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云同志自1988年病逝后，至今已经许多年了，但是每当回忆起他那善良慈祥的面孔、忠厚诚挚的态度、质朴严肃的语言，以及热情洋溢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还有对同志、对朋友的热诚友好等这一切时，就好像他还生活工作在我们中间。特别是高启云同志对我本人的谆谆教导，对我工作和生活的关心与支持，至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初识在济南乡村师范学校
我与高启云同志最初相识是在济南乡村师范学校。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创办于1929年，校址位于济南市北园百鹤庄（现是济南明湖中学），1935年迁至黄台火车站附近的桑园（现是山东省农科院所在地）。这是一所由当时政府资助的学校，主要培养那些立志教育，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不佳，毕业后又不方便就业的农村学生。我父亲杨荆石自上海高等美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这里任教，当时我也随父亲在这里生活和学习。高启云同志是1934年考入乡村师范学校第六级的学生。在校期间，他刻苦学习、团结校友、关心他人，特别喜爱阅读课外各种进步读物，经常与校友们交流爱国主义和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当时学校的学生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当时学校教员成分比较复杂，有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有崇尚儒教学派的，有宣扬西方教育的，也有不少教员立志于爱国教育科学救国的。当时我父亲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一直追求进步，同情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一直是那些追求革命、追求新文化运动学生的良师益友。所以，高启云同志和其他一些进步学生经常到我们家来，与父亲一起交流、探讨一些进步思想。从那时起我就与他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并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受益匪浅，明白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思想，对我在以后参加革命工作，并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时我就想他为什么能明白这么多的道理，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活动在他的周围，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并担任济南乡师支部书记，在校期间他发展了多名共产党员，使许多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终成了我们党的优秀工作者和领导干部，这与高启云同志当时努力的工作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得以实现，全国抗日高潮的局面已经形成，广大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的激愤心情十分高涨。当时中国共产党分析了苏、鲁、豫、皖边区的形势，做出了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准备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议。高启云同志根据党的决定，准备离开学校，去从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7年8月，高启云同志到我家来与我父亲杨荆石进行彻夜长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及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向我父亲告别，讲到：不再上学了，要到南边去办乡农学校。我当时也在场，心中十分纳闷：乡师是公立，毕业可干教师。为什么好好的学不上，又要到南边办什么乡农学校。什么是乡农学校？南边又在哪里？由于当时年纪小，对高启云同志与父亲的谈话还不能完全听懂，于是我就提了一些不明白的问题。父亲笑了笑对我讲：你不要问了，你还不懂……我还记得，高启云同志讲，要送丁之夏同学（后任解放军总政副主任）和龙唯武同学（后任鞍山市委副书记）到延安去学习，自己筹集路费有些困难。于是我父亲当即资助了他们20块大洋“银元”，供他们作路费。可见当时高启云同志与我父亲已经不只是普通的师生关系，对共同事业的追求，已经使他们成为忘年之交。高启云同志当时也装作一副老大哥的样子对我说：“小老弟，说不定咱们也要在南边见面，也是在家乡见面。”我当时听不明白这些暗示，什么南边？哪个家乡？我
只点点头，说一声行。
抗日战争全面开展以后，我父亲杨荆石再也不能安心在学校教书了。父亲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也由一个进步的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共产主义而奋斗。1937年9月父亲带领我们离开了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到沂蒙山区蒙阴县我的家乡从事抗日革命活动，并于1938年1月参加了著名的徂徕山起义武装四支队一大队七中队。1940年担任了山东省蒙阴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在此期间我父亲一直与高启云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相逢在沂蒙山区
我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被党组织派往蒙阴县七区工作，担任区委副书记兼宣传委员，1940年任分区区委书记。当时斗争十分艰苦，环境恶劣，与上级组织的联系也十分困难。有一次，组织派我到新泰县委汇报工作。我步行一天赶到太公峪村的一个院落里。进门一眼就看到了高启云同志，我惊奇地喊了一声：高大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呀？高启云同志笑了笑没有作答。这时一位在旁边的老同志（县组织部长延春成）介绍说：“这就是咱们县的县委书记。”这时我才明白，高启云同志在济南时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现在又成了我的领导，真是有缘。正像在济南乡村师范分手时高启云同志所言，我们真在南边相见了，在家乡相见了，他说的南边和家乡就是蒙阴县和新泰县。
我向高启云同志和县委周星夫、延春成等其他同志汇报了我们七区的工作情况。当时群众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在开展工作的十几个村中有六个村已经有党的基层组织，我们党在农村群众中的威望不断提高，已经逐步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高启云同志十分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汇报。在我汇报时也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并做一些相应指示。在我汇报完工作，将要离开县委时，高启云同志还认真地告诫我说：在你们那个边沿地区要特别注意保密。要时刻警惕国民党反动派，防止敌人破坏活动。要积极做好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要做好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等等。并再三强调：目前县委财政十分困难，没有活动经费给你们，你们要依靠群众，自行解决。当时我们区委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工资收入，工作到哪个村就依靠当地可靠的基本群众。在那个时期每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生活都是十分艰苦，工作又充满危险，做每一项工作都要付出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但是从党的领导干部到基层干部，每一位同志都抱着一定胜利的信心，能自觉地克服困难。对党组织和每一个党的干部的安全，高启云同志也十分关心。再三交待我：来去要注意安全，你和区委书记来县委事前要计划好。你下次来县委经过反动派军队岗哨，查问时就说到你姑家走亲戚。也可以带些鸡蛋什么的礼品，又能掩护，又能应付敌人。他们要就给他们一点，不要纠缠。再有来回不要走一个路线，要绕路为好。高启云同志在长期艰苦的对敌斗争中积累了一套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领导艺术，对党的组织和许多革命同志都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我每一次到县委汇报工作和领取指示，都能听到他许多有益的教诲，这一些对我在以后许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和在和平时期的工作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当时我看到县委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机关全体人员都在一所普通的农家小院办公，室内只是一条大炕，一张旧桌子，几条板凳，来汇报工作的同志围在桌边谈工作，喝开水。那时县委、县政府没有固定地点，是打游击式的，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可能又转移到另一个村。当时高启云同志等县委领导同志的装束也很一般，穿一身普通农民的服装，是为了便于和深入群众做工作，从表面上看他们与老百姓的惟一区别是身上带了钢笔、手枪、表。我这区委书记也只有一支手枪和一支笔。这也是全部办公用品。办公室和宿舍是一间屋，他只有一床棉被、一条床单子，身下铺的席子和草。那时的县委书记就只有这点东西，行动可简单呢。
相知在和平建设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高启云同志先是在济南市委做领导工作，后又到省里工作，主要分管经济建设工作。我本人进城后一直做经济工作，先是在山东造纸总厂任党委书记，后到济南市经委任主任。这样一来就有更多的机会与高启云同志共事。特别是60年代初，高启云同志在省经委工作的那段时间，我本人也还在济南市经委工作，我经常给他汇报济南市的经济工作。那时正是全省学上海赶先进，提倡加强企业管理，坚决贯彻中央制定的工业管理70条。济南市经委每个月都到省经委汇报，每次高启云同志都是十分认真地听取汇报。对工业企业中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就更感兴趣，问得很仔细、很具体。我记得是济南市试制8吨载重汽车的时候，我向省经委汇报了济南市要试制8吨载重汽车的打算和试制方案，高启云同志听完后说：这是填补我国汽车生产的一个空白。解放牌是4吨车，黄河车是8吨很好。你们一定要搞好设计和试制两大环节，而后争取国家投资，购置设备进入批量生产。初步定生产8吨货车和大客车两种。高启云还讲：现在由于国外反动势力的技术封锁，你们在试制中可能遇到很多困难，要依靠群众、依靠工程技术人员，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路子。
由于省经委的具体指导，当时济南市的工业发展很快，很多新产品都研制成功。像机床、轻工造纸、轻骑摩托车等，都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品牌。高启云同志在省经委工作的那段时间，由于我本人经常去汇报工作，也逐步熟悉了他听汇报的特点。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唱高调、浮夸风，而高启云同志听汇报不叫按讲稿，不愿听空话，直接听实实在在的生产和管理的实际情况。有一次我去做汇报，一开头我按照讲稿的开头，先讲在省经委和市委的领导下如何如何……高启云同志立即说到：别讲这些套话了，讲实实在在的事。而后我每次去省经委汇报，就直接说某厂、某产品，如何组织试验生产；如何克服困难；产品质量如何；还存在什么问题等等。由于谈得很实际、很客观，高启云同志和当时在省经委工作的刘清训主任都很高兴，边听边提问边插话，这样的汇报会就成了座谈会，我们这些下级干部也就不紧张了，也就能畅所欲言，解决实际问题了。1979年我到省经委工作后，有时我跟随高启云同志到工厂企业、地市检查工作，仍然是先安排到工厂和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而后听地市负责同志汇报工作，解决问题。高启云同志这种深入基层、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一直是我在工作中的榜样，并努力学习他的这种优秀品质。
我与高启云同志相识50余年，由相识到相知。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时期，由伟大的革命事业和革命理想使我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和感情，这种友谊和感情是很难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060年代高启云同志在济南文物商店发现我父亲的遗作《深山访友》，当即买下，收藏起来以示对我父亲的缅怀，后又转送给我，并建议将父亲的全部遗作交给组织保存，以免失散和损坏，也使父亲在天之灵得以安慰。高启云同志离开我们许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时时回荡在耳边，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他那对生活、对事业、对同志、对朋友的诚挚永远值得发扬和赞颂。
2001年8月1日（作者：山东省经委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