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父高启云原名高启方，字品端，兄弟三人，胞兄高启和早年病故，二兄高启馨（我父亲），叔父是老三。叔兄弟八人叔父行六。
勤奋学习求进步不忘本色爱劳动
听祖母说叔父从小天资聪颖，8岁入小学就爱读书，高小毕业后即考入本县师范讲习所，他学习勤奋，自尊自强，很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们的尊敬。18岁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回乡教学，又于1934年春考入山东省第一乡村师范。当时家庭较富裕的学生都愿考中学，因毕业后能摄职从政，升官发财，而不愿上师范，因毕业后当教书讲子（教师）；叔父因家庭贫困毅然考入了师范。由于他学习刻苦勤奋，品学兼优，受到教师和学校党组织的重视，于1936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在学校担任了党的支部书记。
叔父自幼在家就力所能及地干些农活。求学期间放假时他回家与我父亲一起劳动，出粪抬粪，推土垫栏，抗起锄头到田间锄地除草，推起粪车送粪到田间追肥，或搬运庄稼。总之，耕种锄割，样样他都会干而且干得很出力。有一年清明节学校放了三天假，他去打了三天短工，每天才挣一毛二分钱。
放学回乡传马列冒着危险播火种
1936年，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敌人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叔父为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他利用学校放假回乡的机会，不顾自己的安危，冒着生命的危险利用在田间劳动休息时的机会与农民交谈。他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讲革命道理，给他们灌输马列思想；并在家中秘密地办起了夜校，名日学文化的“读书会”，实则是灌输马列思想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的学习班，学习他从学校带回家的进步书籍和杂志，同时还教唱革命歌曲。当这些青年有了认识后重点培养了骨干积极分子，叔父看他们入党条件成熟后，就亲自发展高奋（启云七弟）、高启冉（族兄）等同志入了党，从此在家乡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创建了中共临朐县第一个党支部——赵家楼支部。高奋任支部书记，在本村和外村开展了党的各项工作。抗战初期高奋带领本村曾接受过马列教育的30多名男女进步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领导的独立三营，高奋任营长。这些同志杀敌心切，作战英勇顽强，曾在1939年在本县五井抗日战斗中配合山东纵队第一支队打了个大胜仗，为此《大众日报》12月3日发表题为《庆祝临朐大胜利》社论，誉称“五井之战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山东抗战两年来最模范的胜利战斗！”
1943年9月上级党任命高奋同志为中共临朐县委书记，同年9月15日在全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高奋被选为临朐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后任三专署副专员，1953年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抗战时期叔父因工作和环境原因，8年中一次也没能回家看望。记得1947年他在华东局组织部工作时，因机关转移路过本地，叔父顺便回家看望一趟，村中的老党员和一些知名人士去我家看望他并要求叔父讲讲当前国内外形势，叔父按照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论点给大家讲解了一番，听者都觉得心明眼亮，对革命更加坚定了信心和决心。讲后叔父还欣然用毛笔写了一首词，我记得不太准确，大体是：抗战八年得胜利，全国人民心欢喜。创伤未愈待恢复，内战炮火又响起。伟大领袖发号召，胜利仍属我们的。写
完后被我村时任教员的老党员赵伯泉同志收藏，如获至宝，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
清正廉洁身作则 严于律己作榜样
凡熟悉叔父的人都知道他的为人，待人诚实，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一尘不染。据我亲身经历的几件具体小事就足以说明了他的清廉01956年我的妻子患病需去济南诊治，因我家庭经济困难，临行前我去县卫生局说明了情况，经局领导研究认为我家庭确有实际困难，同意照顾，于是便给省立医院写了封公函，所需医疗费用与我县卫生局结算，当时我很高兴，认为解决了大问题。但是，当我去济南将此信告诉叔父时，他坚决不同意，并说：“你有困难，政府也有困难，绝不能这样做。”还说：“就是我拿钱也不能叫公家报销。”后来叔父给我交了钱并叫我回县后将信退给了县卫生局。
1982年叔父来临朐检查工作，由县委负责同志陪他去蒋峪、辛寨、九山、寺头、冶源等乡镇看了后又去五井煤矿看看，矿党委书记请叔父在煤矿吃饭，叔父一看饭菜都摆在桌上并且有好酒，叔父当即表示：“我不喝酒”，并说“怎么搞的，这么丰盛？”矿党委书记说：“这是我自己的钱。”叔父说“不行，真是你自己的钱也不行。”说罢又回到县招待所吃的晚饭。第二天在县委开座谈会，中午在招待所招待他，县委通知我也去陪叔父吃了顿饭。叔父临走时叫秘书把饭费算清交足。当于秘书去交钱时，会计不收，说是县委负责同志交待的。于秘书告诉叔父时他接着就问：“为啥不收钱？”县委的负责同志解释说：“县委有个规定，凡本县人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回家乡在招待所吃饭住宿可照顾一次。”叔父当时就说：“那不行，这是你们县自己的规定。”并举例说明“莫说我们，就是党中央总书记来山东视察工作时所用食宿费用，南郊宾馆都按规定收了费。”于是叔父亲自去按规定交了钱。当时给了县委县政府的负责同志很好的影响，都说“高书记真是认真，公私分明，一尘不染。”
叔父在生活上廉洁清苦，俭以养德，处处事事严于律己。记得早在1948年他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工作时住在益都县东南营村。当时因环境原因华东局对外还不公开，代号叫益都南乡农训班，组织部叫第二队。因我祖母在老家生病我写信告诉了叔父，他决定回家看望，行政管理科派汽车（美式吉普）送叔父，他执意不用，并说“我不能违背机关规定。（当时叔父是地委书记级，规定骑马或自行车）我又是为私事。”说罢就和警卫员小韩骑上自行车回家看望了老母亲，往返120里。
1981年叔父由昌潍地委书记魏坚毅同志陪同来我县调研工作，我大奶奶（叔父的大娘）听说后从老家赵家楼来到县招待所看他。叔父说：“这次来工作，时间很紧，见了你我就不回家了。”我大奶奶说：“那可不行，战争年代你们打仗没空回家有可说，现在你很长时间没回家了，家里老少都想你，再忙也抽点时间回家一趟吧，哪怕是几个小时……”在旁边的魏书记劝叔父说“高书记，您不回家老人家生气了，就抽点时间回家看一趟吧。”在魏书记的劝说下叔父同意明天回家一趟。第二天叔父要县委负责同志找个面包车，县委的负责同志说“县委没有面包车，只有轿车。”叔父说“那您就借一辆吧。”地县委的负责同志嘴里不说，心里都明白，叔父用面包车是为了照顾影响，只好借了一辆国产面包车，县里的几位负责同志和叔父挤在一个面包车上去赵家楼，不料行至半路纸坊附近，车出了故障抛了锚，急得县委副书记王兆明同志满头大汗，只好在附近找了个电话告诉县委办公室派技术员去修好后才回到家。
叔父另一次来临朐参观洼子大队水产养殖，他还是叫县委用面包车。正值大热天，县里陪他去的几个负责同志都挤在一个面包车上热得直流汗，那次我也去了，到了洼子大队，在门口迎接的大队干部还以为是过路的公共客车呢。有位认识我的大队干部问我
“不是说你叔来吗？怎么没来？”我说“来了。”
1963年我祖母在老家病故。村里人觉得她老人家为人忠厚、勤劳一生，为支持儿子革命在解放前受到日伪顽的残酷摧残，吃尽了苦头，应把丧事按旧风俗办得隆重一些。于是，电报告诉了时任山东省副省长的叔父，他回到家中非常悲痛，但他却主张要殡葬改革，从俭治丧，不用吹鼓手，改掉了一切迷信的传统做法。事后在群众中起到了很好的影响，自那以后村上办丧事都按照政府提倡的殡葬改革从俭治丧了。
对子女家教严格为亲属不徇私情
叔父对子女和亲属要求严格，不徇私情，在日常生活中时常叮嘱我们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在外边不要将我的名字随便流露出来。我们这一代兄弟姐妹共20余人，都为革命工作，但是都是通过学校分配或在家当干部被提拔起来的，没有一个是由他私人关系介绍工作的。记得1949年我和八叔高辉从老家去济南求叔父找工作，当时他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组织部工作，叔父听了我们的要求后便对我说：“你八叔是老党员、老干部，早年曾参加革命，并在抗大学习过。只因他身体有病解放后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让他回家乡当了几年教员，现在身体好些了可以再出来为革命做些工作。你（指我本人），父亲已在部队工作，家中有你祖母、母亲，你兄妹五人，你是老大，你再出来，谁照管老人、谁种地？在村里工作也是为革命。（当时我在本村当文书）”最后他将我八叔高辉留下分配到鲁中电业局工作了。我只好又回到老家，再后来经县经委选拔脱产工作。自脱产工作后叔父经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好好工作，教导我如何为人，如何工作，如何按党的原则办事，如何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在各方面对我帮助很大。
我的弟弟高延庆，临朐高中毕业后于1956年在本村当民办教师，一干就是20年。为转公办教师延庆曾去找过叔父，叔父总是说：“好好干，干出成绩到时候业务部门就会按政策给你转正。”后来还是由县里按照教师转正的条件经过考试转正的。
我的妹妹高延玲1956年在济南高中毕业后，叔父让她去当时条件很艰苦、环境很恶劣的青海省支援边疆建设。
我的弟弟高延农（叔父的长子）夫妇自1963年山东农学院毕业后，叔父建议他们分到当时我省较艰苦的临沂地区工作，一干就是近30年，一直干到专署科协副主席。1980年省委组织部要调他到济南工作，那时叔父分管组织工作，当和他说调延农到济南工作，因为年纪较大，应调到你身边照顾你，叔父说：“我身边已有子女，有的老同志身边一个子女也没有，还调不回来，哪能选着调延农？那可不行！”此后也就没有调成。
还有的妹妹在集体小厂子工作，要求叔父帮助调到国营单位。叔父总是说：“革命工作没有孬好之分，只要好好干出成绩来就好，你不干他不干，谁干？不管你们怎么说，我有一家之规，按党的原则办事。”
叔父在用车问题上非常严格，他从不用公车接送自己的子女和亲朋。我们每年都去济南看他几次，每次去都是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他对我说：“在坐车问题上除了你大奶奶（叔父的大娘，高奋的母亲，为革命有贡献的老人）以外，其他家里人及亲朋来往一律不用公车接送。”
记得1981年叔父来临朐住在县政府招待所，当晚我的一个族兄高延寿知道后，因他患脑血栓行走有困难，一连给叔父打了三次电话要去招待所看他，意思是叫叔父去车接他，叔父却说：“不用来了，我走时顺便去你家一趟就行了。”
支持家乡搞改革 关心工农和文化
叔父每次来临朐都非常关心我县的工农业生产，他见了农民乡亲们总是问长问短，各种农作物长得怎样？收成如何？群众对政府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
1963年他帮助我县输入了高压电，1966年支持我县建起了化肥厂，为我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1年叔父来临朐时县委负责同志向他汇报了工农业生产情况后，叔父问起山旺化石的事，县委负责同志说：“山旺化石有几件大的犀牛化石外国人来参观时提出要高价买。”叔父肯定地说： “不能卖！这是全国少有的无价之宝。”并提议建个展览馆陈列，供国内外参观，这样既得收入，又保存了原物。当县委负责同志提出建馆资金和物料有困难时，他说：“我与省有关部门联系解决一部分，县里自筹一部分不就行了吗？”后来省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了一部分资金和紧缺原料，于1982年开始动工兴建，叔父还提出要建得宏伟壮观，建筑后期资金不够了，负责这项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王兆明同志又去济南找叔父求助，他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了信，中央又拨了一部分款，于1984年建成。叔父亲笔为展览馆题写了匾牌“山旺化石古生物陈列馆”。中央和省的领导同志来临朐参观祝贺都题了词，叔父亲笔写下“化石宝库”四个大字。山旺陈列馆现在已成为全国少有的化石博物馆，国内外参观者络绎不绝，1996年古生物化石还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后来还去香港展出过。
我县的“老龙湾”和“石门坊”自古就被誉为临朐的八大景之一，为进一步开发临朐的旅游事业，叔父为老龙湾题写碑“老龙湾”，并题诗赞老龙湾：“水鸟声声别有天，泉涌清清胜江南。千竿摇影生凉意，三冬烟霭不畏寒。”
给石门坊题诗：“鬼斧神工石门开，青山罗列作坊牌。夕阳最是晚照时，红霞满山自天来。”随着改革开放，冶源和石门坊已是我省有名的旅游景点，来此旅游的车辆如梭，游人如织。
叔父每次来临朐对如何改革开放、发展文化事业都提出建议，于1982年支持我县成立了“书画社”并亲笔写了匾牌。几年来在县委的领导下我县的文化事业发展得很快，被中央文化部誉为全国先进文化县。
胸怀千里让新贤 只为人民不为官
1983年叔父从省委书记的领导岗位上准备退下来时，我们心里都觉得还是先不退好。我去济南看他时，劝他是不是先别退，过去您不是常说，为党的事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吗？拉一辈子革命车不松套吗？叔父解释说：“时代不同，党在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政策，过去是那样提法，现在党中央提倡让贤退下来，这并不矛盾，这样做是为了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新老交替，后继有人；再说退下来也并不是不干革命，还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还说“这次省委调整班子，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我亲自参加研究，光叫别人退，自己不以身作则还行？我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了一辈子问心无愧。”他主意已定，毅然从省委书记的领导岗位一步到位退下来办理了离休手续，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据说，当时，全省一步退到底的省级干部只有他自己。
他在让贤临退前写了一首诗：不是解甲告归田，革命生涯起新篇。伏枥不忘千里志，四化岂敢惜残年。学书学画平生愿，种菜种花乐怡然。愿与同志齐努力，齐鲁形势更灿烂。
叔父逝世后，原省委书记、叔父的老同事李子超同志写的悼念高启云同志诗中对他的评价真是切合实际，恰如其分：“千锤百炼出深山，风风雨雨若等闲，一曲未终头飞雪，胸怀千里让新贤。草没驼铜不忍看，三齐浪迹谋明天，学书学剑平生愿，只为人民不为官。”
挥泪继承叔父志世世代代跟党走
叔父为革命操劳，呕心沥血，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1988年9月3日在济南不幸逝世。噩耗传来，真如晴天霹雳，我们全家都沉浸在万分的悲痛之中。我的婶母刘萍（老党员、干部，省科协副主席）更是悲痛至极，又加上她身体欠佳，我们全家在悲痛中更需照顾好她老人家。
9月3日在济南火化场举行向叔父遗体告别仪式，参加仪式的有：省和军区及济南市的领导同志和老同志；省级机关的领导同志、群众代表；叔父生前友好和亲属及家乡县、乡、村党政机关的负责同志。大家悲痛的哭哀声和哀乐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火化场大院内外，冲破云霄。 9月12日在珍珠泉礼堂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会。
敬爱的叔父，您生前对我们的谆谆教导我们永远铭记，您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光辉业绩、伟业丰功，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齐鲁大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2001年9月（作者：高启云之侄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