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功夫，启云弟已离去10多年。每当看到墙上他的照片和他题写的条幅，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面前。
在我们叔伯兄弟中，启云排行第六，小我两岁，我称他六弟，他叫我五哥。小时候我们一起在村里上私塾。启云弟自幼聪慧，学习用功，成绩优良，小学毕业后他考入临朐县师范讲习所，我因家中缺少劳力，从此开始务农。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启云弟回乡教了一阵子书，又考入设在济南北园的山东第一乡村师范，继续求学。上学期间，每逢寒暑假回来，我们就在一起干活。他虽然是个读书人，但推车挑担、出粪垫栏什么活都能干。启云弟生性豪爽，敢说敢为，我们弟兄们都愿意跟他在一起。那些年我们临朐一带连年灾荒，匪患猖獗，土匪常常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村里，绑架人质，勒索钱财。记得是193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们兄弟几个青年正在家中闲聊，一伙土匪闯进来，把我们七八个人带到村南洼地里。启云弟临危不惧，带领我们同土匪斗智斗勇，进行周旋，最后土匪还是带走了二哥。回来后启云弟忙着同家族中人东奔西走，开展营救工作。大伙凑了一些钱，通过各种关系，终于把二哥赎了回来。这件事虽然过去了50多年，但一直深深印在我脑子里。
启云弟是临朐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在济南乡师读书时他加入了党组织，1936年暑假回乡发展七弟高奋入党，高奋又发展了本村几个进步青年入党，成立了赵家楼党支部。这是临朐最早的党组织之一。“七七”事变后，启云弟被党组织派往济宁、菏泽一带开展工作。1938年又调回到临朐，担任县独立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1939年我入党参加了革命，启云弟则调到新泰、莱芜一带工作，从此我们就天各一方，失去了联系。
建国后，启云弟一直在济南工作。我于1955年由康复医院调到济南医药管理局，兄弟二人离别10多年后又重新相聚在省城。一年多后，我调到济宁工作，我们俩又不得不分开。以后的20多年里，各自工作都很忙，又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启云弟一直在省委担任领导职务，经常到基层视察工作，搞调查研究。济宁是他来得较多的地方。他每次到济宁来，无论工作怎么忙，也要到家中来坐坐，常常是一杯茶没喝完，又匆匆离去。有时实在抽不出时间，就让秘书来接我们去宾馆见见
面、说说话。有一次，我们在宾馆见面，在座的还有几位当地的领导同志。有人不解地问，高书记，你怎么会有一位姓丁的哥哥？启云弟笑着把我们高家几兄弟如何相继参加革命，我又是如何为免遭敌人的通缉、追捕而改姓丁的经历讲给他们听。大家都为我们这个革命大家庭而赞叹不已。 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启云弟始终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竭诚奋斗，即使有时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也从未动摇革命信念。离职休养后，他仍然力所能及地为党工作。在我们众兄弟中，启云弟参加革命最早、进步最快、水平最高，对党的事业贡献最大，始终是我们兄弟学习的榜样。可惜他走得太早、太匆忙，使我们兄弟俩未能有足够的时间在一起叙叙旧事、拉拉家常，以至今天回忆起同启云弟的相处交往，我只能谈一些不连贯的片断，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终生的遗憾，但启云弟的光辉一生，是值得我永远怀念的。
2002年5月6日（作者：济宁农校原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