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云是我的叔父，他在父辈兄弟中行六，我们叫六叔。我的父辈们生长在山东临朐县沂山脚下一个殷实的农家。六叔是这个家庭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在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成为这个地区和这个家族的革命启蒙者。在他的带动下，弟兄们（包括我那裹过脚的妈妈）相继参加了革命，把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族改造成了革命的大家庭。小时候听妈妈讲过许多我们的家族和六叔弟兄们的往事，我一直认为，如果没有六叔在家乡发起革命，我们的家族会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不仅不会有很多革命的父辈，甚至会不会有我也成了问题。因此，我从小就非常崇拜六叔。
在我对往事的记忆中，父辈们都是一些不苟言笑的革命干部，他们虽然经历了多年革命的洗礼，仍然保留了封建家庭留给他们的些许烙印。在我们这个家族里，尊卑长幼是不容颠倒的，溺爱孩子被视为堕落。父辈们很像那种专制的家长，他们只知道在外面忙碌，很少关心家事，在家中总是一言九鼎。对于子女，他们只关心思想倾向、政治进步，从不过问饱暖，也很少过问学习，更不要说像别的父亲那样给孩子以爱抚和呵护。父辈弟兄几个大都多儿少女，六叔家也只有1个女儿。因为女孩儿稀罕，长辈们自然有些偏爱，这一点，六叔也未能免俗。因此我也得到了六叔更多的疼爱。这对于重男轻女的家族传统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例外。
60年代末的夏天，我高中毕业后在家无事，到济南六叔家客住。那时六叔家已被赶出省府大院，住在按察司街95号一处民房里。正好六叔从干校回来休息，他带着他的女儿海萍姐和我到公园散步，一起喝茶聊天，像一个普通的父亲。望着此刻的六叔，我觉得，人，还是不当官好，不为官的六叔多了许多人情味。六叔家有很多藏书，对于生活在文化饥荒年代的一代人，那简直是宝藏。有一天，他看到我在翻看《瞿秋白文集》和《裴多菲诗选》，突然大发雷霆：家里放着《鲁迅全集》，为什么不读？不求上进！那时，我还不十分明白老一辈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期望和担忧，更难以理解六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对我们读书选择的指责。那是我第一次被人说不求上进，我发誓，我一定不能被六叔言中，这成为我日后做很多事情的一种动力和目标。
我们这一代的晚辈对父辈是非常敬畏的，对六叔尤其如此。我们从来不敢对他们提什么超出正常范围的要求，更别想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半点好处。六叔对晚辈要求严格，不允许子女享受任何特权，他的独生女儿像所有当年的知识青年一样下乡、招工、返城，经历了种种磨难，即使在六叔已经重返领导岗位后，也不曾为她提供一个上大学或出国、经商的机会。但是，六叔并不是不疼爱晚辈，他只是固守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的原则。作为一个晚辈，我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小事深深地感受着这一点。
70年代初，我在山东济宁市一个军工厂当车间主任。那时候电力供应不足，厂里动不动停电，车间完不成任务，还尽出次品，把我闹得焦头烂额。听说淄博市产柴油发电机，可以救我们的急，但那时的机电产品都是计划调拨，我们厂的采购员跑了多次都没能拿到。当时六叔刚获解放不久，被安排在淄博市任市委书记。万般无奈中我考虑再三，瞒着爸妈，硬着头皮给六叔写了一封求援信，恳求他给批张条子，从计划外指标中给我们厂调两台发电机。信发出后，我心里很忐忑，因为：第一，我坏了家里的规矩，很可能会遭批评；第二，如果六叔一生气，不仅要挨批评，生产难题也无望解决。过了不久，六叔回信了。信上说，很理解我的困难和心情。因为各地都在抓革命、促生产，柴油发电机非常紧张，要两台很困难，只能解决一台。最后嘱咐我要戒骄戒躁，好好学习工作，把车间生产搞上去。这件事让我开心了很久很久，不仅是因为解决了生产用电问题，还因为六叔对我的眷顾。我听说过很多次六叔拒绝亲戚请托帮忙的事，不仅不帮忙，还常常批评人家，他才不管别人背后抱怨什么。我想，六叔对我是另眼看待的，或许因为我也是父母惟一的女儿，或许因为我少年有志，给父辈争了脸。反正他没有拒绝我，更没有批评我。
1978年，我在中央团校学习后留校工作。那年的冬天，我坐火车从济宁经济南返京。因大雪封了铁轨，火车被困在离济南市不到10公里的白马山车站。坐在冰冷的火车上，看到同行的人纷纷找门路脱离困境，我想起了六叔对我的关爱，也许他会派辆车来接我一趟。我找到车站值班室，给六叔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六叔说，一火车人，得派多少车。你好好待着，别冻着，我会让铁路部门抓紧想办法，早点把你们拉回来。我只好乖乖地回到火车上坐等。在无奈的等待中，我不由地想，在六叔眼里，我跟其他的普通人并没有两样。这让我有点失落，甚至有点怀疑，六叔不像我想像得那样疼爱我。
1981年的冬天，我在济南婆家坐月子。因为生了个女儿，让婆家很失望。腊月天，我住的房间里连炉子都没给生，婴儿的尿布结了冰。妈妈来看我，不好意思对亲家讲，我们家的人都太爱面子。她去看六叔时说起了这事，妈妈说，头一次看到六叔发这么大的火，他拍了桌子，气得脸都红了，一个劲儿地说把闺女冻病了怎么办，赶紧把她接到我这里来。婆家的人当时也在场，一看这阵势，赶紧回家买炉子接烟囱。多少年后说起这件事，妈妈还在念叨，不是你六叔发脾气，你月子里非落病不可。这件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六叔的疼爱，他的爱发自内心，无需借助手中的权力来表达。
1984年春天，六叔率山东团来北京参加人代会，那时我已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女儿住在团校宿舍。一天晚上，六叔由秘书陪着，驱车来到团校，爬上楼梯，敲开了我家的房门。他给女儿买了一套衣服，秘书说，是托驻地宾馆服务员代买的。六叔看了女儿，看了住处，问了我的工作、生活情况。至今，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的身影仍在我眼前晃动。我知道，六叔从来不曾探望过子侄辈，他是对我放心不下。写到这里，我的眼里已满是泪水，我还没有向他表达过我的所有感受，他已经离我们而去。六叔，您知道我对您那份深深的爱戴和思念吗？
六叔去世已经十多年了。十几年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晚辈的我们已经或是快要老了，我们的子女也已纷纷长大成人，现在的儿女们已无法理解和认同当年我们同父辈的关系。即便是我们自己，也是在经历了若干年的世事沧桑后，才逐渐明白了父辈们身上所承受的历史的、现实的重负和压抑，体会出他们着意用严苛加以掩饰的亲情和爱心。用现代入的眼光来评判，六叔他们在处理与子女的关系上是有缺憾的。比如，他们不承认晚辈在家中的平等地位，很少同晚辈进行平等的沟通和交流；他们不理解子女的个性差异，总是试图用自己的标准来安排子女的一生，等等。但是无论我们曾经同父辈们发生过多少分歧和冲突，他们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都是崇高而不可动摇的。这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认识和理解了他们。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对目标和事业的执著追求、对社会和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对自己手中权力的清醒认识和严格把握，感动、说服、教育了我们。看看现在一些身居高位的为人父母者，他们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谋取了一切，却得不到子女丝毫的尊敬作为回报。两相对照，我对六叔越发崇敬。
六叔不是完人，他的身上烙刻着他的时代、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他的地位给他留下的所有印痕。他从来不矫饰、装扮自己，他活得磊落光明、真实自然、堂堂正正。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一生的是非功过可以让千万人来评说。对于我来说，他永远是我心中可亲可敬的六叔。
2001年9月（作者：高启云之侄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