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关战略全局的苏北
随着中日战局发展，根据国共合作的协议，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和部分八路军，从1938年3月起陆续开赴大江南北敌后抗日，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陆续建立了苏鲁豫、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边、苏南、皖南等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至1938年冬，基本上完成了战略展开任务。当时抗日战争已进人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权由积极抗战转为消极抗战，掀起反共高潮，到处制造磨擦，并妄图将新四军活动范围限制在黄河以北。存在日蒋合流，共同反共，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趋势。因此，尽快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根据地，
沟通华北与华中联系，扩大我军战略行动的回旋余地，就成为事关全局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此，中共中央作了明确的部署。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的任务是，“以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华中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认为苏北是有最大发展期望的地区，其原因有二:一是苏北地区全属敌后，多数县城无敌人据点，只在交通沿线和部分城镇驻有日伪军。国民党仅有韩德勤部，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且军纪败坏;二是苏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南临京沪，北控徐蚌，依江濒海，回旋余地大，有利于新四军建立根据地。一旦苏北局面打开，向南可与苏南抗日根据地呼应，扼制长江下游，向西可与豫东、皖东、皖东北尤其山东的联系，有
利于新四军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因此，中原局确定把苏北作为新四军当前的战略突击方向，并对江北部队作了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具体部署。同时建议中央令新四军一部北上，华北八路军一部南下，合力开辟华中和苏北根据地。194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中原局关于全力发展苏北的部署和建议，并随即电令新四军苏南陈毅部北渡，华北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和二纵黄克诚部南下。
可见开辟苏北，是事关我党抗战全局的大事。因此，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的一切行动都应当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
二、曹甸战役前的苏北战局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部署渡江北上。6月向滦(水)、武(进)公路以北地区集结;7月上旬渡江北上;7月中旬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由陈毅指挥，所部统一改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7月25日，陈毅率部击溃韩德勤拦阻部队，进驻黄桥、蒋
垛、古溪、加力等地，并迅速分兵各地，创建了以黄桥为中心，包括泰兴、泰县、靖江、如皋、南通等县在内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北进的跳板。与此同时，苏鲁豫支队接到八路军总部电令后，迅速南下皖东北和淮海区，黄克诚亦迅速率二纵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5
个团，计1.2万余人，由鲁西南南下。6月进人豫皖苏，与彭雪枫会师，活动一于津浦路西、陇海路南。7月遵中原局指示东进皖东北淮宝地区。8月苏鲁豫支队，经过战斗，开辟了沐阳、泗阳、宿县、淮阴、涟水等几个县的抗日局面，初步建立了淮海区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南下通道，并与陈毅遥相呼应。
新四军的北上和八路军的南下，使韩德勤大为恐慌。他不顾抗战大局，提出了“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即先集中兵力进犯黄桥，企图消灭或驱逐陈毅部，然后移兵北上，驱歼黄克诚部。9月4日，韩德勤分兵两路进犯黄桥。陈毅部被迫自卫反击，经三天激战，在黄桥大败韩军。
黄桥战役打响后，黄克诚按照中央指示，立即率部出动东进，苏支(五纵队一支队)突破韩军盐河、故黄河防线，直下阜宁盐城，形成了对韩部的南北夹击之势。10月10日，五纵队一支队一大队(团)和新四军北进部队在东台白驹狮子口会师，从此揭开了两军联手作战的序幕，并因此使国民党妄图将八路军、新四军分割两地，各个击破的战略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黄桥战役后，苏北战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即由原先的日韩对峙，变为日、韩、我三足鼎立。面对这一新格局，日军的方针是固守静观，伺机而动，国民党反共之心不死，令皖东的桂系军队增援苏北，并进占了津浦路西的新四军游击中心周家岗，界牌集等地;东北军第一一二师霍守义部则以“武装调停苏北磨擦”为由，从山东南下，进至淮阴东之风谷村等地;退守曹甸的韩德勤亦蠢蠢欲动，企图东山再起。而我军则立足未稳，刚刚占领的淮海、盐阜广大地区内的顽军残部，伪军、土匪、特务、游杂部队还没有肃清，骚乱、暴动到处发生。在这种形势下，究竟是应该先巩固根据地，发动群众，把脚跟站稳呢?还是应该先吃掉韩德勤部，彻底解决苏北问题就摆在了中原局的面前。这就是曹甸战役的缘起，也是日后争论的焦点。而实践结果表明，曹甸战役不仅不合乎中央指示精神，而且发动的时机也不当，具体打法也存在问题。
三、曹甸战役剖析
曹甸是苏北宝应县以东水网地带的一个比较大的镇子，镇子四面有土灯几，墙角筑有碉堡，墙外水壕，水深三四米，宽七八米，是个比较坚固的围子，其东南为射阳镇、沙沟、陶家林、东临安丰和水荡，北倚车桥、风谷村，西临大运河，水网密布，易守难攻。黄桥战后，
韩德勤率八十九军、保安纵队等部数万人退守该地区。
为彻底解决苏北问题，建立统一的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1940年11月29日集中陈毅所部一纵、二纵和黄克诚所部五纵一支队、二支队一部共10个团对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发起攻击，在扫清了外围射阳、陶家村和安丰北宋庄后，于12月13日发起总攻。由于缺乏水网地区攻坚作战经验和参战部队相互协同不够，攻而未克。此战役共计18天，歼敌8000余人，而我军伤亡2000余人。
曹甸战役虽已过去57年了，但至今仍记忆犹新。作为一个直接参与者，我想就曹甸战役未完成预定战役任务的原因，简单地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战役决策者犯了急性病，战役发动时机不当
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抗日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斗争作战，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三项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曹甸战役不同于黄桥战役，黄桥战役是顽军向我进攻，自卫反击完全有理;曹甸战役顽军已退守老巢，并未进攻我们。当时韩德勤由兴化北移曹甸，所部正在休整部署中，尚无能力向我进攻。因此，我军完全可以不攻曹甸，而应转人肃清后方敌顽残余和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站稳。这样在政治上对苏北全局都会更有利一些。我认为曹甸战役决策者犯了急性病，想一口气把韩顽吃掉，解决苏北问题是不适合当时党的斗争方针的。曹甸战役后，毛主席在复刘少奇同志电中指出:“华中斗争是长期的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与耐心”(1940年12月16日电)。“应全面作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194()年12月12日电)实际上韩德勤是在同我们磨了2年多，直到1943年春日军“扫荡”之下才西逃。但当时不同意打曹甸战役的黄克诚同志曾受到了批评和责难。当然在1944年7月10日刘少奇同志在给黄克诚同志的电报中说:“至于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至于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说话是不妥当。”那么曹甸该不该打?从当时的情况考虑是不应该打的，现在想起来更不该打。
(二)战役组织指挥不严密
我参战部队来自两个系统—八路军、新四军，彼此不熟悉，通讯联络不畅，缺乏战役组织计划性，战前准备不够充分，敌情地形不甚清楚。虽有统一的行动时间，但有的部队不来，在一旁观战;有的部队作战任务太重，兵力分散，既要担任主攻，又要担任打援。特别是战场纪律不严，有的部队伤亡大，不愿打一了，就自行撤出战场，不通知兄弟部队，让兄弟部队处于孤立作战中。后刘少奇同志由盐城乘汽船来到陶家林前线，准备以长期围困，但电报发出去，命令参战部队回到战场，却没有一个部队回到曹甸来。这说明部队游击习气太重，战场纪律不严。
(三)战役准备仓促，具体打法不当
战役开始前，我军对敌人部署不甚清楚。对诸如敌人有多少兵力?工事构筑情况怎么样?地形水网(河流)的情况如何等都不太清楚。并且那时参战部队对水网地区作战有顾虑，北方同志多数不识水性，到了水里就成了称砣，因此对水深而宽的河流难免存在顾虑。部队临时征集的船只一般都不太大，有的装一班人就满了，能装一排人的船只很少，在夜间航行指挥员难以掌握，有的走错了方向，有的快，有的慢，很难协同。部队中能撑船的人不多，船前进时总在水中转圈。其他许多事项，如粮食未筹备好，部队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如果走到人烟稀少而且贫穷的地方就只有饿肚子。伤兵收容也未布置好，伤兵下来往哪里送，走什么路线等都不知道。这样仓促上阵，怎么能打胜仗呢?
再者从军事上看，曹甸战役是水网地区的攻坚作战，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如果等敌人出来或把敌人吸引出来，在运动中予以消灭，将会有利得多。黄克诚同志曾建议，即使要打，也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准备，用持久作战的方法，以坑道筑垒推进。如猛冲猛打，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的可能。战役的进程恰好印证了黄克诚同志的预见，战役指挥既没有集中兵力，也没有用持久作战、坑道推进的方法，而是前赴后继，猛冲猛打。结果不但未达到预期战役目的，而且给部队带来了重大伤亡。
总之，实战检验证明，战役的发动和打法是存在问题的。因此陈毅同志后来在回顾曹甸战役时也说:“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统一战线就未如黄桥战斗那样成功。而且战斗部队也未详细解释动员，仓促作战。”“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非常不够，变成浪战。”“光是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可能成功。”我认为这些说法是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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