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似水流年。转眼，高启云同志离开我们已半年多了。但他那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他那庄重儒雅、光明磊落的品质，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高度负责的精神，仍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心中，至今难以忘怀。
我们与启云同志长期一起共事，风风雨雨几十年，共同经历坎坷之路，彼此相交甚厚，感情至深。他溘然长逝，使我们哀思难释。回顾他发愤图强的事迹，对启迪和鞭策激励后人，颇有教益。
高启云同志1914年3月10日生于山东省临朐县赵家楼村。早年投身革命。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学生时期，他就受到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积极参与并组织学生和农民运动，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揭露和反抗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入党以后，历任济南乡村师范党支部书记、济宁乡建干校党支部书记，在反动的白色恐怖之下，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为壮大党的队伍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党的委派到郓城一带发展组织，筹建武装，担任郓城县中心县委书记。在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他顶风寒，履艰险，访贫问苦，往返奔波于鲁西平原，积极宣传抗日，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鲁西南郓城一带抗日高潮的形成和一大批军事政治干部的成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0年前后，泰安、莱芜一带在日本侵略者“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的摧残下，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仅莱芜一个县党的基层干部，被捕、被杀、被赶的就有101人，数千名党员失去联络。加上连年灾荒，死于病、饿、战争的群众达5000之众。这时，启云同志任泰山地委宣传部长，到莱北兼任县委书记。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他无惧无畏，决心“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带领群众坚持对敌斗争，组织力量反击敌人，屡次挫败敌人的封锁、蚕食和扫荡，震慑了敌军，鼓舞了群众，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启云同志外朴内秀，大度包荒，性格直率，敢说敢做，敢于承担责任，从不随波逐流，从不诿过于人，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观念。1954年“向明事件”时，他和济南市委书记董琰同志也受到错误处理。面对这不公正待遇，他除向组织上陈述自己的意见外，在行动上，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仍然以党的事业为重，兢兢业业地工作，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崇高党性原则。“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山东代理人的压力下，从未说过不应该说的话，一直是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凡属工作问题，总是勇敢地承担责任，从未诿过于人。他的这一正义立场，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极端仇视，对他进行了残酷迫害。但他始终坚持共产党的信仰，正气凛然地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立刻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衷心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特别是党中央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号召以后，他积极响应，身体力行，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干部制度的改革上，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启云同志的这一优秀品质还表现在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上。有一次他去看望一位从国外回来的同志，谈话期间，这位同志把国外吹得天花乱坠，把国内说得一无是处，讽刺挖苦的不成样子。启云同志当即沉重地说：“母亲再丑也是母亲。”后来他又就这件事对人说：“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这正是激励自己发愤图强的根据，绝不能把这种不足作为看不起祖国的把柄。当今社会上仍有一股以辱骂祖国为时髦的小阴风，这种人自恨生为中国人，他们最好学箕子‘耻食周粟’。”
启云同志对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历来都是坚决贯彻执行。60年代初。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为了渡过难关，中央决定大大压缩城市人口。其中，山东压缩120万。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此，启云同志与省政府的一些负责人，日以继夜地召开紧急会议，分部门分行业进行造册登记，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规划和动员。当时，启云同志主持省经委工作，一方面要安排经常性生产，一方面要布置减人任务，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由于下面意见很大，他还经常到基层了解思想情况，进行具体的说服动员，从而保证了任务的顺利完成。
启云同志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敢于说话，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不仅自己直言不讳，有话说在当面，而且对个别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深恶痛绝。1957年、1958年，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反右”斗争和反右倾整风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当时，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已有15人受到错误批判，但斗争的矛头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启云同志一身正气，不随波逐流。冒着“包庇右派就是右派”的风险，实事求是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观点和看法，力排各种干扰，保护了许多好同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有人强调案情复杂，一时难以搞清，一再延宕时日。启云同志认为，平反冤假错案是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必须坚决果断，决不能含糊。许多案件，他都直接过问，主张彻底平反，为保证中央这一政策的落实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煽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社会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到处乱揪乱斗领导干部。淄博市有人向高启云同志提出，把已经调走的前任市委书记要回去交待问题。当时，他清楚地知道：要答应这个要求，这位同志就会受到残酷迫害，不答应就会引火烧身。启云同志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坚定地答复：“有问题你们可以反映，由所在单位解决，不能回去。”几句话使这位前任书记幸免罹难。
启云同志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鲜明性格，在多年的经济工作中也有充分体现。1958年和1959年，社会上刮起了“共产风”，经济建设盲目追求大计划、高指标。山东也提出了在工业战线开展“一、二、五、十”运动（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炭、五
万吨矿石、十万吨煤炭），按当时的生产能力，这个指标已很难完成。但后来又有人提出指标更高的“一、二、五、十”计划（即日产10万吨铁、20万吨焦炭、50万吨矿石、100万吨煤炭）。面对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启云同志认为，如不坚决抵制，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他敢于碰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并据理有力地说服了一些人，避免了浮夸风的进一步蔓延。
启云同志自幼热爱书法，工作余暇，他总要伏案挥笔，不论酷暑严寒，从不终止。他汲“二王”精髓，摹“柳筋颜骨”，自成蹊径。他经常挥毫为农民写对联，为企业写匾额，为工人、军人、学者、机关干部题词，激励先进，鼓舞斗志，深受群众欢迎。
启云同志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兢兢业业奋斗半个世纪，业绩斐然。启云同志将永远活在齐鲁人民的心中。
（本文原刊于《大众日报》1989年4月3日第二版。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