组织上便认为吸收入党的条件基本成熟了，介绍人才有步骤地向他谈入党问题。向发展对象指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才能有组织、有领导的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发展对象才晓得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表示要求参加党的组织。这时介绍人还不说自己是共产党员，只是提出共同寻找党的组织关系，这是发展党员工作的第二步。又经过一段进一步地观察考验，证明发展对展对象要求入党的思想是坚定的，迫切的，经支部同意，才告诉发展对象找到了党的关系，可请求入党。接着由支部派人与发展对象谈话，经支部研究，最后才批准正式吸收入党，这是发展党员工作的第三步。我们入党是这样进行的，以后我们吸收新党员同样也是这样进行的。开始，党员没有候补期，除支部派人谈话外，没有任何手续。到1937年开始填写简单的入党志愿书（支部接到就烧掉），举行简单的入党仪式。
党员小组一般是三个人，也有的是两个人。小组会按时召开，除传达党的指示外，主要是各自汇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国内外形势。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绝大多数党员立场坚定，遵守纪律，不怕艰险，勇挑重担。组织指定的任务，谁也不推诿。不需要知道的事情，谁也不打听。这种团结战斗的严肃作风，是与党的严格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思想教育分不开的。
党支部由书记和组织、宣传委员组成。他们分别联系各党员小组，小组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高年级的支部委员毕业前就不再担任支部工作，把任务交给下年级的党员，这样使支部工作继续正常进行，形成了自然的制度。
学校党支部与上级党的关系也是单线联系。如1939年，乡师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经常发生关系的是白学光同志，当时只笼统知道白学光是济南市委的负责人之一。乡师党支部除领导学校的党员外，还领导一些在农村发展的党员及其支部。那年暑假期间，景晓村同志曾以省委巡视员的名义到寿光、益都、临朐等县巡视过农村党的发展工作。
这里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当时在乡师的同学中，有一些虽然还没有参加党的组织，但在宣传马列主义，团结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他们是作了很多工作，甚至起了骨干作用的。这些同志一般在“七七”事变后都很快入了党，成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
（原文刊载于《历下火种》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