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未与启云同志一起工作过，但我们相识相知得很早，大约是1939年初，启云同志任新泰县委书记后，当时我任博山县委书记，新泰县委驻地是我去省委来回必经之地。就在这来去匆匆之间，我与启云同志逐渐熟悉起来。对启云有较多了解是1941年10月，鲁中区党委派我到淄河流域建立益临工委并任书记后。特别是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同志1942年7月率军区主力一部东来，奇袭夺取马鞍山等军事要地，帮助我们重新打开淄河流域局面与泰山地委联系以后，鲁中区党委为便于加强领导这一地区的对敌斗争，遂将我们工委从鲁中区党委改为泰山地委领导，启云同志正值任泰山地委宣传部长，我们在工作中的联系便多了起来。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对党的工作一向非常严肃、认真、负责，在任何艰难、险恶的情况下，都一贯视党和人民的事业高于一切，对革命的信念从不动摇，并勇于开拓工作上的新局面。
我在益临工委工作期间，之所以对启云同志有较多的了解，不单是后来工作上的接触，其另一主要原因是：我们工委开展工作的辖区内临朐县是启云同志的家乡和工委委员、益都县大队教导员高奋同志是启云的七弟，工委秘书丁珉田是启云的五哥，他们都是他发展的党员。再是县大队的一个中队是由原临朐县独立营的一部分同志为主组成的，其中一些同志也或多或少对启云同志有些了解。由于益都县大队是我们工委直接领导下的惟一的一支武装力量，从我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交谈中，不仅使我较全面地了解了临朐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所开展斗争的情况，也使我从中对启云同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他是1936年春，在济南乡师读书时加入党组织的。到我认识他以前，曾先后任过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郓城中心县委书记、临朐县独立团政委等职。特别是在他任乡师党支部书记前后，在乡师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曾为恢复、发展山东党组织做出过积极贡献。临朐以赵家楼村为中心的党组织，就是启云同志1936年趁暑假回乡期间，根据上级和乡师党组织的部署与要求秘密组织建立的。由于他在组织发展中，严格贯彻了党的组织原则和非常重视对党员的党性教育，使党组织一建立就从思想上、纪律上、作风上得到了很好的加强与巩固。再加上他抗战初期又调回的一段工作，使临朐的党组织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为党在临朐坚持领导对敌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使我难忘的是，在我任益临工委书记前和其后一段时间，临朐党组织尤其是在以启云同志家乡赵家楼村为中心的党组织，在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敌伪顽统治极其残酷严密的情况下，一直坚持了积极独立的地下斗争。据高奋同志说，1940年5月，由于日军对我临朐等地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蚕食”、“封锁”和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于此趁机强占沂（山）鲁（山）地区，使现划归我益临工委领导开展工作的辖区，胶济铁路以南、张（店）博（山）铁路以东的益都、淄川、博山和临朐、昌乐、安丘与潍县二区等地的形势严重恶化，除益都四县边区的小的游击地区能活动外其他均变为敌占区，临朐尤为严重。我驻临朐的主力部队与地方县区党政机关及暴露的党员干部相继撤出，留下来的基层党组织随着敌人越来越严密地控制，均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为重新打开这一地区对敌斗争的局面，在我到后联系、恢复工委辖区内各地党组织中，曾几次派人前往临朐联系那里的党组织，均因敌人封锁严密，未能取得联系，但去的同志都了解到那里的党组织仍坚持了地下斗争。特别是以赵家楼村为中心的党组织，不畏敌人的残酷统治和叛徒的破坏与造成的威胁，依然组织群众进行了不懈的隐蔽斗争。临朐党组织之所以能在极端恶化的环境中坚持斗争，这与启云同志当初扎实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再是启云同志从1943年初，奉命赴莱北兼任县委书记期间的工作。由于他创造性地解决了全县在反“蚕食”、反“自首”斗争中发生的问题，使仍在恶化的对敌斗争严重局势很快得到了有力的遏止与扭转。在启云同志去以前，莱北根据地因在日军的严重封锁和疯狂“蚕食”下，已变成了一枪能打穿的弹丸之地。特别是被日军占领伪化的地区，敌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和对群众的领导，多以威逼迫害家属、烧毁房屋等残酷手段，软硬兼施，胁迫我区、村干部和党员向伪政权登记“自首”。
在这一严峻形势下，莱北县委的对敌斗争之所以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以致全县党组织遭到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一是没有应势迅速开展积极有力的武装斗争，对敌进行坚决地打击。二是对敌瓦解我基层党组织恶毒的“自首”手段，未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予以有力反击。特别是在传达上级文件中，由于违反上级规定，造成了党内不应有的混乱和组织严重破坏。1942年9月，鲁中区党委下达的反“蚕食”、反“自首”斗争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传达至县级”。原莱北县负责人却将这一指示在一些区委作了传达，使一些基层党员对指示中提出的为应付敌人、保存力量，由县委严格把握，统一布置，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假“自首”的办法，但必须向群众说清楚原则，误解为上级允许假“自首”，从而造成严重后果。于同年秋至年底，全县原93个党支部，被破坏达63个，近6000名党员中，“自首”或外逃等自动脱党的达五分之一多。
启云同志奉泰山地委之命兼任莱北县委书记之后，针对上述发生的情况，在坚持积极主动对敌斗争的同时，对被敌伪化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发动群众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为少数确属有布置的假“自首”党员干部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对虽系假“自首”但态度已转消极的党员中断了党的关系，对虽曾动摇但未破坏组织的“自首”分子和落后党员，为消除其顾虑，指明其出路，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同情小组”，并指定党员专门负责对他们编组联系，教育他们继续为抗日工作，妥善地处理了反“自首”中遗留的问题。对未被“蚕食”伪化的根据地党组织，启云同志也组织力量进行了改造、整顿。他先后派工作组到这些地方的党组织中对党员进行了形势、任务、节气等方面的教育，在进一步提高、坚定他们的思想觉悟和革命信念后，有步骤组织他们对支部进行整改，使这些地方的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在启云同志坚决有力的组织领导下，莱北对敌斗争的局势很快得到了卓有成效的扭转，并在泰山军分区部队的帮助下，逐步重新打开了对敌斗争的新局面。
启云同志对党的事业忠诚，还在于他有着高度的党性原则。不管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全国解放前夕至建国初的1951年，我先后任泰山地委和泰安地委副书记、书记。其间，启云同志曾因病住在泰山脚下的普照寺疗养，我曾抽身去看望过他几次。每次多是见他手不释卷在认真学习或伏案研习书法。来疗养前，他曾被派往苏联学习过，在交谈中，除谈他读的一些马列理论书或历史、文学等书的体会外，极少谈他的病情如何，总乐于谈他在苏联时的所见所闻及对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未来前景。偶也谈及他的书法爱好，他曾风趣地对我说，他要创立新的字体——高体，并说我们前人能做到的事后人没有理由做不到。总之，他对一切特别是对国家的未来、党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启云同志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坚信党坚信人民，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我曾被下放到烟台木钟厂劳动锻炼。在与工人们相处那段日子里，得知启云同志在50年代因被错误认定参加了所谓“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也曾被下放到该厂劳动锻炼过。据一些老工人回忆，启云同志在这期间，不仅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还能在与工人们打成一片中注意学习技术，从未在工人中发过一句怨言，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优秀品质。
启云同志虽已离开我们多年，我所忆及的事情也已过去几十年，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不愧是我们党的一位忠诚的战士。
2001年11月（作者：山东省原副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