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节后，高启云同志到新泰任县委书记。当时我任中心区委书记兼三、四区分区委书记。到当年10月调出学习期间，一直在启云同志领导下工作。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启云同志那种不怕困难、忘我奋斗的革命精神，正确分析和掌握对敌斗争形势的工作策略，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尽管过去了半个世纪，今日追忆启云同志的一些往事，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启云同志到新泰不久，将个人安危置于度外，克服重重困难，只身一人深入各区检查帮助工作。当时新泰处于敌伪顽与我必争的重要战略之地，我工作的二、三、四区属于国民党顽军勾结封建帮派势力控制的范围，敌人封锁严密，我党仅在一部分村庄有基层组织、人民武装自卫团和村政权，基础很不牢固，经常处于敌伪顽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启云同志虽然初到新泰，人地两生，仍冒着生命危险，只身一人从县委驻地老七区出发，绕过敌伪的若干据点，穿过国民党顽军的封锁区，星夜兼程100多华里，先后到了二区和四区，找我们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布置任务。之后又到五区六区，几乎走遍了全县。在当时的恶劣形势下，启云同志克服了各种困难，给我们带来党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斗争信念。他那种不顾个人安危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启云同志善于正确地分析和掌握斗争形势，因地制宜地开展对敌斗争。启云同志到我区检查工作时，正值敌伪顽出现合流动向。情报告诉我们，国民党游击司令陈三坎实际上已同敌勾结。启云同志以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度的政治觉悟，及时觉察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一再强调对即将出现的敌强我弱势态，要及早准备转入秘密斗争，掌握隐蔽斗争的方法和策略。时隔不久，陈三坎果然于麦收期间公开投敌。为了取得敌人信任和向敌献功，陈在麦收后配合日伪军，先对四区张庄一带进行“扫荡”镇压，接着又对二区孙家庄、曹家庄等“扫荡”镇压。二、三、四区形势开始恶化，由原先的敌伪军、顽固派和我党之间的三角斗争形势，变成敌伪统治地区。我们按照县委和启云同志的要求，很快转入了地下斗争，但由于形势不断恶化，以后陆续将党员和武装撤离。回想起来，启云同志对当时斗争形势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至今难以忘怀。
启云同志极为重视党组织的建设，反复强调要把加强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基层党组织工作的重要位置。当时，启云同志针对我们正在各区进行的党员大发展工作，适时提出了要重视党员的教育，把抗日斗争教育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教育结合起来，特别注重共产党员的气节教育；在组织建设上要严格组织生活，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发展党员既要吸收贫雇农，又要注意吸收中小知识分子。我们按照县委和启云同志的要求，认真进行了党员发展工作。据我的记忆，在当年“红五月”左右开始的党员大发展中，二、四区各发展党员近百人，三区发展20-30人。以后随着敌伪顽合流，斗争形势不断恶化，二、四区的“红色”（公开）党员、干部陆续撤出，三区的“灰色”（秘密）党员纷纷隐蔽下来，尽管有个别人出现消极情绪甚至不敢承认党员身份，但是没有一个投敌自首的。实践证明，加强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巩固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保证。当时发展的党员，绝大多数成为对敌斗争的骨干，为以后开辟新西地区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应当说，这是与当年新泰县委和启云同志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建设所分不开的，同时对当前的工作也有一定借鉴作用。
启云同志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那种对同志真诚相见，工作扎实深入，坚持实事求是，以忘我的精神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一直使我们难以忘怀，他的高尚品德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198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